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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已经通过全书看到，在我国，从斯大林时期的最早年代起，从来没有过政治犯。所有从你们面前驱赶过去的那成百万群众，那几百万犯刑法第五十八条的人，统统是一部刑事犯。
更何况能言善辩的、总是那么快活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在某处的讲台上不是笑容可掬地一再声明：政治犯？没有！！我国可没有政治犯！
是啊，悲伤痛苦是容易忘却的，那座山是可以绕过去的，人身上的伤口是容易愈合的。因此，我们几乎信以为真了！甚至有些老囚犯也信以为真了。明明白白是把几百万囚犯释放了嘛！那么，政治犯已经没有了，应该是这样吧？要知道，我们已经回来，亲人们也回到了我们身边，朋友和熟人也回来了呀。我们城市知识界的圈子也像是扩大和充实了，团结起来了。睡过一夜醒来看看，家里并没有什么人被抓走，朋友们打电话来，也都在各自家里嘛！倒也不是已经完全相信，但总难免这样想：现在基本上没有政治犯坐牢了。即使还有几百名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人至今（一九六八年）还没有被放回他们本国，尽管对克里米亚鞑靼人的诅咒还没有解除，但看样子也不会拖很久了……从外表上看，总是（斯大林时期也曾是）一切都光洁清净，什么也看不见。
而尼基塔马不停蹄地到处演说：“不论我们党内，还是我们国内，今后永远不会有这种现象和这类事情！”（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在新切尔卡斯克事件之前。）
新切尔卡斯克！它可以说是俄国的一个注定会发生最大不幸的城市。好像内战时期给它造成的伤痕还不够似的，它又一次钻到屠刀下面去了。
新切尔卡斯克！整个城市，整个城市的暴动被彻底干净地镇压下去，被完完全全地隐藏起来了！赫鲁晓夫时代也一如既往，使一切消息都消失在一片漆黑中，使人们全都闭目塞听。因此，不仅国外关于新切尔卡斯克事件一无所知，西方电台没有向我们作出解释，甚至那口头传闻的地火也被完全踏灭在该市的周边上，没有蔓延开来。所以国内大部分同胞甚至连这个事件本身也没有听说过。这就是一九六二年六月二日的新切尔卡斯克事件。
那么，就让我们根据搜集到的一些材料在这里对它作些介绍吧。
如果我说这个事件是俄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关键性事件，我想我并没有夸大它。除开三十年代初期伊凡诺沃市纺织工人的大规模的（但是和平结束的）罢工之外，新切尔卡斯克爆发的事件要算是四十年来（喀琅施塔得，唐波夫省，西西伯利亚之后）的第一次真正的人民起义，它是一次未经任何人组织的、没有人领导的、并非有意制造的起义，它是人们心灵的呼声，它表示：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
一九六二年六月一日，星期五，在全苏联宣布了赫鲁晓夫的又一个得意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决议：提高肉和黄油的价格。而根据另一项与提价毫无关系的经济计划，恰好从这天开始要在庞大的新切尔卡斯克电气机车制造厂（简称；新电机车厂）实行一项新的、降低计件工资定额的规定（降低幅度达百分之三十）。这一天大清早，两个车间（锻造车间和冶炼车间）的工人们，尽管手时报听话，惯于忍受，尾巴夹得紧紧的，这时在物价和工资两面夹攻的逼迫下，也实在没法勉强自己干活了。大家情绪激动，哇啦哇啦地议论起来，渐渐变成了一个自发的群众大会。在西方这本是习以为常的事，可是在我国却是非同寻常的。工程师们和总工程师都来劝说工人们干活，但无效。这时厂长库罗奇金来了。工人们问他：“我们今后靠什么生活？”而这个喂饱肚子的混蛋却回答说：“从前吃肉馅包子，今后就将就着吃果酱包好啦！”这句话激起了众怒，要不是他和他的侍从们跑得快，恐怕他早就被工人们撕碎了。（假如他不是这样回答的话，说不定事情也就平息下去了。）
到了中午，罢工已经蔓延到整个庞大的新电机车厂全厂。（工人们还派了联络员到其它厂去，其它厂有些动摇，但最后还是没有支持。）从罗斯托夫到莫斯科的铁路线就在离工厂不远处经过。不知是想使莫斯科尽快知道这件事，还是打算阻止利用铁路运送军队和坦克来，总之，许多妇女跑到铁路线上坐下来，阻止火车通过。同时有些男人便拆下了铁轨，构起了鹿砦。罢工的规模异乎寻常了，在整个俄国工人运动史上也并不多见。工厂的建筑物上挂出了大字标语：“打倒赫鲁晓夫！”“把赫鲁晓夫做成腊肠！”
在这同一时间里，武装部队和民警部队开始向工厂所在地区集结（工厂和附近的工人新村路新切尔卡斯克市区三、四公里，位于图兹洛夫河的另一岸）。坦克从市区开到了图兹洛夫河畔，占据了通往市区的大桥。从当天傍晚到次日早晨桥上禁止通行，市区停止一切交通。工人新村里这一夜也不平静；当夜大约有三十名所谓“带头闲事”的工人被逮捕，关进了市区的民警局大楼。
从六月二日凌晨起，市区的其它工厂（但远不是全部）也开始罢工。新电机车厂里自动召开了全厂大会，决定进城游行，要求释放昨晚被捕的工人。游行队伍（顺便说一下，起初只有大约三百人。人们害怕嘛！）包括妇女和孩子们，举着列宁的画像、和平的标语牌从坦克旁边走过桥去，没有遭到禁止。队伍继续沿着上坡路向市区进发。这时便渐渐有些爱看热闹的人、其它工厂的工人和一些孩子们加进来，游行队伍迅速壮大了。进入市区后，人们便在这里或那里拦住过路的卡车，跳上去发表街头演讲。整个城市沸腾起来了。游行队伍沿着新切尔卡斯克市的主要街道莫斯科大街向前行进，一部分游行工人去冲击市民警分局的大门，企图闯进去，他们以为被捕的工人关在这里。民警局大门紧闭，民警从墙内用手枪向工人射击。莫斯科大街的尽头有一座列宁纪念像。纪念像坐落在一个街心公园里，绕过公园的两条小马路通向苏共新切尔卡斯克市委大楼。（沙皇俄国时代这里原是哥萨克长官的官邪。白俄将军卡列金“就是在这里自杀的。）所有街道都挤满了人，而这里，市委大楼前的广场和街心公园，尤其拥挤。许多孩子为了能看得清楚，爬到街心公园的树上去了。
可是，党的市委大楼里这时已空无一人：全市的当权者都及时地逃到罗斯托夫市去了。市委大楼内部：玻璃被打碎，文件乱扔在地上，就像内战时期撤退一样。二十来个工人穿过大楼内部，出现在宽大的阳台上，向集拢在广场上的群众发表一些杂乱无章的讲话。
这时已是上午十一点。市内已经完全看不到民警，军队却越来越多、（过的确很形象；刚有点风吹草动，民政当局就躲到军队身后去了。）武装士兵占领了邮局、电台和银行。这时整个新切尔卡斯克已被军队完全封锁，任何人一概不许出入。（为了执行这项任务，还动员了罗斯托夫几个军官学校的学员，其中一部分人留守罗斯托夫，担任巡逻。）”几辆坦克从游行队伍走过的同一条路沿着莫斯科大街朝市委大楼轰轰隆隆开过来。有些男孩子抓到坦克上面，堵住它的盼望孔。坦克开始空弹射击，街道两旁的窗户和橱窗响起一片玻璃破碎声。孩子们吓得跳下坦克跑了。坦克继续向前开。
那么，这个城市的大学生呢？新切尔卡斯克是个大学城啊！大学中哪里去了？……工业大学、其他大学和一些中等技术学校的学生从清早便被锁在宿舍和学校建筑物里，不许出来。校长们真机灵！不过，我们还是要说：那些大学生的公民责任感也并不很强。大概他们自己也乐得有这样一个托词吧。当代西方国家那些造反的大学生（或者是从前我们俄国的大学生）大概不会是一道门锁能够阻拦得住的。
市委大楼里似乎有人开始扭打了。在阳台上讲话的工人一个一个被揪进楼里。阳台上出现了军人，越来越多。（斯捷普劳改营管理局的军官们不也是这样从阳台上观看肯吉尔暴乱的吗？）一队冲锋枪手开始从大楼前面的小广场上逼迫群众后退，把人们逼向街心公园的铁栅栏。（不同的目击者异口同声地说：这些士兵是少数民族士兵，是从军区的另一端刚刚调来的高加索人，用他们把刚才守卫在这里的当地卫戍部队替换下去了。但是，原先守卫在这里的那队士兵是否也接到过开枪命令呢？是否开枪命令末被执行？是否接到这项命令的大尉没有下令开枪，而是自己在队前开枪自杀了？关于这些情况，目击者的说法互不一致。有一位军官自杀，这个事实是大家都证实的。但是人们讲的细节不够清楚，而且谁也说不出这位有良心的英雄的确切姓名。）人们被士兵们逼迫着向后退，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会发生什么灾祸、这时，不知是谁下了命令民总之。是这些士兵举起冲锋枪来，朝着群众头顶上射出了第一排齐射。
也许普利耶夫将军并没有打算立即向群众开枪，但是事件却按照它自己的规律开始发展了：朝着群众头顶上射出的第一排枪弹飞向街心公园的树冠，打中了爬到树上看热闹的孩子们，死伤的孩子纷纷从树上落下来。这时，自然，群众发出了愤怒的吼声。而士兵们，不知是按照命令还是看见鲜血之后失去了理智，或者就是由于害怕，便朝着吼叫的群众开始了密集射击，而且使用的是爆炸子弹。（读者还记得肯吉尔发生过的事吧？在岗楼旁边死伤十六人的那次？）人们仓皇逃命d团在街心公园两旁的小马路上。但是士兵们却如若逃跑者的后背继续射击。直到街心公园外面的广场上，列宁纪念像附近，原先的普拉托夫大街直到莫斯科大街一带完全没有人了，才停止射击。（一位目击者说：当时的印象是到处都躺着死尸。当然，其中许多人是受伤的。各种材料都相当一致地证实：当场被打死的有七十至八十人。）接着，士兵们开始寻找并征用汽车和公共汽车，把死伤的人们抬上去，运进用高围墙围住的部队医院、（在随后的一两天内，公共汽车的座位上仍然留着斑斑血迹。）
这次也同在肯吉尔那次一样，用电影摄影机把街上的暴乱者拍摄下来了。
射击停止了。恐怖过去了。又有一些群众向广场拥过来，于是士兵们便又对他们开了枪
这是中午十二点到一点之间的事。
一个细心的见证人当日下午两点看到的情况是这样的：“市委前面的广场上停着八辆不同型号的坦克。每辆前面有一队士兵。广场上几乎空荡费的，只有几小撮人，大都是年轻人，他们在那里对着士兵们喊叫些什么。广场的沥青地面上的低洼处聚着一摊摊血。我并不夸大，在那以前我真没有想到过血还会积聚那么多。街心公园的长凳上沾满了鲜血，那里的沙土小路上也血迹斑斑，下部刷成白色的树干有的也被血染红了。整个广场上布满了坦克履带压出的痕迹。一面红旗斜靠在市委大楼正面的墙上，这是示威者拿的大旗，旗杆上面还挂着一顶灰色鸭舌帽。帽上也溅上了鲜血。而市委大楼的正面依然挂着那幅已挂了很久的红色横幅大标语。‘党和人民是一体！”’
年轻人们朝士兵这边走近了一些，数说着羞辱他们，诅咒他们：“你们怎么会干出这种事问”“你们向谁开枪啊？！”“你们是对人民开枪！”士兵们则辩护说：“不是我们！我们是刚刚调来，刚刚换防的。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看！我国的杀人犯们干得多么麻利（可是人们却说只是些什么“笨手笨脚的官僚”）：他们已经及时地把那一队士兵调走，调来了另一批不了解情况的俄罗斯人士兵了。看来，普利耶夫将军对自己的专业确实内行。
渐渐地，到下午五、六点钟的时候，广场上又重新集结了许多人。（新切尔卡斯克人真是勇敢本市广播电台不住地重复一句话：“公民们，不要受挑拨者的影响！回家去吧！”广场上站着拿冲锋枪的士兵。地上的血迹还没有冲刷掉。可是。人们却又集拢过来了。）愤怒的喊叫声。不仅如此，又形成了一个自发的群众大会。这时人民已经知道有苏共中央的六名高级成员乘飞机来到了新切尔卡斯克，（哼；很可能在第一次射击之前就到了吧？）其中当然包括米高扬（处理布达佩斯之类问题的专家）。弗罗尔·科兹洛夫、苏斯洛夫（其余几个人的名字，人们说的不准确）。她们住在骑兵军官进修学校（从前是士官武备学堂）大楼里、就像住进了一座要塞。新电机车厂派了一个青年工人代表团去向他们说明事件经过。人群里喊着。“让米高扬到这里来！让他亲眼看看这些鲜血！”不，米高扬是不会来的。大约下午六点，倒有一架直升巡逻机在广场上低空盘旋，进行观察。然后飞走了。
进入骑兵军官进修学校大楼的工人代表很快就出来了。一切都已协商好：士兵的警戒哨放工人代表进去，然后由军官们陪同他们登上市委大楼的阳台。广场上立刻静下来，鸦雀无声。代表们向群众传达说：已经见过各位中央委员，向他们说明了这个“血腥的星期六”的全部经过，当科兹洛夫听说孩子们随着第一排枪声纷纷从树上掉下来的时候，他都哭了。（有谁了解这位弗罗尔·科兹洛夫吗？谁了解这个列宁格勒的党内蠢贼的头子、最残酷的斯大林分子吗？说他哭了？！……）代表们还说：中央委员们答应一定要查清这个事件，严惩肇事者。（是啊，在特种劳改营也是这样答应我们的！）现在呢，大家尽快散开，回家去吧！不要在市内制造混乱！
但是，群众并没有散开！傍晚时，人聚得更多了。看，这些无所畏惧的新切尔卡斯克人！（有人传说，政治局的这个工作组在当天晚上曾作出决议，要把全市居民一个不留地强制迁移到外地去！我相信这一点，因为整个民族都迁移了，一个市的居民算得了什么！当年强制迁移各民族时呆在斯大林身旁的不也就是这个米高扬吗？）一晚上快九点钟的时候，曾试图用坦克把市委大楼前面的群众驱走。但是，坦克手们刚要发动马达，人们就紧紧地把坦克围起来，关闭了顶盖，堵死了了望孔。坦克沉寂了。冲锋枪手们站在一套Z并不想帮坦克手的忙。
又过了一小时，几辆坦克和装甲运兵车从广场的另一面开过来。上面配备着冲锋枪手掩护。（本来嘛，我们是有丰富的作战经验的；我们不是把德国法西斯都打败了吗！）坦克和装甲车高速前进（两旁便道上的青年人们对它们吹口哨。大学生们这时已经放出来了），终于把莫斯科大街和普拉托夫大街的行车道清理出来了。
一直到半夜时分冲锋枪手才开始对空打曳光弹，群众才慢慢散去。
（人民怒潮的力量啊I你能够多么迅速地改变一个国家的状况呀！昨天夜里，宵禁还显得那么威严可怖，不容冒犯；而今天此时却是全城的人都在街上游逛。吹着口哨。莫非这就是隐藏在半个世纪的外壳下面的东西吗？——如此迥然不同的人民，迥然不同的空气？）
六月三日，新切尔卡斯克广播电台播送了米高扬和科兹洛夫两人的讲话。科兹洛夫并没有哭。他们也没有再许诺要查明当权者中的肇事者。他们在讲话中只提到：这次事件是由敌人挑动起来的，而敌人一定会受到严厉惩。、（是呀。广场上的群众早已散开了嘛！）米高扬还说，苏联军队根本不许装备达姆弹，所以那些达姆弹肯定是敌人使用的。
（但是，这些敌人是谁？……他们是用什么降落伞空降来的呢？他们现在跑到哪里去了？哪怕揪出一个来叫我们看看也好嘛！哎，我们已经太习惯于受人愚弄了。只要对我们说一声“是敌人”，我们就似乎全都明白了……就像中世纪时人们提到魔鬼一样……）一市区商店里的商品顿时丰富了：出现了黄油、灌肠以及其它许多本市商店里好久没有看到过的、只有在首都的商店才能买到的商品。
所有受伤的人从此便不知下落，谁也没有再回来、相反地，死伤者的家属（他们总一要寻找自己家的人吧！这就暴露了自己。……）全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去了。其他许多有牵连的人、被记住的人、被抽入照片的人也都遭到同样命运。对被捕的游行参加者进行了一连串的秘密审判。也有两次审判是“公开的”（旁听证只发给各企业党的干部和市委直属机关工作人员）。其中一次公审是审判九名男子（全判枪决！）和两名妇女（各判十五年徒刑）。
市委成员原班人马未动。
这个“血腥的”星期六之后的第二个星期六该市电台广播说：“电气机车制造厂的工人同志们保证要提前完成七年计划！”……如果当初的沙皇不是那么软弱无能，他在一月九日那天本来也可以想到在彼得堡逮捕一些举着神幡的工人，并且给他们贴上匪徒的标签的。“那就可以宣布：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革命运动”。
例如，在新切尔卡斯克事件的前一年，一九六一年，亚历山德罗夫市的民警把一名被拘留的人殴打致死，后来又禁止人们抬着死者棺材经过民警派出所l‘帅IJ送往墓地。因此，群众忍无可忍，一把火烧掉了这个派出所。马上开始了大逮捕。（穆罗姆市也发生过类似情况，时间相隔不久。）那么，今天该怎样审理这些被捕的人呢？在斯大林时期，一个裁缝往报纸上插了一根针，因为他插得不是地方，以致按刑法第五十八条被判了刑。现在判罪的手段比那时高明多了；捣毁井烧掉派出所也可以不算政治事件，可以说成是“一般土匪行为”。上面下达的指示就是这么写的：“群众性的风潮”不算政治行动。（访问：那还有什么能算是“政治”行动呢？）
这样，我们国内就再也没有“政治犯”了。
可是，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内另外还有一股从未枯竭过的水流，它一直在流着，这些“罪犯”从未受到过“能够起死回生、复活万物的阳光雨露”的滋润……这股不竭的水流不管是在“破坏了列宁主义准则的时期”，还是在“恢复并遵守了列宁主义准则的时期”，几十年来一直没有间断过，而在赫鲁晓夫当政之后变得更加壮阔了。
这是那些宗教信徒。反抗新一轮封闭教堂的恶浪的人。被赶出修道院的修士。顽固的教派分子，特别是拒绝服兵役的，对这些人可就别见怪了，这是直接帮助帝国主义，按照我们这个温和时期的作法，头一次就只给你五年吧！
不过，这些人当然更不能说是政治犯了。他们是“宗教犯”，对他们应该进行教育。我们这里的教育方法是：单单因信仰而被开除工职，派一些共青团员去砸他们家的玻璃，用行政命令迫使信徒们去听反宗教的讲演，用汽焊把教堂的大门切下来或者用铁索套住教堂的圆屋顶，然后用拖拉机把它拉倒，用水龙带驱散作祈祷的老太婆们。（法国共产主义者们，这就是你们所说的“对话”吗？）
正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对波察耶夫市的修道士们所宣布的那样：“假如我们真按苏维埃的法律办事，那就得等待很长时期才能到达共产主义！”一因此，只在万不得已时，当“教育”措施不能奏效时，才必须借助法律。
不过，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大大显示一下我国今天的法律确实像钻石般光辉灿烂，高贵无比：我们今天不像斯大林时期那样搞秘密审判了。也不搞缺席审判，甚至不搞半公开的（即只允许一部分人旁听的）审判。
现在我手头有一份审判记录。时间是一九六四年一月，地点是顿巴斯的尼基托夫卡市，被告是五名浸礼派教徒。
审判经过是这样的：先把那些从外地远道来参加旁听的浸礼派教徒们关进监狱，关押三天，借口是必须弄清他们的身份（审判结束之前不放出来，同时也是要恐吓他们）。把向受审者扔鲜花的人（自由公民！）关押十天禁闭。另一个记录了审判过程的浸礼派教徒也被拘留十天，并且没收了他的记录（幸而保存下了另一份）。其他旁听者进入审判庭之前，先把一些经过挑选的共青团员从旁门放进去，让他们占据前排座位。审判过程中旁听席上不时有人叫喊：“给他们身上浇上汽油，烧死他们！”法官们并不制止这一类正义呼声。法庭的拿手好戏是利用有仇的邻居的证词和受到恫吓的末成年人的证词：法庭让一个九岁的小姑娘和一个十一岁的小姑娘出庭作证。（只要应付过目前这场审判就行，至于这两个孩子心灵上会受到什么影响，今后会怎样，那就不管了。）小女孩的笔记本上写着《圣经》里的话，这就是“物证”。
受审者之一姓巴兹别伊，是个矿工，家里有九个孩子。就因为他是浸礼派教徒，矿山工会委员会从来不给予他任何补助。现在，人们对他的小女孩尼娜，一个刚刚读八年级的学生，采取威胁、收买（矿山工会委员会给予她五十卢布）和许愿（答应将来安排她上大学）的办法，迫使她在预审中捏造了一些关干她父亲的异想天开的证词：说父亲曾企图用变了质的甜汽水毒害她，还说在信教的人躲藏到森林里去集体祈祷（因为在村里祈祷要受迫害）的时候，她看到森林里有一个“无线电发报设备，一棵很高的树上缠着电线”。在这之后，尼娜为自己的捏造感到十分痛苦，她得了头痛病，当局便把她送进精神病院，关在狂躁型精神病患者病房里。尽管如此二开庭时还是把她带出医院，希望她还能在法庭上作证。但是她却完全推翻了：“那都是侦查员亲口告诉我的，是他叫我这么说的！”没关系！无耻的侦查员什么都能够应付：他判定尼娜在法庭上的作证“无效”，而在预审时的作证则是有效的。（这是我国法院经常使用的得意手法：在支持公诉的证词不能成立时，他们就无视当庭审判，而把原先假造的预审证词拿来作根据。他们会公然在法庭上说。“哎，你怎么能这样说呢？……你原先的证词里明明写着……你在侦查时也说过……怎么能推翻呢……这是要判罪的呀！”）
审判员们根本不想听任何实质问题和事实真相。这些浸礼派教徒之所以受到迫害，就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一个由国家特派的无神论者来当他们的传教士，而要求推选自己的传教士。（按照浸礼教的教规，任何一个教徒都可以当传教士。）对于这个问题，党的州委已经明确指示了：要给这些人判刑，把他们的子女从他们身边夺走。这个指示是必须照办的，尽管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刚刚（一九六二年七月二日）才用左手签署了“反对在教育方面实行歧视”的国际公约。那里面就有一条规定：“父母应该有可能保证依照自己的信仰对孩子进行宗教方面和道德方面的教育。”但是，这一点正是我们所绝对不能允许的！任何人只要想在法庭上讲一讲实质性问题从而把案情真相进一步讲清楚，他的活必然会被审判员打断，转移话题，扰乱他的辩论水平，就是：“既然我们已经计划好要建设共产主义，那么还会有什么世界末日的到来呢？”
下面让我从一位年轻姑娘叶尼娅·赫洛波尼娜在法庭上作的最后陈述中引用几句吧。“这些年来，我宁愿不去看电影，不去跳舞，而阅读《圣经》和作祈祷。现在，你们却只是因为这个就判我徒刑，剥夺我的自由。当然，作为一个自由人而生活确实是幸福的，但是，作为一个无罪的人而生活则更幸福。列宁说过：只有在土耳其和俄国还保存着诸如宗教迫害之类的可耻现象。我没有去过土耳其，所以不知道那里怎样，而在俄国呢，就是你们所看到的这个样子……？”法庭没有允许她继续讲下去。
法庭判决是：二名判五年劳改，二名判四年劳改，多子女的巴兹别伊被判三年劳改。被告们高兴地接受了判决，立即又作祈祷。于是，“工作单位的代表们”高喊：“判得太轻了！还得加重！”（得浇上煤油烧……）
一些有耐心的浸礼派教徒经过调查和统计，成立了一个“囚犯亲属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发行一种手抄的《会报》，报道对信徒的各种迫害。从这份《会报》上，我们看到：自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四年六月之间有一百九十七名浸礼派教徒被判刑，其中有十五名妇女。（一百九十七人全部有名有姓。委员会还调查了靠这些被判刑者赡养的、如今衣食无着的人口数字，是四百四十二名，其中学龄前的子女三百四十一名。）这些人大部分被判五年流放，但也有些人被判五年严管劳改，（就差没有送到容条纹布囚服的特种营去了！）然后再加判三至五年流放。哈尔科夫州奥尔尚地方的兹多罗维茨由于信教被判七年严管劳改。七十六岁的阿连德也因信奉宗教被判刑。洛佐沃伊全家（父亲、母亲、儿子）一起被关进监狱。住在哈尔科夫州兹米耶夫区索科洛沃村的叶夫根尼·姆·西罗欣是卫国战争时双目失明的一等残废军人，他因为“用基督教思想教育自己的孩子”而被判三年劳改，他的三个孩子（柳芭、娜佳和拉娅）则根据法院判决必须离开他。
对浸礼派教徒布罗多夫斯基进行审判（尼古拉耶夫市，一九六六年十月六日）时，甚至公然利用显系伪造的证据。被告抗议说：“这么干未免太丧良心了吧！”法官则直率地告诉他：“法律就是要把你们这些人揉坏、压碎、消灭掉！”
这就是法律！这还是“遵循了列宁准则的”那些年代的，不是所谓“不经过法院的迫害”！
不久前，人们看到了从劳改营里传递到外界的C·卡拉万斯基的令人心惊胆寒的作品《请求书》。这位作者原被判刑二十五年，他服完了十六年（一九四四—一九六0）就被释放了（显然是根据关于“三分之二”的规定）。他结了婚。后来……到大学去了吗？不！一九六五年突然有人来到他家宣布：收拾东西跟我们走吧，你还有九年刑期没有服完！
除了我们国家，世界上别处哪里会有这样法律？！给人们套上二十五年刑的铁枷锁，要到七十年代才能满刑！可是，突然，颁布了新的法典（一九六一年），规定刑期不得超过十五年。那么，大概法学系一年级的学生也会懂得，原来的二十五年刑期当然该取消了吧！不，我们国家可不取消。在我们这里，你哑着嗓子叫也罢，拿头碰墙也罢——反正不取消。对不起，请你继续服刑！
这类人并不算少。那些没有赶上赫鲁晓夫的“释放流行病”的囚犯，和我们同一个作业班的人，同牢房的人，在递解站邂逅的人，现今仍有不少被遗忘在劳改营里。我们过着恢复原状的生活，却忘记了他们仍然是被抛弃的，仍在忧郁地、呆痴地、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在那一小块被践踏的土地上，生活在岗楼和铁丝网之间。报纸上的照片换了人，讲台上讲话换了腔调，人们反对了一阵子个人迷信，然后便不再反对了。而被判刑二十五年的人们，受过斯大林洗礼的人们，依然在坐牢……
卡拉万斯基的书里还谈到另外一些人的同样令人震惊的监狱生涯。
啊，酷爱自由的西方“左派”思想家们！啊，英国工党的左派分子们！啊，美国、德国、法国的进步大学生们！对你们来说，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对你们来说，我这整本书一钱不值。只有当你们自己被人喝令“把两手背过去！”时，只有到你们自己也蹒跚在我们的古拉格群岛上时，你们才会恍然大悟。
不过，现在政治犯人数确实少多了，不能同斯大林时期相比：已经不是按百万计算，也不是按十万计算了。
这是不是因为法律改善了？
不是。只因为航船（暂时）改变了前进方向。现在同样时而发生司法“瘟疫”，有了这些瘟疫就可以大大减轻司法工作者的脑力劳动了。甚至报纸也时而对那些善于读报的人们暗示一点东西：如果报纸上近来关于“流氓行为”的文章多了，你就该明白：“机关”正在根据“流氓”这一罪状大规模抓人；报道“盗窃国家财产”的消息了，那就是说：正在抓“贪污犯”。
现在的囚犯们从“移民区”写来的信都是灰心失意的，他们说：
“想找公理和正义是徒劳的。报上写的是一码事，实际生活可是另一码事。”
（维·伊·德．）
“我实在不愿意继续当一个被社会和人民遗弃的人。但是，到哪里去讲理呢？人们更相信侦查员的话，不会相信我。可是，侦查员，一个二十三岁的女孩子，她懂得什么？她能够理解什么呢？难道她能够想象到人们是怎样摆布别人的命运的吗？”
（维·克．）
“他们不对案件进行复查，因为一开展复查，他们自己就得被精简掉。”
（列-恩）
“现在只不过是把斯大林时期那一套侦查和审判的手法从政治领域搬到刑事案件领域来了，如此而已。”
（格·斯．）
把这些苦闷的囚犯们的话总结一下，我们就会明白：
l·不可能复审案件（否则，整个审判员阶层就要垮掉）。
2．从前是根据第五十八条乱抓人，今天是根据刑事犯条文同样在乱抓人。（否则，他们靠什么吃饭？怎么处置古拉格群岛？）
换言之：如果一个公民想把另一个他不喜欢的公民除掉（当然，不是直接把刀子插进他的胸膛，而是合法地除掉）的话，他该怎样进行才能万无一失呢？从前，他只须根据刑法第五十八条第10分条写一封告密信就行了。现在呢？他得先去找工作人员（找侦查人员、民警局的人、法院的人。反正这样的公民就一定会有这样一些朋友）去商量一下。打听清楚今年什么罪名录时兴？看看现在网是撒在哪一条法律条文上的？问问在哪一方面必须完成司法工作的定额？然后，他就可以在这一方面下手了，不必动刀子。
例如，强xx罪这一条就热闹了好一阵子，尼塞塔不知怎么头脑一热，要求这种罪判刑不能少于十二年。于是各地成千把铁榔头齐举，一概往十二年上“铆”，铁匠们不至于闹着没事干了。可是这种罪是很微妙的，涉及隐私的，您琢磨一下，它跟五十八条第十分条有点相似：那是俩人之间的事，这也是俩人之间的事；那种事没法查证，这种事也没法查证，两者都是避开见证人以——而法院需要的正是这个。
例如，列宁格勒的“斯梅洛夫案件”就是一例。两名妇女被叫到民警局去了。“你们同男人们一起参加小型晚会了吧？”“参加了。”“发生了性关系吗？”（关于这一点，民警已经掌握确切的告密信，事实已被确认）“发……发生过。”“那么，二者必居其一：一是你们自愿发生性行为的，另一种是并非自愿。如果是自愿的，民警局就把你们看作暗娼，你们就得交出列宁格勒市的居民证，在四十八小时内离开列宁格勒！如果不是自愿的，那你们就得写一份被人强xx的控告！妇女们，当然，无论如何不想离开列宁格勒。那么，好了，两个男子就按强xx罪各判十二年！
再看看米沙·亚·波塔波夫的案件吧。他是我在学校教书时的一位同事。问题全是邻居吵架引起的：一是因为邻居要扩大占用面积未能得逞，二是因为波塔波夫的妻子，共产党员，告发了两个邻居非法骗取养老金的事。于是邻居就开始报复了！一九六二年夏天，波塔波夫生活得好好的，没有任何值得担心的事。突然，他被侦查员瓦休拉传去问话，就一去不复返了。（读者，您学习学习吧！在我国这样一个法治国家里，这类事也完全可能在任何一天发生在您身上，真的！）尤其使侦查工作容易进行的是：波塔波夫过去已经根据第五十八条坐过九年牢（再加上四十年代他曾经拒绝提供伪证控告他的同案人，这就更使侦查员恼火）。侦查员瓦休拉直率地对波塔波夫说：“我在想象中送你去重新坐牢的次数，比我头上的发丝还要多！遗憾的是，现在废除了从前的法律。”波塔波夫的妻子跑来搭救丈夫，而侦查员瓦休拉党对她说：“我真想唾你的脸！你算个什么党员！高兴的话，我连你也送去坐牢！”（苏联副总检察长尼·若金著文（《消息报》，一九六四年九月八日）称：“某些文章和报道似乎力图贬低侦查员的劳动，摘掉他头上的罗曼蒂克的光环。其用意何在？”）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开庭审理米沙·波塔波夫案。指控他以到他家看电视为诱饵，强xx同院十四岁茨冈少女娜佳，奸污五岁幼女奥丽娅。侦查笔录以一个从未见过性行为的六岁男孩沃瓦具名，内行而详细地描述了“米沙叔叔”和娜佳的这种行为。
这一切似乎都是沃瓦透过窗户看到的，而他的身材根本够不着窗户，玻璃上结了冰，里面还有小松树和窗帘遮住。（请问：对于那些向少年儿童日接这类的话，从而真正糟蹋孩子心灵的人，该判什么罪？）“被强xx的”娜佳已经怀孕六个月，但却一直没有告发，现在，当侦查员瓦休拉叔叔需要的时候，她就告发了。我们学校的许多教员要求参加旁听，但不允许他们进去，不过这些人却反倒因此得以在法院走廊里看到了父母们怎样教给那些“作证”的孩子，怕他们在法庭上说错话！教员们为此事给法院写了一封联名信，但这信引起的“后果”仅仅是区党委把签名的人一个个叫去，指责他们不信任苏维埃法院，并且威胁要取消他们当教员的资格。（那还用说？应该把这类抗议扼杀在萌芽阶段。如果社会舆论随便发表起对法院的意见来，司法人员就别想过太平日子了。）不久，宣布本判决：十二年严管劳改。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了解外省情况的人们会知道，还有什么办法去反对呢？！没有任何办法。我们都束手无策。甚至自己也可能失掉工作。只好让无辜的人去受苦！法院总是有理的，党的区委总是有理的。（它们是互相有联系的，有电话嘛！）
本来事情就算告一段落了。过去一首都是扶梯的一
但是，事有凑巧。正在这个时候发表了我的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它描写了一个人很久以前遭到的无端灾祸。这时，区委对我来说已经不再是那只总能镇住老鼠的猫了。于是我决心干预这件事。我写信给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更主要的是我使《消息报》的记者奥·柴可夫斯卡娅也来干预了这件事。这样，就开始了我们长达三年的斗争。
愚蠢麻木的侦查和司法的臃肿躯体之所以能够存活，全靠着它是不会有错的。这个躯体之所以有力，之所以信心十足，是因为它对自己的决定从不复查，任何一个法官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判决并坚信不会有人来纠正他。为此，他们之间订有一条秘密默契：不管上诉状递交到哪里，哪怕递到“超莫斯科”去，都要统统转回原审理机关处理。而且任何司法人员（审判员和检察长等），即使发现他们有滥用职权、感情用事、挟嫌报复、判断错误或处理不当等情节，也都一概不受指责，不受惩罚。我们要庇护他们！保护他们！成为他们的挡风墙！正是因为能这样作，我们的名字才叫“法律”！
既然已经开始侦查，结果却不起诉，这怎么行？！那不等于侦查工作放了空炮吗？既然人民法院已经受理案件，结果却不判刑，这怎么行？！这不等于愚弄了人民审判员吗？！法院不是白忙了吗？！州法院对地方人民法院的案件进行再审？这意味着什么？这等于在本系统内部增加废品率！而且还会使自己的同事们感到不快。何必呢？！举例说吧，由于告密而一旦开始的侦查工作，必然要以有罪判决而结束，而这判决则应该是不可能受到复审的。这样，大家也就不会互相扯后腿。不要使区委为难，他们怎么说，你就照办好了；这样，他们也不会使你为难。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当代法院里不需要有磁带录音机，也不必有速记员，只有慢条斯理地写字的女书记员，她只会用两个世纪前小学生写字的速度在笔录纸上慢吞吞地写下一点什么。这个审判笔录并不当庭宣读，审判员审阅和批准之前谁也不能看到它。只有审判员批准的东西才能构成法庭材料，才被承认是在法庭上发生过的。至于我们旁听者在法庭上亲耳听见的，那都是云烟，早已消散，不，它从未存在过；
在审判员的视野中始终有一张漆黑发亮的真理的面孔，它就是合议室里的电话机。这个传达上帝旨意的神坛是从来不会坑害人的，所以，只管照它所说的去做好啦！
可是我们呢，我们居然争取到了上诉的权利，这真是空前的事。从此便开始了一个重新侦查的漫长过程，它一直拖了两年。那些不幸的孩子长大了一点，他们想从自己过去作的伪证中解脱出来，把这一切都忘掉。但是，不行，父母们和新侦查员又对他们进行训练了：你们该这样说，不然的话，你妈妈会吃苦头的；如果不判米沙叔叔有罪，就得判你妈妈有罪了。
我们终于来到梁赞州法院的法庭上。律师像往常一样毫无权利。审判员可以驳回他的任何抗议，而这种驳回是不受任何监督的。照旧是利用仇人邻居的证词作根据，还是无耻地利用未成年人的证词。（请与巴兹别伊的案件比较一下看。）刚一开庭，审判员不是对证人说：“你把事实经过说一说。”也不是要求他们：“你把真实情况说说。”而是要求证人：“你讲讲你在最初侦查时是怎么说的！”而对于被告方面的证人的发言，审判员竟公然打断他们，扰乱他们的思路，并且进而实行威胁：“预审侦查时你在证词里说的可是……现在你有什么权利不承认它呢？”
女审判员阿夫杰耶娃不断地对几位陪审员施加压力，就像一头母狮对待羔羊。（顺便说一句，现在到哪儿去找白发苍苍的老法官啊！如今我国法院里的审判员的职位几乎全被一些善于看风使舵的狡猾女人占据了。）她的头发像马鬃一样，说话像个男人，语气坚定、强硬，她自己可能也为她那铿锵有力的声音和谈话的重要意义所陶醉了吧。只要审讯进程稍不如意，她就大发脾气，甩尾巴，脸涨得通红，打断不中用的证人的话，威胁我的教员同事们。她说；“你们怎么能怀疑苏联的法院呢？”“你们怎么能设想是别人唆使孩子们那么说的呢？那就公说．你们自己一定也在教给孩子们撒谎吧？”“集体给法院写联名信是谁策划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集体行动”这个想法本身就是非法的！是谁？是谁？是谁？）检察长克里沃娃（都是谁给她们选择了这些贴切合适的姓氏呢？）面对这样气势汹汹的审判员却一声不吭，毫无作为。
审判过程表明，一切指控都站不住脚。男孩子沃瓦不可能从窗外看到什么；奥丽娅也把证词全推翻了，根本没有人糟蹋她；在可能进行犯罪活动的那些日子里，波塔波夫的妻子一直卧病在家，躺在她家唯一的一间屋子里，丈夫总不能当着妻子的面强xx邻家的吉卜赛姑娘吧；这个吉卜赛姑娘在这之前曾偷过波塔波夫家的东西；吉卜赛姑娘平时经常夜不归宿，尽管她只有十四岁，可在这之前就常在外面跟男人们鬼混。但是，苏维埃的侦查员是不犯错误的！苏联的法院也不可能犯错误！判决——十年劳改！亲爱的司法人员们，快庆祝胜利吧！侦查员同志们，不要动摇！继续这么干下去！
这一切都是在《消息报》记者在场的情况下发生的！还是在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最高法院已经出面干预的情况下发生的！那么，那些无人替他们出面干预的人该怎么样呢？……
后来，又经过将近一年的是非真伪的辩论和斗争，最高法院才终于作出裁决：波塔波夫无罪，恢复名誉，予以释放！（他已经坐了三年牢……）那些教唆孩子们淫秽行为的人怎么样了呢？一点也没怎么样。没关系，失败了就失败了嘛！那么，雄狮般的阿夫杰耶娃审判员总该有个污点，有些难堪吧？不，她仍旧是人民选举的崇高司法代表。那么，斯大林式的摧残者瓦休拉呢？他仍在原处。仍任原职，连他那长指甲都没有修剪一下。
坚守阵地吧，繁荣昌盛吧，司法阶层！是我们为你而存在，不是你为我们！就让司法制度成为你脚下的一块毛茸茸的地毯吧。只要你觉得舒服就好！老早就宣布过，在迈入无阶级社会的时候，司法审判也将是无冲突的（为了反映出社会秩序内部的无冲突性）：在这样的审判中，法院人员，检察员，辩护人，甚至被告人自己，都将结为一体，奔向共同的目标。
司法工作这种可靠的稳定性使民警机关的日子也好过多了：它使民警可以毫无顾忌地实行“挂车”或者“犯罪口袋”的办法。情况是这样的，由于地方民警玩忽职守，动作迟缓，有时还是因为胆小怕事，犯罪事件接二连三地破不了案。但在表报里可一定要写成业已侦破（即已结案）！这就得等一个方便的机会了。碰巧有一个好捏鼓的，揍蒙了的，傻头傻脑的家伙进了局子。所有这些没破的案子都能往他脖子上套。这些全都是这个不法之徒一年之内作的案！让他挨一顿“练”，再饿上两天，什么罪都能“认”，签字画押，数罪并罚，长期徒刑——本区的污点也就洗刷干净了。（在埃里温附近的阿尔塔沙特，出了一件杀人案。一九五三年胡乱抓了一个人，安排了假证人，经过拳打脚踢，判了二十五年。可是一九六二年找到了真正的凶手……）
由于一切罪行都未能逃出法网，社会生活大大地健康化了，民警局的侦查员们拿到了奖金。
洗刷本区的污点还可以采用相反的方法：要做得好像根本没有刑事犯罪。年老的前犯人伊万·叶米利扬诺维奇·布雷克辛，六十五岁，蹲过十年牢（是我在马尔非话“沙拉什卡”时的朋友），一九七八年七月在“旅游者”消夏村黄昏街头无人时遭到两个年轻流氓的毒打和抢劫。他在公共汽车站躺了两个小时，没人管。后来被拉到附近德德奈沃的一家内科医院。萨维利耶娃医生根本治不了——但也不送他去外科医院；尽管他说出了自己的姓名，年龄，她也不把伤者的情况通知医疗系统，甚至也不报告民警。被殴打者浑身血肿，脑出血，牙齿打掉，眼角出血，不但没有得到治疗，甚至没人护理（卫生员喝醉了），整整三天三夜，躺在一张漆布上，后背泡在尿里。他的家人在这个村里并沿着萨维约洛夫公路东奔西跑地找了他三天三夜，——可是医生哪里没有报告呀。最后终于找到了，靠自己——不是靠医院——想办法从莫斯科叫了一辆复苏急救车，拉到一位神经外科大夫那里，大夫做了颅骨手术，但未能制止内出血。患者受了九天痛苦之后去世了。
当地的伊克山民警局收到了法医鉴定，但并不忙着立案侦察，更没有到医院检查血衣寻找线索。原因是捷捷来沃人人都知道这些本地的流氓，可是谁都怕他们。上面说过的那个女医生萨维利耶娃协助高级侦查员格拉西莫娃（在询问死者的妻子时她的办公室里放着流行音乐），搞了两个多月，侦查结论是：因受害者发生卒中，至使倒地时跌伤。这样一来，没什么人可抓，犯罪没有发生，本区是干净的。
愿你在天国安息，伊万·叶米利扬诺维奇！
有一年、上面号召要抓捕、审判、驱逐寄生虫，打从这年以后，社会可就更健康了，法制可就更加强了。这项法令也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过去的极富弹性的第五十八条第十分条；罪状也可以随便说，用不着物证，而且你也没法反驳。（对诗人伊·布罗德斯基适用了这一条，不是搞得很成功吗。）
“寄生虫”这个字眼他们一拿到手里就做了巧妙的曲解。正是因为寄生虫们——拿着高工资的游手好闲者一坐上了法官的席位，对那些下班以后卖命挣点外快的贫苦劳动者和能工巧匠们的判决书才源源而来。瞧他们扑向所谓“寄生虫”时的那个狠劲！那是饱汉子对饿汉子自古就有的狠心。阿朱别伊手下的两个丧尽天良的记者（《消息报》，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三日）竟然无耻地声称：“把寄生虫驱逐出莫斯科的距离还不够远哪！还允许他们接受亲属的包裹和汇款哪！对他们管制得还不够严哪！”“没有强迫他们从日出到日落地劳动啊”，就是这么写的：“从日出到日落”，一字不差。那是什么共产主义的日出，是哪家的宪法需要这样的农奴劳役制？！
我们列举了使群岛经常保持满员的几条重要的水流（同时还有永远不会减少的“官盗”）。
那些整天在街上转悠的，坐在指挥部里的，打掉被截住的人们的牙齿的“人民纠察队员”也不白耽误工夫。这些民警局指定的乌什库尼克一或者冲锋队员是宪法里没有也不对法律负责的。
古拉格群岛的补充人员是源源不绝的。虽然我国社会早已是无阶级社会，尽管半边天已经被共产主义霞光映红，但是，我们却不知为什么已经习惯于这样的事实了：犯罪现象不仅没有消灭，而且不见减少。岂止如此呢，近些年来甚至不再向我们许诺要消灭犯罪现象了。三十年代确实许诺过：快了，快了，再过几年就行了！现在呢，不再许诺了。
我国的“法律”是强大而旋转变化自如的。它不同于地球上一切称为“法律”的东西。
思想糊涂的古罗马人想出过一条原则，说什么“法律没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可是，我们国家的“法律”却有回溯效力！古老的反动谚语说什么“法律是不能往回写的”。可是，我们国家的“法律”就可以往回写！如果说（最高苏维埃）刚刚颁布了一道新时兴的法令，而“法律”当局很想把它适用于那些在此之前被捕的人们的话，那有什么呢，满可以适用嘛！对于买卖外币的人和贪污受贿的人就是这样办的：地方当局，例如基辅市，把名单送到莫斯科来请求在名单上标出记号，应该对哪些人适用回溯效力（需要延长刑期或需要凑足“吃九克”的人数）。莫斯科也就标出了。回溯效力适用了。
还有一点，就是我国的“法律”能够预见到将来。按常理说，在开庭审判之前谁也不可能知道审判将怎样进行以及会作出什么样的判决。可是，不，你看，苏联的《社会主义法制》杂志就在法院开庭审判之前把审判经过和判决全都登出来了。杂志社怎么猜中的？那你去问他们自己吧……
苏联总检察署的机关刊物《社会主义法制》一九六二年一月份第一期。这期杂志是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付印的。可是在该期第七三一七四页上却登载着格里戈里耶夫（格鲁兹德）的一篇题为《法西斯刽子手》的文章。文章报道了在塔尔图市举行的对爱沙尼亚战犯进行的公审过程。记者描述了询问证人的情况、摆在审判席上的物证、对被告人的审讯（“杀人犯厚颜无耻地回答说……”）、旁听席上的反应和检察长的发言。最后，他报道说，对被告宣判了死刑。事实上这一切钻正是这样发生的，只不过是发生在一九六二年一月十六日（见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七日《真理报》），而这时杂志早已印好并且出售了。（这是因为开庭时间推迟了，没有及时通知杂志编辑部撤稿。这位记者为此被判处强迫劳动一年。）
而且我国的“法律”也不知道有一种所谓“伪证罪”。它根本不认为作伪证是犯罪。我们中间有一支庞大的、专作伪证者的大军，这些人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进入应该受到尊敬的老年期，在金色的黄昏中消闲纳福。整个世界上，整个人类历史中，只有我国对伪证者关怀备至！
我国的“法律”也从来不惩处杀人犯审判员和杀人犯检察长。他们都受到尊敬并担任着原来的职务，而且还要工作很久，然后才光荣而尊贵地去度过晚年。
还不能不允许我国“法律”有所摇摆和发生急剧的转变，因为这些都是人们激动的脑海中时隐时现的创造性思维所固有的特点。一忽儿法律转向一个极端：这一年必须大大降低犯罪率！要少逮捕人！少判罪！被判刑人可以“交保释放”！随后，它又转向另一极端。坏人还没有被全部抓起来！不能搞“交保释放”这一套！应该更严格地管理！判刑太宽！处决那些坏蛋！
但是，尽管遭到风暴的多次袭击，我国这只“法律”航船依然在庄重、威严而平稳地航行着。最高法院的法官和高级的检察长们是富有经验的，这些风浪打击对他们来说不过是区区小事。他们召开几次全体会议，发出自己的指示，于是，每一个新的、极其荒唐的方向性转变就都会被解释成是群众早已盼望的、是我国整个历史发展已经准备好条件而势在必行的、是那“唯一正确的学说”所早已预言过的。
我们的“法律”航船时刻准备着应付各种摇摆和转折。如果明天一声令下，说必须再把意识形态不对头的人抓几百万关起来，必须再次流放整个民族（原先被流放过的民族或者别的民族），或者必须流放整个发生暴动的城市，或者必须再给囚犯们挂上四块号码布，即使如此，这只航船的巨大船体也几乎不会颤动一下，它的船舶也绝不会倾斜。
这样，就只剩下诗人杰尔查文“的诗句了，不过，对于这句话也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真正有所理解，即：
“不公正的法律甚于抢劫。”
剩下来的也就是这一点。只有这一点保留下来了，仍然像斯大林在世时一样，仍然像本书所描写的所有年代一样。《基础》、《法令》、《法律条文》颁布了许多，印刷了许多，有的互相一致，有的互相矛盾，但是，我国整个国家生活并不是依靠这些东西运转的，也不是依据它们逮捕人的，更不是遵照它们进行审判和专家鉴定的。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有百分之十五吗？），只有在侦查和审讯的对象既不涉及国家利益，也不关系指导思想，而且不影响某官员的个人利益和安静生活的情况下，司法人员才享有按照问题实质认真进行裁决的优惠条件，无须住什么地方挂电话，无须清什么人作指示。在其余所有情况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论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案件，都无疑会触及某些人的重要个人利益——集体农庄主席的、村苏维埃主席的、车间主任的、工厂厂长的、房管所主任的、区段民警的、派出所所长或特派员的、主任医师的、主任经济师的、局长和司长们的、特别科科长和干部科长们的、区委书记和州委书记们以及再上级、再上级的什么人的个人利益。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电话便从一个安静的办公室打到另一个办公室，谈话的声音不高、慢条斯理、语气和善，人们会向你提出建议，纠正你。引导你——告诉你应该怎样处理这个看来是小人物的案件，因为这个小人物身上有小人物所无法知道也无法理解的、比他高得多的人们的利益和想法错综地交织在一起。可是，那些轻信报纸的一般读者对此一无所知，他来到法庭上，抑制不住为真理而剧烈跳动的心、面对着审判员们一张张睡眼惺忪的面孔热情地、激动地陈述着自己准备好的合理而周密的论据，他根本不会想到案件的判决书早已写好，而且没有上诉机关，没有时间和途径让你去纠正这险恶的、自私的判决，纠正这利剑般穿透你胸膛的不公正判决。
你所面对的只是一堵墙。这堵墙上的砖是用谎言的灰浆粘结在一起的。
我们起初把这一章题为《今天的法律》。但是，确切地说，应该把它题为《没有法律》！
依然是那同样诡谲的隐秘性和暗无天日的不公正充满着我国的空气，笼罩在城市上空，它比城市烟筒冒出的黑烟还要浓。
一个用钢箍紧紧箍在一起的巨大国家矗立在世界上已经是第二个半世纪了，有的只是钢箍，但是没有法律。
后记
本书原不应由我独自撰写。最好是由熟悉情况的人分别撰写各有关章节，然后在编辑委员会上互相补充，共同修改定稿。
但是，能够这样作的时刻还没有到来。我也曾向某些人提议，由他们撰写个别章节，他们没有答应，而只代之以口头叙述，或者把书面材料交给我，供我选用。我还向瓦尔拉姆·沙拉莫夫提议过共同编写全书，他也推辞了。
按理，应该设一间办公室。应该在报纸上，或者通过电台，发表广告（“请踊跃响应！”），能够有公开的私人信函往来，就像写布列斯特要塞的情况时那样。
但是，我不仅没有可能这样铺开工作，反而不得不把自己的构思、信件、材料等等全部隐藏起来，分散到各处，对一切都严守秘密。甚至在写这本书时我还不得不装作正在从事别的工作。
我多少次提笔写它，又多少次搁笔了。因为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没有找到答案；到底需不需要由我独自来写这样一本书？我的力量能坚持到什么程度？但是，当我看到在已经搜集的材料之外又有许多囚犯从全国各地纷纷写信给我的时候，我明白了：既然此事注定要由我来作，那我就有义务去完成它。
必须说明：这一整本书，包括它的每一部，一次也没有同时放在同一张书桌上过！在《群岛》的撰写工作最繁忙的时候，一九六五年九月，我的文件柜遭到摧毁，我的一部小说“被没收了。这时，我只得把已经脱稿的《群岛》的各部以及为其它部分准备好的材料分散到各地去。从此全书就再也没有集中到一起，因为我怕冒险，何况书里面提到许多人的真实姓名。后来，我总是抄下一张备忘单，写明应该在什么地方核实什么材料，到什么地方去删掉什么，然后带着这张清单从一处辗转到另一处进行工作。是啊，这种惶惶不安的状态和文字加工不足的情况也正是我国的受迫害的文学所具有的确切特征。只好请读者接受这样一本书了。
我停止了本书的写作并不是我认为本书已经完成，而只是因为我自己再没有更多的精力写它了。
我不仅请求读者宽恕这一点，而且我要大声呼吁：时机一到，一旦有可能，就请幸存的朋友们，熟悉情况的朋友们集会到一起，写出有关此书的评论和注释来；需要的话，就修改它，需要增加的地方就请增加（当然不能堆砌，类似之处可不必重复）。到那时，本书才可以说是完成了。愿上帝保佑你们！
即使是现在这样一本书，我能够安全完稿也使我十分惊奇。我曾经想过多少次；不会让我写完它的。
我结束本书的时间正是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具有双重纪念意义的年头（这两个周年纪念也算是互相有联系的），即：建立了古拉格群岛的革命取得胜利五十周年和发明铁丝网（一八六七年）一百周年。
这第二个周年纪念想必不会为人们所留意……
1958．4．27－1967．2.22
于梁赞市一隐居地
写在后记之后
当时我很匆忙，因为预计我写给作家代表大会的那封信引起的爆炸即使不把我毁掉，至少也将使我失掉写作自由和接触自己手稿的可能性。没想到，信不但没有使我被捕，反而使我的地位像磐石般稳固了。这时我才认识到：我有责任，也有可能把本书写完，修改完。
现在，已有少数朋友看过它的原稿。他们帮助我发现了一些重大缺点。我未敢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征求对本书的意见，即使将来会出现这种可能性，那对我来说恐怕也已经晚了。
在这一年中，我作了可能作到的一切，总算把它完成了。请读者不要责备我写得不全面吧，因为补充是没有止境的。而每个稍微接触过一些事实或进行过思索的人都可能增添一点什么，有时甚至会增添某些珍贵的东西。但是，容量是有它自身的规律的。当容量已达到极限时，即使再挤进几个小粒也会引起整个岩石的崩裂。
至于我描写得不够成功之处，有些地方可能重复或显得松散或不当，只好请读者谅解了。要知道，即使是这一年，也并不是安静地度过的，而最后几个月的情况更是像大地和书桌都在燃烧似的。甚至在进行这最后的编辑加工时，我还是一次也没有看到过全书手稿合在一起，没有在同一张书桌上放过全书。
有些人帮助了我。没有他们，本书不可能完成，不可能传阅，不可能保存下来。但是现在还没有到我可以信任纸张而把他们的名字全写在纸上的时候。他们自己理解这一点。我向他们致敬。
伊斯特圣诞岛
1968年5月
又过了十年
今天，在被放逐的日子里，我终于能安安静静地对此书做一次加工了，虽然已经是在全世界的人读过它以后。又有二十来位当过囚犯的见证人给我提供了更正和补充的材料。
在西方这边，我有了以前不能相比的利用各种出版物和新的插图的机会。但是这本书不能再把这些全收进去了。它是在苏联的黑暗中依靠囚徒们记忆的震动和火花写成的，它应当留在它生长的基础上。
佛蒙特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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