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陆从骏责令老孙要尽快查清海塞斯在跟什么女人来往，可又不准放他出去，这怎么查？重庆好几十万女人呢。唯一的突破口只有一个人，海塞斯的司机。老孙约他喝了一顿下午茶，软硬兼施，连哄带骗，司机招了，但好像又没全招。司机一口咬定他不知道女人是谁，只知道他们约会的地方在渝字楼。既然在渝字楼，自家的地盘，老孙决定放胆一搏，放他出去。

    夜长梦多，老孙只给海塞斯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后，海塞斯如期回来，姜姐也回家去了。第二天上午，老孙被手下带着去到市中区中山路附近的一条冷僻小巷里，石板路，拾阶而上，一溜木板房，多数是两层楼，家家户户门前屋后挂着红辣椒。老孙走了一个来回，最后走进一户人家。

    这就是姜姐租住的房子，房东是一对老头老太，都已年过花甲，老头吧嗒吧嗒吸着水烟，对人爱理不理的；老太婆坐在堂前纳鞋底，见有人进屋，很贤惠，上来跟老孙打招呼，很客气很热心。相谈中，老孙知道他们有两个儿子都在前绒，女儿嫁的也是个当兵的，屋子就这么空了，便把隔壁一问屋出租给人住，现在住的是一个“大美人”。老太婆对姜姐印象十分好，不但夸她人长得好，心眼更好，经常提前支付房租，有时还给老头子送纸烟。

    老孙想知道平时有什么人跟她来往，老太婆连声说：“没有，没有．”还解释说她丈夫在部队上当大官，所以她待人接物很注意影响，住了一年从来不见她带人回来过。见问不到东西，老孙就很想去隔壁那间屋看看。当然不能硬闯，便来了个缓兵之计。下午，老孙先叫人支走老头老太婆，安排他们去警备区前线官兵家属接济中心领一袋大米，其间，老孙与两名手下趁机对姜姐租住的屋子实行全面搜查。没有发现发报机，也没有发现其他可疑，唯一有一点可疑，是屋内有一部电话机，而且居然藏在床头柜里，引起老孙警觉。

    回头，老孙去通信机站核查这部电话，本想办个手续，登个记，让机站窃听这部电话。可一查吓一跳，这部电话居然是“红线”，是与汪精卫主席联络的专线，要窃听必须有委员长的手令才行。

    陆从骏闻讯着实感到震惊，以为姜姐只是日鬼的虾兵蟹将，哪知道居然还是条神秘的大鲨鱼。大鲨鱼固然诱人，但要是抓捕不当，有可能让你网破船翻：所以，保险起见，陆从骏不得不去请示杜先生。

    先是久久沉思，后来突然对陆从骏爽朗地笑道：“看来你要立大功了。”陆从骏诉苦说：“我一个人怕没这个能耐，我想窃听这电话都没资格。”这话说得不好听，接近发牢骚。杜先生斜他一眼，荡出一步，从陆从骏面前走过去，用背脊对他说：“谁说你是一个人，你的意思这一路走来都是一个人？”

    “不，还有你。”陆从骏讪笑。

    “就是，至少还有我。”杜先生回过头来，肯定了他的媚谄。接着，杜先生说：“汪某的降和不是秘密，时下不乏有人说他在与日本人暗中勾结，妄图颠覆国民政府，但一直苦于没有实证。”

    “据我所知，汪身边的人最近在上海、南京等地与日本特务高层组织梅机关接触异常。”

    杜先生说：“是的，委员长对此非常重视。所以，你给我盯紧这条线，没准可以顺藤摸个大瓜出来。”顿了顿，又说，不乏得意地，“你们查，那叫顺藤摸瓜，在党国政治大局来看，这叫敲山震虎。某些人如果能够悬崖勒马，知难而退最好，要不然……”说到这里，杜先生忽然缄口，但眼神和语气充满杀气。这样的锋利只转瞬即过，他很快又恢复了常态，吩咐陆所长，“事不宜迟，你马上去安排人准备窃听电话。”

    “那手续……”

    “让机站窃听才要手续，难道你自己不会架台机器？”

    意思很明白，让他自己动手干。陆从骏回去即给老孙布置任务。窃听嘛，多容易的事，切开电话线再接一根线出来的事，小学生都会做。老孙叫上人在姜姐住的这条巷子里租了一间屋，屋子窗外便是电线杆，爬上电线杆，并联一根线进屋，这巷子里的所有电话都成了他们的囊中物，想偷听谁的电话，犹如探囊取物一样容易。

    天黑了，姜姐下班回去了。

    姜姐回家，职业地东看西察，注意有无人人室的迹象。这一切，她做得自然不刻意，显然是“每日一课”，已经养成习惯。察看一周，并无异样，她放心地放开手脚．宽衣丢物，洗手洗脸。

    诸事妥当，她掏出一纸条，准备打电话。当她打开床头柜时，发现了异样——原来她在话机上盖着一块绣花丝巾，虽然丝巾依在，但花的方向反了（本来是倒放的，现在正了）。她见此，立即警觉地去找房东问：“今天有无人来找过我。”

    “没有。”房东老太说。

    “你们今天有没有离开过家？”

    “下午我们去了一趟警备区。”老头子说。

    “警备区？干什么？”

    老头说：“没什么，就问我们家儿子现在在哪里。”

    老太说：“你知道的，我家两个儿子和女婿都在前线部队上，他们给我们发了十斤大米。那个长官还说，我大儿子在十九路军，那是抗日的英雄部队，等以后赶走了鬼子还要犒劳我们呢。”

    老太缠着她还想多说，姜姐根本无心听，应付两句就回自己屋里去。一个小时后，姜姐带着一身灰烬和一只皮箱出了门。灰烬可能是烧了一些东西吧，皮箱里是什么？她要溜吗？就让她溜，看她去哪里，跟着她走也许可以摸到更大的瓜。

    夜深了，石板路上因为姜姐敲出的清亮的鞋跟声而显得更加清冷，更加寂静。

    走出巷子，路口停着两辆人力车，车夫一个是年轻人，一个是中年人。年轻人在抽烟，中年人在打盹。姜姐叫醒中年人，上了他的车。

    “快走。”

    “去哪里？”

    “重庆饭店。”

    车子走后，姜姐不时张望后面，注意有无跟踪。没有。拐过一条街，还是没有。她似乎觉得有点奇怪。后来凭着路灯，她无意间发现车夫弯腰露出穿的衫衣是军队的制服衫衣，且侧腰处明显有别枪的迹象，不禁恍然有悟。姜姐见前方有一个路口，支使车夫：“前面往右。”

    车夫回头说：“你不是要去重庆饭店，怎么往右？”

    “少废话，叫你往右就往右。”

    “好嘞。”

    小巷深深，了无人影。

    快行至小巷尽头时，姜姐突然掏出手枪，向车夫后脑勺连开两枪，跳下车钻进另一条小巷，逃之天天。她就这么跑了，永远跑出了黑室的视线，直到几个月后，三号院的人去河内追杀汪精卫时，才在同一宾馆发现她，那一天也成了她的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