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有的东西都带在身边。

    换句话说：属于我的一切都与我如影随行。

    当时我把所有的家当都带上了。说是我的，其实它们原先并不属于我。它们要么是改装过的，要么是别人的。猪皮行李箱是以前装留声机用的。薄大衣是父亲的。领口镶着丝绒滚边的洋气大衣是祖父的。灯笼裤是埃德温叔叔的。皮绑腿是邻居卡尔普先生的。绿羊毛手套是费妮姑姑的。只有酒红色的真丝围巾和小收纳包是我自己的，是前一年圣诞节收到的礼物。

    1945年1月还在打仗。大冬天的，我要被送到俄国人那里去。天晓得是什么鬼地方。这消息让大家震惊。每个人都想送我点儿什么，指望它们兴许能派得上用场，虽然它们什么忙也帮不上，因为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帮得上忙。因为我上了俄国人的名单，这是铁板钉钉的事，所以大家都心思不一地送了我点儿东西。我收下了它们。十七岁的我心想，这次离家来的正是时候。不一定非得是上俄国人的名单，只要能离开家，只要将来情况不会变得太糟，于我而言甚至是件好事。我要离开这针尖大的小城，这里所有的石头都长着眼睛。我一点儿都不害怕，而是掩饰着自己迫不及待的心情。还有几分良心不安吧，因为那份让我的亲人绝望的名单，于我却是颇可以接受的处境。他们担心我在异地他乡会出事儿。我只想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

    其实我已经犯了点事儿，见不得人的事儿。它变态、肮脏、无耻，也妙不可言。这事儿发生在桤木公园，就在浅草丛生的小山包后面最隐秘的地方。回家的路上，我去了公园中央的那个圆亭子，每逢节假日总有乐队在那里演奏。我在里面坐了一会儿。透过细木缝，阳光刺眼地扎了进来。我看到了恐惧，空洞的圆形的、四边形的、梯形的恐惧，经由白色的藤蔓和利爪连在了一起。这个图案里有我的迷乱，也有我母亲脸上的震惊。在亭子里我对自己发誓：我再也不来这个公园了。

    我越是不让自己去，就去得越勤。两天之后我又去了，公园里的人都管这叫“幽会”。

    第二次幽会时，我见的还是第一次约的那个男人，绰号叫做“燕子”。第二个男人是新来的，绰号叫“圣诞树”。第三个叫“耳朵”。接着来的是“绳子”，然后是“黄鹂”和“帽子”，再后来是“兔子”、“猫”、“海鸥”，还有“珍珠”。只有我们知道，哪个绰号对应哪个人。大家在公园里肆意更换着伴侣，我也任由他们把我转来转去。那是夏季，桦树皮是白色的，茉莉花丛和接骨木林中，茂密的枝叶组成了一道道密不透风的绿色墙垣。

    爱情是季节性的。秋天的到来结束了公园里的这一切。叶子掉光了，幽会也随我们一起转移到了海王星游泳馆。铁门旁挂着绘有天鹅的椭圆形徽章。每个星期我都会去跟一个比我年龄大一倍的男人约会。他是个已婚的罗马尼亚人。我不问他叫什么，也不说自己叫什么。我们错开时间去。售票亭碎花玻璃隔板后卖票的女人，明鉴照人的石板地，圆圆的中柱，绘有睡莲图案的墙砖，雕花的木台阶，这一切都应该想不到，我们是来赴约的。我们先和其他人一起去泳池游泳。一直要到发汗箱〔旧时用来发汗的木结构装置，内有木凳，能容一人坐入，门关闭，顶板有一洞，人可将头伸到外面。〕那儿，我们才碰头。

    当年，每一次这样的幽会都可能引来牢狱之灾。我去劳动营之前是这样，自我返乡到1968年离开这个国家，那些年情况也是这样。要是被抓住了，至少要蹲五年牢。有些人就被抓到了，直接从公园或市游泳池带走，严刑审讯之后，投进监狱，从那儿再送到运河边的监禁营。现在我才知道，去运河的人都有去无回。就算回来了，也是一具行尸走肉：身心俱毁，未老先衰，与这世上所有的爱都绝了缘。

    在劳动营的时候，如果被抓住，我就没命了。

    五年后我被从劳动营放出来，日复一日漫步在喧哗的街道上，脑海里翻来覆去地想着，如果被捕的话，说是“当场抓获”再恰当不过了。我已经编好了无数的借口与不在场的证据，来驳斥这个罪名。我一直都背负着隐秘的包袱，已经太深、太久地将自己裹入了沉默之中，再也无法用语言倾诉心曲。即使我在诉说的时候，也不过是用另外一种方式裹缚自己罢了。

    为了能延长从桤木公园到家的路程，在最后一个幽会的夏季，我偶然走进了圆形广场上〔赫尔曼城的中心广场。赫尔曼城是德语的叫法，罗马尼亚语称之为“锡比乌”(Sibiu)。〕的三圣教堂。这次偶然昭示着命运。我看到了后来的岁月。在教堂侧立柱上的圣坛旁，圣者身着灰色的大衣，脖子间围着一头绵羊作衣领。这脖子间的绵羊就是缄默。有些事情是不能说的。但是，如果我说脖子间的缄默与嘴里的缄默是两码事，我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在我的劳动营岁月之前、之中与之后，我有二十五年的时间生活在对国家与家庭的恐惧中，畏惧那双重的毁灭：国家把我当罪犯囚禁，家人把我当耻辱放逐。麋集的街道上，我怀疑地盯着陈列柜、电车和楼房窗户的玻璃，盯着喷泉和小水洼反射出的镜面，好像自己就该是个透明人。

    我父亲是绘画老师。只要他一说“水彩”这个词，我就像被人踹了一脚似的悚然一惊，因为我脑子里满是海王星游泳池那些事。这个词告诉我，自己已经陷得有多深。我母亲在吃饭时说：别用叉子戳土豆，一下就戳散了，用勺子吧，叉子是用来对付肉的。我的太阳穴怦怦直跳。不是在说土豆和叉子吗，怎么又扯上肉了？她说的是什么肉呀？我的肉体已经被那些幽会搞得颠三倒四了。我做贼心虚，这些词总会出其不意地冒出来，击中我的要害。

    就像小城里所有的德国人一样，我母亲、尤其是我父亲，坚信金色发辫与白色长筒袜的美丽，坚信希特勒胡子的黑色四边形，坚信我们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中西部地区。位于欧洲东南部，东喀尔巴阡山以西，多瑙河支流蒂萨河流域。居民除罗马尼亚人外，其余多为马扎尔人（匈牙利人）。一九四一年，德国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二零零二年占百分之零点七。〕的萨克森人〔这一地区的德国人最初来自德国萨克森地区。〕属于雅利安人种。从纯身体的角度来看，我的秘密都已是最恶心不过了。和一个罗马利亚人有染，更是种族的耻辱。

    我只想离开家，哪怕是要进劳动营。我母亲不知道，她对我的了解有多么少，而且我走后，她想我肯定会多过我想她。这些让我深感歉疚。

    除了脖子间围着沉默之羊的圣者，我在教堂内的白色壁龛上还看到了一行刻字：“天命启动时间”。收拾行装的时候我就想：白色壁龛显灵了。现在就是已启动的时间。我还庆幸自己不用去前线的雪地里打仗。我勇敢得愚蠢，乖乖地收拾着行装，没有丝毫不情愿。系带子的皮绑腿、灯笼裤和带丝绒滚边的大衣，没有一样东西适合我。衣服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已启动的时间。不管是经历这样或是那样的事情，总之人是要长大的。我想这世界虽然不是化装舞会，但在这深冬季节要被送到俄国去的人，没有谁是可笑的。

    一个罗马尼亚警察和一个俄国警察组成了一个巡逻队，拿着名单挨家挨户查访。我记不得他们在家里是否说了“劳动营”这个词。如果没说，那么是否提到除“俄国”之外的其他字眼。如果说了的话，那“劳动营”这个词也没有吓着我。战争和幽会的事儿并未让我成熟，十七岁的我心智其实还处在极无知的孩童时代。“水彩”和“肉”这样的词会让我心惊肉跳，而我的脑子对“劳动营”这个词却无动于衷。

    那次用叉子吃土豆，我母亲说“肉”这个字点到了我的痛处。就是那次，我还想起了一件事。我小时候有一次在楼下的院子里玩，母亲在阳台的窗口大吼道：“如果你不马上回来吃饭，还要我再叫一次的话，你就待在那儿别回来了。”我还是在下面多待了一会，等我上去时，她就说：

    你现在可以收拾书包去闯世界了。你想干嘛就干嘛。

    母亲边说着边把我拽进房间，拿出个小背包来，把我的羊毛帽子和夹克塞了进去。

    我问她，我是你的孩子，你叫我去哪儿啊?

    很多人都认为，打点行装是件熟能生巧的事，就像学唱歌或者祈祷一样，可以无师自通。我们从未练习过，也没有箱子。父亲当年参加罗马尼亚军队上前线打仗时，就没什么行李好收拾。部队什么都会发，这是装备的一部分。除了离家外出或是抵御严寒，我们想不出为了什么别的理由收拾衣物。我们手头没有该带的东西，于是就即兴发挥。用不上的成了必备的，必备的就是唯一正确的，而这只是因为手头恰巧有这些东西。

    母亲把留声机从客厅拿出来，放到厨房桌上。我用螺丝刀将留声机箱子改装成了行李箱。我先是把机体和转盘卸了下来，接下来用软木塞堵上了原先插手摇柄的那个洞。箱子火狐红的丝绒里衬，原样保留。还有那个三角形的徽章，上面印着小狗坐在留声机喇叭前的图案，图案上方标着“主人的声音”几个字〔即著名音乐商标“HisMaster’sVoice”，中文译为“狗听喇叭”。〕，我也没拆下来。我放了四本书压箱底：亚麻布面的《浮士德》，《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本薄薄的魏因黑伯尔〔JosefWeinheber(1892-1945),奥地利抒情诗人、小说家和散文作家。〕的集子，还有一部收集了八个世纪作品的诗歌集。我没带小说，因为小说读完一遍，就不会读第二遍了。书上放的是收纳包。里面有：一瓶香水，一瓶TARR牌的须后水，一块剃须用的肥皂，一把剃须刀，一把修面刷，一块明矾石，一块洗手肥皂，一把指甲剪。收纳包旁我放了一双羊毛袜（棕色的，里面已塞了东西），一双及膝长袜，一件红白格子的法兰绒衬衫，两条棱纹平布的短内裤。为了不被压皱，最上面放的是那条新的真丝围巾，它印着酒红色的暗方格，色泽亮哑交替。箱子就这样装满了。

    接着收拾包袱：一床日用的沙发毯（羊毛的，镶着浅蓝与米白色的方格，体积超大，却并不保暖）。卷到包袱里去的还有：一件薄大衣（雪花呢的，已经穿得很旧了）和一双皮绑腿（老掉牙了，还是“一战”时候的东西，香瓜黄色，带有皮质的小绑带）。

    接着来整理干粮袋：斯坎迪亚牌〔罗马尼亚锡比乌(Sibiu)地区的肉类罐头品牌，享有国际声誉。〕的火腿罐头一听，涂了黄油夹了火腿片的面包四个，圣诞节时剩下的饼干几块，装满水的军用水壶一只，带有可当水杯用的盖子。

    接着我祖母把留声机行李箱、铺盖和干粮袋放到了门附近。那两个警察说好午夜时分来带我走。行李都已整理好放在门边了。

    接着我开始穿衣：一条长内裤，一件法兰绒衬衫（淡棕色间绿色格子），一条灯笼裤（灰色的，说过是埃德温叔叔的），一件袖口带绣花的布马甲，一双羊毛袜和一双雪地靴。费妮姑姑的绿手套就放在桌上，随手就能拿到。我在系鞋带时，忽然想起多年前某个夏季，我们在文奇山〔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一座山岭〕度假时的情景。那时母亲穿着一件自己缝制的水兵服。我们正在草地上散步，她突然倒在深草中装死。我当时八岁，吓得要命，觉得天塌到草里去了！我紧闭双眼，不敢看天会如何将我吞噬。这时母亲跳了起来，猛摇着我问道：“喜不喜欢我？我还活着呢。”

    鞋带系好了。我坐到桌边，等待午夜来临。午夜到了，巡逻队却迟迟未到。等了三个小时，都快让人受不了了，他们才来。母亲帮我穿那件带黑丝绒滚边的大衣。我穿上了，她哭起来。我戴上绿手套。在木地板的门厅内，就在挂煤气表的地方，祖母说：“我知道你会回来的。”

    我并没有刻意去记这句话，只是不经意地把它带到了劳动营。我并不知道，它会一直伴随着我。但是，这样一句话有自己独立的生命。我所有带去的书加在一块，也没有它对我的作用大。“我知道你会回来的”——这句话后来成了心铲的〔关于“心铲”的概念，见“关于心铲”一章〕同谋、饥饿天使的对头。因为我真的回来了，所以我有权说：“这么句话能让人活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