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赫尔曼·布罗德翻了个身，睁开一只眼睛。他睡得稀里糊涂，拿不准自己是在美国，在齐甫凯夫还是在德国难民营里。他甚至想象自己正躲在利普斯克的草料棚里。有时，这几处地方在他心里混在一起。他知道自己是在布鲁克林，可是他能听到纳粹分子的哈喝声。他们用刺刀乱捅，想把他吓出来，他拚命往草料棚深处钻。刺刀尖都碰到了他的脑袋。

    需要有个果断的动作才能完全清醒过来。“行了！”他对自己说，坐了起来。已经九点钟了。雅德维珈早已起床。从对面墙上的镜子里，他看到了自己的模样：扭歪的脸、剩下不多的头发，以前是红色的，现在已经泛黄，而且显出一缕缕灰色。眉毛乱蓬蓬的，下面长着一双敏锐而温柔的蓝眼睛，鼻子狭窄，双颊凹陷，嘴唇薄薄的。

    赫尔曼睡醒起来，衣服总是弄得皱哩吧卿，一副寒接相，看起来好像他整宵都在搏斗。这天早晨，在他的高额头上还有块乌青。他摸摸肿块。“这是怎么了？”他问自己，难道是在睡梦中让刺刀给碰伤的吗？想到这儿，他笑了。一定是他晚上起来去浴室时在壁橱的门边上碰的。

    “雅德维珈？”他用还带着睡意的声音叫道。

    雅德维珈出现在门口。她是个波兰妇人，双颊红润，狮子鼻，淡色的眼睛；她的头发像亚麻那么颜色淡，向后梳成一个卷儿，别着一枚别针。她的颧骨高高的，下嘴唇很丰满。她一手拿着拖把，一手提着洒水壶。她穿着一件红绿方块图案的衣服，这种图案在美国是不常见的，脚上穿的拖鞋脚跟已经磨损了。

    战后，雅德维珈和赫尔曼一起在德国难民营里生活过一年多，后来在美国又一起生活了三年，可是她还保持着波兰农村姑娘那种陌生和羞怯的神情。她不用化妆品，只会讲几个英文字。赫尔曼甚至觉得她具有利普斯克的气息；躺在床上的时候，她的身上散发出一股甘菊的气味。这会儿，从厨房里飘来烧甜菜、新土豆、劳萝和其他长在地里的夏季蔬菜的香味，这些植物他叫不上名字，却能使他回想起利普斯克。

    她带着温和的责怪神情看着他，摇了摇头。“时间不早了，”她说。“我已经洗完衣服，买好东西。我吃过早饭了，不过我现在又要吃了。”

    雅德维珈说一口带乡下音的波兰语。赫尔曼用波兰语、有时也用她听不懂的意第绪语跟她讲话；碰上情绪好的时候，赫尔曼会用希伯来语插进几句《圣经》中的引语、或者甚至是《犹太教法典》中的语句。她总是倾听着。

    “谢克塞，现在几点了？”他说。

    “快十点了。”

    “好，我要起床了。”

    “你要喝点茶吗？”

    “不，不要喝。”

    “别光着脚走来走去。我去给你拿拖鞋来。我把拖鞋擦了一下。”

    “你又擦拖鞋了？有谁见过擦拖鞋的？”

    “拖鞋太干了。”

    赫尔曼耸耸肩。“你拿什么擦的拖鞋？柏油？你啊，还是个从利普斯克来的乡下姑娘。”

    雅德维珈走到衣橱那儿，给他拿来浴衣和拖鞋。

    她是赫尔曼的妻子，邻居们也称她布罗德太太，可是，她在赫尔曼面前的一举一动就好像他们仍在齐甫凯夫，她仍然是他父亲里布。谢缨尔。莱布。布罗德家的用人似的。赫尔曼全家都已在大屠杀中丧生。赫尔曼还活着，那是因为雅德维珈把他藏在利普斯克——她家乡的村庄——的二个草料棚里。雅德维珈的母亲一直不知道赫尔曼躲藏的地方。一九四五年解放后，赫尔曼从一位目击者口中得知，纳粹把他的孩子从他们母亲身边拖走并杀害了，后来他的妻子塔玛拉也被枪杀了。赫尔曼和雅德维珈一起到了德国，进了难民营，在他获得一张去美国的签证时，他已经和雅德维珈按世俗礼仪结了婚。雅德维珈一直想皈依犹太教，但是赫尔曼认为，用一种他自己也不遵守的宗教去束缚她似乎毫无意义。

    去德国的旅程缓慢而听天由命，后来他们又坐军舰到哈利法克斯，坐公共汽车来到纽约，这些路程把雅德维珈弄得稀里糊涂，直到现在，她都不敢一个人坐地铁。她出门从没超过几条街。事实上她也不必到其他地方去。她能从美人鱼大道上得到她需要的一切东西——面包、水果、蔬菜和清真肉食（赫尔曼不吃猪肉），有时还买双鞋或买件衣服什么的。

    赫尔曼在家里的日子，总是和雅德维珈一起到海滨木板道去散步。尽管他一再告诉她，她不必抓住他，他是不会从她身边逃走的，可雅德维珈还是紧紧地挽着他的胳膊。各种嘈杂声和喧闹声震得她耳朵都聋了；她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在摇晃、摆动。她的邻居怂恿她和他们一起去海滩，但是远渡重洋来到美国的经历，使她极其害怕海洋。只要一看到波涛起伏的海浪，她的胃就开始翻腾。

    赫尔曼偶尔也带雅德维珈到布赖顿海滨一家自助餐厅去，但是餐厅附近高架铁路上火车飞奔而过，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汽车向这边或那边急驰而过，发出阵阵刺耳的声响；街上到处是人群，这一切都使雅德维珈感到不习惯。赫尔曼怕她迷路，给她买了一个小盒，挂在项链下面，里面藏着一张小纸片，上面写着她的姓名和地址；尽管这样，雅德维珈还是不放心，一切笔写的东西她都不相信。

    雅德维珈的生活起了变化，这似乎是命运的安排。有三年时间，赫尔曼完全靠她生活。他呆在草料棚里，她给他端来食物和水，把他的粪便端走。每当她的姐姐玛里安娜要到草料棚去的时候，她总是先爬上梯子告诉他往草堆深处挖空的地方躲躲。夏季，刚割下的干草要储藏起来，这时，雅德维珈就把他藏在放土豆的地窖里。她始终使她的母亲和姐姐处于危险之中；如果纳粹发现在草料棚里藏着一个犹太人，那她们这三个女人都要被枪毙，说不定整个村子也会给烧毁。

    2

    眼下雅德维珈住在布鲁克林一幢公寓大楼的楼上。她有两间豪华的住房、一间门厅、一间浴室和一个厨房；厨房里有冰箱，煤气灶，电器设备，还有一架电话；赫尔曼出门去推销书籍时总是打电话给她。赫尔曼可能在遥远的地方做生意，可是他的声音使她感到他就在身边。兴致高的时候，他还在电话里给她唱她喜欢的歌：

    啊，如果我们有一个小男孩，赞美天上的上帝吧！

    我们的小宝贝将在何处安睡？

    赞美天上的上帝吧！

    在下面的街道上有一只浴盆在雪中，我们的小男孩将睡在盆中，对他唱上一支美妙的催眠曲如果我们有一个小男孩。

    赞美穷人的上帝吧！

    我们的小宝贝将裹在何处？

    赞美穷人的上帝吧！

    裹在你那宽大的围裙和我的羊毛围巾里。

    我们可以把他裹在这些东西里，使他不致受冻，既安全又稳当。

    歌仅仅是一首歌：赫尔曼采取措施不使雅德维珈怀孕。一个人的孩子们可以让别人从他们母亲身旁夺走并被打死，在这样的世界上，这个人就无权再有孩子。对雅德维珈来说，他给她的那套公寓弥补了没有孩子的缺陷。这套房子就像那些农村老太太在纺亚麻线或是拔羽毛时说的故事中的一座用魔法布置的宫殿：撤一下墙上的按钮，灯就亮了。龙头中会流出冷水和热水。转一下旋钮，火焰就来了，你可以在上面做饭。屋里有一个浴缸，可以天天洗澡，使你干干净净地不生虱子和跳蚤。还有一架收音机！赫尔曼总是将调谐旋钮转到一个早、晚用波兰语广播的电台，波兰歌曲，玛祖卡舞曲，波尔卡舞曲，星期日还有牧师的布道和从波兰来的新闻响彻整个房间。

    雅德维珈不会读，也不会写，不过赫尔曼会替她写信给她的母亲和姐姐。每次来回信时——信是村里的教师写的——赫尔曼就读给她听。有时候，她姐姐会在信封里放上一颗谷粒，一小节从苹果树上摘下而且还带着一片叶子的细枝或是一朵小花，使她在遥远的美国也能记忆起利普斯克。

    是啊，在这个遥远的国家里，赫尔曼是雅德维珈的丈夫、兄长、父亲和上帝。她在赫尔曼父亲家当用人那会儿，她就已经爱上了他。她一直认为赫尔曼具有价值和智慧，和他一起在国外生活了几年之后，她明白自己的看法非常正确。他知道自己在世界上该怎么生活——他坐火车和汽车；他看书读报；他挣钱。家里需要什么东西，只要告诉他一声，他就会亲自带回来或者让捷运公司送货人送来。雅德维珈总是按他教她做的那样，画上三个小圆圈作为自己的签名。

    在有一次五月十七日她的命名日那天，赫尔曼给她带回来两只长尾小鹦鹉——这儿的人是这么称呼的。黄的那只是雄的，蓝的是雌的。雅德维珈接她亲爱的父亲和姐姐的名字称它们为沃伊图斯和玛里安娜。雅德维珈和母亲的关系一直不好。打父亲死后，母亲就改嫁了，继父经常殴打她和前夫的孩子们。就因为他，雅德维珈才不得不离家前往犹太人家去当用人。

    只要赫尔曼在家的时间多些，或者至少每晚睡在家里，雅德维珈就心满意足。可是赫尔曼是靠推销书籍为生的，四处转悠。他一出门，雅德维珈害怕小偷，把门用链锁上，结果邻居也进不来了。住在这幢公寓楼里的老太太们用俄语、英语和意第绪语跟她讲话。她们打听她的情况，问她打哪儿来，丈夫干什么工作。赫尔曼告诫她，对她们说得越少越好。他教她用英语说，“对不起，我没有空。”

    2赫尔曼在刮胡须，澡盆里放着水。他的胡须长得很快。只一夜工夫，他的脸就变得像只板刷那么扎人。他站在药柜的镜子面前——一个细高挑儿，比一般人略高一些，狭窄的胸脯上长着一簇簇汗毛，就像从旧沙发和扶手椅中拆出来的一团团棕一样。他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可是他仍然很瘦。一根根肋骨清晰可见，脖子和两肩之间深深地凹陷下去。他的喉结好像自动地上下移动着。从他整个外表看来，他显得很疲劳。他站在那儿开始胡思乱想起来。纳粹已重新上台并且占领了纽约。赫尔曼正躲在浴室里。雅德维珈已经把浴室的门砌死，而且上了漆，看起来就跟其他的墙壁一模一样。

    “我坐在哪儿呢？就坐在抽水马桶上。我可以睡在澡盆里。不，太短了。”赫尔曼仔细估摸着瓷砖地，看看够不够他躺下。但是，即使他顺着对角线躺下，他还得始着腿。嗯，在这儿他至少有光线、有空气。浴室有一扇朝小院子的窗户。

    赫尔曼开始计算，雅德维珈每天得给他送多少食物他才能维持下去：两三个土豆、一片面包、一块奶酪、一匙素油，还不时地需要一片维生素。这些东西每星期花不了她一元钱——最多一元五角。在这儿赫尔曼会有书和信纸。和利普斯克的草料棚相比，这儿可以说是很豪华了。他可以手握一支装有子弹的左轮手枪，或是一挺机枪。如果纳粹发现他躲藏的地方来抓他，他会用一排排子弹欢迎他们，给自己留下一颗。

    澡盆里的水几乎要溢出来了；浴室里满是水汽。赫尔曼立即关掉龙头。他沉浸在幻想之中，入了迷。

    他刚进澡盆，雅德维珈就推门进来。“给你块肥皂。”

    “我这儿还有一块呢。”

    “这是香皂。你闻闻。一角三块。”

    雅德维珈自己闻了闻，然后把它递给赫尔曼。她的双手还像农民的手那么粗糙。在利普斯克，她得干一个男人干的活。她要播种，收割，打谷，种土豆，甚至还要锯木头，劈木柴。布鲁克林的邻居们给她各种药性洗液，想使她的手变得柔软些，但是这双手还是像劳动人民的手一样尽是茧皮。她的小腿肌肉发达，像石头一般坚硬。她身体的其他部位都很光滑，很柔软。她的胸部又白又丰满；臀部圆圆的。她今年三十三岁，不过看起来要年轻些。

    从天刚亮一直到晚上睡觉，雅德维珈从不歇息片刻。她总是找活干。他们住的这套公寓离海不远，但是大量的灰尘仍从敞开的窗户里飞进屋来，因此雅德维珈整天洗啦，涮啦，刷啦，擦啦，忙个不停。赫尔曼记得，对于她的勤劳，他母亲是十分赞赏的。

    “来，我来给你擦肥皂，”雅德维珈说。

    实际上，赫尔曼觉得自己像是单独一个人似的。对于在这儿布鲁克林如何躲过纳粹搜查的一些具体细节，他还没完全想好。例如，这扇窗户该伪装起来，这样德国人就看不出是窗子了。可是怎么伪装呢？

    雅德维珈开始给他的背上、胳膊上、腰上擦肥皂。雅德维珈非常想要个孩子，他一直阻挠她的愿望得到实现，因此对她来说，他就取代了孩子的位置。她喜欢他，和他一起玩耍。每次他离家出门，她就担心他可能回不来了——在混乱和辽阔的美国他可能迷路。他的每次回家似乎都是奇迹。她知道他今天要上费城，他要在那儿过夜，不过他至少会跟她一起吃早饭。

    从厨房里飘来咖啡和烤面包的香味。雅德维珈已经学会怎么做齐甫凯夫的罂粟籽卷饼。她为他准备了各式精美的食物，给他做他最喜欢吃的饭菜：饺子，无酵面丸子红菜汤，牛奶玉米糊，牛肉汁麦片。

    每天她给他准备好一件新熨烫的衬衣、内衣和袜子。她想尽量为他多做些，可是他需要得很少。他在路上的时间比在家的时间多。她极其渴望和他讲讲话。“火车什么时候开？”她问。

    “什么？两点开。”

    “你昨天说三点开。”

    “两点过一点。”

    “这座城市在哪儿？”

    “你是说费城？在美国啊。它还能在哪儿？”

    “远吗？”

    “在利普斯克，这点距离是很远的；可在这儿，只要坐几小时火车就到了。”

    “你怎么知道谁要买书？”

    赫尔曼沉思着。“我不知道谁要。我尽量去推销。”

    “你干吗不在这儿卖？这儿有那么多人。”

    “你是说科尼岛？他们到这儿是来吃爆玉米的，不是来看书的。”

    “都是些什么书呀？”

    “啊，各种各样的书：怎么造桥、怎么减肥、怎么管理政府等诸如此类的书，还有唱歌书、小说、剧本和讲希特勒生平的书……”

    雅德维珈的脸变得严肃起来。“他们写关于这个猪秽的书？”

    “各种猪移的书他们都写。”

    “嗅。”雅德维珈走进厨房。过了片刻，赫尔曼也跟了进去。

    雅德维珈已经把鸟笼的小门打开，长尾小鹦鹉在屋子里飞来飞去。那只黄的鹦鹉沃伊图斯停在赫尔曼的肩头上。它喜欢啄赫尔曼的耳垂，吃他嘴唇上或是舌尖上的面包屑。雅德维珈感到惊讶的是，赫尔曼梳洗完毕以后越发显得年轻、神采奕奕、精神愉快。

    她给他端来热的卷饼、黑面包、一只煎蛋卷和牛奶咖啡。她想让他吃好，但是他没有吃什么。他咬了一小口卷饼后就把它放在一边了。他只尝了尝那只煎蛋卷。他的胃口一定是在战争期间变小的，不过雅德维珈记得他一向吃得很少。他在华沙上大学的时候，每次回家，他母亲总要为这事跟他争吵。

    雅德维珈关切地摇了摇头。他没有嚼就把饭咽了下去。离开两点还早着呢，可是他仍然不住地看表。他坐在椅子边上，好像随时准备着跳起来似的。他的两眼好像正盯着看墙外的地方。

    突然他摆脱了这种心情，说道：“今晚，我要在费城吃晚饭了。”

    “谁跟你一块儿吃饭？一个人吗？”

    他开始用意第绪语跟雅德维珈说话。“一个人。这是你的想法！我会和示巴女王一起吃饭。我压根儿不是个书籍推销员，就跟你不是教皇的妻子一样！我给那个滑头货拉比于活——不过，不给他于，我们就要挨饿。还有布朗克斯那个女人简直叫人捉摸不透。跟你们三个人周旋，我居然没发疯，这实在是个奇迹。乖乖！”

    “你这么讲话，我能懂吗！”

    “你于吗要懂呢？《传道书》上说，‘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要是在我们可怜的灵魂里真有什么遗留下来，那真相总会知道的，不过不是现在，而是以后。如果没有什么遗留下来，那我们只好将就一下，没有真相算了。”

    “还要咖啡吗？”

    “好，再来一点。”

    “报纸上有什么新闻？”

    “啊，他们签订了停战协定，不过这是不会长久的。过不了多久他们又会发动战争的——那些野牛。他们永远也不会停止战争。”

    “在哪儿打？”

    “在朝鲜。”

    “收音机里说希特勒还活着。”

    “即使一个希特勒死了，有一百万个人准备好接替他。”

    雅德维珈沉默了片刻。她倚在扫帚上。后来她说：“住在底层的那个白头发邻居告诉我，我每星期可以在工厂挣二十五元。”

    “你想去工作？”

    “我一个人在家呆着太寂寞。可那些工厂又离得大远。要是近一些，我倒想去做工。”

    “在纽约去哪儿都不近。你得坐地铁，否则你哪儿都去不成。”

    “我不懂英文。”

    “你可以去上英语课。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替你去注册。”

    “那个老大太说，他们不接收连字母都不识的人。”

    “我来教你。”

    “什么时候？你老是不在家。”

    赫尔曼知道她说得对。不过像她这种年龄，要学习是困难的。当她不得不画三个小圆圈作为自己签名的时候，她满脸通红、浑身冒汗。就是最简单的英文字的发音对她来说也是困难的。

    慢慢地赫尔曼听得懂她的农村波兰语了，但有时在晚上，当她在激情奔放时，她会蝶煤不休地讲一些他听不懂的含混不清的农村用语——一这些字眼和表达方式他从来没听说过。难道这是古老的农村部落的语言？也许是从没有宗教信仰的时代传下来的呢。赫尔曼早就知道，一个人脑子里装的东西比他一生的经历要多。遗传因子似乎能记住其他世纪的东西。就是沃伊图斯和玛里安娜也有一种从长尾鹦鹉世代相传下来的语言。它俩显然还在继续交谈，它们总是在转瞬间朝同一方向一起飞行，这表明它们互相了解对方的思想。

    可是赫尔曼呢？他对自己都捉摸不透。他使自己纠缠在狂热的纠纷中。他是一个骗子，一个罪人——也是一个虚伪的人。他为兰琅特拉比写的布道稿是一种耻辱，一种讽刺。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几条街以外，大海汹涌澎湃。从海滨木板道到浪花大道传来了科尼岛一个夏日早晨的嘈杂声。然而在美人鱼大道和海神大道之间的那条小街上，一切都很宁静。微风吹拂，那里长着几棵树。小鸟在树枝上鸣呢。随着潮涨，飘来一阵鱼腥味和一股说不上是什么味儿的气味，一股腐烂物的恶臭。赫尔曼从窗户里探出头去，这时，他就可以看到丢弃在河湾里的废船。有壳的生物贴在税糊糊的船体上，处于半活着、半睡眠状态。

    赫尔曼听到雅德维珈责怪地说：“咖啡都快凉了。回到桌旁来吧！”

    3

    赫尔曼离开公寓，奔下楼梯。他如果不是很快就走得看不见影踪，说不定要被雅德维珈叫回去。他每次出门，她跟他告别的时候，就好像纳粹正统治着美国，他有生命危险似的。她把发烫的脸颊贴在他脸上，恳求他要小心汽车，别忘了吃饭，记着给她打电话。她像条狗那样忠心耿耿地缠住他。赫尔曼经常逗弄她，叫她傻瓜，但是他永远忘不掉她为他作出的牺牲。她的直率和忠诚可以跟他的鬼头鬼脑和惯于扯谎相比。不过，他仍然不能日夜和她呆在一起。

    赫尔曼和雅德维珈住的公寓是幢陈旧的大楼。许多难民，那是一些上了年纪的夫妇，因为健康关系需要呼吸新鲜空气，早就在那儿定居。他们在附近的一所小会堂里祈祷、阅读意第绪语报纸。在炎热的夏天，他们把长凳和折叠凳搬到外面，围坐在一起谈论他们的故国、他们的美国孩子和孙子、一九二九年华尔街上的金融机构纷纷破产，还谈论用蒸汽浴、维生素和萨拉托加温泉治愈的病例。

    赫尔曼偶尔也想跟这些犹太人和他们的老婆交往，但是他自己复杂的生活使他必须回避他们。这会儿他匆忙走下摇摇晃晃的楼梯，在他们还没来得及叫住他之前就迅速地向右一拐，来到街上。他现在去兰珀特拉比那儿上班已经晚了。

    赫尔曼的办公室坐落在靠近第四大道的第二十三街上一幢大楼里。他可以沿美人鱼大道、浪花大道、或是海滨木板道走到史迪威大道，在那儿乘地铁。这几条路各有各吸引人的地方，今天他走美人鱼大道。这条路有一种东欧风味。墙上还贴着去年公布的、会堂唱诗班领唱者和拉比的名单，以及重要节日会堂座位价目表。从饭馆和自助餐厅里飘来鸡汤、玉米粥和炒肝片的香味。面包店出售硬面包圈和鸡蛋小甜饼，薄饼和洋葱卷饼。在一家商店门前，妇女们正在一个个桶里摸蔬萝泡菜。

    即使他的胃口从来不大，可是在纳粹统治的那些年里的饥饿使他一看见食物就感到兴奋。阳光照耀在一篓篓、一筐筐的橘子、香蕉、樱桃、草毒和西红柿上。这儿允许犹太人自由自在地生活！大街小巷都挂着希伯来语学校的招牌。甚至还有一所意第绪语的学校呢。赫尔曼一边向前走，一边东张西望，寻找藏身的地方，以防纳粹哪一天来到纽约。附近什么地方能挖个地下室吗？他能躲到天主教堂的尖塔上去吗？他从未当过游击队员，可现在他常常想到从哪些地形可能开枪。

    在史迪威大道上，赫尔曼向右一拐，热风带着甜滋滋的爆玉米香味向他吹来。招揽观众的人吃喝着劝人们去逛游乐场，看杂耍。里面有旋转木马、室内射击场，还有巫师，他能招魂显灵，一次收费伍角。在地铁进口处，一个肿眼泡的意大利人手拿一把长刀，乒乒乓乓敲着一根铁条，嘴里反复地喊着一个字，他的叫声变成一片喧闹声。他正在卖棉花糖和冰淇淋，冰淇淋一放入圆锥形的蛋卷里就化了。在海滨木板道的另一头，一群群人的后面，海洋闪闪发光。这个五光十色、物质丰裕、无拘无束的场面——一切都是蹩脚和虚假的——赫尔曼每次见到总是感到惊奇。

    他走进地铁，乘客们，绝大多数是青年男子，从一列列火车里涌出来。在欧洲，赫尔曼从未见过这么粗野的脸。不过这儿的青年人似乎都一心追求享乐，而没有害人之心。小伙子们奔跑着、尖叫着，像公羊似的互相推揉着。他们中有许多人都长着黑眼睛、低额头和髦头发。有意大利人、希腊人和波多黎各人。那些臀部宽大、胸脯高耸的小姑娘带着午餐袋、铺在沙地上的毯子、防晒剂和挡阳光的伞。她们在笑，还嚼着橡皮糖。

    赫尔曼走上高架铁道的台阶，过了一会儿，一列火车进站了。车门一打开，他感到一股热气。通风机隆隆地响着。光秃秃的灯泡射出使人目炫的灯光；红水泥地上撒满了报纸和花生壳。几个半裸着身子的黑孩子正在给旅客擦皮鞋，他们跪在地上，像古代的偶像崇拜者。

    有人在一个座位上遗下了一张意第绪语报纸，赫尔曼拿起报纸看看大标题。斯大林在一次谈话中宣称，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可以共存。在中国，红军和蒋介石的军队正在激战。在报纸的里面几版上，难民们描述了马伊达内克、特雷布林卡‘，和奥斯威辛的恐怖。有一个逃出来的亲眼目睹的人在报上撰文谈论俄罗斯北部有一个劳动营，那里拉比，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教士，犹太爱国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在开金矿，死于饥饿和脚气病。赫尔曼自认为对这种恐怖已经司空见惯，然而，每一个新的暴行仍使他感到震惊。这篇文章的最后预示，总有一天世界会在平等、公正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制度，这种制度会治愈世界的弊病。

    “什么？他们还热中于治病？”赫尔曼把报纸扔到地上。“更美好的世界”、“更灿烂的明天”这类话对他来说，就好比是辱骂被折磨死的人的尸体。他一听到“那些牺牲的人是不会白死的”这类陈词滥调，就会冒火。“可是，我能于些什么呢？我尽力为非作歹。”

    赫尔曼打开公文包，拿出一份手稿，边看边做着笔记。他的谋生手段像他遇到的其他一切事情一样奇异。他是一个拉比的代笔者。他也允诺在伊甸园里有“更美好的世界”。

    赫尔曼读着读着，脸扭歪了。那个拉比出卖上帝就像他拉出卖别的神的偶像。赫尔曼只能为他自己找到一个辩护的理由：绝大部分听拉比说教和看他文章的人也不是真正的老实人。现代犹太教有一个目标：模仿非犹太人。

    火车的门开了关、关了又开，每一次开关，赫尔曼都要抬头看一下。纽约市里肯定有纳粹在转悠。盟军已经正式宣布大赦七十五万“小纳粹分子”。把杀人凶手送上审判台的诺言从一开始就是谎言。谁来判决谁？他们的审判是骗局。赫尔曼缺乏自杀的勇气，只得不看、不听、不想，像一个可怜虫那样地生活。

    赫尔曼该在联合广场由快车换乘慢车，然后到第二十三街下车，但是当他朝窗外一看，发现火车已经到了第三十四街。他走过梯子来到对面的站台上，登上一列去市内的火车。但是他又一次误了下车站，坐得太远了——到了运河大街。

    他在地铁里犯的这些错误，他爱收拾东西可总是忘记放的地方的习惯，他还总是走错路，经常遗失稿件、书籍和笔记本，所有这一切就像灾祸似的纠缠着他。他老是在口袋里寻找他失落的东西。他的自来水笔或墨镜也会遗失；他的钱包会不见；就是自己的电话号码他也会忘记。他买一把伞，当天就会把它拉在什么地方。他穿上一双胶鞋，可是几个小时之内就会把它弄丢。有时候，他想象是小鬼和小妖精在捉弄他。终于，他来到了办公室，它坐落在那个拉比拥有的一幢大楼中。

    4

    米尔顿。兰珀特拉比没有会众。他在以色列的希伯来语杂志上发表文章，给美国和英国的英语一犹太语刊物撰稿。他和几家出版社签有出书合同。他应邀去公共会堂、甚至大学做演讲。拉比没有时间也没有耐心研究和写作。他靠房地产发了财。他拥有六个疗养院，在巴勒邪园和威廉斯堡建造了不少公寓大楼，还是一家营造公司的合伙人，该公司承包价值百万美元的造房计划。他有一位上了年纪的秘书，里加尔太太，虽然她对工作不太尽职，他仍然雇用着她。过去他和妻子分居过，但现在两人又生活在一起了。

    拉比把赫尔曼为他的工作叫“研究”。实际上，赫尔曼替他写书、写文章和演讲稿。赫尔曼用希伯来语或意第绪语写作，再由别人把它们译成英语，然后由第三个人进行编辑加工。

    赫尔曼为兰珀特拉比工作好几年了。拉比性格多种多样：脸皮厚、心眼好、多愁善感、做人滑头、蛮横、纯朴、他能够记住《舒尔坎一阿鲁克鸡中晦涩难懂的注释，可是在引用《摩西五书》中的话时却经常出错。他搞证券交易，赌博，为各种慈善事业筹钱。他身高六英尺，大腹便便，体重二百六十磅。他扮演着唐磺的角色，但是没过多久，赫尔曼就清楚地发现拉比和女人没缘分。他还在寻找真正的爱情，常常在这种似乎是毫无希望的寻找中给弄得狼狈可笑。事情糟到这样的地步，他有一次被一个住在大西洋城旅馆的丈夫在鼻子上打了一拳。他经常人不敷出——至少他在税款申报表上是这么写的。他晚上两时上床，早晨七时起床。他吃两磅牛肉，抽哈瓦那雪茄，喝香按。他的血压高得吓人，他的医生一再告诫他要注意心力衰竭。他六十四岁，精力仍很旺盛，他以“精力充沛的拉比”著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一支军队中当随军拉比，他曾向赫尔曼夸口说，他那时候的军衔是上校。

    赫尔曼一跨进办公室的门口，电话铃就响了。他拿起电话，电话线那头立即传来了拉比低沉有力的男低音，冲他直嚷嚷。“你到什么鬼地方去了？今儿早晨你第一件事是该上这儿来！我要去大西洋城作的报告在哪里？你忘了我除去那些非做不可的事情之外，还不得不仔细看一遍呢。你搬到一处没有电话的房子里，这是什么意思？凡是为我工作的人，我都要能找到他，绝不允许他像一只耗子似地呆在一个洞里！啊哈，你仍然是个新来的移民！这儿是纽约，不是齐甫凯夫！美国是个自由国家；你在这儿不必东躲西藏。除非你在于非法的勾当赚钱，或者鬼知道你在干什么！我今天最后一次告诉你——在你住的地方安个电话，否则你就别干了。你等着，我这就过来。我有些事要跟你谈。等着别走开！”兰珀特拉比挂断了电话。

    赫尔曼迅速地用小写字母写起来。他在第一次见到拉比的时候，没敢承认他和一个波兰乡下人结了婚。他说他是个鳏夫，在一位贫困的同乡朋友——一个裁缝——那儿租了间狭小的屋子，裁缝家没有电话。赫尔曼在布鲁克林的电话户名是雅德维珈·普赖克兹。

    兰拍特拉比经常问他能不能到裁缝家去拜访他。驾着他的凯迪拉克，在一个贫民区的街上驶来驶去，这使他感到特别高兴。他也很欣赏自己肥胖的身躯和漂亮的衣着给人留下的印象。他喜欢做好事——为贫困的人找工作，给慈善机构写接纳他们的推荐信。赫尔曼迄今为止总算没让拉比上他家。他解释说，裁缝怕见生人，再说他曾在集中营关押过，神经有点儿不正常，也许不让拉比进屋呢。有时，赫尔曼随便说到裁缝的妻子是个瘸子，两口于没有孩子，以此打消拉比的兴致。拉比喜欢有女儿的家庭。

    拉比一再对赫尔曼讲他应该搬家。他甚至给赫尔曼介绍对象。他提出在他自己拥有的房屋中拨出一套公寓给赫尔曼。赫尔曼解释说那个老裁缝在齐甫凯夫救过他的命，需要赫尔曼付给他的那几块房租钱。谎言一个接一个。拉比作演讲、写文章反对不同的民族通婚。赫尔曼自己在为拉比写文章中也不得不再三阐述这个问题，告诫不要和“以色列的敌人”搀和在一起。

    他的一些行为怎么能解释得通呢？他已经对犹太教、对美国法律和道德犯下了罪行。他不仅欺骗拉比，而且欺骗玛莎。但是他不得不这么做。雅德维珈的极端善良使他烦恼，跟她说话的时候，他好像不是人似的。玛莎的性格复杂、固执而且神经质，赫尔曼也不能告诉她真相。他已使玛莎相信，雅德维珈性冷淡，还赌咒发誓地说，等她和丈夫里昂。托特希纳一离婚，他马上离开雅德维珈。

    赫尔曼听到沉重的脚步声，拉比打开门。他是个身材魁梧的大个子，正好穿过门洞子，他脸色红润，长着厚嘴唇、鹰钩鼻、一双鼓出的黑眼睛。他穿着一套浅色衣服，黄皮鞋，系着金线缝的领带，上面别着一枚珍珠别针。他的嘴里叼着一支长雪茄。黑里夹灰的头发从他戴着的巴拿马帽子下突出来。手腕上，红的宝石链扣闪闪发光，左手一枚刻着名字的钻石戒指光彩夺目。

    他把雪茄从嘴里拿出来，把烟灰弹在地上，大声叫道：“现在你才开始写。前几天你就该准备好了！我可不能像这么着等到最后一分钟。你都胡乱写了些什么啊？稿子看起来已经大长了。这是一次拉比的会议，不是齐甫凯夫的长老会议！这儿是美国，不是波兰。嗯，你那篇论述巴尔一希姆的文章写得怎么样了？应该寄出去了。交稿期已经到了！如果你干不了，请你告诉我，我会另外找个人——一或者我用录音机把我的话录下，让里加尔太太打出来。”

    “一切都将在今天完成。”

    “把你写好的稿子给我，还有，你一定要把住址告诉我。你住在哪儿？——住在地狱里？住在阿斯莫丢斯的城堡里？我开始怀疑你在什么地方有个老婆，而你瞒着不让我知道。”

    赫尔曼觉得口干。“我巴不得有个老婆。”

    “你如果想结婚，你可以要一个嘛。我给你介绍过一个漂亮女人，可你连面都不愿见。你怕什么呀？没有人会硬把你拖到结婚的华盖下的。好了，你的地址呢？”

    “说实在的，这就不必了。”

    “你一定得把地址告诉我。我的通讯簿就在这儿。怎么样？”

    赫尔曼把自己在布朗克斯的地址告诉了他。

    “你房东的名字？”

    “乔。普赖克兹。”

    “普罗茨奇。一个少有的名字。怎么写？我会给他们安一架电话，告诉他们把帐单送到我这儿办公室来。”

    “你不能不经他同意就去安装。”

    “这跟他有什么相干？”

    “他害伯电话铃声，这会使他想起集中营。”

    “还有别的难民嘛，他们不都装了电话。把电话安在你房间里。这样他就会觉得好多了。如果他有病，就能请医生，或是请人帮忙。神经病！疯子！我们每隔几年要打一仗；希特勒的兴起，这就是原因。我认为你每天一定得在办公室呆六小时——那是我们都同意了的。我付房租，为了能少付一些税款。如果一个办公室老是锁着，那就不叫办公室了。没有你，我的麻烦已经够多了。”

    兰珀特拉比停了一下，然后又说：“我希望咱俩做个朋友，但是你的一些事情却妨碍了这点。我可以给你很多帮助，而你却像个牡赈，把自己藏起来。你在心底到底隐藏了些什么？”

    赫尔曼没有立即回答。“凡是有过我这种经历的人，已不再是这个世界的一分子了，”他最后说道。

    “胡说，蠢话。你跟我们其他人一样是这个世界的一分子。你可能有过上干次离死亡只差一步，但是只要你还活着，要吃饭、要走路，对不起，还要上厕所那么你就像其他人一样有血有肉。我认识几百个集中营里出来的人，其中有些人当初真的已在走向焚烧炉。他们现在就在这儿美国，他们开汽车、做生意。你或者是在另一个世界上，或者是在这个世界上。你不可能一只脚站在地上，而另一只脚站在天空中。你在扮演一个角色，就是这样。但是为什么呢？你特别应该对我开诚布公。”

    “我是开诚布公的。”

    “什么事使你烦恼？是病了吗？”

    “不，真的不是。”

    “可能你阳展吧？那都是因为神经紧张，不是器质性的。”

    “我不阳展。”

    “那是怎么啦？好吧，我不会把我的友情强加在你的身上。不过，今天我会打电话去，要他们给你安一架电话。”

    “请再等一等。”

    “为什么？一架电话又不是一个纳粹；它不会吃人。如果你神经过敏，找个医生给看看。也许你需要一位精神分析医生。你别怕，这不是说你疯了。最健全的人也去找他们的。就是我，有一段时间也找过精神分析医生。我有个朋友，叫贝尔霍夫斯基医生，从华沙来的。如果我介绍你到他那儿去看病，他不会向你收大多的钱的。”

    “说真的，拉比，我没有病。”

    “是啊，没病。我妻子也坚持认为自己没病，不过她仍然是个病人。她打开煤气炉，自己就上街买东西去了。她在澡盆里放水，把一条毛巾忘在澡盆里，堵住了排水管。我坐在办公桌旁，忽然看见地毯上有一摊水。我问她为什么要干出这些事情，她变得歇斯底里起来，还咒骂我。这就是为什么有精神病医生的原因—一在我们病得太厉害，不得不送疯人院以前帮助我们。”

    “是啊，是啊。”“嗯，全是废话。让我瞧瞧你都写了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