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导读：灶火熊熊，十分兴旺。火光映红了母亲的脸。松木劈柴含油，好烧，耐烧，不需频繁添加。母亲完全可以离开锅灶去干一些别的事情，但是她不离开。她就那样沉静地坐在灶前，双肘支在膝盖上，双手托着下巴，盯着灶膛里千变万化但又万变不离其宗的火焰，眼睛呢，闪闪发光。

    男人腰板笔挺，肤色黑里透红，让我油然地想起，在电影里看到过的那些狂妄而果敢的美国军官的形象。但他不是美国军官，他是个彻头彻尾的中国人。而且他一张口说话我就听出来他是我们这地方的人。他讲着和我一样的方言土语，但是他的衣着打扮和举手投足，都显示出他来历神秘，出身不凡。一句话，这绝对是个见过大场面的人。与他相比，我们村子里的大人物老兰，就是一个十足的土鳖了。(刚想到此处，就仿佛听到老兰说：我知道城里那些小市民瞧不起我们，他们认为我们是土鳖。呸，到底谁是土鳖？我的三叔，是国军的飞行员，与飞虎队长陈纳德是烟酒不分家的兄弟。当大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地球上有个美国时，我三叔就跟美国大妞谈过恋爱，竟敢说我是土鳖！)他走近庙门，微微一笑，脸上出现了孩子般的顽皮神情。他这种神情让我感到与他似曾相识，很是亲切。然后他就拉开了裤子的拉链，对着庙门，哗啦啦地撒尿。溅起的尿水，零星地落在我赤裸的足上。他那根肉棍子，与大和尚身后的马通神好有一比。我感到他是在侮辱我们，但看看大和尚，竟然还是纹丝不动，甚至脸上还出现了几乎难以觉察的微笑。大和尚的面孔正对着那人的鸡鸡，而我是斜对着。正对着的不恼，斜对着的还恼什么呢？那人的膀胱功能强大，撒出来的尿足足能淹死一棵小树。许多的尿液，漾着啤酒般的泡沫，环绕着大和尚的破蒲团流淌。撒完了尿，他蔑视地抖抖，看我们不理睬他，就背转身去，伸展开胳膊，扩张胸膛，嘴巴里发出低沉的吼叫。我看到，他右边的耳朵，被阳光照透，像芍药的花瓣一样粉红。一群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交际场上那种女人，身穿着剪裁合体的旗袍，显示出窈窕的身段，烫着大鬈小鬈的头发，散发着珠光宝气，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都透出一种今人难以模仿的风度。我嗅着从她们身上散发出来的陈腐而高贵的气味，心中洋溢着十分的感动。仿佛这些人，都与我有转弯抹角的亲戚关系。这些女人如一群羽毛绚烂的鸟儿，莺歌燕语，唧唧喳喳，一拥而上，把穿麂皮夹克、耳朵透明的男人包围了。她们有的扯着他的衣袖，有的抓着他的腰带，有的暗中拧着他的大腿，有的往他的口袋里塞纸条，有的往他的嘴里喂糖果。有一个看起来很泼、年龄不好猜测、嘴唇上涂抹着银灰色唇膏、穿一件洁白的丝绸旗袍、当胸绣着一枝红梅花、乍一看好像刚被一梭子子弹打中、还没来得及死去、胸脯高得如鸽子、看上去十分性感的女人，上前去，一耸身，高高的鞋跟离开了布满淤泥的地面，手却揪住了男子的那扇大耳朵，用略带沙哑的甜蜜嗓音骂着：小兰子，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狗东西！那个叫小兰的男人，夸张地叫唤着：哎哟我的干妈，我对谁都敢忘恩负义，也不敢对您忘恩负义啊！还敢犟嘴，女人的手上又加了点劲儿，男人歪着脖子告饶不迭：干妈，亲妈，你轻点，小兰再也不敢了，小兰请干妈去消夜赔罪好不好？女人放开手，恨恨地说：你的一行一动，我都了如指掌，你如果敢跟我调皮，我就让人劁了你个狗杂种。男人夸张地用手捂住裆间，大声叫嚷着：干妈饶命，小兰还靠着这个宝贝传宗接代呢。传你娘的大腿。那个女人骂着，说，看在众家姐妹的面子上，给你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你想请我们去哪里消夜？去"天上人间"？麂皮男子问讯着。不去，不去，那里新来了一个守门的鬼子，身上散着臭气，我一闻到他的气味就想吐。一个大眼睛尖下颏的女子尖声说。她穿着一件紫色碎花布旗袍，头上束着一条紫色的缎带，化了若有若无的妆，看起来温文尔雅，犹如一朵矢车菊。那就听玉小姐的，一个丰腴的身体把黄色的绸旗袍几乎要涨开的女人用明显的讽刺口吻说，玉小姐跟着小兰吃遍了全城大小饭馆，哪里好吃，她自然是最清楚的。玉小姐撇了一下嘴巴，但脸上还是挂着微笑，说：皇家庄园的翅汤是最好的，沈夫人您说呢？她征求着先前那个拧过小兰耳朵的贵妇的意见。既然是玉小姐说了，那就去皇家庄园。贵妇人不冷不热地说。开路！麂皮男人扬起右臂，挥动了一下。一群女人簇拥着这个男人往前走去。我看到，他的两只手，分别按在两个女人圆滚滚的屁股上。他们转眼间没了踪影，但她们留下的香气还在院子里扩散，与麂皮男子的尿臊混合在一起，变成一股刺鼻的怪味。外边传来汽车发动、开走的声音。庙堂和院子里恢复了宁静，我看看大和尚，知道我应该做的事情，就是继续我的诉说。"事情既然开始了，就要有个结尾"。我说：

    因为候车的人少，其实并不大的候车室显得宽大空旷。父亲和他的女儿蜷缩在候车室中央那张紧靠着火炉子的木格子条椅上，在他们周围，散乱地坐着十几个候车的人。父亲低垂着头，温暖的阳光从混浊的玻璃窗户透进来，使他的头发闪烁着银灰色的光泽。父亲低着头抽烟，一缕缕青白的烟雾从他的脸下升上来，围绕着他的头颅久久不散，好像那些烟雾不是从他的嘴巴鼻子里喷出，而是从他的头脑里漏出来的。烟的气味很难闻，仿佛是在燃烧破布和废旧的皮革。父亲已经落魄到沿街捡烟屁股的卑贱地步，与那些乞丐一般无二。不，连乞丐也不如。我知道，某些乞丐其实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他们抽名烟，喝洋酒，白天穿着破衣烂衫在大街上变着花样要钱，到了夜晚，就换上西装革履去歌厅唱歌，唱完了歌还要去泡妞。我们村子里的袁七就是这样的高级乞丐，他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大城市，经多见广，阅历丰富，能够惟妙惟肖地模仿十几种方言，甚至还能讲几句俄罗斯语，一开口就透出不凡，连村子里的绝对权威老兰也对他敬仰三分，不敢在他的面前拿大。他的家里有一个模样端庄的老婆，有一个正在念初中而且成绩优良的儿子，据他自己说他在十几个城市里都有家眷，他过上了走到哪里哪里有家的幸福生活。袁七吃的是海参鲍鱼，喝的是茅台五粮液，抽的是玉溪大中华！这样的乞丐，给个知县也不换！我的父亲如果能当上这样的乞丐，也算我们老罗家的光荣。可惜，他穷得半死不活，竟然落魄到了在大街上捡烟屁股的地步。

    候车室里暖洋洋的，弥漫着一股梦幻般的气氛。那些候车的人，多半把头低垂在胸前，活像一只只打盹儿的鸡。他们的面前都摆着大包小包，还有鼓鼓囊囊的蛇皮袋子。只有两个男人，不成鸡样，面前也没有行李，两个磨得边缘发白的人造革黑提包，放在腿边。他们两个身体仄歪着坐在条椅上，面孔对着面孔。两人之间的条椅上铺开一张报纸，报纸上放着一堆切成了条状的、火红色间杂着惨白色的猪耳朵，尽管夹杂着三分腥气，但七分还是肉香。我知道这是死猪的肉，也就是说是先因为生病死了，然后经过处理使它们光彩照人的肉。在我们这里，无论你是猪瘟、牛丹毒还是什么口蹄疫，都有办法把它们加工处理成看上去很美的食品。贪污不是犯罪但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这是我们村长老兰发表的反动言论，凭着这句话就可以枪毙了这个杂种。他们在喝酒吃肉。白酒，当地的烧酒，名牌，柳公家酒，柳公是何许人也？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个柳公家根本就不烧酒，是后人们拉大旗做虎皮，冒用了他家的名义。酒气熏人，不是正经气味，很可能是用甲醇勾兑的，啊，甲醇，甲醛，全中国人民都是化学家，甲醛和甲醇就是金钱。我咽了一口唾沫，看到他们把那个翠绿的酒瓶子递来递去，儿咂儿地啁，在喝酒的间隙里，不用筷子，用手指，捏着猪耳朵条儿，往嘴里塞。其中那个瘦脸的，还故意地把头仰起来，让手中的猪耳朵条儿往嘴里落，仿佛是故意馋我。他是在故意馋我，这个坏种，这个奸人，看样子像个烟贩子，或是个偷牛贼，反正不是个好人，神气什么？不就是喝酒吃肉嘛？如果我们家想吃，会比他们吃得好。我们屠宰专业村的人，具有辨别死猪肉还是活猪肉的能力，决不会像他们这样把死猪肉吃得津津有味。当然了，实在没有活猪肉，死猪肉也可以吃一点。老兰说过，中国人民的身体有着超强的化腐朽为营养的能力。我看看母亲手里的猪头，咽了一口唾沫。

    父亲似乎感觉到有人站在他的面前，但他大概想不到是谁站在了他的面前。他抬起头，脸色紫了一下，黄牙龇出，尴尬表情上了脸。倚靠在他的身边打盹儿的他的女儿我的妹妹娇娇也醒了。这个睡眼惺忪的小女孩脸蛋子红扑扑的，很是可爱。她把身体往父亲身边靠靠，从父亲的腋下偷眼看着我们。

    母亲吭了一声，装咳嗽。

    父亲也吭了一声，也是装咳嗽。

    娇娇咳嗽着，脸涨得更红了。

    我知道妹妹感冒了。

    父亲用他的粗糙的大爪子，拍打着娇娇的脊梁，想以此来制止她的咳嗽。

    娇娇吐出一口黏液，然后哭起来。

    母亲把猪头递到我的手里，弯下腰去抱娇娇。娇娇尖厉地哭着，将身体更紧地靠在父亲的腋下，好像母亲的手上有刺，仿佛母亲是一个倒卖儿童的人贩子。经常有倒卖儿童的人贩子和倒卖女人的人贩子到我们村子里来转悠，因为我们村很有钱。那些人贩子到我们村子里来时，并不是牵着小孩或是捆着妇女，他们很狡猾。他们总是伪装成卖木梳的或是卖刮头篦子的，在村子里串来串去。那个卖刮头篦子的人贩子，很好的口才，很好的表演能力，妙语连珠，妙趣横生，为了证明他的篦子质量好，他用篦子当着我们的面锯断了一只皮鞋。

    母亲直起腰，退后一步，双手放在胸前搓着，好像要寻求帮助似的往四周看看，然后将目光停留在我的脸上，大约有三秒钟，然后她的目光就涣散了。母亲脸上无助的表情让我心中酸楚，毕竟，她是我的亲娘。她停止了搓手，目光低垂，瞅着地面，也许是瞅着父亲脚上那双虽然沾满了泥巴，但依然很显气派的高牛皮靴子。这是父亲身上惟一还能显示出他当年的豪气的东西了。母亲低声地、仿佛是自言自语地说：

    "早晨，我把话说狠了……天冷，活累，心情不好……我来向你赔不是了……"

    父亲忙乱地挪动着身体，仿佛生了虱子。他摇摆着一只手，结结巴巴地说：

    "您千万别这样说，您骂得对，骂得好，惹您生气了，该赔不是的是我……"

    母亲把猪头从我的手中接过去，递给我一个眼色，说：

    "还傻不愣地站着干什么？帮你爹拿着东西，回家！"

    母亲说完了话，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然后便转身朝大门走去。在老式的弹簧大门喀啦啦的响声里，猪头雪白地一闪便不见了。我听到母亲在拉门时还恶声恶气地骂了一句：

    "这破门……"

    我几乎是雀跃着蹦到了父亲面前，把那个鼓鼓囊囊的帆布挎包抢过来。父亲伸手扯住了挎包的背带，眼睛直直地看着我说：

    "小通，回去跟你娘好好过日子吧，我不想拖累你们

    了……"

    "不，"我扯着挎包，执拗地说："爹，我要你回去！"

    "松开手，"父亲严厉地说，但他的神情马上又变得凄凉起来，"儿子，人要脸，树要皮，爹虽然落到了这步田地，但还是个男人，你娘说得对，好马不吃回头草……"

    "可是俺娘已经向你赔了不是……"

    "儿子，"爹神色黯然地说，"人怕伤心，树怕伤根……"爹用了一点力气，将挎包从我的手里拿去，然后对着大门挥挥手，说，"去吧，好好孝顺您娘去吧……"

    我的眼睛里顿时涌满了泪水，抽噎着说：

    "爹，您真的不要我们了吗？……"

    爹泪眼婆娑地看着我，说：

    "孩子，不是我不要你们，不是那么一回事，你是个聪明的孩子，你应该明白的……"

    "不，我不明白！"

    "去吧，"父亲果断地说，"去吧，不要在这里烦我了！"他提着挎包，拉着娇娇站起来，四处张望着，好像要选择一个更加合适的安身之处，周围的人都用好奇的眼光看着我们，父亲目若无人，挟起娇娇挪到了靠近窗户的一张残破的条椅上。在落座之前，他鼓着眼睛瞪着我，怒吼道："你怎么还不走！？"

    我胆怯地往后退了一步，在我的记忆里，父亲还从来没有用这样凶恶的态度对待过我。我回头望望大门，希望能从母亲那里得到指示，但大门冷漠地关闭着，只有风，携带着洁白的小雪花，从门缝里钻进来。

    一个身穿蓝色制服、头上戴着一顶硬壳帽子的中年女人手提着一个红色的电喇叭，从候车室旁边的耳房里，一边吆喝着一边走出来：

    "检票啦检票啦，384次去东北的排队检票啦！"

    候车室里的人慌乱地站起来，将大包小包抡到肩膀上，一窝蜂地拥挤到检票口前。那两个男人加快速度将酒瓶子里的酒喝尽，把报纸上的猪耳朵吃光，然后抹抹油汪汪的嘴巴，打着嗝儿，摇摇摆摆地往检票口走去。父亲抱着娇娇，跟随在这两个醉醺醺的男子后边。

    我死死地盯着父亲的背影，希望他能回头看我一眼。直到这时我的心中还是存在着幻想，我不相信父亲会这样决绝地走了。但父亲没有回头，他的肮脏的旧大衣背部油腻发亮，好像一堵冰凉的屠户家的墙壁。只有伏在父亲怀里的娇娇，从父亲的肩头上抬起她的小脸，偷偷地望着我。检票口通往站台的铁栅栏门还关闭着，那个穿蓝制服的女人站在旁边，胳膊抱在胸前，漠然地等待着。

    远处传来了火车的轰鸣声，仿佛脚下的地面都在打战。紧接着是火车尖厉高亢的鸣笛声，透过铁栅栏，我看到，那列古老的蒸汽机车，喷吐着浓稠的黑烟，野蛮地进了站。

    蓝制服女人拉开铁栅栏门，开始检票。人群往前拥挤着，好似一团没嚼烂的肉着急地挤进咽喉。只片刻工夫，父亲就到了检票员的身边。我知道一切都完了，父亲只要穿过了这道铁栅栏，就永远地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

    就在父亲将手中那张皱皱巴巴的车票递到检票员手中那一刻，我站在距离父亲五米远近的地方，声嘶力竭地喊叫了一声：

    "爹——！"

    父亲的双肩耸动了一下，仿佛被子弹击中了后背。但他依然没有回头。我看到遒劲的小北风夹带着雪花从洞开的门口扑进来，纠缠着他，宛如纠缠着一棵枯黄的树。

    检票员满脸狐疑地打量着父亲，然后又用古怪的眼神扫描了我。她眯缝着眼，翻来覆去地看着父亲递给她的那张车票，好像那是一张假票。

    后来我反复回忆，也想不起母亲是怎样地出现在了我的面前、父亲的背后。她左手依然提着那个白里透红的猪头，右手直伸出去，像个指点江山的大人物一样，指着父亲明晃晃的脊背。我也不知道母亲在什么时候把那件蓝灯心绒的外套的扣子解开，闪出了那件大红色的、像燃烧的火炭一样的化纤高领毛衣。母亲的这个像女英雄一样的造型，至今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让我想起来就百感交集。母亲指点着父亲的后背用尖厉的声音叫骂着：

    "罗通，你这个狗杂种！你就这样走了，你他妈的还算个人吗？！"

    如果说我的喊叫像手枪子弹一样击中了父亲的后背，那母亲的詈骂就像一梭子机枪子弹，把父亲的后背扫射得千疮百孔。我看到父亲的肩头瑟瑟地颤抖起来，那个一直在他的怀抱里、用黑黑的毛眼睛偷看着我的小妹妹娇娇，突然将脑袋缩了下

    去。

    检票员扬起钳子，在父亲的车票上，夸张地打了一个洞，然后用同样夸张的动作，将车票递到父亲的手里。站台上，到站的乘客正在屎壳螂滚蛋般地下车，上车的旅客把在车门两边，焦急地等待着。检票员歪着嘴巴，脸上洋溢着似笑非笑的表情，看看我的母亲，看看我，看看我的父亲。只有她能看到我父亲的脸。

    父亲往前艰难地挪动着，肩膀上那个拴着搪瓷缸子的帆布挎包滑下来，使他不得不歪头弯臂去拉挎包的带子。母亲抓紧时间，用她的嘴巴和手指，发射着致命的子弹：

    "你走吧，走吧，你他妈的算个什么东西！你要是有志气，就该堂堂正正地走，何必像狗一样，跟着那个臭娘们私奔？你要是有志气，这次何必还要回来？回来了何必还要向老娘赔礼道歉？说你两句你就受不了了？你不想想，这些年来，俺娘儿两个过的是什么日子？俺娘儿两个遭了多少不是人遭的罪你知道吗？罗通，你是个狼心狗肺的畜生，什么样子的女人落到你的手里，都是一样的下场……"

    "不要说了！"父亲猛地将身体转了过来，脸如一块灰色的、背阴处的瓦片，杂乱的胡须，仿佛瓦片上结着的霜花。但他转身时振奋起来的身体马上就困顿地萎靡下去，软弱的、抖颤的声音从他的喉咙深处挤出来，"不要说了……"

    站台上响起了哨声，检票员仿佛猛醒了似的喊叫着：

    "开车了，马上要开车了！还走不走了？你这个人，干什么呀！"

    父亲艰难地转过身，脚步踉跄地往前冲去，他肩上的挎包再次滑落，但他不再去管它，就让它像一个装满了腐草的牛肚子一样拖拉在脚边。检票员宽宏大量地督促着他：

    "快跑！"

    "慢走！"母亲大叫着，"办了离婚手续再走，我不能再为你守活寡了。"母亲用轻蔑的口气说，"车票钱算我的。"

    母亲拉着我的手，昂扬地朝大门走去。我知道母亲哭了，因为我听到了她的喉咙里发出了呼噜呼噜的声音。在母亲松开拉着我的手去拉开那扇沉重的大门时，我回头看到，父亲的身体倚靠着铁的栏杆滑下去，在他的面前，检票员嘟噜着脸，气哼哼地拉上了栅栏门。从栅栏的缝隙里我还看到，开往东北的火车缓慢地移动起来。在铿铿锵锵的车轮声里，在低垂漫卷的煤烟里，泪水涌出了我的眼眶。

    我擦擦眼睛，手背上沾着两颗亮晶晶的泪珠。我被自己的叙述深深感动，但大和尚的嘴角，却浮现着几丝分明是嘲讽的笑纹。他妈的我无法使你感动，我暗暗地骂着，他妈的我一定要使你感动，我出家不出家已经无所谓，但我一定要用我的故事打动你的心，用我的故事的尖锐棱角戳破包着你心的那层坚硬的冰壳。院子里的阳光更加强烈了，从树的倒影，我知道了太阳的位置，它已经在东南方向，距离地平线，用我们家乡的人习惯的说法，已经两杆子高了。那道阻碍着我们视线的、原本就有十几个豁口、被大雨淋透、泡涨的院墙，昨天夜里坍塌了半截，剩下的半截摇摇晃晃，似乎一阵稍微狂一点的风，就会把它吹倒。那两只平日里很少离开大树的猫，在墙头上相跟着散步。从西往东走时母猫在前，公猫在后；从东往西走时，公猫在前，母猫在后。还有一匹身材健美，皮毛光滑如缎的枣红色小公马，在墙边磨磨蹭蹭。本来就想躺倒正找不到理由的院墙，趁机躺在地上。墙倒下，死了。死墙的大部分歪倒在水沟里，积水飞溅出去，在地面三尺上，展开了一道明亮的瀑布。那两只猫，只有母猫满身泥水地从沟里爬上来，公猫却不见了踪影。母猫悲伤地鸣叫着，在水沟旁边走来走去。那匹小马，却撒着欢跑了。尽管公猫凶多吉少，但倒塌总是让人兴奋，越是高大雄伟的东西倒塌了越是让人兴奋。现在，大道一览无余地展示在我们面前了。我看到，在大道对面那片空旷的草地上，堆起来一个高高的土台子，台子周围插满了彩旗，台前悬挂着宽大的横幅标语。一辆杏黄色的发电车正在发电，机声隆隆。一辆蓝白相间的电视转播车停在草地边缘，十几个穿黄衫的小人儿，牵拉着黑色的电线，在草地上奔跑。十辆摩托车，排成三角形，从太阳升起的方向，用每小时五十公里的速度，威武地压了过来。"摩托队好威风啊！"，这句话是我在一部电影里听到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与这句话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每逢高兴的时候，或是沮丧的时候，都会不由自主地喊叫出来："摩托队好威风啊！"我的同父异母的妹妹问我：哥哥呀，"摩托队好威风"是什么意思啊？我回答她，"摩托队好威风"就是"摩托队好威风"的意思。如果我的那个可爱的小妹妹今天在我的身边，我就会指着大道上的摩托车阵对她说：娇娇，"摩托队好威风"就是这个意思。但我的妹妹已经死去，她永远也不可能理解"摩托队好威风"的意思了，啊，我心伤悲，谁又能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