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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前面所说的关于劳改营全部情况以后，自然禁不住会问：够了！可是犯人的劳动对于国家究竟是不是有利？如果无利——那么搞起整个这么一个群岛到底值得不值得？
在劳改营内部，这两种观点在犯人当中都有，我们也喜欢就这个问题进行争论。
当然，如果相信领袖们的话，在这件事上是没有什么可争的。曾经是国家的第二号人物的莫洛托夫同志就使用犯人劳动问题曾向苏联第六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我们过去这样做，现在这样做，将来也要这样做下去。这对社会是有利的。这对罪犯是有益的。”
请注意，并不是对国家有利！而是对社会本身有利。对于罪犯则是有益的。我们将来还要这样做下去！所以，有什么可争论的？
斯大林在位的几十年中，先计划建设项目后为这些项目征集罪犯的这一整套办法也证实，政府看来从未怀疑过兴办劳改营的经济效益。经济一直是走在司法前面的。
但是上面提出的问题显然还需要进一步阐明，而且需要分成几个部分：——
劳改营在政治和社会的意义上是否合算？——
它们在经济上是否合算？——
它们是否能自负盈亏？（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虽然表面相似，但其间有差别。）
第一个问题不难答复：按照斯大林的意图，劳改营是可以赶进去成百万人以便恐吓其余人的美妙的地方。由此可见，它在政治上是合算的。劳改营还对于一个庞大的社会阶层——数不清的劳改营军官们有实际的利益：向他们提供在安全的后方“服军役”的机会、特殊的口粮配给、工资、制服、住宅、社会地位。大群大群的看守员、在劳改营了望塔上打盹的呆头呆脑的警卫，也都在这里找到温暖的窝（而同时却把十三岁的男孩子们赶进职业学校）。这些寄生虫们都全力支持群岛——农奴制剥削的巢穴。他们害怕大教如同害怕瘟疫。
但是我们已经知道，招收进劳改营来的人远远不止是持不同政见者，远远不止是那些企图脱离斯大林为畜群划定的道路的人。劳改营招收的人数超出了政治的需要，超出了恐怖政策的需要。它是和经济计划的规模成正比的（这个比例可能只装在斯大林的脑袋里）。二十年代达到危机程度的失业现象不正是靠大兴劳改营（和流放）的办法摆脱的吗？从一九三0年起，并不是因现有的劳改营闲在那里打瞌睡才发明了挖运河的办法，而是为了设想好的运河而紧急地凑集劳改营。决定着法庭的活动的并不是实有的“罪犯”（即使连嫌疑分子在内）数量，而是各个经济管理部门提出的劳力申请单。白波运河一开工，马上显出索洛维茨的犯人数量不够，同时弄清了：三年徒刑对于“五十八条”说来为期太短，不能带来赢利，因此应当一次判得够两个五年计划使用。
劳改营在哪方面证明了它在经济上是有利的？——这一点社会主义的曾祖父托马斯-莫尔在他的《乌托邦》里早已做了预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谁也不愿做的有损尊严的和特别沉重的劳动正好由犯人们来做。为了在多年内可以不建设住房、学校、医院和商店的偏远荒蛮的地区内施工，为了在二十世纪的繁荣昌盛时代用丁字镐和铁锹施工，为了在还不具备经济条件时兴建社会主义的伟大工程，正用得上犯人的劳动。
在伟大的白波运河工地上，连一辆汽车都是希罕物件。一切都是靠，像劳改犯们说的，“屁力”建造起来的。
在更加伟大的伏尔加运河工地上（工作量比白波运河大七倍，可以和巴拿马及苏伊士运河相比），一共挖了深五米上宽八十五米总长一百二十八公里的河道。几乎全是用丁字镐、铁锹和独轮手推车完成的。未来的雷宾斯克海底覆盖着整片的森林．整个这片森林都是用人力伐倒的，没见过电锯的面。树权和枯枝则是由完全残废的人们负责烧掉的。
在伐林场上一天干十小时，还需要在黎明前摸黑走七公里来森林上工；晚上再走同样多的路回去，冒着零下三十度的严寒，并且除了五月一日和十一月七日之外，一年之内没有别的休息日（伏尔加拉格，一九三七）。如果不是犯人，谁能在这里工作？
如果不是群岛的土著，还有谁能在大冬天从地里刨树根？还有谁能在科雷马的露天金矿上用背筐运矿石？还有谁能把脖子伸进马套包（为了使套包软一些，他们用破衣裳把它裹起来，斜套在肩膀上）两人一犋地拉芬兰式拖橇，踏着厚雪，把科因河（维姆河支流）岸一公里外伐倒的木材报到河边？
固然，全权记者茹科夫向我们保证说声共青团员们建设阿穆尔河岸共青城的时候（一九三二年）也是这个样子：砍伐森林，一没有斧子，二没有铁匠炉；领不到面包，大批死于坏血病。他于是赞叹道：啊，我们是以怎样的英雄气概从事建设的呀！但是，对这种现象不是更应当气愤吗？是哪个不爱护自己人民的家伙把青年们派去这么搞建设？不过，也不必愤慨。建设共青城的究竟是怎样的“共青团员”，至少我们是知道的。现在的文章里已经挑明了：那些“共青团员”也就是马加丹的创建者。“
可以把什么人放到杰兹卡兹甘的矿井里去干每天十二小时的干式钻进工作？——矿岩的砂尘像浓雾一样停留在空气中，没有面罩，四个月以后就带着不可逆转的矽肺被送到外面去等死。可以把什么人放在没有制动装置的提笼里降到没有冒顶和水淹防护的巷道里去？在二十世纪只有为哪一类人可以不需要在耗资巨大的安全技术上花一分钱？
因此劳改营在经济上怎么会不利呢？……
请读一读波博日的《死亡之路》中关于从塔兹河上的驳船登岸和卸货的描写吧，请读一读这部斯大林时代的北极《伊利亚特》吧：蚁群似的犯人们在以群似的押解队的监视下，在人迹未到的洪荒的冻土上扛着运来的成千根圆木，建码头，铺铁轨，把火车头和车厢推进这一片冻土地带。而这些机车和车辆却注定了永世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开出这个地方。犯人们睡在四周插着“营区”牌子的一块空地上，一天只能睡五个小时。
他接着描写犯人们怎样在冻土带上架设电话线：他们住在用树枝和苔藓搭造的窝篷里。蚊子叮咬着他们毫无遮盖的身体。他们的衣服上的沼泽的泥浆从没有干的时候，更不用说鞋袜。线路的勘测做得马马虎虎，施工也不高明（因而注定要返工）。附近没有可以做电线杆用的树木，他们要向外走出两三天的路程，从那里扛回电线杆。
可惜没有另一个波博日，以便向我们叙述战前修建另一条铁路——科特拉斯-沃尔库塔线的情形。在那里的每一根枕木下都留下了两个人的头颅。不用说修铁路了——就说说有铁路之前那条穿过难以通行的森林的简单的横木道路是怎样靠瘦弱的双手、粗钝的斧头和什么事也不做的刺刀修成的吧。
要没有犯人，谁能做出这些？劳改营怎么能是无利的？
劳改营的独一份的有利之点就在于奴隶劳动的驯服性和它的廉价性——不，甚至不是廉价性，而是无偿性。因为购买一个古代奴隶毕竟是要付钱的，而购买一个劳改犯却分文不付。
甚至在战后召开的劳改工作会议上，工业地生们也承认；“犯人们在后方的工作中，在争取胜利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但是，在矗立于白骨之上的大理石纪念碑上，永远不会有人写上他们的被遗忘了的姓名。
在赫鲁晓夫年代，他们为动员参加垦荒和西伯利亚的大工程而进行劳神费事、声嘶力竭的共青团动员时，终于明白了，劳改营是多么地不可代替啊。
至于劳改营的自负盈亏问题，情况则不同。国家对这件事垂涎已久。一九二一年的《监禁场所条例》就已经张罗着要“监禁场所的维持费用尽可能从犯人劳动中得到抵偿”。从一九二二年起，某些地方执委会置自己的工农性质子不顾，表现出“非政治的事务主义的倾向”，具体说就是：不仅要求监禁场所自负盈亏，而且竭力从它们身上为地方预算榨取利润，实现自给有余的经济核算。一九二四年的《劳动改造法典》同样要求监禁场所自负盈亏。一九二八年在第一次全苏惩治工作者会议上提出了一项坚决的要求，即“整个监禁场所企业网”必须“把国家为监禁场所支付的费用偿还给国家”。
很想很想拥有一些可爱的劳改营——并且是免费的！从一九二九年起，全国所有的劳动改造机关都列入了国民经济计划。而从一九三一年一月开始，明令规定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全部劳改营和教养所实行彻底的自负盈亏制。
结果呢？自然是立即收效！一九三二年法学家们胜利地宣布：“劳动改造机关的开支逐渐减少（这是可以相信的），而被剥夺自由者的生活条件则逐年改善。（？）”
如果我们不是后来亲身体验过那个生活条件是怎样改善了的话，我们可能会惊讶，我们可能力求弄明白，这是从哪儿来的，这是怎么做到的？……
但是，如果你仔细想想，做到这个其实一点也不难！！需要做些什么？使劳改营的开支与它们的收入相抵吗？我们在上面读到了，开支是在逐渐减少的。而增加收入则更简单：只要把犯人们捏得更紧些就行了！如果在群岛的索洛维茨时期对强迫劳动的生产率曾打过百分之四十的官方折扣（当时不知为什么曾认为棍棒下的劳动生产率不会那么高），那么从实行了“肠胃等级表”的白波运河工程开始，古拉格的学者们发现了情况完全相反：强迫的饥饿劳动恰恰是世界上生产率最高的劳动！接到从一九三一年起改行自负盈亏制的命令以后，乌克兰劳改营管理局直截了当地决定：与前几年相比，在下一年度将劳动生产率提高——不多不少百分之二百四十二，换句话说，一下子提高两倍半，而且不搞任何机械化！（计算得也真够科学：二百四十还有个二。只有一点是当时的同志们还不知道的：这叫做“在三面红旗下的大跃进”。）
你瞧古拉格对于风向摸得多么准！这时候恰好灌下来斯大林同志的具有不朽的历史意义的六个条件——其中的一条就是经济核算制，而我们已经有了！而我们已经有了！那里头还有一条是“发挥专家作用”！这对于我们说来最简单不过了：把工程师从一般劳动里抽调出来！把他们放在生产杂役的岗位上！（三十年代初是群岛上技术知识分子最受优待的时期。他们差不多都不在一般劳动中受苦，甚至新来的也马上就安排专业工作。在这以前，在二十年代，工程师和技术员们一直在一般劳动中白白玩命，因为没有让他们施展本领的用武之地。在这以后，从一九三七年到五十年代，经济核算和全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六个条件全被遗忘了。当时是警惕性占据了历史的中心地位。工程师们在杂役行列中的个别渗入与驱赶他们全体去干一般劳动的浪潮在相交替。）不过养一个犯人工程师究竟比养一个自由人工程师便宜得多：不需要付工资！所以又讲利益了，又讲经济核算了！又一次是斯大林同志说对了！
所以说，这条路线是源远流长的，正确地说是一贯执行着的：把群岛变为不需要费用的单位。
但是不管他们怎样着急、拼命，在岩石上抠断了所有的指甲也罢，把完成计划的表报修改二十次也罢，用橡皮把纸擦出窟窿也罢，自负盈亏的目的在群岛上并没有实现，而且永远不会实现！它们的收入和支出永远不能相抵，我们年轻的工农国家（以及后来的年长的全民国家）必须用脊背驼着这个血污的包袱。
原因在这里。首先的和主要的原因是犯人们的缺乏觉悟，是这些蠢笨的奴隶们的粗心大意。你不仅期待不到他们的社会主义的自我牺牲精神，他们连简单的资本主义的勤奋精神也表现不出来。他们只是瞅机会把鞋弄烂——以便不去上工；把绞车弄坏，把轮子扭弯，把铁锹别断，把提桶沉到水底——以便找个借口坐坐、抽口烟。劳改犯们为亲爱的国家所做的一切，都是明目张胆的和最高程度的瞎糊弄：他们制出的砖用手都掰得断，护墙板上的油漆一片片脱落，灰泥往下掉，柱子往下倒，桌子摇晃，家具掉腿，把手一拉就脱。到处是考虑不周，错误百出。时常需要把已经打好的屋顶铁皮再投下来，把已经填好的地沟重新挖开，把已经砌好的墙用铁棍和长钻凿平。五十年代把一台崭新的瑞典涡轮机运到了斯杰普拉格。它到货时是装在一个用原木制成的像一座木房似的大箱里的。是冬天，很冷，所以可恶的犯人们竟钻进了这个木箱，躲在原木和涡轮机之间的空档里，并且还在那里生火取暖；叶片的银焊接点熔脱了——于是就把这台涡轮机丢掉不要了。它的价值是三百七十万。这就是你的经济核算！
跟犯人们混在二起——这是第二个原因——自由的人们对一切也变得好像无所谓了，好像他们不是建设自己的东西，而是替一个什么张三李四在建设。此外他们还猛劲地偷，偷得很凶。（建筑一栋住宅楼，自由民偷走了几个澡盆，而那是按单元数领来的。这栋楼怎么交工呢？工地主任当然不能如实承认，他郑重其事地带着验收委员会察看一楼的各套房间。每间浴室必进，每个澡盆必点交。然后带委员会看二楼、看三楼，不慌不忙，仍是每间浴室都进去看看。而这时一批经过训练的手脚麻利的犯人在有经验的卫生工程领班的指导下从一楼的各单元里拆下澡盆，射着脚尖抬上四楼，赶在委员会到来之前迅速安装好，抹好腻子。谁受了蒙骗，就让他事后自己去交帐吧……这要拍成个电影喜剧倒不错，可是一定不会通过：在我们的生活里没有任何可笑的现象，一切可笑的现象全在西方！）
第三个原因在于犯人们缺乏独立性。没有看守员，没有劳改营行政管理机构，没有警卫，没有架设着了望塔的营区，没有生产计划科，没有登记分配科，没有契卡行动科和文化教育科，没有层层的劳改营管理局，直到古拉格本身；没有邮件检查部门，没有惩戒隔离所，没有强管棚，没有杂役，没有保管室和仓库，他们就没有生活的能力。没有押解队和警犬，他们就没有行动的能力。所以国家需要为每一个做工的土著至少养活一名监工（而每一个监工都有一家人！）。不过这仍是一件好事，不然的话，你叫这些监工们靠什么过日子呢？
还有一些聪明的工程师指出了第四个理由：他们说，由于每走一步都需要设隔离区、加强警戒，增派押解人员，使他们这些工程师在技术方面的指挥受到干扰。比方在塔兹河上登岸时就是这种情况。一切都不能按时完成，一切都要多花钱，据他们说就是这个原因。但是这已经属于客观原因，这已经是一种借口。把他们叫到党委会去谈谈，好好敲打敲打，这个原因就会消失。让他们绞绞脑汁就能想出办法。
在这些原因之外，还有领导本身的很自然的并且完全可以原谅的考虑不周。正如列宁同志说的，只有不工作的人才不会犯错误。
比方说，土方工程不管你怎么计划，很少能赶上在夏天进行，不知为什么总赶上秋天，冬天，总赶上烂泥和严寒。
又如，在什图尔莫沃依金矿（科雷马）的扎罗什泉地方，一九三八年三月派了五百人去，在永冻土里打一些八至十米深的探井。他们完成了（一半犯人丢了命）。应该进行爆破作业了，可是他们改变了主意：金属的含量太低。放弃了。五月间探井化冻坍塌，前功尽弃。可是两年以后，又是在三月，科雷马正冷的时候，又心血来潮：快打探井！还是在原地！紧急任务！不要可惜人命！
这不就是多余的开支吗？……
又如在奥波基新村附近的苏霍纳河上——犯人运来了土，筑成了水坝。春汛一来马上冲倒。光了，白费了力气。
又如，给阿尔汉格尔斯克劳改营管理局的塔拉加伐木场下达了生产家具的计划，但是忘了下达供给他们制造家具的木材的计划。计划就是计划，不能不执行！塔拉加只得组织一些专门的班子，负责从河里打捞“事故木料”——即从木排里脱落出来的木料。不够用。于是就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开始打散整个的木排，然后拖回来。但是这些木排也是在别的什么单位的计划之内的，现在他们就会不够了。而另一方面塔拉加也不给这些勇敢的小伙子们填工作日报单：因为这是偷窃。经济核算就是这么回事……
又如在乌斯特维姆拉格有一次（一九四三年）他们想超额完成散木（单个原木）流送的计划，对伐木场施加了压力，把能干活的不能干活的全赶去伐木，结果在总浮栅前面聚集了过多的木材——二十万立方。冬季到来以前没有来得及捞出来，木材冻在冰里了。浮栅下游是一座铁路桥。如果开春时木材不分散成单个的原木，而是整个地流下去，就会撞倒桥墩，不用说，营长非进法院不可。没有别的办法，只得申请拨来几车皮炸药，在冬天把炸药放到河底，炸开冻结的木材，然后赶紧把这些原木滚到岸上来——烧掉（反正到春天它们已经不适合做锯材用了）。整整一个劳改点，二百人，都从事这项工作。为了在冰水里干活，专门发给他们猪油，但是任何一个工序都不能填报工作日报单，因为这全是多余的劳动。被烧掉的木材也属于白搭工。这就是所谓经费自给。
由整个伯朝拉铁道劳改营负责修建了一条通达沃尔库塔的铁路——曲里拐弯，到哪算哪。后来又动手把这条修好的铁路取直。这算在哪一笔帐上？还有那条从拉耳斯克（鲁扎河边）到皮纽格（甚至曾想延伸到司克特夫卡尔）的铁路呢？一九三八年曾把一些多么庞大的劳改营赶到那里修筑了那条四十五公里长的铁路——修好就不要了……全部力气就这样白费了。
当然这类微小的错误在任何工作中都是难免的。任何一个领导＾都不能保险不犯这类错误。
可是这条一九四九年动工的萨列哈尔德-伊加尔卡铁路呢？——事后发现它整个是多余的，这条线上没有什么可运。于是也不要了。这是谁的错误，说出来都觉得可怕。要知道这是——他本人的……
经济核算有时候把人折腾到这种地步，以至于劳改营长都不知道该往哪儿躲，该怎么样补亏空。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市附近的卡恰残废犯人劳改营（有一千五百名残废人！）在战后也接到全部实行经济核算的命令：制造家具！这些残废人用框锯（不是伐木营，所以不供给他们机械设备）伐木，用奶牛把木材运回营里（也不给他们运输工具，但是他们有一个牛奶场）。一对沙发的成本算起来高达八百卢布，而卖价是六百卢布！……在这种情况下，把尽可能多的残废人员改定为一级残废或者算做病号而不带到营外上工对于劳改营当局反倒有利：他们马上就可以由亏损单位转为稳吃国家预算的单位。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群岛非但不能实现自负盈亏，而且国家为了维持这么一个玩艺儿还不得不拿出大笔的补贴。
导致群岛经济生活复杂化的还有另一个因素，那就是：这个伟大的具有全国意义的社会主义经济核算仅仅是整个国家和古拉格所需要的，每个劳改营的营长却拿它不当一回事。免不了要说点怪话，免不了要私留点奖金（上面给的奖金仍会照发）。每个劳改营营长都把拥有一摊独立的自然经济、拥有自己舒适的小庄园和世袭领地视为主要收入来源和活动余地，视为自己主要的方便条件和快乐享受。在红军以及在内务部军官当中演化和形成了一个周到的、尊敬的、骄傲的、好听的字眼——“主人”。在上头有一个全国的主人。下头每一个班的班长也都必须是主人。
但是狠心的弗连克尔使用的那把划分犯人为甲-乙-丙-丁四类的无情的梳子始终留在古拉格的鬃毛里，为了使建立领地经济所不可缺少的一定数量的劳力能巧妙地在这把梳子的齿缝间通过，劳改营的主人就需要采取一些变通办法。如果按古拉格的编制只应有一名裁缝，那就需要设立整整一个缝纫车间；如果规定只能有一名鞋匠——那就要建立一个制鞋车间。还有多少别的极有用的匠人是主人希望留在手边的呀！比方说，为什么不建立一座玻璃温室以便给军官的餐桌摆上温室的花草呢？有时候一位明智的营长甚至会考虑建立一个大规模的蔬菜副业基地，以便让犯人们也能吃到一点蔬菜——他们会用劳动抵偿菜钱，这对主人是很合算的，但是从哪里去搞人力？
办法是有的——给从事一般劳动的犯人们的肩上再加一点分量；对古拉格稍稍施一点骗术，对生产部门也稍稍施点骗术就行了。要进行一些较大的营内工程，如盖什么房子之类，可以强迫犯人们在星期天或者工作日（十小时的）结束后的晚上加班劳动。为了进行经常性的工作，则采取夸大作业班出工数字的作法：把留在营区内的人手当做随作业班出营施工的人手，而作业班长则必须从工地带回来这批人所应占的百分数，即从其他队员身上剥夺来的完成任务的数字（队员们本来就完成不了定额）。苦力们干的比以前多了，吃的比以前少了——可是庄园经济加强了，军官同志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来了，更加愉快了。
某些劳改营的营长具有十分远大的经济眼光并且还能找到一名富有想象力的工程师——于是一座包括各种车间的“总务大院”就在劳改营区内生长起来，不久后便见于正式公文，甚至有了公开的编制并且开始承担工业订货的任务。但是它没法挤进材料和工具的供应计划，所以它必须在一无所有的条件下制造一切。
我们谈一谈肯吉尔劳改营的“总务大院”的情形。什么缝纫、熟制毛皮、装订、细木工以及诸如此类的车间我们在这里都不去提它，这是一些鸡毛蒜皮。肯吉尔的总务大院里有自己的铸造场、自己的钳工车间，甚至——正好在二十世纪中期——用手工方法制造了自己的钻床和磨床！诚然，车床自己未能做出来，但是采用了营内租借法案的方式：在光天化日之下从生产部门偷来一台。事情是这样安排的：开去一辆劳改营的卡车，等到车间主任离厂以后，整个作业班猛扑向一台车床，不管三七二十一硬抬上卡车，很容易地就开出了厂门，因为和门岗疏通好了；厂里的警卫也是内务部的人——一口气把车床拉进了劳改营，而那地方是随便什么自由人也进不去的。于是大功告成！从蠢笨的不负责任的群岛土著嘴里能问出什么？车间主任大发雷霆——床子哪儿去了？而他们却什么都不知道：难道有过床子吗？我们可没见过。最重要的工具也是用这个办法搞回营里来的，不过更容易些，放在衣兜里和衣襟下面就行了。
有一回总务大院接受了为肯吉尔选矿厂铸造排水井盖的任务。东西倒是做出来了，但是铸铁用完了——劳改营究竟从哪儿去弄来呢？就从这个选矿厂本身去弄吧。于是命令犯人们从那里把优质的英国铸铁支架（还是革命前租让时期留下来的）偷回来，在劳改营里回炉后铸成井盖，再运回选矿厂，一笔笔的钱也就转到劳改营的帐上。
现在读者就明白了这个活跃的总务大院是怎样在加强自负盈亏制以及全国经济的。
这个总务大院什么活都揽！那些活连克鲁伯也不见得全揽得下来。承制下水道大型陶管、风车、铡草机、锁、水泵、修理绞肉机、缝合传动皮带、修理医院用的高压釜、打磨施行头骨环钻术用的钻头。鸭子没办法的时候也得上架！你好好饿一阵就知道该怎么办了。如果你们说：我们不会干，干不了。明天就会赶你们到营外去上工。可是在总务大院里自在得多：不用集合排队，不用在押送下走路，干活也可以慢一点，还可以给自己做点什么。你替人家做了活，医院会开给两天“病假”作为报酬，厨房会给点“添头”，另外什么人会给点马合烟，长官们还可能丢给你点公家的面包。
又可笑又有趣。工程师们一天到晚总要在“用什么材料？”“怎样制造？”上绞脑汁。一块不知从哪个废料堆里找来的合用的铁件往往能改变原设计的整个结构。风车做好了，可是却没有找到能够使它随风改变方向的那个弹簧。只好简单地系上两根绳子并且让两名犯人受这样的处罚：风向一变，就拉着绳子跑，扭转风车的方向。自己还制砖：一个女人用钢丝把移动着的长条泥坯按未来砖头的长度切开。砖坯接着移上一条传送带，而这条传送带也是需要这个女人自己去带动的。但是用什么呢：要知道她的两只手都占着呀。噢，狡猾的犯人们的不朽的发明创造精神啊！他们设计了两根小辕杆，紧紧地贴在女工的跨部，当她两手切砖坯的时候。依靠胯部的用力的和频繁的摆动同时使传送带移动！可惜我们拿不出一张这样的照片给读者看。
肯吉尔的庄园主终于彻底地相信了：‘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他的总务大院制造不出来的。于是有一次他把总工程师叫了去，命令他说：立即开始制造窗玻璃和高颈瓶！这东西是怎么造的？谁也不知道。查了查一本没人用的百科词典。只有笼统介绍，没有配方。但仍是订购了一批纯碱，在某个地方找到了石英沙，运到营里来。而主要的是指示营里的哥儿们从“新城市”建设工地上捎回碎玻璃——那里打碎得很多。把这些东西全填进炉子，熔化，搅拌，拉制——竟然制成了平板窗玻璃！只是一头厚度有一厘米，到了另一头只剩下两毫米。隔着这样的玻璃要想认出自己的好朋友是绝对不可能的。可是给营长看产品的期限快到了。你知道犯人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他只顾得上当天；只要能活过今天，明天的事管他娘。他们从建筑工地上偷来拉好的现成玻璃，拿到总务大院，给营长春。营长很满意：“有办法！跟真的一样！现在开始大批生产吧！”“营长公民，再多做不出来了。”“这是为什么？”“是这么回事，窗玻璃里一定要用铝。我们原来有一点，现在用完了。”“可惜。高颈玻璃瓶没有这个钻能行吗？”“高颈瓶或许能行。”“好，那就烧制吧。”但是高颈瓶的肚子吹出来全是歪歪斜斜的，并且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自己炸裂。一个看守员拿这样的高颈瓶去领牛奶——结果手里只剩下一个瓶颈，牛奶全流掉了。“啊，混蛋！”他骂起来。“暗害分子！法西斯！把你们统统枪毙！”
在莫斯科的奥加列夫大街上拆掉一百多年的老房子为新建筑康地基的时候，楼板下的长方垫木不仅没有丢掉，不仅没有拿去当劈柴，而是拿去做细木制品用了！这仍是了些梆梆响的上好的木料。你看我们的曾祖父们是怎样预先把木材干透的。
我们却总是匆匆忙忙，我们总是没有时间。难道还能等到垫木干透吗？在卡卢加关卡我们用最新的防腐剂把长方垫木涂过，它们照样腐烂，长出霉菌，而且烂得这样快，以至还没等到大楼交工就需要一边撬开地板，一边换这些长方垫木。
因此一百年以后我们这些犯人以及整个国家建造的一切，一定不会像奥加列夫大街上那些旧垫木一样梆梆响吧。
苏联大吹大擂地把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到天上去的那天，在梁赞，正对着我的住所的窗口，有两对穿着犯人外套和棉裤的自由妇女用抬斗把灰浆抬上四层楼——
不错，不错，情况就是这样，——有人会反驳我——但是你能说什么？它仍旧在旋转！
真地碰上鬼了！这一条你拿它没办法——它在旋转！
本来应该用一个至少从第一个斯大林五年计划起到赫鲁晓夫时代止由犯人们完成的各项工程的长长的清单来结束这一章。但我当然是没有条件开出这个单子来的。我只能开一个头，以期好事者补充和继续——
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一九三二），莫斯科一伏尔加运河
（一九三六），伏尔加一顿运河（一九五二）；——科特拉斯一沃尔库塔铁路，萨列哈尔德支线；——里卡西哈L莫洛托夫斯克铁路产——萨列哈尔德一伊加尔卡铁路（废弃）；——拉耳斯克一皮纽格铁路（废弃）；——卡拉干达一莫英塔一巴尔哈什铁路（一九三六）；——途经卡梅申的伏尔加右岸沿岸铁路；——苏芬、苏伊（朗）边界沿线铁路；——西伯利亚大铁路复线（一九三三-三五，约四千公里）；——泰谢特一勒拿铁路（贝阿大铁路的开端）；一共青城一苏维埃港铁路；——萨哈林岛上由波别迪诺站至与日本人修建的铁路网连接
处的铁路；——通往乌兰巴托的铁路以及蒙古境内的公路；——莫斯科一明斯克公路（一九三七-三八）；——诺加耶沃一阿特卡一涅腊公路；-古比雪先水电站工程；——下士洛马水电站工程（摩尔曼斯克附近）；——乌斯特一卡明诺戈尔斯克水电站工程；——巴尔哈什炼钢联合工厂工程（一九三四-三五）；——索利卡姆斯克造纸联合工厂工程；——别列兹尼基化学联合工厂工程；——马格尼托戈尔斯克钢铁联合工厂工程（部分）；——库兹涅斯克钢铁联合工厂工程（部分）；——各类工厂、平炉的工程；——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工程（一九五0-一九五三，
部分）；——建设阿穆尔河岸共青城；——建设苏维埃港市；——建设马加丹市；——“远北建设工程局”的全部建设项目；——建设诺里尔斯克市；——建设杜金卡市；——建设沃尔库塔市；——建设莫洛托夫斯克市（北德文斯克市）——自一九三五
年开始；——建设杜勃诺市；——建设纳霍德卡市；——萨哈林岛一大陆输油管；——几乎全部原子工业项目的工程；——放射性原素的开采（车里雅宾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图拉附近的铀和镭）；——在核原料分离和富集工厂内工作（一九四五-一九四
八）；——乌赫塔镭矿开采；乌赫塔石油加工，制取重水；——伯朝拉斯克、库兹涅斯克煤田及卡拉干达、苏曼矿区煤
炭开采；——杰兹卡兹甘、南西伯利亚、布里亚特一蒙古、朔尔地方、
哈卡斯地方、科拉半岛等地的矿物开采；——科雷马、楚克奇、雅库梯、瓦加奇岛、迈卡因（巴甫洛
达尔州巴彦阿乌尔区）等地的金矿开采；——科拉半岛磷灰石矿开采（一九三O年）；——阿姆迭尔马地方的氟石矿开采（自一九三六年开始）；——
稀有金属开采（阿克莫林斯克省“斯大林矿区”）（五十
年代以前）；——
为供应出口和国内需要的森林采伐。整个欧洲俄罗斯的
北部和西伯利亚。我们无法开出不计其数的伐木劳改点
的名单，它们等于群岛的一半。根据最前面的几个名称
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科因河沿岸各营；德维纳乌
夫秋加河沿岸各营；维契格达支流涅姆河沿岸各营（被
放逐的日耳曼族居民）；维契格达河上里亚鲍沃附近的劳
改营；北德维纳河上切列夫尼科沃附近的劳改营；小北
德维纳河上阿里斯托沃附近的劳改营……
这样的清单有谁开得出来？……什么地图上，谁的记忆中，还保留着那些附近森林砍光后就完全撤销的仅仅存在一、二：三年的！病时林业劳改场？况且，为什么只说伐木作业？凡是在地面上存在过的属于群岛的所有小岛，有谁能开列出一个完整的名单吗？包括在固定地点存在了几十年的鼎鼎大名的劳改营以及沿施工线路游动的劳改营；庞大的长期犯中心监狱以及用“帐篷加树根”构成的劳改犯递解站。有谁能承担这样一个任务：把每个羁押室、城市监狱（每个城市都有好几个）、有着别草场和畜牧场的劳改农场、像瓜子壳似地撤遍各城市的小型工业劳改场统统标明在地图上？至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那就需要各画一张单独的大比例地图，以便把这些单位所占据的地界勾划出来（不要忘记“苏维埃宫”施工初期离克里姆林宫半公里之遥的那个劳改点）。另外，二十年代的群岛是一种面貌，五十年代的面貌则全然不同，地点也完全不同。怎样表现出它们在时间中的动态？需要画多少张图？内罗勃拉格，或乌斯特维姆拉格，或利卡姆和波奇马的各劳改营，它们的面积要整片地用斜线标明出来，但是我们当中有谁巡查过它的边界？
我们仍希望有一天能看到这样的地图——
在卡累利阿从事木材装船工作（一九三0年前）。英国报刊发出拒绝接受由犯人装船的木材的呼吁以后，匆忙地把犯人从这些工作中撤走，赶进卡累利阿内地；——
战争期间，为前方生产地雷、炮弹、弹药箱、被服；——
建设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的国营农场……
即使撇开整个二十年代以及关押所、感化院、劳动感化院的生产不谈，那么，我国每个像样的城市都缺少不了的工业劳改场在四分之一世纪中（一九二九-一九五三）又从事着什么，制造着什么呢？
列举犯人们从来没有从事过的工作倒是比较容易，那就是：制造灌肠和糖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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