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副官支支吾吾,说不出所以然。他知道大事不好,连脸都没有洗就跳上停在汽车间外面的一辆小吉普车,从口袋内摸出从沈醉那里拿去的“特别通行证”,贴在汽车挡风玻璃上,又把挂于胸前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证章摘下,换上云南保安司令部的证章,朱家的司机赶出来,他把手一挥:“我自己驾车去找朱处长,一会儿就回,你们帮我收拾一下行李吧!”
当他匆匆忙忙把车开出来,准备到二十六军军部去的时候,正遇上赶来逮捕他的人。他们看见徐远举自己坐在驾驶室内,便把汽车一横,拦住了他的去路,这个双手沾满了无数革命先烈们鲜血的大刽子手,到了这时,也只好把车停下,束手就擒。
周养浩当天上午一看情况不对,马上把军服脱下,穿上一件蓝色的丝棉长袍,混在一大堆等候飞机的人群中,还是被清查了出来。
人间正道是沧桑。几天前,这些魔头操纵着数百人的生杀予夺之权,耀武扬威,转瞬间,已经沦落为阶下囚,等待他们的将是历史的审判。
徐远举等一干人被捕后,关押于昆明陆军监狱。1950年,“镇反”运动开始,沈、徐、周均为“九九整肃”的主凶,人民愤愤不平,纷纷向政府提出处理要求。为有利于这些战犯的改造,1950年5月,西南公安部决定将这些人转往重庆四德村拘留所,后又被转往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饶有兴味的是,徐远举、沈醉、周养浩、成希超四人号称军统“四大金刚”,他们同一天在昆明落网,关押在监狱后,彼此又见面了。徐远举挖苦沈醉说:“满以为你卖友求荣,必定荣华富贵,不想你也落到这步田地。”对于周养浩,他更是挖苦讽刺,“徒有少将的牌子,没有少将的风度”。
周养浩则称他“刻薄少人性,五大三粗,不学无术”。
三人闹得不可开交,最后只能分隔开来。
1973年初,徐远举因突发脑溢血不治,在北京复兴医院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沈醉活到了八十年代末,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其生前撰述的有关军统的专著,引来洛阳纸贵,他本人更是成了一个“出土的”传奇人物。
暗杀名单上的国民党大佬陈仪,因弟子汤恩伯出卖了恩师,被绑架去了台湾,后被公开枪杀。白崇禧桂系本钱输光,彷徨海南,蒋介石诳骗他说,“我在军事上离不开健生老弟”,远在美国的李宗仁闻讯后,失望地说:“健生自投落网,结局堪忧。”
1949年12月9日夜,成都北较场中正楼。蒋介石围着炉火,望着墙上的耶稣受难像,目光呆痴。毛人凤手捧着电文,战战兢兢地拘立于一旁。良久,一个冰冷的声音如同冰窟里冒了出来:“讲,但讲无妨。”
“总裁,”毛人凤嗫嚅着道:“刚才接到电报,云南的卢汉、川康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四人已公开通电投共,川南的郭汝瑰也步其后尘,叛变投降了共产党。”
“娘希匹!”蒋介石一掌拍在炉案上,霍地立起:“卢汉、刘文辉这些人背叛我,现在连我的学生也背叛我。农夫和蛇的故事,那是哪个讲的?哦!是岳军。怪只怪我们太手慈心软,防患不严,尤其是对这些人不该抱有幻想。就说卢汉,明知他有投共叛国的迹象,我还对他心存幻想,不怪你们,怪我当断不断。”
毛人凤待蒋介石打住话,便试探着问道:“现在我们制裁他几个不稳的异己分子,可以震慑住那些人。”
“晚了。”蒋介石失望地叹了口气,“古人云,做事不可在人后。我们处处在人后,民盟那些捣蛋分子,个个都被共产党从香港、上海给弄走了,各地的封疆大吏降的降,跑的跑,就是上了那张制裁名单,又被制裁了几个?”
毛人凤顿时脸色惨白,惶恐地答道:“总裁,都怪卑职办事不力,有负总裁厚望、党国深恩。”
“不怪你们。”蒋介石依旧大度地一挥手,转过头反问道:“那个陈仪被处置得怎么样?”
“我们已将他转移到台湾,由军统严加看守,绝不会出任何差错。是不是把他立即制裁掉?”
“现在不用。”蒋介石陡地提高声音,双眼满含怒火,“这个陈仪也是我党国元老,关键时候贪生怕死,恋栈荣华富贵,居然策反党国高级将领公开投共。此人虽早上了那张名单,但我一直没让你们执行。为的就是交由军法审理,公开处置,以正告那些异己分子。”
陈仪何许人,怎令蒋介石如此仇视呢?这还得从汤恩伯与他的师生之谊说起。陈仪和杨杰一样,是国民党元老,跟随蒋介石征战多年,深得蒋的信任与器重,先后担任军界、政界重要职务。他官至陆军中将时,汤恩伯年少欲觅个人出路,正苦闷无助,得到父亲老友陈仪的指引和资助,从而得以赴日本进军校。汤恩伯回国后投身军旅,无所依靠。经陈仪的提拔与鼎力推荐,始得蒋介石的逐渐重用与信任。汤恩伯为此感激涕零,人前人后直呼陈为“干爸”。
解放战争后期,时任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的陈仪,不愿打内战。他决心利用自己与汤恩伯的私谊,策动他起义。于是,陈仪遂写密信给担任京沪卫戍总司令的汤恩伯,说大势已去,不必糜烂地方,倒不如开一缺口让共军渡江。汤恩伯为了效忠蒋介石,不惜出卖了自己的老师。他将陈仪的信当即交给蒋介石。蒋介石阅后愤怒无比,认为国民党的惨败都是这些不忠的官员造成的。蒋下令汤恩伯逮捕了陈仪。这时,“太子”蒋经国因为陈仪过去对他的不恭,又火上浇油地奏上了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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