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仿佛永远木会完结似的，但春天，这个学年最后几天的一堂课上，她一想到夏天学校不上课了，这种纠缠会更加频繁，而躲避同科马罗夫斯基经常接触的避难所没有了，拉拉便迅速地作出了一个在很长时期里改变她生活道路的决定。

    一清早就很闷热，看样子会有一场雷雨。上课时教室的窗是敞开的。城市远方传来单调的喧闹声，像一群蜜蜂在蜂场上嗡嗡叫。有时还能听到院子里孩子们嫁戏的喊叫声。泥土和嫩叶气息让人头疼，就像过谢肉节喝醉了酒或被煎饼的糊味熏了似的。

    历史老师正在讲拿破仑远征埃及。当他讲到在弗雷瑞斯登陆的时候，天色昏暗，一道闪电划过，响起雷声；一股尘土带着清新的气息从窗口涌了进来。两个爱拍马屈的女学生讨好地跑进走廊喊校役关窗，她们刚一开门，从门缝刮进来的一阵穿堂风把课桌上笔记本里的吸墨纸吹得在教室里乱飞。

    窗户关好了，外面已经下起城市里才有的那种夹杂着尘土的脏雨。拉拉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给同桌的娜佳·科洛格里沃娃写了几句话：

    娜佳，我需要和母亲分开住。帮我找个报酬好一点的家

    馆糊口吧。你认识不少有钱的人家。

    娜佳用同样的方式回答了她：

    我们正在替莉帕找家庭教师呢。到我家来吧，那可就

    太妙了！你知道，我爸爸妈妈多么喜欢你

    拉拉在科洛格里沃夫家里住了三年多。仿佛被一堵石墙挡住了，没人干扰和侵犯她，就连她极其疏远的母亲和弟弟也没来打扰她。

    拉夫连季·米哈伊洛维奇·科洛格里沃夫是一位合乎潮流的大实业家，聪明而又有才能。作为一个财产可以同国库匹敌的大富翁，同时又是一个从平民中神话般地爬上来的人，他对这个衰朽的制度怀着十分的憎恨。他把秘密工作者藏在自己家里，替因政治问题而受审讯的人雇辩护律师；而且真像人们开玩笑所说的那样，他出钱资助革命，自己推翻作为私有者的自己，并在自己的工厂里组织罢工。拉夫连季·米哈伊洛维奇是出色的射手，一个酷爱狩猎的人，一九O五年冬季每逢礼拜天都到谢列伯良内森林和洛西内岛教工人纠察队射击。

    这是个出类拔萃的人，他的妻子谢拉菲玛·菲力波夫娜是与他相称的配偶。拉拉对他们两人无比钦佩和敬重。他们全家人也喜欢她，把她当成亲人。

    三年多来，拉拉一直过着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直到她弟弟罗佳有事找她为止。罗佳学着纨绔子弟的派头摇晃着两条长腿，而且为了更显得傲慢，说话还带鼻音，故意拖长声调。他告诉她，他们这期毕业的土官生凑了钱准备给军校长官买纪念品，把钱交给了他，请他采购。但前天他把这笔钱输了个精光。话刚说完，罗佳就把他那瘦长身子往椅子上咕步一倒，哭了起来。

    拉拉听到出了这种事，浑身发凉。罗佳哽咽着说下去：

    “昨天我上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那儿去了。他拒绝同我谈这件事，但他说如果你有这种愿望的话……他说，尽管你已经不再喜爱我们大家了，可是你对他仍有极大的权利……拉罗奇卡……

    你只要说一句话就行了……你明白，多么丢人，这有损土官生的荣誉呀！……上他那儿去一趟，对你又算得了什么，请求他……

    你总不至于让我用鲜血去洗刷输掉的那笔款子吧。”

    “用鲜血洗刷……士官生的荣誉。”拉拉气愤地重复着他的话，一面在屋里激动地走来走去。“我不是土官生，我没有荣誉，怎么摆布我都行。你知道不知道你让我干的是什么事？你仔细想过没有，他向你建议的是什么？我一年一年，没完没了地干活，努力向上，连觉都睡不足，可他来了，毁掉一切不当一回事。见你的鬼去吧。开枪自杀吧，随你的便。这和我有什么相干？你需要多少钱？”

    “六百九十多卢布，说个整数就是七百。”罗佳有点犹豫地说。

    “罗佳！办不到，你简直疯了！明白你说的是什么吗？你真的输了七百卢布？罗佳！罗佳！你知道不知道，一个像我这样的普通人要多长时间才能靠自己诚实的劳动积攒下这个数目？”

    停了一会儿，她向对待陌生人那样冷冰冰地补充了一句：

    “好吧，我试试看。你明天再来。把你准备自杀用的手枪也带来。你把手枪转让给我，别忘了多带几颗子弹来。”

    她从科洛格里沃夫那里弄到了这笔钱。

    拉拉在科洛格里沃夫家里做事并没有妨碍她的学业，从女子中学毕业后，又进了师范专修班，学习很出色，再过一年，即一九一二年，便要毕业了。

    一九—一年春天，拉拉所教的女学生莉帕奇卡也中学毕业了。她已经有了未婚夫，～个出身于富裕而有教养人家的年轻工程师弗里津丹柯。父母都赞成莉帕奇卡的婚事，但反对她过早结婚，劝她再等几年。为此发生了争吵。莉帕奇卡是全家的掌上明珠，被娇惯得十分任性。她同父母大吵大闹，跺着脚哭喊。

    这个家庭把拉拉当成亲人一样看待，已经忘了她替罗佳借的债，从未有人提起过。

    如果没有经常的开销，拉拉早就把钱还清了。她向别人隐瞒了这项开销的用途。

    她瞒着帕沙给他被流放的父亲安季波夫寄钱，还资助他时常害病的呼呼叨叨的母亲。另外，她还更加秘密地设法减轻帕沙的个人开销，背地里替他向房东贴补食宿费。

    年纪比拉拉稍小一点的帕沙，狂热地爱着她，样样事都对她百依百顺。按照她的坚决主张，帕沙读完职业中学后就专心一意地补习拉丁文和希腊文，准备进大学语文系。拉拉希望明年他们俩通过国家考试后就结婚，然后到乌拉尔的一座省城去教书，当男子中学和女子中学的教师。

    帕沙住的房间是拉拉亲自在艺术剧院附近卡梅尔格尔斯基街上一幢新改建的房子里替他租下的，房东夫妇都是性情温和的人。

    一九—一年的夏天，拉拉最后一次跟科洛格里沃夫一家到杜普梁卡去度假。她喜爱这个地方胜过主人，达到忘我的地步。大家都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因此每年夏天到那里旅游的时候，对拉拉有一种默契。当那列把他们载来的被煤烟熏得乌黑的闷热的火车开走后，在一片香气四溢、令人如醉如痴的静滋中，拉拉就会激动得话都说不出来。在从小火车站把行李装上大车的时候，大家总让她一个人步行到庄园去。从杜普梁卡来的车夫穿着一件坎肩，肩膀下面露出红衬衣的两只袖子，一路向坐在车上的老爷和太太讲述上个季度当地的新闻。

    拉拉沿着铁路路基在一条由朝圣的香客踩出来的路上走着，然后拐进一条通到树林子里去的小径。她不时停下脚步，眯起眼睛，呼吸着旷野中弥漫着花香的空气。这里的空气比父母更可亲，比情人更可爱，比书本更有智慧。霎时间，生存的意义又展现在拉拉面前。这时她领悟到，她活在世上为的是解开大地非凡的美妙之谜，并叫出所有的事物的名称来，如果她力不胜任，那就凭借着对生活的热爱养育后代，让他们替她完成这项事业。

    这～年的夏天，由于拉拉担当的工作过重，来的时候已累得筋疲力尽了。她心绪不大好，变得神经过敏，这是先前所没有的。这个特点使她变得心胸狭窄，而她的性格一向是开朗而不拘小节的。

    科洛格里沃夫夫妇不放她走。她在他们这里仍然受到先前那样的关怀。但自从莉帕自立以后，拉拉便认为自己在这个家庭里是多余的人了。她谢绝了薪水，他们却硬要她收下。她很需要钱用，但寄居在人家又领一份干薪是难为情的，实际上也是办不到的。

    拉拉感到自己的处境虚伪而难堪。她觉得别人把她当成累赘，只不过木表露出来而已。她很想随便跑到什么地方去，能摆脱自己目前的处境和科洛格里沃夫一家就行，但依照她的处世原则，离开之前必须还清借债，不过目前又没有地方能筹到那笔款项。她觉得自己成了罗佳愚蠢的过失——输掉大家的钱的人质了，并由于无能为力的愤慨而坐立不安。

    她总感到受轻视的征兆。如果科洛格里沃夫家里的熟人对她过分关切的话，那就意味着他们把她当成唯命是从的“女学生”和容易弄到手的女人。要是人家不去打扰她，那又证明把她当成微不足道的人，无人理睬。

    一阵阵的忧郁情绪并没有妨碍拉拉同许多到社普梁卡做客的人一起娱乐。她游泳，荡舟，参加夜晚在河对岸的野餐，同大家一起放烟火和跳舞。她参加戏剧爱好者的演出，特别热衷于短统毛瑟枪的射击比赛，并认为最好用的还是罗佳的那把轻巧的左轮手枪。她用这支枪射击几乎弹无虚发，以致开玩笑地惋惜因为自己是个女人所以不能挑起决斗。然而拉拉越是玩得开心，心里越是感到难过。她自己也不知道究竟需要什么。

    回到城里以后，这种感觉变得更加强烈。在拉拉的郁闷不乐当中又掺杂了同帕沙的小小争执（拉拉避免和他发生剧烈争吵，因为把他看成是自己最后的倚靠）。最近帕沙有点自以为是，言谈话语之间所表现出的那种教训人的口吻，让拉拉觉得又可笑又可气。

    帕沙、莉帕、科洛格里沃夫夫妇和那笔钱——所有这一切都在她脑海里翻腾。生活使她厌倦。她几乎要发疯了。她渴望抛开一切熟悉的和体验过的，另外建立一种新的东西。在这种心请下，她终于在一九—一年的圣诞节作出了一项致命的决定。她决心立刻离开科洛格里沃夫家，自己去过独立而孤单的生活，所需要的钱向科马罗夫斯基去要。拉拉认为经过了已经发生的事以及随后她所争得的几年的自由，他应该拿出骑士的风度来帮助她，而且无需任何解释，不附带任何肮脏的条件。

    十二月二十七日晚上，她抱着这个目的，到彼得罗夫大街去。出门时她把罗佳的左轮手枪上好子弹，打开保险，放进手笼里，准备一旦遭到拒绝、曲解或受到侮辱，就向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开枪。

    她异常惊慌地在充满节日气氛的街道上走着，对周围的一切都没注意。在她心里已然响起谋算好的那一枪，至于瞄准的究竟是谁倒完全无所谓。她能意识到的唯有这一声枪声，一路上都能听到它。这是射向科马罗夫斯基、射向她自己、射向自己命运的一枪，同时也是射向杜普梁卡林间草地上那棵树干上刻着靶标的柞树的一枪。

    “别碰手笼。”她对惊讶得哎呀一声、伸手帮她脱衣服的埃玛·埃内斯托夫娜说。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不在家，但埃玛·埃内斯托夫娜仍然劝拉拉脱掉皮大衣，到屋里去。

    “不行，我还有急事呢。他在哪儿？”

    埃玛·埃内斯托夫娜告诉拉拉，他参加圣诞节晚会去了。拉拉手里拿着记下地址的纸条，从那道阴森森的、让她清楚地想起一切的、窗上刻着彩色家徽的楼梯跑下来，立刻奔向位于面粉镇的斯文季茨基家。

    直到现在，她第二次来到户外，才仔细朝四外看了看。现在是冬天。这里是城市。已经到了晚上。

    天气冷得要命，路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黑色的冰，仿佛碎碑酒瓶的瓶底。天冷得连呼吸都很困难。弥漫着灰霜的空气，就像拉拉围着的那条结了冰的毛围巾那样扎人，往嘴里钻，用浓密的鬃毛刺人的脸。拉拉走在空荡荡的街上，心剧烈地跳动。沿路的茶室和酒馆从门里往外冒着蒸气。从雾里不断显出过路人的冻得像香肠一样通红的面孔，还有身上挂着冰凌的马匹和毛茸茸的狗的嘴脸。房屋的窗子被厚厚的雪蒙住，仿佛刷了一道白灰；从不透明的窗玻璃后面闪现出圣诞树色彩缤纷的反光和欢乐的人的影子，就像从屋里映到幻灯前白幕布上、给街上人看的不清晰的图像。

    拉拉走到卡梅尔格尔斯基大街站住了。“不能再瞒住他了，我受不了啦。”她几乎说出声来，“上楼去把一切都告诉他。”她镇静下来之后，想了想，推开很有气派的沉重的门。

    帕沙用舌头顶起腮帮，对着镜子刮脸，然后戴上硬领，使劲把弯曲的领钩扣进浆硬的胸在扣环里去，由于过分用劲儿，脸涨得通红。他正准备出去做客。他是一个心地单纯、缺乏社会经验的人，因此拉拉没敲门便进来，并且撞见他衣冠不整的样子，弄得他不知所措。但他立刻觉察到拉拉非常激动。她两腿发软，进门的时候腿在裙子里迈不开步，仿佛膛水似的。

    “你怎么啦？出了什么事？”他惊慌地问道，迎着她跑过去。

    “坐到我旁边来。就这样坐下，不用穿上衣了。我还有事，马上就得走。别碰我的手笼。等一等。你先转过身去呆一会儿。”

    他照办了。拉拉穿的是一套英国式的服装。她脱掉上衣，把它挂到钉子上，再把罗佳的左轮手枪从手笼里拿出来放进上衣口袋，然后重新坐在沙发上，说道：

    “现在可以看了。点上蜡烛，把电灯关掉。”

    拉拉喜欢在烛光下面谈话。帕沙总为她准备着整包没拆封的蜡烛。他把蜡台上的蜡烛头换上一支新的，放在窗台上点着。沾着蜡油的火苗噼啪响了几声，向周围迸出火星，然后像箭头似的直立起来。房间里洒满了柔和的烛光。在窗玻璃上靠近蜡头的地方，窗花慢慢融化出一个圆圈。

    “帕图利亚，你听我说，”拉拉说，“我有件很为难的事，你得帮我摆脱出来。你别害怕，也别问我，但要放弃咱们跟别人一样的想法。今后不能再无忧无虑了。我永远处于危险之中。如果你爱我，不愿看到我毁灭的话，那咱们就赶快结婚吧，不要再拖延了。”

    “这是我一向盼望的，”他打断了她的话，“你赶快走个日子，无论哪天我都乐意。可你得跟我说清楚，你究竟出了什么事，别用猜谜折磨我了。”

    但是拉拉岔开话题，巧妙地避开了正面回答。他们又谈了很久，但都是同拉拉的忧愁无关的话。

    那年冬天，尤拉写了一篇探讨视网膜首要组成部分的学位论文，准备参加大学的金奖章竞赛。尽管尤拉攻读的是普通内科学，但他对眼睛了解的详尽程度并不亚于未来的眼科医生。

    在这种对视觉生理学的爱好当中，可以看出尤拉天性的另外几个侧面：富有创造性的天资，对艺术形象的本质和逻辑思想的结构都有一定的见解。

    东尼娜和尤拉坐了一辆出租雪橇到斯文季茨基家去参加圣诞晚会。他们俩在一幢住宅里一起生活了六年，共同告别了童年，迎来了少年。他们彼此无所不知。两个人有着共同的习惯，用同样的方式互相说些简短的俏皮话，用同样的方式短促地嗤嗤一笑作为回答。现在他们就是这样坐在雪橇上，冻得紧闭着嘴，偶尔交换一两句简单的话。两个人都在想自己的心事。

    尤拉想的是竞赛日期临近，得赶快把论文写好，但被街上年末的喧闹气氛分了心，思想又跳到别处去了。

    戈尔东的系里出版了一份大学生办的胶印版刊物，他是这份刊物的编辑。尤拉早就答应替他们写一篇评论布洛克的文章。当时彼得堡和莫斯科两个城市的青年人都对布洛克入了迷，到处谈论他，而尤拉和米沙尤甚。

    但是就连这些念头也没在尤拉脑子里停留多久。他们两个坐在雪橇上，下巴缩进大衣领子里，衣领摩擦冻僵了的耳朵，心里各自想着各式各样的事。不过，在一件事情上两个人想到一起了。

    不久前在安娜·伊万诺夫娜床前的那一幕使两个人完全变了样。他和她仿佛一下子成熟了，彼此用新的眼光来看对方了。

    东尼娜，这个相处多年的伙伴，竟是个女人；这个明白无误、无须作任何解释的明显事实，竟是尤拉无法想象的全部问题中最难捉摸、最为复杂的问题。只要调动调动幻想力，尤拉就可能把自己想象成攀登亚拉腊山的英雄、先知、胜利者或任何男子，却决不可能想象成女人。

    然而东尼娜却把这项最艰难的至高无上的任务担在自己瘦弱的肩上（从这时起，尤拉突然觉得她变得又瘦又弱，尽管她是个非常健康的姑娘）。他对她充满了炽热的同情和羞怯的惊奇，这种惊奇就是情欲的萌发。

    东尼娜对待尤拉的态度也有了相应的变化。

    这时，尤拉想到他们还是不应该去参加晚会。说不定他们不在的时候会出什么事。他想起他们俩穿戴齐整准备出门的时候，听说安娜·伊万诺夫娜的病情又恶化了，他们又回到她那里去，想要留在家里。她仍然像先前那样坚持不同意，要求他们照样去参加圣诞晚会。尤拉和东尼妞一起走到窗帘后面的落地窗前，看看外面的天气怎么样。当他们从窗前走回来的时候，两幅窗帘裹在他们的新衣服上。紧贴在衣服上的质地轻柔的窗纱，在东尼娜身后拖出好几步远，真像是新娘头上披的婚纱。卧室里的人都露出了笑容，因为这种相似无疑太显眼了。

    尤拉朝四周张望，所看到的也就是片刻之前映入拉拉眼帘的一切。他们的雪橇行驶起来声音很响，不自然的噪音引起街心花园和林明路上被积雪覆盖着的树木发出同样不自然的施长的回响。住宅的窗玻璃外面蒙了一层霜，里面亮着灯光，像是一个个用烟水晶做成的贵重的首饰匣子。那里边隐藏着的是圣诞节期间莫斯科的生活：枫树上点着蜡烛，宾客云集，化了装的引人发笑的人们玩着捉迷藏的游戏。

    尤拉突然意识到，在俄罗斯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北方的都市生活和最新的文学界，在星空之下的现代的通行大道上和本世纪的大客厅里点燃的枫树周围，布洛克便是圣诞节的显灵。他又想，关于布洛克无需作任何文章，只要写出俄国人对星相家的崇拜，就像荷兰人所写的那样，再加上严寒、狼群和黑黝黝的枫树林，就够了。

    他们穿过卡梅尔格尔斯基大街。尤拉注意到一扇玻璃窗上的窗花被烛火融化出一个圆圈。烛光从那里倾泻出来，几乎是一道有意识地凝视着街道的目光，火苗仿佛在窥探往来的行人，似乎正在等待着谁。

    “桌上点着一根蜡烛。点着一根蜡烛……”尤拉低声念着含混的、尚未构成的一个句子开头的几个词，期待着下面的词会自然而然地涌出。然而后面的词没有出现。

    记不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斯文季茨基家里的圣诞晚会便是按照这种方式安排的。到晚上十点钟孩子们回家以后，再给年轻人和成年人点上第二棵枫树，他们一直玩到清晨。上了年纪的客人通宵在一间三面是墙的华丽的小客厅里打牌。这客厅是大厅的延续，中间被一道用大铜环串挂起来的沉重厚实的帘子隔开。快天亮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进晚餐。

    “你们怎么这么晚才来？”斯文季茨基夫妇的侄子若尔士穿过前厅往里边跑去找叔叔和婶母，边跑边问他们。尤拉和东尼娜也决定先到那边去向主人问个好，走过大厅的时候，一边脱外衣，一边朝里边张望。

    在散发着热气、拦腰映射出几道光环的枫树前面，那些没有跳舞而闲走着的人，站着谈话的人，长裙发出级拳声，擦肩摩腹地像一堵黑色墙壁似的移动着。

    圈子里面，跳舞的人飞快地旋转。副检察官的儿子、皇村中学的学生科卡·科尔纳科夫指挥大家转圈，结成两人一对，然后又组成一个圆环。他指挥各式各样的舞蹈，用最大的嗓门从大厅的这一边向另一边喊着：“快步轮舞！连成一排！”大家都依照他的号令跳舞。“请注意，先奏华尔兹！”他朝钢琴师喊了一声，便走进第一圈的排头领着自己的舞伴三拍、两拍地跳起来，同时减慢了速度，缩小舞步，直到仅仅能觉察出在原地踏小步为止，这时已经完全不是华尔兹，只是即将终止的余波了。大家纷纷鼓掌，接着便向人们中间分送冰激凌和各式冷饮。这些人走来走去，靴后跟碰得砰砰响，喧声笑语不断。浑身燥热的青年男女们一时之间停止了喧嚷和捷笑，急忙贪馋地喝起冰凉的果汁和汽水来，等到把杯子放回托盘，就又立刻以十倍的力气重新开始喧闹嘻笑，仿佛取了兴奋剂似的。

    东尼娜和尤拉没有进入大厅，两个人到内室见主人去了。

    斯文季茨基夫妇的几间内室挤满用不着的家具，这些家具都是为了腾地方，从客厅和大厅里搬过来的。这里是主人神奇的备用品库房和放置圣诞物品的小仓库。房子里散发着油漆和浆糊的气味，放着成卷的彩纸、装饰用的五颜六色的小星。备用的枫树蜡烛盒子探了几爆。

    斯文李茨基家里长辈中的几位老人正在写礼品的号码、晚餐的八席卡和抽彩用的签。若尔士在一旁给他们帮忙，可是常常把号码弄乱，老人们就生气地唠叨他。斯文季茨基夫妇对尤拉和东尼娜的到来异常高兴。他们记得这两人小时候的模样，便免了客套，让他们一起来做这些事。

    “费利察塔·谢苗诺夫娜不懂得这类事必须事先都考虑好，不能挨到节骨眼儿上客人都来了再办。瞧你这个糊涂虫，吉尔士，怎么弄的，又把号码弄乱了！已经说好把装满糖果的点心企都放到桌子上，空盒放到沙发椅上，你又弄颠倒了。”

    “阿汉塔身体见好了，我真高兴。我和皮埃尔都很为她担心。”“那不假，亲爱的，木过她的情况并不好。沙导举手技面扯。”

    尤拉和东尼娜同若尔士和两位老人为圣诞晚会忙碌了半个晚上。

    在他们俩和斯文季莱基两位老人呆在一起的时候，拉拉始终没离开过大厅。虽然她没穿参加舞会的服装，而且谁也不认识，却像睡梦中一样瘫软，一会儿听凭科卡·科尔纳科夫带着她旋转，一会儿又沮丧地绕着大厅漫无目的地踱来踱去。

    有一两次拉拉迟疑地在小客厅门前停住脚步，希望面对大厅坐着的科马罗夫斯基能发现她。但他眼睛盯着左手举在脸前像一扇屏风似的挡住他的纸牌，也许当真没看见她，也许装作没看见。拉拉觉得受了屈辱，气得喘不过气来。这时，拉拉不认识的一位姑娘从大厅走进小客厅。科马罗夫斯基朝她看了一眼，那种眼神是拉拉非常熟悉的。这个受宠若惊的姑娘向科马罗夫斯基嫣然一笑，脸上泛起一片红晕，显得更加娇媚。拉拉看到这一幕，几乎失声叫了出来。她满面羞愤，连前额和脖颈都涨红了。“一个新的牺牲品。”她这样想。拉拉仿佛从镜子里看到自己整个的过去和现在。不过，她还没有放弃同科马罗夫斯基谈一谈的念头，但决定先等一下，等待更为恰当的时机，于是强迫自己镇静下来，重新回到大厅。

    同科马罗夫斯基同桌打牌的还有另外三个人。他旁边坐着的一个牌友是请拉拉跳过华尔兹、衣着考究的皇村中学学生的父亲。这是拉拉同这位舞伴在大厅里跳舞时随意交谈中知悉的。那个身材修长、黑衣乌发、脖子像蛇一样绷紧、让人看了不舒服的女人，便是科卡·科尔纳科夫的母亲。她一会儿从小客厅走到大厅看儿子跳舞，一会儿又回到小客厅里看丈夫打牌。最后，拉拉偶然知道那位勾起她复杂的心情的姑娘是科卡的妹妹，而她那种猜测是毫无根据的。

    “科尔纳科夫。”一开始科卡就这样向拉拉作了自我介绍，但当时设引起拉拉的注意。“科尔纳科夫。”他像滑翔似的跳完了最后一圈，把她送回到座位上，又重复了一遍，便走开了。这次拉拉才听清楚。“科尔纳科夫，科尔纳科夫，”她寻思着，“好像很耳熟，又很讨厌。”她终于想起来了，科尔纳科夫就是莫斯科高等法院的副检察官。对铁路职工小组提出公诉的就是他，季韦尔辛也在那批受审的人当中。拉夫连秀·米哈伊洛维奇曾经受拉拉之托到他那里去说情，希望他在这件案子上不要太苛刻，但是没有奏效。“原来如此！不错，不错。真有意思。科尔纳科夫，科尔纳科夫。”

    已经是深夜十二点或凌晨一点钟了。尤拉的耳朵嗡嗡鸣响。休息的时候，大家都在餐室里喝茶，吃点心，然后又开始跳舞。枫树上的蜡烛燃尽，已经没有人再去换新的了。

    尤拉失神地站在大厅当中，看着正同一个陌生人跳舞的东尼哑。东尼哑轻飘飘地擦过尤拉身边的时候，用脚把略显过长的缎子裙襟一踢，啪的一响，便像条鱼一样又隐没到跳舞的人群里去了。

    她非常兴奋。大家在餐室里休息的时候，东尼娜没有喝茶，只是一个劲儿地用很容易剥皮的香甜的桔子解渴。她不时地从腰带或袖口的折缝里抽出像果树上一朵花那么小的手帕，拭着前额两边的汗水和粘腻的指缝，一边笑一边继续着活跃的谈话，然后又飞快地把手帕换回腰带或前胸紧身衣里。

    现在她正和一个陌生的舞伴跳舞，转弯的时候擦过皱着眉站在一边观看的尤拉，调皮地握了一下他的手，接着意味深长地嫣然一笑。就在握手之间，她的手帕便留在尤拉的掌心里了。他把它紧贴在嘴唇上，闭起了眼睛。手帕散发出桔皮味和东尼娜发热的掌心的气味，两种气味混合在一起令人心醉。一种尤拉有生以来从本体验过的新鲜感觉从头顶一直贯到脚心。这股孩子般天真的芳香，有如黑暗中亲切的耳语。尤拉闭着眼站在那里，嘴唇贴在手中的手帕上。突然，屋子里响起了一声枪响。

    大家都把头转向那道把小客厅和大厅隔开的帷幔。有一分钟的工夫鸦雀无声，然后就开始了混乱。人们奔走，喊叫，有人朝响枪的地方跑去，找科卡·科尔纳科夫。这时，从那边已经有些人迎面走了过来，有的嚷着吓人的话，有的在哭泣，也有的互相大声争吵，彼此都要打断对方的话。

    “她干的好事，她干的好事！”科马罗夫斯基绝望地连声说。

    “鲍里亚，你没事吗？鲍里亚，你还活着。”科尔纳科夫太太歇斯底里地叫喊着。“都说德罗科夫医生也在这儿，可是他在哪儿，他在哪儿呀？哎呀，都请留下别走。对你们来说，这不过是块擦伤，可对我就得洗刷一辈子。我那可怜的受难的人，所有罪犯的揭发者啊！就是她，就是这个贱货，真该挖掉她的眼睛，臭婊子！等着瞧吧，你这回可跑不了啦！您说什么来着，科马罗夫斯基先生？是朝您开的？她是朝您开的枪？不对，我可不这么看。是我遭了难，科马罗夫斯基先生，您清醒清醒吧，现在我可没有心思开玩笑。科卡，科克奇卡，你说是怎么回事！朝你父亲……对……可是天网难逃啊……科卡！科卡！”

    人们从小客厅拥向大厅。科尔纳科夫走在当中，一面勉强敷衍着说着，尽力让大家相信他没怎么受伤，一面用一块干净的餐巾捂着左手被子弹擦伤的地方。在他身后侧面不远的另一群人中间，有人拖住拉拉的双手往前走。

    尤拉一见是她，便惊呆了！同她又在一个不同寻常的场合里见面了！又有那个头发花白的人，不过尤拉现在已经知道他是谁了。这人便是著名的律师科马罗夫斯基，并且是同父亲的遗产有关的一个人。用不着互相致意，尤拉和他彼此都装出不认识的样子。那么她呢……是她开的枪吗？朝着检察官？可能是女政治犯。倒霉的人，这下她可要吃大亏了。她美得多么骄傲啊。拖曳她的那些混蛋仿佛抓住小偷似的反拧着她的双手。

    但他立刻就明白自己是想错了，拉拉已经两腿无力。他们是扶着她的手臂，免得她倒下去，而且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她抱到最近的一把椅子那里，她一下就瘫倒在上面。

    尤拉跑到她跟前，想帮她恢复知觉，但为了更得体，应该先对那位设想中的被谋害的人表示一下关心。于是他走到科尔纳科夫面前，说道：

    “刚才有人要求医生的帮助，我可以帮忙。请您把手给我看看。啊，上帝真保佑了您。这算不了什么，连包扎都不需要。不过涂点碘酒总投坏处。我们可以跟费利察塔·谢苗诺夫娜要点儿。”

    斯文季茨基太太和东尼姐快步走到尤拉跟前，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她们让他丢开这件事，快去穿外衣，家里派人来接他们回去，家里出了不顺遂的事。尤拉吓了一跳，作了最坏的准备，把什么都忘了，便跑去穿外衣。

    他们回到西夫采夫大街，从大门口没命地跑进房子里，但还是没有赶上见安娜·伊万诺夫娜最后一面。他们回来之前的十分钟，死神已经降！临了。死因是未能及时发现的急性肺气肿所引起的长时间的窒息。

    最初的几个钟头里，东尼哑不停地大哭大叫，浑身抽搐，连周围的人都认不出来了。第二天她才平静下来，耐心地听完父亲和尤拉对她说的话，只能点头作为回答，因为一开口悲痛仍会像先前那样猛烈地震撼着她，她又会像着了魔似的哭喊起来。

    在祭奠的间歇她一连几个小时跪在死者身边，用那双美丽的大手抱住棺材的一角，棺材安放在台子上，盖满了鲜花。她的目光一接触到亲人的眼睛，便急忙站起身来，忍着眼泪，快步离开大厅，顺着楼梯飞跑回自己的房间，扑到床上，把头埋在枕头里，倾泻出满腔的悲痛和绝望。

    由于痛苦、长时间的站立和睡眠不足，以及低沉的挽歌和昼夜耀眼的烛光的刺激，再加上这几天所患的感冒，尤拉心里有一种甜蜜的紊乱，信然而荒诞，悲痛而兴奋。

    十年前妈妈下葬的时候尤拉还完全是个孩子呢。直到现在他还记得当时他被恐惧和痛苦所压倒，他怎样悲痛欲绝地哭泣。那时主要的事还不在他身上。尤拉当时几乎不能想象他尤拉单独存在算什么，有无意义和价值。那时候最主要的事却在他身外，在他周围。上层社会从四面八方把尤拉包围起来，这个社会像一座森林，可以感觉到，但无法通过，不容争辩。因此妈妈的去世才使他受到极大的震动，仿佛他和她一起在森林里迷了路，而突然间就只剩下他孤身一人。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森林的一部分——天上的浮云，城市里的广告，消防降望塔上悬挂的信号球，还有骑在马上护送载有圣母神像的马车的教堂执事，因为在圣像面前不能戴帽子，只好光头戴着耳套。商场里店铺的橱窗，还有那布满星辰的高不可及的夜晚的天穹和圣像，便构成了这座森林。

    正当保姆同他讲宗教故事的时候，那高不可攀的上天低低地垂下来，天顶一直弯到儿童室里保姆的裙边，仿佛人们在沟谷里采棱果的时候，把树枝往下一拉，树梢就出现在眼前，举手便可采摘一样。一刹那间，天空似乎又沉落到儿童室的那只镀金的面盆里，于是在火和金之中盥洗沐浴之后，就变成了保姆时常带他去的街巷小教堂里的晨祷或者午祷。这时，天上的星辰化作无数的神灯，圣母化为父亲，其余的也都按照或大或小的能力处于各种职位上。然而，最主要的还是成年人的现实世界和像森林一样四周黑黝黝的城市。那时，尤拉便以自己全部的半开化的信仰崇奉这森林的上帝，像崇奉管理林区的人一样。

    如今已经大不相同了。在中学、大学度过的整整十二年里，尤拉钻研的是古代史和神学，传说和诗歌，历史和探讨自然界的学科，都像钻研自己的家史和族谱一样亲切。现在他已全然无所畏惧，无论是生还是死，世上的一切，所有事物，都是他词典中的词汇。他觉得自己是条顶天立地的汉子，完全不用像先前祭奠妈妈那样来祭奠安娜·伊万诺夫娜了。那个时候他完全顾不上悲痛，只知道胆怯地祈祷。如今他倾听着安魂祈祷，仿佛倾听对他说的、与他有直接关系的话。他倾听着这些话，像对待其他任何事情一样，求其明白无误的含意，而对大地和上天的崇高的力量，他是当作伟大的先驱者崇拜的，但这种继承下来的情感则与笃信上帝毫无共同之处。

    “圣明的主啊，坚强、永恒的上帝，请赐福于我们。”这是怎么回事？他在哪儿？起灵了，要出殡了。该醒一醒了。这时已是清晨五点钟，他和衣跟缩在沙发椅上。他可能有点发烧。人们正在房子里到处找他，谁也想不到他会睡在图书室里，而且在远远的一个角落，在几架高得几乎顶到天花板的书橱后面熟睡。

    “尤拉，尤拉！”看门人马克尔就在附近喊他。已经开始起灵了，马克尔必须把花圈从楼上搬到外面去，但是找不到尤拉，他一个人被堵在寝室里，那儿的花圈堆得像座小山，可是房门被敞开的衣橱的门把手勾住，他走不出来。

    “马克尔！马克尔！尤拉！’市人在楼下喊他们。马克尔用力一推，排除了这个障碍，搬着几个花圈顺楼梯跑了下去。

    “神圣的主啊，坚强、永恒的上帝……”轻轻的祝祷声在街上回荡，经久不息，仿佛有谁用轻软的鸵鸟毛在空中拂过，所有的东西都在摇摆，包括那些花圈和迎面走来的人，佩戴着缨饰的马头，教士手中用小链子提着的香炉，还有脚下白雪皑皑的大地。

    “尤拉！我的老天爷，到底找着了。快醒醒吧。”舒拉·施莱辛格终于找到他，摇着他的肩膀喊道。“你怎么啦？起灵了。你和我们一起去吗？”

    “那还用说。”

    安魂祈祷结束了。乞丐们冷得直跺脚，紧紧地挤在两边。灵车、运花圈的车和克吕格尔家的轻便马车都缓缓地向前移动。哭得泪人儿似的舒拉·施莱辛格走出教堂，用手撩开被泪水沾湿的面纱，用目光向那一排马车夫搜寻。一看到殡仪馆的那几个抬灵柩的，她便点头示意让他们过来，接着就和他们一起走进教堂。从教堂里拥出越来越多的人。

    “这回可轮到安娜·伊万诺夫娜了。命运面前不能不低头，这个可怜人，终究走上了没有回头的路。”

    “可不是，总算蹦跳到头了，这个可传人。如今算是去安歇了，这个不安生的女人。”

    “您坐马车还是步行？”

    “脚都站麻木了，稍微走一走再坐车。”

    “看见了没有，富夫科夫那副难过的样子？两眼～直盯着死者，鼻涕眼泪流成了河。旁边可就是她丈夫。”

    “他一直盯了她一辈子。”

    往城市另一端的墓地走去的路上，不时可以听到这类的对话。这是严寒过后气温略有回升的一天。这一天充满了凝滞的沉重气氛，又像是严寒稍减、生机消逝的一天，也仿佛大自然专为丧葬安排的日子。已经弄脏的积雪仿佛透过排在地上的黑纱露出的一点白色。

    这儿就是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安息着的那片令人难忘的墓地。这些年，尤拉一直还没给母亲上过坟。“妈妈。”他从远处望着那个地方，几乎用当年的嘴唇轻声喊了出来。

    人们庄重地、甚至是做作地沿着几条扫得干干净净的小路分散开，但是转弯抹角的地方很不适合他们那种送葬的匀整脚步。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挽着东尼姬的手臂走着。克吕格尔一家跟在后面。东尼娜穿着丧服，丧服非常合身。

    在兄长列隆起的十字架的顶部和修道院的紫红色院墙的墙头，像霉迹一样蓬松散乱地挂着霜须。修道院最深处的院落的一角，墙和墙之间挂了绳子，上面晾着洗好的衣服：袖口绣了一道道花边的衬衣，杏黄色的桑布和歪七扭八没有扯平的床单。尤拉注意朝那边看，终于明白这个修道院就是当年暴风雪肆虐的地点，不过被新盖的房屋改变了模样。

    尤拉单独走着，步子一快就超过了别人，有时要停下来等一等。死亡使慢慢跟在后面的这一群人感到空虚，作为对此的回答，他不可遏止地、像形成漩涡的激流一定要越转越深一样，渴望着幻想和思考的机会，要在众多的方面付出辛劳，要创造出美好的事物。如今他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看到，艺术总是被两种东西占据着：一方面坚持不懈地探索死亡，另一方面始终如一地以此创造生命。真正伟大的艺术是约翰启示录，能作为它的续貂之笔的，也是真正伟大的艺术。

    尤拉满怀热望预先体会到一种乐趣，那就是在一两天之内完全从家庭和大学里消失，把此时此刻生活赋予他的无意间的感受写成追忆安娜·伊万诺夫娜的诗句，其中应该包括：死者的两三处最好、最有特色的性格，身穿丧服的东尼妞的形象，从墓地回来路上的几点见闻，从前风雪怒号和他小时候哭泣的地方现在已经成为晒衣服的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