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本人则有另外的弱点：抽烟斗，说话爱咬文嚼字儿。什么‘绝不迟疑片刻’啦，什么‘勿使’、‘鉴于’啦。他本应在海洋上施展宏图。他在学院里学的是造船。这在他的外表和习惯方面都留下了痕迹。脸刮得干干净净，烟斗整天不离嘴，说话的时候从容不迫，和蔼可亲，一个个字从牙缝里吐出来。像所有爱抽烟斗的人一样，下巴突出，灰色的眼睛显得冷漠。差点还漏了两个细节：他是社会革命党党员，并被边区选入立宪会议。”

    “这可太重要了。父子互为水火，岂不成了政治敌人？”

    “表面上自然如此。其实绿林好汉并不同瓦雷金诺作战。可您听我往下说。通采娃的几个妹妹，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的小姨们，至今仍住在尤里亚金。她们都是没出嫁的老姑娘。时代变了，姑娘们也变了。

    “最大的叶夫多基灰·谢韦里诺夫娜当了市图书馆馆员。黝黑的女郎很可爱，羞涩到了极点，常常无缘无故涨红了脸，像芍药一样。阅览室里静得疹人，仿佛置身于坟墓中。可她得了慢性感冒，一连打二十个喷嚏，臊得恨不能钻进地缝里。您说有什么办法？神经过敏。

    “老二格拉菲拉·谢韦里诺夫娜是姐妹当中的使使者。厉害的姑娘，神奇的女工，什么活儿都不嫌弃。大家一致认为游击队的首领列斯内赫像他这个小姨。你刚看她在缝纫作业组或者在织袜子，一眨眼又变成了理发员。您注意到了没有，尤里亚金铁路上有个女扳道员向我们挥拳头？我当时想，真想不到，派格拉菲拉看守铁路去了。不过好像又不是她，人太老了。

    “最年轻的西拉菲玛——家庭的磨难和考验。她是个聪明的姑娘，读过很多书。她研究哲学，喜爱诗歌。到了革命的年代，在共同高涨的情绪、街头游行、广场上登台演说的影响下，她精神失常了，陷入宗教的狂热中。姐姐们上班去的时候把门锁上，可她从窗口跑出去，沿街挥手召集群众，宣传耶稣第二次降世，世界到了本日。可我只顾说话了，到站了，您下一站下，准备准备吧。”

    等安菲姆·叶菲莫维奇下了火车，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说道：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我觉得这个人是命运给我们派来的。我觉得他将在我们生活中起好作用。”

    “这完全可能，托汉奇卡。但令我懊恼的是你跟你外祖父太像了，人家会认出你来，而这儿的人对他记得太清楚了。就拿斯特列利尼科夫来说吧，我刚一提到瓦雷金诺，他马上不怀好意地插嘴道：‘瓦雷金诺，克吕格尔的工厂？不是亲戚吧？不是继承人吧？’

    “我担心我们在这儿比在莫斯科还显眼，我们跑出来就是为了逃避别人的注意。

    “现在当然已经没有法子可想了。脑袋掉了，还会哭头发吗？但最好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隐藏起来，少抛头露面。总的说来，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叫醒咱们的人，收拾好东西，系紧皮带，准备下车吧。”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站在托尔法纳亚车站的月台上，不知把人和东西数了多少遍，生怕车厢里还落下什么东西。她感到脚下踩的已是被人踩结实的月台沙地，但担心坐过站的紧张心情还没过去，火车行驶的轰隆轰隆的响声仍在耳边鸣响，虽然她眼睛明明看见火车一动不动地停在她面前的月台旁边。这妨碍她的听觉和视觉，也使她不能集中起思想来。

    不下车的旅客从上面，从取暖货车上向她告别，但并没有引起她的注意。她没有注意到火车开走，直到她看见火车开走后露出的第二条铁轨、绿色的原野和湛蓝的天空时，才发觉火车不见了。

    车站是用石头建筑的。人口的两边有两条长凳。从西夫采夫来的莫斯科旅客是在托尔法纳亚车站下车的唯一旅客。他们放下行李，坐在一条长凳上。

    车站的寂静、间无人踪和洁净使刚下车的人感到惊讶。他们感到不习惯，因为周围没有人拥挤，没有人吵架了。生活仿佛处于荒僻的地方，停滞在历史的长河中，迟误了。它尚未达到首都的那种野蛮。

    车站隐蔽在白禅林中。火车进站的时候，车厢里的光线变得暗淡了。微微摇曳的树顶在人们的脸和手上，在清洁的灰黄色的月台沙地上，在屋顶和地上，投下移动的阴影。林中的鸟鸣与它的清幽非常和谐。木掺杂别的音响的纯粹的鸟鸣，响彻整个儿的树林，把它联成一片，仿佛世界上除了鸟鸣便不存在其他的声音了。树林被两条道路——铁路和土路割开。它用自己向下垂着的枝叶，仿佛一双低垂到地面的广袖，把两条道路同样遮盖住了。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的眼睛和耳朵突然恢复了正常。她立刻意识到了一切。比如乌的鸣哈，林中的清幽，笼罩着四周的寂静。她的心中涌出了话语：“我不敢相信我们能平安到达。你知道吗，你的斯特列利尼科夫在你面前可以表现得宽宏大量，放了你，但可以往这儿拍一份电报，命令一下火车就把我们所有的人都逮捕起来。亲爱的，我不相信他们的高尚。一切都是做出来给人看的。”不过她说出来的却是另外的话。“多美啊！”她看到周围的迷人风景脱口说道。别的话她再也说不出来了。眼

    泪使她感到窒息，她大哭起来。

    听到她的哭声，车站站长，一个小老头，从屋里走出来。他小步跑到长凳跟前，很有礼貌地把手伸到红项制服帽的帽檐前，问道：

    “小姐，您要不要镇静剂？车站药箱里有。”

    “不要紧。谢谢。一会儿就过去了。”

    “旅途上心情不好，又受了惊吧。这是常有的事儿。还有天气热得像非洲，在我们这个纬度地带是罕见的。再加上尤里亚金发生的事。”

    “火车经过的时候，我们从车厢里看到了火灾。”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们是从俄罗斯来的吧。”

    “从白石城来的。”

    “从莫斯科来的？那夫人神经不正常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听说莫斯科全被毁了？”

    “那是人们言过其实。不错，我们什么都见识过了。这是我女儿，这是女婿。这是他们的男孩子。这是我们年轻的保姆纽莎。”

    “您好，您好。非常高兴见到你们。我多少听说了。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桑杰维亚托夫从萨克玛会车站打过电话来。他说日瓦戈医生带着家眷从莫斯科来，请多加关照。您大概就是日瓦戈医生本人了？”

    “不是我，日瓦龙医生是他，我的女婿，我在另一个部门，农业部门供职，我是农学家格罗梅科教授。”

    “对不起，认错人了。请原谅。非常高兴认识您。”

    “从您的话来看，您认识桑杰维亚托夫？”

    “怎么会不认识他这位魔法师呢。我们的思主和希望。没有

    他我们早蹬腿了。不错，他说要我多加关照。我说照办。答应他了。因此，如果你们需要马的话，或者需要别的什么东西的话，我愿效劳。你们打算到哪儿去？”

    “我们要到瓦雷金诺去。那儿离这儿不远吗？”

    “上瓦雷金诺？怪不得我怎么也猜不出您女儿像谁呢？可您上瓦雷金诺！一下子都明白了。这条路还是我们跟伊万·埃内斯托维奇一起修的呢。现在我去张罗一下，准备准备上路的东西。找个带路的人，弄辆大车。多纳特！多纳特！先把东西拿到乘客大厅的候车室里去，趁着办事的时候先在那儿歇会儿。弄得着马吗？伙计，到茶馆里跑一趟，问问能不能借匹马？仿佛早上瓦克赫还在那儿呢。问问他走了没有？告诉他把四个人拉到瓦雷金诺，什么行李都没有。快点儿。夫人，我给您一个老年人的忠告。我故意没向您打听你们同伊万·埃内斯托维奇的亲戚关系多么近，但在这件事情上您可要当心。不能对所有人都敞开胸怀。现在是什么时候，您自己想想吧。”

    一提到瓦克赫的名字，刚下车的旅客们惊讶地互相看了看。他们还记得去世的安娜·伊万诺夫娜讲过的打了一副打不破的铁内脏的神话般铁匠的故事，以及当地其他的荒诞不经的传说。

    替他们赶车的是一个长着一双招风耳、一头雪白的乱发的老头，拉车的是匹刚下了驹的化马。由于种种不同的原因，他身上所有的地方都是白的。新草鞋还没穿黑，而裤子和上衣由于穿的时间过久全都褪色变白了。

    马驹乌黑得跟黑夜一样，像只乌鸦似的在白扎马后面跑着，迈着骨头还没长硬的小腿；它的小脑袋上长着馨曲的鬃毛，就像雕花的玩具一样。

    大车经过坑洼的地方摇晃起来，坐在车边上的旅客连忙抓住车上的木柱，以免从车上滑下来。他们的心里是一片平静。他4fi的理想正在实现，越来越接近旅途的终点，晴朗美妙日子最后

    的几小时，黄昏前最迷人的时刻，迟迟不肯降临。

    马车一会儿穿过树林，一会儿经过林口的旷野。车轮撞着树

    根的时候，坐在车上的人便挤做一团，躬腰弯背，皱紧眉头，你紧

    靠着我，我紧贴着你。大车经过林间空地时，由于心灵的充实而

    产生了辽阔之感，仿佛有人替他们脱帽向周围致敬似的。旅客伸

    直了腰，坐得松快了些，甩了甩头。

    这一带是山地。山地总有自己的面貌，自己的模样。从远处

    望去，它们像一条条雄伟傲慢的影子，一声不响地注视着赶路的

    人。玫瑰色的余晖欣慰地伴随着旅客越过田野，慰藉着他们的灵

    魂，赋予他们以希望。

    一切都使他们高兴，一切都使他们惊奇，而最让他们高兴和

    惊奇的是这个古怪的赶车老头滔滔不绝的闲话。在他的话里，古

    俄罗斯语言的痕迹，须担语言的质层，地方语言的特征，同他自

    己发明的难懂的用语混杂在一起了。

    马驹一落到后面，牧马便停下来等它。它便不慌不忙地、一

    窜一蹦地跳过来。它那靠得很近的四条腿，迈着拙笨的步子，走

    到大车的旁边，把长脖子上的小脑袋伸进车辕里去，唱牧马的奶

    头。

    “我还是不明白。”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上牙碰着书

    牙，一个字一个字对丈夫喊道，担心意想不到的颠簸咬掉舌尖。

    “这个瓦克赫就是母亲讲过的那个瓦克赫吗？还记得那些胡说八

    道的事吗？他是个铁匠，有一次打架的时候肠子打断了，他又做

    了一条新的。一句话，铁匠瓦克赫有条铁肠子。我明白这完全是个故事。可难道这是他的故事吗？难道这就是他本人吗？”

    “当然不是。首先，正如你所说的，这是个故事，民间传说。其次，母亲说过，她听到的时候这个民间传说已有一百多年了。可你干吗大声说话？老头听见会不高兴的。”

    “没关系，他听不见，耳朵背。就是听见了也不会懂——他脑子有点傻。”

    “唉，费多尔·汉费德奇！”不知老头干吗用男性的名字和父称来唁喝牧马，他当然比乘客更知道它是杜马。“该死的热天！就像波斯炉子里烤着的阿拉伯子孙！快走啊，该死的畜生！我是对你说的，混蛋！”

    他突然唱起了从前这儿工厂里编的民间小调：

    再见吧，总账房，

    再见吧，隧道与矿场。

    老板的面包我吃腻了，

    池子里的水已经喝干。

    一只天鹅飞过岸边，

    身下划开一道水波。

    我身子摇晃不是因为美酒。

    而是要送万尼亚当兵吃粮。

    可我，玛莎，不是傻瓜，

    可我，玛莎，不会上当。

    我要上谢利亚巴城，

    给辛杰丘利哈当雇工。

    “哎，母马，上帝都忘啦！你们瞧，它这个死尸，它这个骗子！你抽它，可它给你停下。费加·汉费加，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家？这座树林子，绰号就叫大莽林，一望无边。那里面藏着农民的队伍，晦，晦！‘林中兄弟’就在那边。哎，费加·汉费加，又停下啦，你这不要脸的死鬼。”

    他突然转过头来，眼睛紧盯着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说道：

    “年轻的太太，你真以为我不知道您是打哪儿来的吗？我看你，太太，脑子太简单啦。我要认不出来还不羞得钻进地缝里去。认出来啦！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活脱脱是格里果夫（老头把克吕格尔说成格里果夫）。我没有见过格里果夫还是怎么着？我在他家干了一辈子，替他干过各种各样的活。打过矿坑柱，伐过木头，养过马。——我说，走啊！又停下啦，没长脚的东西！中国的天使啊，我跟你说呢，听不见还是怎么的？

    “你刚才说这个瓦克赫是不是那个铁匠？夫人，你长着那么大的眼睛怎么那么没脑筋呢！你说的那个瓦克赫姓波斯坦诺果夫，铁肠子波斯坦诺果夫，半个世纪前就入土了，进棺材了。我们姓梅霍宁。同名不同姓，木是一个人。”

    老头一点一点地用自己的话又把他们从桑杰维亚托夫那儿听到的有关米库利钦的事又说了一遍。他称他为米库利奇，称他妻子为米库利奇娜。他把管家的第二个老婆叫后老婆，而提到“第一个老婆，死了的那个”时，说她是个甜女人，白衣天使。他说起游击队的首领利韦里，知道他的大名还没有传到莫斯科，莫斯科没听说过“林中兄弟”，他觉得简直不可思议：

    “没听说过？没听说过列斯内赫同志？中国的天使啊，那莫斯科的人长耳朵干什么用呢？”

    天渐渐暗下来。旅客的影子变得越来越长，在他们前面跑着。他们还要穿过一片空旷的林中空地。木质的滨基、飞廉、柳兰的枝茎高高地挺立在路面上，上面开满了一个样式的穗子般的花。它们被落日的余晖从下面，从地面上照亮了，在虚幻中增大了轮廓，仿佛骑手们为了巡逻起见在原野上设置的间隔稀疏的不会动的哨兵。

    在很远的前方，道路的尽头，原野一直伸展到一道小山似的横坡脚下。横坡像一堵墙似的挡住了去路，仿佛那一边必然会有峡谷或溪流似的。那儿的天空就像被围墙围起来的城堡，而通向围墙大门的正是这条土道。

    上面，山坡陡峭的地方，浮现出一幢孤零零的白色平房。

    “看见山顶上的那座小楼吗？”瓦克赫问道，“那就是米库利奇和米库利奇娜住的地方。他们下面有一条峡谷，俗名叫舒契玛。”

    从那个方向传来两声枪响，一声接一声，四周引起一阵回响。

    “怎么回事？别是游击队吧，老爷爷？别是朝我们射击吧？”

    “基督保佑你们！哪儿来的游击队。斯捷潘内奇在山沟里放枪吓唬狼呢。”

    刚抵达的客人是在管家的院子里同主人见面的。这是一幅令人难堪的场面，先是沉默不语，后来吵成一团。

    叶连娜·普罗科洛夫娜傍晚刚从林中散步归来，走进院子。几乎同她的金发一样颜色的落日余晖，紧紧跟在她的身后，从这棵树射到那棵树，一直穿过整个的树林。叶连娜·普罗科洛夫娜穿着一身轻盈的夏装。她脸涨红了，用手绢擦着走得发热的脸。她裸露的脖子上套着一条松紧带，松紧带上的草帽背在背上。

    正背着枪往家走的丈夫向她迎过去。丈夫刚从峡谷里上来，打算马上擦烟熏过的枪筒，因为退子弹的时候发现了毛病。

    突然间，瓦克赫和他载着不速之客的大车不知道从哪儿威风凛凛地、轰隆轰隆地滚进了大门口的石板地。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飞快地从还坐着其他人的大车上跳下来，一会地摘下帽子，一会儿又戴上帽子，先结结巴巴地解释来意。

    不知所措的主人们惊呆了，不是装出来的，而是真正惊呆了，半晌说不出话来。而羞红了脸的倒霉的客人们一个个张皇失惜，也不是虚假的，而是真诚的。情况再明白不过了，不仅对当事人，就连瓦克赫、纽莎和舒罗奇卡也没有一丝一毫含混的地方。难堪的感觉也传染给了此马、马驹、金色的阳光和那些围着叶连娜·普罗科洛夫娜转的、不时落在她脸上和脖子上的蚊子了。

    “我不明白，”到底还是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打破了沉默，“我不明白，一点都不明白，而且永远也不会明白。我们南方，白军占领地区，是粮食丰裕的省份，为什么单单选择我们这儿，何苦到我们这儿来呢？”

    “真有意思，您想过没有，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要承担多大的责任啊？”

    “列诺奇卡，你别插嘴。说得不错，正是这样。她说得完全对。您想过没有，这对我该是多大的负担啊？”

    “您怎么能这么说呢。您没有理解我们的来意。这说的是什么事呀？不值得一提的小事。我们决不会侵害你们，打搅你们。我们只要倒塌的空房子里的一个角落。要菜园旁边谁也不要的、白白荒芜的一小块土地。别人看不见的时候，再从树林子里拉一车劈柴。难道这样的要求过高吗？算得上侵害吗？”

    “可是世界如此之大，干吗非找我不可？为什么偏偏是我们，而不是别人，能有这种荣幸？”

    “我们知道你们，也希望你们听说过我们。我们对你们不是外人，所以我们投靠的也不是外人。”

    “懊，原来因为克吕格尔，因为你们是他亲戚？您的舌头现在怎么转得过弯来承认这种事？”

    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生得五官端正，头发向后梳看，走道迈大步子，夏天穿着一件斜领衬衫，腰里系着一条带穗的带子。古时候这种人走起路来就像水上强盗，现在他们老是做出一副幻想当教师的大学生的样子。

    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解放运动，献给了革命，只担心他活不到革命到来的那一天，或者革命爆发得太温和，不能满足他激进的、渴望流血的热望。如今革命来到了，把他最大胆的设想都翻了个儿，而他，天生的和始终不渝的工人阶级的热爱者，第一批在“勇士”工厂建立工厂委员会并设立工人监督的人，却什么都没捞到，没有谋到职位，呆在一个荒芜的村子里。工人们从这个村子里逃散，一部分还跟着孟什维克走了。而现在这件荒唐事，这些不清自来的克吕格尔的不肖子孙，不啻命运对他的嘲弄。它是有意的恶作剧，使他再也无法忍受了。

    “不，这太莫名其妙了，根本无法理解。您是否明白，您对我是何等危险，您使我陷于什么处境？看来我真疯了。我不明白，什么也不明白，而且永远也不会明白。”

    “真有意思，您明白不明白，你们不来，我们就已经坐在火山口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