在春节前的一次音乐晚会上，一个著名的民歌演唱家，用惬意的神情和粗犷豪放的嗓门，唱起了一首解放初期在华北地区广泛流传的民歌。我一昕到这熟悉的旋律，心脏便猛地一阵颤栗，仿佛有一根灼热的针在我心上扎了一下。是的，这首歌的确没有什么特别出众之处，它不过抒发了翻身农民的一种心满意足的心理，一种小生产者的自我陶醉。如果您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它至多不过能使那些已成为历史的和平安宁的田园生活在您心中偶一闪现罢了。如果是年轻人呢？除了我之外，谁还能从这首歌里得到一种富有特别意义的哲理性感受呢？

    一头黄牛一匹马

    大轱辘车呀轱辘转呀

    转到了我的家

    当这歌声的最后一个音符在剧场富丽堂皇的穹顶上碰撞回折、绕梁不散的一瞬间，当那个仪表不凡的中年男演员优雅地对着观众鞠躬致敬时，在观众雷鸣般的掌声中，我的脑袋沉重地伏在前排的椅背上。温柔的妻子一把握住我的手，惊惶地问：“怎么了？你？”

    “没什么……我想起了一个人……”

    回家的路上，妻子挽着我的胳膊，悄声问：“你想起了谁？”

    “场长。”

    “是个什么样的场长，竟使你泪水直转？”

    “回家告诉你。”我轻轻地捏了一下她温暖的小手。

    一九七六年三月的一天，天空布满了灰蒙蒙的乌云，一辆解放牌卡车沿着渤海湾畔弯弯曲曲的公路飞驰着。我双手紧紧抓住车帮，这兔子般飞奔的卡车令我这个出身农家的新兵胆战心惊。然而我又是兴奋的。飞驰的卡车把一辆辆手推车、马车、毛驴车和突突突喷着黑烟的拖拉机甩在后边。我感到，往昔平淡困顿的生活就像这些落伍的车辆一样被甩在身后了。一种终于跳出农村的庆幸使我从心里感到自豪和幸福。

    你能体会到一个常年以发霉的红薯干果腹的青年农民第一次捧起发得暄腾腾的白面馒头、端起热气腾腾的大白菜炖猪肉时的心情吗？

    我的妻子摇摇头。

    当时在我们那个地方，当兵像考状元一样不容易。我的曾经当过四年兵的表哥遵照父亲的吩咐，把他在部队几年积累的宝贵经验一一传授给我。无非是一要听话，二要吃苦，三要勤快等等。他们都希望我能成为金凤凰，飞出这烂泥塘，永远别再回这穷得穿不上裤子的农村。当时，我可没有这么大的野心，能吃了白面馒头，吃上大白菜炖猪肉就令人十分满足了。好好干，当四年兵没问题，这就够了，四年呢！因此，尽管新兵训练结束后把我分到远离要塞区司令部的黑沙滩农场，尽管新兵们一听说分到黑沙滩农场就抹眼泪，尽管黑沙滩农场前来接我们的场长其貌不扬，我的老乡郝青林还偷偷地骂了一句“狗特务”，我的心里却很坦然。黑沙滩农场有什么可怕？不就是干活吗？！只要有我的馒头吃、有我的衣服穿，我在哪儿都可以干一辈子。

    就这样，在车上的十个新兵之中，有心思眺望着远处黛青色的丘陵在乌云中闪现、倾听着灰蓝色的海潮冲刷沙滩发出有板有眼的声响的，大概就惟有我一个人了。“能者多劳，智者多忧，无能者无所求”啊。我只读了四年书，实在不会去为什么“理想”、“前途”之类的空洞字眼费心劳神。比我多读六年书的老乡郝青林小脸阴沉着，心事重重的样子。他能说会道，会写文章，会拉二胡。我们一块参军时，村里人的评价就是：梁家小子是个扛炮弹的材料；郝家后生是天生的当官的坯子。我自己也知道郝青林的前途比我光明若干倍。郝青林也满心以为会把他分配到要塞区大院去干个体面事。那时候要塞区有个战士文工团，听说正缺能拉会唱的人才呢。谁知道怎么搞的，他竟跟我这个土拨鼠一起被分到了黑沙滩。

    黑沙滩在要塞区战士的心目中，是个可怕的地方。当时战士们打赌都说：“要是……就让我到黑沙滩去。”当然，在干部面前，谁也不这样说，黑沙滩毕竟是军队的农场，不是劳改营、流放所。可是在心里呢？不光是战士，就是在那些干部的心里，谁愿意到黑沙滩去呢？哦，这个远离县城一百八十里的黑沙滩哟！从它创建之日起，只有一个场长在那里扎住了根，他把自己十几年的生命化成汗水洒在这块黑色的沙滩上。其他干部则像走马灯似的换了一茬又一茬。据说，当时的黑沙滩农场，就像今天的院校一样，到那儿去的干部就像进院校进修，是提拔重用的前奏，就像斑斑点点的山楂，放到化开的糖稀里一蘸，挂上一层琥珀色的亮甲，就可以卖大价钱了。

    那个在黑沙滩滚了十几年的场长，就坐在驾驶楼里。他那又黑又瘦的脸，秃得发亮的脑门，被烟草熏得焦黄的牙齿，刺人的小眼睛，都使我们这些新兵瞧不起他。还有他的那半截因年代久远变得又黑又亮的牛皮腰带，总是吊儿郎当地垂在两腿之间。我的场长，难道你就不能把那半截腰带塞进裤鼻里去吗？

    正当我胡思乱想着的时候，卡车突然发出一阵“嘎嘎吱吱”的怪响——急刹车。巨大的惯性使我们这些没有乘车经验的新兵蛋子像一堆核桃般朝前滚去，挤成了一堆。司机老葛从驾驶楼里探出头来，张开那张被汽车摇把崩掉了一颗门牙的嘴，骂道：“妈的！找死吗？！”

    车头前两米处，站着一个头发蓬松满脸灰土的女人，她背上驮着个约有五六岁的女孩儿。女孩儿的脑袋无力地搁在女人的肩上，两只大眼惊恐地盯着老葛那豁牙嘴。

    坐在我的被包上一直闭目养神的老兵刘甲台睁开眼，低声告诉我说：“疯子，黑沙滩的疯子。”

    “解放军，行行好，捎俺娘俩一截路吧……”

    “不行，快让开！”老葛怒冲冲地说。

    场长瞪了老葛一眼，跳下了驾驶楼，和颜悦色地说：“大嫂，上车吧。”

    司机老葛不高兴地说：“到后边去，快点。”

    “让她坐在驾驶楼里。”场长把女人和女孩儿让进驾驶楼，女人连声道谢。场长推上车门，自己踏着车帮，爬到车厢里。

    卡车像一一匹发疯的牛犊，颠颠簸簸地向前冲去。场长坐在一个被包上，掏出一盒九分钱的“葵花”烟。我偷眼看着这个老头儿，看着他那捏着烟卷的树根般粗糙的手指。也许是我的错觉，也许是车辆的震动，我看到了那只手在微微地哆嗦。

    大概豁牙司机的心火平息了吧，车子又终于平稳地前进了。路边张牙舞爪的刺槐树一排排向后倒去。车轮沙沙地摩擦着地面，发动机欢快地呜叫着，排气阀有节奏地哧哧排着气。老兵刘甲台闭着眼，脑袋摇晃着，仿佛呓语般的唱起一支调子耳熟、词儿陌生的歌子。他自称“老兵”，实际上只比我们早入伍一年，一副浪荡样子。歌声像泥鳅般地从他嘴里滑出来：

    黑沙滩云满天

    黑沙滩的大兵好心酸

    黑沙滩的孩子没裤子穿

    黑沙滩的姑娘往兵营里钻

    黑沙滩啊……

    黑沙滩……

    这阴阳怪气的歌子使我们这些新兵都大睁开眼睛，惊愕地瞅着刘甲台那一开一合的嘴。连我这个只要有了馒头白菜就不管天塌地陷的目光短浅者，心里也泛起一阵凉气，汗毛都倒竖起来。难道我们要去的黑沙滩就是这样一个鬼地方吗？

    “刘甲台，你胡唱些什么？！”场长发怒地吼了一声。

    “场长，难道这不是真的吗？”刘甲台睁开眼，爱理不理地说。

    “你敢扰乱军心，我崩了你！”

    “场长，安稳地坐着吧，您。纸里包不住火，黑沙滩是个什么样，这些小兄弟们一到便知。”

    “闭住你那张臭嘴，闭住，没人把你当哑巴卖了。”场长嗓子喑哑，眼睛发红。然而，他的头却无力地垂下了，一直垂到了他支起的膝盖上。

    刘甲台不唱了，却把适才那曲调用口哨吹了起来。他的口哨吹得相当出色，悠扬、圆滑、清脆、明快。他一遍一遍地重复着那曲调，适才他唱出的那些词，却像冰凉的雨点砸在沙地上一样，有力地撞击着我的心。

    刘甲台把我们折磨够了，黑沙滩也快要到了。大海就在面前，从海上连续不断地刮来冰凉潮湿的风，使这早春天气竟然砭人肌肤。我远远地望见了几排暗红色的瓦房，望见了离开瓦房一箭之地，有几十排低矮的草屋。方圆几十里，没有一个村庄的影子，只有那一片狭长的沙滩，沿着大海的边缘无尽地延伸开去。

    “为什么要叫黑沙滩呢？我只见过金黄色的沙滩、暗红色的沙滩，夸张点说，还有苍白的沙滩，却没见过黑沙滩。”我的妻子这样问我。

    是的，截至目前为止，我也没有见过一片黑色沙滩。黑沙滩的沙滩其实是一种成熟的麦粒般的颜色，在每天的不同时刻，它还会使人发生视觉上的变化。在清晨丽日下，它呈现出一种温暖的玫瑰红；正午的阳光下，它发出耀眼的银光；傍晚的夕阳又使它蒙上一层紫罗兰般的色泽。总之，它不是黑色的，即使是在漆黑的夜晚，它也闪烁着隐隐约约的银灰色光芒。

    我曾带着我妻子般的疑问，问过我们农场的“百科全书”老兵刘甲台，他不屑一顾地说：“新兵蛋子，真是个新兵蛋子！沙滩是暗红、金黄、紫红、玫瑰红，就不能叫黑沙滩了吗？黑的难道不能说成白的，白的难道不能说成绿的、红的、杂色的、乌七八糟色的吗？你呀，别管这么多，既然大家都叫它黑沙滩，你也只管叫它黑沙滩拉倒。”刘甲台这一番哲学家般的高明解释使我这个新兵蛋子确如醍醐灌顶一般大彻大悟了。从此，我再也没有产生过为黑沙滩正名的念头。

    我们黑沙滩农场理所当然地坐落在黑沙滩上，紧傍着农场的是一个虽然紧靠大海却经营农业的小小村庄，村名也叫黑沙滩。听说黑沙滩现在已经成了相当富庶的地方，可是在我当兵的那些年头里，却是一片荒凉景象。黑沙滩的老百姓说，部队里有的是钱。这话不错。我们每年都用十轮大卡车跑几百公里拉来大量的大粪干子、氨水、化肥，来改造这片贫瘠的沙原。我们不惜用巨大的工本在沙滩上打了一眼又一眼深井。尽管我们种出来的小麦每斤成本费高达五角五分，但我们在沙滩上种出了麦子，政治上的意义是千金也难买到的。我们场长是黑沙滩农场的奠基人。他后来因故被罚劳改，和我一起看水道浇麦田的时候曾经说过，要是用创办农场的钱在黑沙滩搞一个海水养殖场，那黑沙滩很可能已经成为一个繁华的小城镇了。

    那时候，正在黑沙滩农场接受考验的是后来成了要塞区政治部宣传处处长的王隆——最近听说他很有可能成为要塞区最年轻的副政委哩！啊，这属于哪种人呢？当时，他是农场的指导员。我的这位首长是工农兵大学生。白白净净的面皮，那年头，他好像也不敢使用保护皮肤的液体或脂膏，漂亮的脸上也裂着一张张皴皮。

    一九七六年春天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不平常的春天，我至今仍难以忘记王隆指导员那长篇的、一环扣一环的理论辅导课，也永远忘不了他那间小屋里彻夜不熄的灯光。我曾经进过他的办公室兼宿舍，摆在桌子上的、床头上的那些打开的、未打开的、夹着红蓝铅笔的、烫着金字的经典著作，令我这个从泥土里爬出来的孩子目瞪口呆。天生不怕官的老兵刘甲台曾开玩笑地对我们说：一定不要碰到指导员的肚子，他肚子里全是马列主义词句，一碰就会呕出来。这些话，郝青林曾向指导员汇报过，指导员一笑置之，也没给刘甲台难堪。

    我遵循着堂哥传授给我的宝贵经验，开始了兵的生涯。一连两个月，我每天早起打扫厕所，话不多说，干活最多。但是当黑沙滩农场团支部从新兵中发展第一批团员时，我竟然“榜上无名”，我的同乡郝青林却“名列前茅”。这对我不能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我把郝青林与自己进行了仔细的对比。论出身，我家三代贫农，根红苗正，而郝青林的爷爷当过国民党乡政权的管账先生。论模样，郝青林尖嘴猴腮，演特务不用化装，而我端正得像根树桩。我打扫厕所、帮厨、下地劳动每次都流大汗，连场长都拍着我的肩膀夸奖：“好，牛犊子！”郝青林呢？懒得要命，干活时总戴着那副用荧光增白剂染得雪白的手套。可是郝青林竟先我而入团？他不就是会从报纸上抄文章吗？他不就是会在黑板上写几行粉笔字吗？就凭这个吗？妈的。

    我躺在床上“烙饼”，床板咯咯吱吱地晌。躺在下铺的老兵刘甲台不高兴地说：“新兵蛋子，怎么啦？想媳妇了吧？”

    “不是，老刘，不是……”

    “唉，你呀。”刘甲台坐起来，悄悄地对我说，“我知道你想啥。我教给你两种办法：一是跟我学，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怕，什么也不在乎，什么团员方员，请我入我也不入；二是跟郝青林学，大批判积极发言，不管对不对，不管懂不懂，只管瞎说，这样，我保你三个月入团，一年之后入党。”

    “我，不会……”

    “你太笨，太傻。譬如，前几天指导员让你歌颂农村大好形势，你怎么说的？你竟说，‘俺爹说，现如今还不如单干那时好，那时能吃上玉米面饼子萝卜菜，现在天天吃烂地瓜干子。’”

    “这是真的呀。”

    “谁不知道这是真的，你以为指导员不知道这是真的？他爹也在家里吃烂地瓜干子呢。你要闭着眼把真的说成假的，把假的说成真的，这样，一切都是小意思。”

    啊，我的天！老兵刘甲台又给我上了一课，这一课与“黑沙滩”问题一脉相承，可是更深刻，更使我心惊肉跳。我堂哥的宝贵经验过时了，我爹娘从小教给我的做人准则不灵了。刘甲台还警告我：“要是你还是这样傻，两年就会让你复员。你跟我不能比，我是城市入伍的，巴不得早点回去找个工作。你呀，学聪明点吧……”

    是的，我一定要尽快聪明起来，为了这白面馒头，为了这大白菜炖猪肉，为了争取跟地瓜干子“离婚……”

    每逢节日，我的眼睛就要发亮，胃囊就出奇地大。这是在黑沙滩养成的坏毛病。黑沙滩农场每逢节日，都要杀猪宰羊，搞上十几个菜。这种饕餮般的进食后来使我受到了双重的惩罚：一是得了胃病，二是受到了我的当护士的妻子的严格控制和冷嘲热讽。她多次说我是个彻头彻尾的乡巴佬，虽然也是所谓的“作家”，可见了好吃的，眼珠都不转了，恨不得把盘子都吞下去。

    我这一辈子第一次看到满桌鱼肉，并能以堂堂正正的身份端坐桌旁饱吃一顿，这机会是黑沙滩农场赐给我的，不过那次我的胃口并不好。这个日期——一九七六年五月一日，就像我一生的一个重要纪念日一样令我终身难忘。那些日子里，老兵刘甲台给我开了窍，我再也不早起打扫厕所了，干活也不甩掉棉衣满身冒汗了。我向兼任团支部书记的指导员递交了第二份入团申请书。这份申请书写了九页半纸，其中有九页是从报纸上抄来的。我积极要求参加农场理论小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虽然我这个半文盲狗屁不通，但还是被理论组接纳为组员。此时，郝青林已经成了理论组的“首席组员”，不时发表一些吓人的高论。刘甲台暗中表扬我：“小子，有门了，不出三个月，入不了团我买烟请客。”由于进步有望，心情愉快，再加上从下午两点钟起，食堂里就飘出一阵阵扑鼻的香气，我的身体就像躺在温热的细沙里一样舒服。炊事班长让我到大门外的菜地里去挖大葱，我嘴里哼着小曲，乐颠颠地去了。一出大门，我看到黑沙滩村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在营房周围转来转去；我看到白色的浪花一层层涌上沙滩。我看到沙滩上那一片马尾松林，松林外边的麦田里，麦子已经打苞孕穗；一顿丰盛的晚餐竞使一个五尺高的男子汉轻飘飘起来。

    “至于吗？”妻子问我。

    “你不相信也得相信，因为我不会骗你。如果我会魔法，把你放到那个年代里去生活十年，不，一个月，你会连我都不如。”我对妻子说。她不以为然地把灵巧的鼻子皱了皱。

    下午四点钟，饭菜上桌，众人就座。我早已是饥肠辘辘、跃跃欲试了——从早饭起我就留着肚子。好不容易等到指导员的祝酒辞结束，我迫不及待地咂了一口马尿味似的啤酒，抄起筷子就下了家伙。

    “慢着点吃！”场长突然低沉而威严地说。我的手一哆嗦，夹起来的肉丸子又掉进盘里。

    “大家看看窗外，看看……那些眼睛……”场长对着玻璃窗指了指。

    那是十六只眼睛。十六只黑沙滩村饥肠辘辘的孩子们的眼睛。这些眼睛有的漆黑发亮，有的黯淡无光，有的白眼球像鸭蛋青，有的黑眼球如海水蓝。他们在眼巴巴地盯着我们的餐桌，盯着桌子上的鱼肉。最使我动情的是那两只又大又黑、连长长的睫毛都映了出来的眼睛。疯女人就有这样两只眼睛，这是疯女人的女儿。在这种像刀子一样戳人心窝的目光下，无论什么样的珍馐美味，你还能吃得下去吗？

    “干杯？干个屁！老百姓都填不饱肚子，这些孩子像饿猫一样盯着我们，这满桌的酒肉……”场长的黑脸痛苦地抽搐着，他沙哑着嗓子喊道：“刘甲台、梁全，去把这些孩子请进来，让他们坐首席！”

    “场长，这不太妥当吧？”指导员委婉地说。

    “闭着眼吃才是最大的不妥当！”场长说。

    这时，我大吃一顿的欲望没有了，心窝里像塞进了一把烂海草，乱糟糟的难受。这些孩子的眼睛使我想起了我远在千里之外的弟弟妹妹。我和刘甲台跑到窗外，孩子们一哄而散，只有那个大眼睛的小女孩被吓傻了，站在窗外，呆呆地望着我和刘甲台。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小姑娘。她瘦得像棵豆芽菜，见到她就让人的心像被尖利的爪子挠着似的疼痛。我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两只孩子的眼睛，像一泓被乌云遮盖着的忧伤而纯洁的湖水。她定定地望着我们，不说话。我不敢再看她。我生怕自己哭出来。我弯下腰。把她抱起来。她不哭也不闹，脑袋软绵绵地伏在我肩上，然后，脏脏的小手向着房子一指，说：“饿……我饿……”我喉咙里像堵上了一团棉花，哽哽咽咽地说：“小妹妹……我抱你去吃……”

    刘甲台脸色铁青地注视着那沿着大海蜿蜒曲折的沙滩，西斜的阳光照得沙滩呈现出浓重的紫红色。黑沙滩村头上的高音喇叭里又响起了口号式的歌曲。他一脚把一棵白菜疙瘩踢出去十几米远，径直走回宿舍。当天下午，他两眼大睁着躺在床上，连一口水也没喝。

    小姑娘像饥饿的小野兽一样咻咻地喘着气，很快吃掉了够现今同年龄独生子女吃两天的食物。之后眼睛还贪婪地盯着菜盘，鲜红的舌尖舔着嘴唇。农场的卫生员对场长说：“不能再给她吃了，否则要撑坏的。”

    “是的，不能再给她吃了，饿坏了的人如果摄入过量的食物，会引起严重的后果，甚至死亡！你们这些傻大兵，简直是荒唐透顶！”我的护士学校毕业的妻子又开始训斥我了。

    要是现在谁把我们的独生女儿抱去给她塞一肚子大鱼大肉，我妻子是会跟他拼命的。但小女孩的母亲、那个疯女人，却给我们下了跪。她从村子里凄厉地喊叫着向营房跑来。她听到跑回去的孩子说，她的女儿被解放军抓走了。她呼唤着“秀秀！秀秀！我的秀秀！”冲进了我们的营院，闯进了我们的宴席。女人怔住了，双眼睁得圆圆的，她的嘴唇翕动着，看着正抱着她的女儿的场长，扑通跪倒在地：“解放军，行行好，把孩子还俺吧，孩子不懂事，是个傻瓜，像她爹一样，像她爹一样，是个傻瓜……”她的神经似乎的确有毛病，那双眼里闪动着惊恐绝望的光使人感到脊梁阵阵发凉。

    场长悄悄地从兜里掏出一卷票子——那是他刚领到的工资——塞进小女孩儿的口袋，把女孩儿递给女人。

    “谢谢亲人解放军……谢谢亲人解放军……俺孩子她爹是个好人……解放军是好人……”女人抱着孩子，喃喃地说着，走了。这场小插曲，搞得满座不欢。

    一个知情的战士说：“这个女人，也够可怜的，男人前几年赶小海搞自发，批斗了几次，一绳子上了吊，死了；女的受了刺激，半疯半傻地抱着个孩子到处告状，可是谁理她呢？”

    “我听人说……这个女人是……地主的女儿……”郝青林脸憋得通红，结结讷讷地说。

    “郝青林同志说得对，当前阶级斗争十分复杂，阶级敌人会用各种手段向我们进攻，我们要警惕那些冻僵了的蛇和变成美女的蛇，不能丧失警惕，千万不能忘记啊……”指导员语重心长地说。

    “放屁！”场长把杯子重重地拍到桌上。杯子破了，啤酒顺着桌沿，滴滴答答往下流。

    “场长，请您冷静一点，冷静一点，感情不能代替原则啊。”我的熟读马列的指导员确实具有高度的涵养，场长的粗话丝毫没有改变他循循善诱的语气。

    场长像个泄了气的皮球，无力地坐在餐桌旁，他从桌上抓过那惟一的一瓶啤酒，咬开盖子，咕咚咕咚连喝了凡大口。

    晚上是歌咏晚会，我结结巴巴地念了一首“顺口溜”。郝青林大展雄才，朗诵了一首长达千言的“诗”。指导员讲了几个法家智斗儒家的小故事。豁牙司机老葛带头起哄，让场长出节目。场长想了想，竟眯缝起眼睛，唱起了本文开篇提到的那支民歌。他嗓音嘶哑高亢，像农村的土歌手一样，不去求那音节的准确，而是随心所欲地在歌词的末尾加上一些苍凉的滑音。他仿佛在回忆往昔的岁月，在沉思缅怀。歌声漫不经心地从他嘴里唱出，就像确确实实地坐在那大轱辘车上，沿着平坦干燥的乡间土路，被艳阳照得懒洋洋的农夫唱出的歌声一样。

    一头黄牛一匹马

    大轱辘车呀轱辘转呀

    转到了我的家

    民歌《大轱辘车》之所以能使我心灵震颤，眼窝酸辣，并不在于它的旋律和歌词，而在于我们的场长曾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演唱了它。每一个人的一生中，往往都有一些与平凡的事物连接在一起的不平凡的经历。这些事物在若干年后出现，也总能勾起他对于往事的回忆和对未来的遐想。所以，当我在剧场里聆听这支歌时，心潮如滚水般翻腾就不是不可思议的了。

    郝青林确是个绝顶聪明的人，是个不甘寂寞的好汉。他终究不是一头能长久地拴在黑沙滩的牛。这家伙入团之后紧接着又递上了入党申请书。据消息灵通的刘甲台说，党支部书记——场长曾跟郝青林谈过一次话：

    场长翻着郝青林厚厚的申请书，皱着眉头问：“你入党的目的是什么？”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还有别的吗？”

    “做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坚强战士。”

    “你给我说掏心窝子的话！”

    “这就是掏心窝子的话。”

    “够了！只要我还当着这黑沙滩的土皇帝，只要你还用这套空话吓唬我，我永远不接受你的申请书！”场长把郝青林的申请书摔到桌子上。

    刘甲台告诉我，那一刻郝青林小脸煞白煞白，像一块萝卜皮。

    “场长是天生的笨蛋！”刘甲台对我说，“其实何必把申请书退还他呢？收下申请书，不是照样卡他于大门之外吗？等着瞧吧，郝青林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刘甲台的话不幸言中，场长把郝青林得罪了。一个有着二十多年军龄的老兵竞被一个入伍不到半年的新兵整得连翻几个筋斗。那时候，部队正在树立“反潮流”典型，正在宣扬敢与大人物唱反调的“勇士”。这些都给了郝青林灵感和启示，他拿场长开刀了，他把场长当成了一块砖头，敲开了他要进的大门。

    郝青林给要塞区党委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上说，场长左来福出身富裕中农家庭，他念念不忘的是“一牛一马一车”式的富农生活，他在歌咏晚会上公然演唱《大轱辘车》，他与驻地地主女人关系暧昧……这一切都说明场长左来福是一个隐藏在军内的民主派……

    郝青林这封信写好之后，曾找过我一次，他说：“梁全，看在老乡的面子上，看在你小时候从河里救过我一命的面子上，给你个进步的机会，喏，签个名吧。”他把信递给我，他嘴里说得好像满不在乎，手却在哆嗦，小脸青一道白一道的不是个正经气色。我接过他递过来的信看了一遍。说实话，我吓懵了。“这……哪有这么玄乎？”我问。“老兄，这是阶级斗争。”郝青林掏出一盒高级烟，递给我一支，我摆摆手。他自己点上…支，从拿烟姿态上一眼就可看出他也不会吸烟。他咳嗽着说：“这是要担风险的……老兄，我豁出去了，成则王侯败则贼！”“这封信发出去，场长要蹲监狱吗？场长这个人挺好的，那天你被石头把脚砸了，他把你大老远地背回来，累得像个大虾一样，腰都直不起来……”“别说了！”郝青林又点上了一支烟，阴沉着脸坐在我对面，眼神迷惘、凶狠、惶惑不安，瘦腮上的肌肉像条小海参在蠕动，连带着那只有点招风的耳轮也在微微颤动。他忽地站起来，咬着牙说：“感情不能代替原则。蹲监狱也是他自作自受。我不会害你的，梁全。”“这……”我犹豫不决。“就凭着你这样，还想和‘地瓜干子离婚’？”郝青林鄙夷地看着我。“我……签……”我的手紧张得像鸡爪子一样蜷曲着，哆哆嗦嗦地抓着笔，歪歪扭扭地在信上写了自己的名字。郝青林走了，我的心扑通扑通地狂跳，仿佛刚刚去偷了人家的东西。我想，郝青林是不是要拉个垫底的呢？

    郝青林的信发出去一个星期，要塞区政治部主任和保卫处长就坐着吉普车来到黑沙滩农场。左场长不但不认“罪”，反而发表了一些更加出格的言论。政治部主任请示要塞区党委后，宣布场长停职检查。郝青林则一下子成了全区闻名的人物。我呢？保卫处长跟我谈了一次话。问我是怎样识别出左场长的“民主派”真面目的，我结结巴巴地说：“我……不知道，郝青林让我签名，我就签了一个……”保卫处长摇摇头，放我走了。他大概一眼就看穿了我是一个不堪造就的笨蛋。不过，很快我就人了团，我想，这很可能是沾了签名的光了吧。

    这一年，黑沙滩农场种了三百亩小麦。场长下野之时，正逢小麦灌浆季节。一阵阵干燥的西南风吹得黑沙滩上沙尘弥漫。小麦的叶子都干巴巴地打着卷。场长的事情一直也没有个结局。让他停职检查，他根本不理茬儿。要塞区党委好像也不是铁板一块，指导员请示过几次也没得到个明确的答复。指导员只好分配他去浇麦田，派我和刘甲台跟他一起去。

    我们在机房门外搭了个窝棚，白天黑夜都待在田野里。我和刘甲台轮着班看柴油机，场长一个人看水道。看着潺潺清流淌进麦田，看着浇过水的水麦支楞起鲜亮的叶子，场长满脸的皱纹都舒展开了。他扛着铁锹，沿着沟渠踽踽行走。望着他的伛偻背影，我的心里感到深深的愧疚。因为唱一支歌，骂一句娘，可怜一下令人怜悯的背时女人，就是“民主派”吗？我确确实实糊涂了。

    派我来浇地时，指导员曾跟我个别谈过话，他要我监督场长和刘甲台的行动，注意搜集他们的反动言论。多少年后，我才猜想出一点指导员派我和刘甲台监督场长的用意：我是一个傻二愣，刘甲台是一个牢骚大王。我愣，才最可靠；刘甲台嘴怪，才能引导场长暴露。何况，刘甲台还讽刺过指导员，他是想借机把他打成个“小民主派”吧？

    农历五月初的夜晚，被太阳烘烤了一天的黑沙滩温暖得像一床被窝。我们把连续运转了十几个小时、机体灼热的柴油机停下来，坐在被白天的太阳晒得热乎乎的细沙上。满天星斗灼灼，不远处，沉睡的大海在喁喁低语，场长的烟头在一明一暗地闪烁。

    “给支烟抽吧，老头子。”刘甲台说。

    场长默默地把烟递给他。刘甲台抽出一支点上，把烟盒递到我面前：“来一支吧？新兵蛋子。”

    我摇摇头，拒绝了。

    “新兵蛋子，你那个老乡就要入党了，已经开始填写志愿书了。”

    “我听说了。”

    “奶奶的，这年头要入个党也真够容易的。哎，老头子，你不再发表几句反动言论了吗？再唱唱那个《大轱辘车》，赶明儿我也写封信，糊弄个党员当当。”

    场长沉重地叹息一声，仰倒地沙地上。

    “你呀，白活了五十多岁！你干吗瘦驴拉硬屎，充好汉。睁只眼，闭只眼，混混日子得了，这不，弄了个身败名裂，加夜班浇地……”

    “你给我滚，我用不着你个毛孩子来教训我！”场长折起身，怒吼着。

    “老头子，别发火，别发火。我哪里敢教训你？我是开导你哩。来，抽咱支烟，别看咱每月七元钱，抽烟的水平比你这个老志愿军还高。场长，我真不明白，你干吗不找个女人？别看你老得干巴巴的，就凭着每月九十元工资，找个大闺女没问题。”

    “嗨，你才是一个不到两年的新兵。要是二十年前，碰上你这样的熊兵，我不踢出你的屎汤子来算你模样长得端正。”场长无可奈何地接过刘甲台的一支烟，点上了火。

    “算啦，场长，别提你那二十年前了。我知道你那时是个少尉，肩上挂着牌子，腰里扎着武装带，走起路来皮鞋咔咔响。老皇历，过时了。现在是七十年代，天翻地覆了。我真不明白，你怎么突然唱起那么一支歌，场长，你说说，为什么要唱那么一支歌？”

    “我也说不清……”场长又仰在温暖的细沙上，双眼望着天上的繁星的那条灰白色的天河，梦幻般地说着。

    “我突然想起报名抗美援朝时，第二天就要去区里集中了，趁着晚上大月亮天，我和我媳妇赶着牛车往地里送粪，她坐在车辕杆上，含着眼泪唱过这支歌……后来，她死了……难道共产党革命就是为了把老百姓革得忍饥挨饿吗？为什么就不能家家有头黄牛有匹马，有辆大轱辘车呢？为什么就不能让女人坐在车辕杆上唱唱《大轱辘车》呢？……”

    场长狠命地吸了一口烟，一点火星一瞬间照亮了他那张疲惫苍老的脸。夜色苍茫凝重，旷远无边。远处传来海的低呜。马尾松林里栖息的海鸟呓语般地啁啾着。一颗金色的流星像一滴燃烧的泪珠，熠熠有声地划开沉沉的夜幕。黑沙滩的夜，真静啊……

    “场长，你唱吧，唱吧……”刘甲台动情地说。

    “你唱吧，场长……”我鼻子不通气，像患了感冒。

    “雪白浪像长长的田埂，一排排涌过来。浪打湿了她的衣服，漫到了她的膝盖。‘孩子，闭住眼。’她说。‘妈妈，我们到哪儿去？’女孩儿问。‘去找你爸爸。’‘爸爸离这儿远吗？’‘不远，快到了。你别睁眼。’海水已经漫到她的胸膛，浪花抽打着她的脸。她站立不稳，身子摇摇晃晃。‘妈妈，怕……怕……’女孩儿哭起来。‘不怕，秀秀，不怕，就要到了……’她的衣服漂起来了，她的头发飘起来了。海水动荡不安，浪潮在呜咽着……”

    “你为什么不去救她？你眼见着她走向死亡，你的心是铁打冰铸的？”妻子抓住我的胳膊使劲几摇撼着，她爱动感情，唏嘘着说。

    “这是我的想象，我想，她应该这样走向大海……”我对妻子解释着。

    ……在我们三个人浇麦子的那些日子里，疯女人像个影子一样在我们周围转来转去。她有时走到我们不远处，定定地望着我们，嘴唇哆嗦着，仿佛有什么话要说。我们一抬头看她，她就匆匆离开，当我们不去注意她时，她又慢慢地靠上来。有一天上午，场长到很远的地方改畦去了。刘甲台躺在窝棚外的沙地上晒着鼻孔睡觉。我坐在机房前，修理着一条断马力带。那女人怯生生地走上前来。小女孩儿在她怀里睁着圆溜溜的眼睛，一见我，就伸出小手，说：“叔叔，吃肉……”这孩子，竟然还认识我。我赶忙跑进窝棚，把早晨剩下的两个馒头递给女人。她连连后退着说：“不要，俺不要，俺想跟你打听点事。同志……听说，场长犯错误了？”

    “嗯哪。”我含含糊糊地回答。

    “是反革命？”

    “也许是吧。好了，你快走吧，不要在我们这儿转来转去，影响不好。”

    “好，好，好，这就好了。”女人把脸贴在女孩儿脸上，半哭半笑地说着，“秀秀，这下咱娘俩有指望了……”

    女人走了。望着她的背影，我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真是个精神病……”

    当天晚上，我们在窝棚门口吃饭。黯淡的马灯光照着场长那张黑黑的脸，几只飞虫把马灯玻璃罩子撞得噼噼啪啪的。忽然响起刷拉刷拉的脚步声，一个长长的影子在我们面前定住了。

    “谁？”场长瓮声瓮气地问。

    那影子急剧地移动着，来到我们面前。啊！是她。她打扮得整整齐齐，胳膊上挎着小包袱，怀里抱着孩子。一到场长面前，她扑通跪在地上，抽泣着说：“好人，好大哥，你行行好，收留了俺娘俩吧……你是反革命，我也是反革命，正好配一对……好大哥，俺早就看出你是个好人，你别嫌俺疯，俺一点也不疯……俺给你烧饭、洗衣、生孩子……秀秀，来，给你爸爸磕头……”

    那个叫秀秀的小女孩儿看看场长，小腿一弯，也跪在了场长面前，用稚嫩的嗓子喊：“爸……爸……”

    场长像被火烧了似的一下蹦起来，拉起女人和孩子，惊惶失措地说：“这怎么行，这怎么行，大嫂，你醒醒神，唉，这是哪儿的话哟……”

    这女人的举动不但使场长惊惶失措，连我和刘甲台也傻了眼，谁见过这种事呀！

    “好大哥，你就答应了吧……”

    “大嫂，这是绝对不行的，你生活有困难，我可以帮助你……”

    “你嫌俺疯？你们都说俺是疯子？”女人尖厉地叫起来，“俺不疯，俺心里亮堂堂的。‘白疤眼’每天夜里都去拨俺的门，都被俺骂退了……解放军，亲人，你行行好，带俺娘俩走吧。离开这黑沙滩，咱俩都是反革命……俺刚刚二十八岁，还年轻，什么都能干……”

    场长求援地对我们说：“小刘，小梁，你们快把她劝走，我受不了……”场长逃命似的钻到窝棚后边去了。

    我对那女人说：“你知道场长是怎样成为反革命的吗？就是因为他可怜你，让你搭车，给你钱，他才成了反革命！”

    那女人胳膊一垂，小包袱吧嗒掉在地上。像被当头打了一棒，她摇晃了好一阵。突然，她抱起孩子，跌跌撞撞地跑了。

    “你的包袱！”我喊了一声。回答我的是一阵纷沓的脚步声和憋不住的哭声。沉沉的黑沙滩上，传来海水的轰鸣。

    “未必不是一桩天赐良缘。”刘甲台冷漠地说。

    “瞎说！”场长从窝棚后边转过来。

    “她长得不难看，场长，比你强多了。”

    “我不准你对我说这种话，刘甲台，我的军龄比你的年龄都大！”

    “场长，你要是个真正的男子汉，就娶了她；要是一身女人骨头，那当然就算了。肥猪碰门你不要以为是狗挠的啊，我的场长。”

    “我崩了你个二流子！”场长暴怒地骂起来。“

    刘甲台不说话了。他又吹起了口哨，在静静的初夏之夜里，这口哨声像一条条鞭子，在我们头上挥舞，在我们心上抽打。

    ……黑沙滩的孩子没裤子穿，黑沙滩的姑娘往兵营里钻，黑沙滩啊……黑沙滩……

    “小梁，我求求你，明天回去把我的抽屉打开，那里边有八百块钱，你偷着送给她，让她投亲奔友去吧，我实在是不能够啊……”

    第二天，我回场部去拉柴油，顺便想替场长办了那件事。我看到黑沙滩上围了一大堆人。一个孩子狂奔过来。我截住他问：“孩子，那是干什么的？”

    “疯子……疯子抱着秀秀跳海了……疯子淹死了……秀秀倒出肚里的水，活了……”

    我的头轰的一声响。我扔下车子跑回窝棚，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她，她跳海了……她死了……孩子救活了……”

    两行清泪顺着场长那枯槁的脸庞流下来：“难道是我的错吗？难道是我的错吗？……”他喃喃地自语着，蹲在了地上，好半天没有动一动。

    “伪君子！”刘甲台恨恨地说。

    “我娶了她，她不会跳海。可是再有一个这样的女人昵？你说，刘甲台，你说，再有一个这样的女人呢？”场长对着刘甲台吼叫。

    “我娶！”刘甲台毫不示弱地盯着场长。

    “小刘，给我一支烟……”场长无力地坐在地上。那根烟连划了三根火柴才点着。天上没有风，初夏的太阳正在暖暖地照射着黑沙滩和明镜似的海湾。

    “小梁，你把钱送给村里人，让他们给秀秀……”

    我转身要走，刘甲台伸手拉住了我。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五元的票子、几张皱巴巴的毛票、两个硬币，拍在我的手里……

    浇完最后一遍水不过一周的光景，黑沙滩上的小麦就一片金黄了。而这时，黑沙滩村农民的麦田已收拾得干干净净。他们少肥缺水，小麦未及成熟就被西南风呛死了。又是一个歉收年。黑沙滩的农民们眼馋地瞅着我们这三百亩丰收在望的小麦，半大毛孩子不时地蹿进我们田里，捋几把麦穗，用掌心搓去糠皮把麦粒填到嘴里去。场里把看守麦子的任务交给我们三个，严防老百姓偷盗。

    关于疯女人与场长这段令人心酸的“罗曼史”，我没有向指导员汇报，尽管他再三问我，场长和刘甲台都有些什么反动言论和活动。场里这时正忙着总结与“民主派”作斗争的经验，据说，要塞区要在黑沙滩召开现场会，让郝青林作经验介绍。我虽然也在那封信上签过名，但已经没有人提起了，这反倒使我心里安定了不少。

    田里的麦子一天一个成色，应该开镰收割了。场长派我去场部催指导员，指导员却说，再等两天吧，等开完了这个现场会。听说军区首长还要来参加呢，这可是马虎不得的事情。我回来把指导员的话向场长学了一遍，气得老头子直摇头。

    “场长，你摇什么头？”刘甲台冷冷地说。

    “这是血汗，是人民的钱！”

    “有本事你去找指导员说去。”刘甲台激他。

    “你以为我不敢去？”场长转身就要走。我急忙拉住他，劝道：“场长，算了，就拖几天吧，你别去惹腥臊了。”

    当天傍晚时分，海上有大团毛茸茸的灰云飘来。西边的天际上，落日像猩红的血。海风潮湿，空气里充满咸腥味。天要变了。海边的天气变化无常，每当大旱之后，第一场风雨必定势头凶猛，并且往往夹带冰雹。场长是老黑沙滩了，他当然知道这个时节的冰雹意味着什么。他急躁不安地走动着，嘴里叽里咕噜地骂着人。

    这一夜总算太平，虽然天阴沉沉的，风潮乎乎的。我们几乎一夜没眨眼。第二天一大早，场长也不管我们，疾步向场部走去。我和刘甲台紧紧跟着他，我劝他到了场里以后态度和缓一些，刘甲台却一声不吭。

    场里正在大忙，几十个战士在清扫卫生，五六个战士在食堂里咋咋呼呼地杀猪。指导员两边跑着，嗓子都喊哑了，可战士们还是无精打采，那头猪竟从食堂里带着刀跑出来，弄得满院子都是猪血。

    “老王，麦子！麦子！你看看这天，一场雹子，什么都完了！”场长截住气得发疯的指导员，急冲冲地说。

    “老左，请你回去。一切我都会安排妥当的。”指导员阴沉着脸说。

    “你看看这天，看看这天！”

    “请你回去，老左！我再说一遍，请你回去！别忘了你目前的处境。”

    场长浑身颤抖，几乎要倒下去，我伸手扶了他一把。

    “梁全，刘甲台，你们赶快回去，严防阶级敌人偷盗破坏，麦子明天就收割。”指导员命令我们。

    场长还想分辩，这时，一辆辆吉普车从远处的公路上开来了，在车队中央，还有一辆乳白色的上海牌轿车。指导员有点气急败坏地对着我们喊：“快走！”他自己则跑去集合队伍，准备迎接首长了。我和刘甲台架着气得暴跳如雷的场长，几乎是脚不点地地向我们的窝棚跑去。

    “好大的气派，黑沙滩这下要出大名了。”我说。

    “这是场长的功劳。”刘甲台说。

    “呸！”场长啐了一口唾沫。

    麦田里有几十个人影在晃动，老百姓在偷我们的麦子。我们冲了过去。腿脚灵便的都跑了，只抓住了两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和几个小孩子。

    “嗨，人一穷就没了志气……我六十多岁的人了，也来干这种事情……羞得慌呀，同志。可是这儿——”老汉指指肚子，“不好受啊！”

    “同志，这天就要变，你看那云彩，五颜六色的，笃定要下雹子。这麦子，还不如让给老百姓，国家松松指缝，够老百姓吃半年啊。”

    这时候，从遥远的海中，有隆隆的滚雷响起。风向忽然不可捉摸，一会儿一变。从西北方向的海平面上升腾起一大团一大团花花绿绿的云来。麦穗在惊恐不安地颤动。场长抬头看天。他的面部表情在很短的时间内起了复杂的变化，忽而激愤，小眼睛射出火一样的光；忽而迷惘，眼神游移不定；忽而凄楚，泪花在眼眶里闪烁……最后他的脸平静下来，平静得像一块黑石头刻成的人头像。

    风在起舞，浪在跳跃，鸥鸟在呜叫。乌沉沉的天上亮起了一道血红色的闪电，适才还是隐隐约约的滚雷声已经听得很清楚了。

    “场长，这天笃定要坏，解放军没空收割，我们老百姓帮忙，不能眼看着到手的粮食糟蹋掉……”

    又是一道闪电，紧接着便是一串天崩地裂的雷声。场长平静的脸上突然闪过一道坚毅的光，他终于开口了：“乡亲们，你们快回村去叫人，就说，解放军的麦子不要了，谁割了归谁，越快越好。就说是解放军的场长说的，快，快啊！”

    “场长，你疯了？”我惊叫一声。

    “你才疯了！”刘甲台推我一把，高喊起来，“老乡们，快回去，拿家伙，谁收了归谁啊！”

    人群一哄而散，向着黑沙滩村跑去。

    “场长，你不怕……”

    “怕什么？怕狼怕虎别在山上住！”刘甲台忿忿地盯着我。

    “小刘，小梁，今天的事我自己承担。我知道，三百亩麦子只能使黑沙滩的老百姓过几个月好日子，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知道，这事会带来什么后果。事过之后，你们俩全推到我身上。”

    “场长，刘甲台向您致敬！”刘甲台对着场长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这个像冰块一样冷的小伙子，眼里的泪水在亮晶晶地闪烁。

    “场长……我跟您一块去蹲监狱。”我说。

    “小伙子，问题没那么严重。”场长拍拍我的脑袋说。

    黑沙滩的农民们蜂拥而来，男女老幼、红颜白发，像一条汹涌的河……走在最后边的是八十多岁的鱼婆婆，她收养着秀秀。那天，我偷偷地把钱给了她……

    一头黄牛一匹马

    大轱辘车呀轱辘转呀

    转到了我的家

    在一阵紧似一阵的雷声中，在镰刀的刷刷声中，在粗重的喘息声中，我又一次听到了这支歌，那是刘甲台唱的。

    “黑沙滩哄抢事件”被编成《政工简报》发到了全要塞区连以上单位。不久，要塞区开来一辆小车，把场长拉走了。

    那天，也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一大早，农场营院大门口就聚集了上百个老百姓，他们在无声地等待着。当载着场长的汽车缓缓驶出大门口时，人群像潮水一样拥了上去。

    “场长！”

    “左场长！”

    人们呼喊着，什么声音都有，不要命地拦住了车子。司机只好停住了车，场长弯着腰钻出车来，身体像狂风中的树叶一样抖动不止。他说：“乡亲们……再见了……”

    那天参加“哄抢”的一个老汉抓住了场长的一只手，眼泪汪汪地说：“老兄弟，是俺连累了你……俺吃了你的麦子，心里都记着账，日后光景好了，一定还给你……兄弟，你就要走了，没别的孝敬，乡亲们擀了点面条，你……吃一点吧，赏给乡亲们个脸……”

    十几个妇女揭开用包袱蒙得严严实实的盆盆罐罐，双手捧着，递到场长面前：

    “场长，吃俺的。”

    “吃俺的，场长。”

    鱼婆婆牵着秀秀，分开众人，颤巍巍地走上前来。她什么也没说，从秀秀手里接过一个小碗、一双筷子，从每个盆里罐里夹起几根面条放到小碗里，那些面条切得又细又长，抖抖颤颤，宛若丝线。“我到年就八十八了，叫你一声儿子不算赚你的便宜，孩子，你吃了这碗面吧。这是咱黑沙滩的风俗，亲人出远门，吃碗牵肠挂肚面，省得忘了家，忘了本。”她把碗递给秀秀，说：“秀秀呀，把面给你爸爸……”

    “爸……爸……”秀秀双手捧着小碗，一点一点举起来。

    场长双手接过碗，和着泪水把面条吞了下去。

    鱼婆婆低下头，把场长那半截牛皮腰带给他塞进裤鼻里：“你呀，往后要拾掇得利利索索的，村里的姑娘媳妇都笑你邋遢哩……”

    “娘！”场长扑跪在鱼婆婆面前……

    汽车载着场长走远了，但战士们、村民们没有一个离去，大家都泪眼蒙咙地望着那沿着大海蜿蜒而去的公路……

    ……这一年年底，刘甲台服役期满，复员了。我由于在“黑纱滩事件”中没站稳立场，也被提前复员处理了。我的“与红薯干离婚”的计划彻底破产了。我走时，郝青林到车站送我。他忙前忙后地照应我，仿佛是我的勤务兵。最后，他说：“梁全……这里的事……求你别回家乡说……”我心里仿佛打翻了五味瓶，但还是点了点头。

    回到家乡后，村里人议论纷纷：“早就说了嘛，梁家的小子成不了气候，这不，一年就卷了铺盖。人家郝家小子，人了党，升了副指导员，这就叫‘狼走遍天下吃肉，狗走遍天下吃屎’……”

    听着这些议论，我连头都不屑回过去。我一点也不后悔，因为我在黑沙滩当过兵。

    “一个平淡无奇的故事。”我的妻子撇撇嘴，打了一个哈欠。

    确实，这故事本身平淡无奇，可是黑沙滩是迷人的。它其实是一种成熟的麦粒般的颜色，在每天的不同时刻，它还会使人发生视觉上的变化。在清晨丽日下，它呈现出一种温暖的玫瑰红；正午的阳光下，它发出耀眼的银光；傍晚的夕阳又使它蒙上一层紫罗兰般的色泽。总之，它不是黑色的，即使是在漆黑的夜晚，它也闪烁着隐隐约约的银灰色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