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王赵构承继大统，成为了南宋的第一个皇帝，也就是宋高宗。他上台之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稳定人心、稳定局面，因此必须找一个能压得住台的宰相来帮他。他首先想到的是在东京保卫战中打退过金兵的李纲。李纲是忠心为国的一介书生，让这样一个人做宰相，赵构身边的那些奸小之徒就坐不住了。有一个大臣就给赵构上疏，因为急于把李纲挤出朝廷，所以一连上疏五次，而且是不择语言，不择手段。他说张邦昌为金人所喜，既然封为三公郡王，就应再加同平章事，让张邦昌做宰相。李纲为金人所恶，虽已命相，应在他到来之前罢掉他，千万不能让他当宰相。赵构一听就不高兴了，说我当皇帝，恐怕也是为金人所恶吧，金人更喜欢张邦昌做皇帝，照你这种观点，我当皇帝是不是也不应该啊？吓得这个大臣不敢说话了。但是群臣当中，反对李纲做宰相的意见还是很大的，因为李纲性格刚直，得罪了不少人。

    李纲来到应天，一见赵构就放声痛哭，君臣二人缅怀旧事，唏嘘感叹。好不容易才止住了悲痛，赵构问李纲怎么做才能重振朝纲、安抚百姓。李纲给赵构提了十条意见，这十条意见说穿了就两个核心。第一个就是要杀掉张邦昌。因为天下百姓、忠臣良民拼死拼活地抵抗金军，保家卫国，都没有什么封赏，而张邦昌这个伪皇帝最后却封郡王、太宰，这不是有功不赏、有过不罚吗？所以必须杀掉张邦昌，不杀他不足以振奋天下人的士气。第二个就是要练兵。练兵之后北伐，迎回徽钦二帝，洗雪前耻。

    我们可以想象，赵构满心欢喜地把李纲召来，目的是想让李纲帮自己压住台，好让天下的臣民将士都听自己的，都拿自己当皇帝。结果李纲提的十条意见，核心无非就是让自己出兵，把徽钦二帝接回来。按照正常人的心理来分析，赵构这时候的心情一定低落到了极点。用老百姓的话说，后悔得肠子都青了：我怎么把这么个人给弄进来了啊？

    李纲这个人，人品是很忠直，但直得过分就有点迂了。他就一门心思要打败金军、迎回二圣，谁反对他都不行。遇到意见与他相左的，定要辩个高低，直到跟他一致才肯罢休。但李纲忽略了一个问题，干这些事情是需要钱的，是需要军需物资供应的。当时山河残破，生灵涂炭，打仗并非当务之急，怎么收拾人心、稳定残局才是至关重要的。另外，李纲党同伐异，对意见不同的大臣打压得很厉害。这样一来，朝廷中反对他的人很多，意见也很大。在李纲的坚持下，张邦昌被赐死。对于张邦昌之死，包括南宋的史学家，都有为张邦昌鸣不平的，说张邦昌虽然僭越，当了逆贼，但实出胁迫。他不是非要上赶着当这个伪皇帝，而且，李纲能够举出的实证无非就是他淫乱后宫，跟先朝的嫔妃有过那么一回事儿，不过那也是在醉酒的情况下发生的。过于刚直就没法团结众臣，李纲这种决绝的处事态度，遭到了大臣们的激烈反对。最后，李纲这个宰相做了77天就被罢免了。

    赵构立脚尚且未稳，返回北国的金人就已得知自己册立的傀儡皇帝张邦昌，把皇位拱手让给了赵氏皇族，并且建立起了南宋政权，因此金军再一次大举南下进犯。面对来势汹汹的金国大军，赵构该怎么办呢？

    看到金军南下，赵构的第一反应就是跑。但皇帝不能叫跑，叫巡幸。当年金军南下时，徽宗不就是巡幸东南去了吗？所以他沿着父亲指明的道路，也要巡幸东南。从宋朝开始，中国的经济中心就转移到了南方，再加上江南地区也没有遭到战火破坏，比较富庶，民心还可以收拾，于是他决定去往扬州。金军攻破汴梁城之后，并没有在中原驻军，这还得归功于张邦昌。当初金国撤军的时候问张邦昌，要不要留一点人马帮你看场子？张邦昌当下拒绝，说我们大楚有能力保卫自己，所以金军就都撤走了。这样一来，广大中原地区实际上仍旧掌握在汉人的手里。高宗皇帝逃到扬州之前，任命宗泽为东京留守，负责防守汴梁。宋朝的军民百姓们以宗泽为核心，继续抵抗金军。

    宗泽做了东京留守之后，呕心沥血，秣马厉兵，准备大干一场，他在给皇帝的上疏中说：“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尝命一将、出一师，但闻奸邪之臣，朝进一言以言和，暮入一说以乞盟，终致二圣北迁，宗社蒙耻……臣虽驽怯，当躬冒矢石为诸将先，得捐躯报国恩足矣！”意思是说，金国人一来，奸臣们整天就是嚷嚷着议和，从来没见朝廷派过一兵一卒去跟金国人决战，所以造成二圣蒙尘被俘。我虽然驽下怯弱，但愿意冒着飞箭滚石，带领将士抵抗金军，捐躯报国。这就又回到了老话题，即便你和你手下的将士都愿意为国捐躯，可打仗的军费从哪里来？所以宋高宗看了宗泽的上疏后，说爱卿忠心可嘉，说完就没下文了。而且一看到“二圣”这种字眼，宋高宗心里难免会咯噔一下——又提二圣未还，那你就守在汴梁，替我做第一道抵挡的防线吧。

    金军大举南下，宋高宗赵构准备逃跑，派出宗泽留守东京，作为抵抗金军的第一道防线。那么，面对来势汹汹的金国铁骑，宗泽如何才能抵挡住金军的进攻？在历史当中，宗泽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宗泽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英雄人物，他是宋神宗年间的进士，本来不通兵事，但史籍记载他“缮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义勇”。说他修缮城池，加固城墙，完善守城的器械，还招募地方的精壮，做好守城的准备。从中可以看出，宗泽是靠义勇对抗金国，而不是官军。义勇就是类似于水泊梁山的好汉那样的人。因为宋金两军不断交战，百姓反复遭到战火涂炭，于是就自发地组织起来保卫家园，谁来抢就打谁。有的义勇慢慢壮大了，就开始为祸一方。据说当时河西巨寇王善拥七十万众，扬言要攻打汴梁城。汴梁城百姓很恐慌，金国人还没打来，自己的巨寇土匪却先来了，万一汴梁城守不住怎么办？宗泽说不怕，我去招安他。于是宗泽一人一马，单骑出城前往王善的巢穴。宗泽见到王善后，说现在金人入境，国家处于危难之中，最需要的就是像王公您这样的人。现在您不救国不说，还要在背后插一刀子，这算怎么一回事？您麾下有七十万众，为国家建功立业正在此时，万不能光看眼前利，还得想想身后名啊。您是愿意青史留名，还是想遗臭万年呢？宗泽说得入情入理，王善深为感动，当即表示愿意率七十万众解甲，听从宗泽调遣。宗泽招募王善的七十万义勇，如果真能去跟金国对抗的话，中原地区的战争形势应该会有一个明显的改观，但是史书上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不过，毋庸置疑的是，宗泽确实率军在汴梁城进行了一番激烈的抵抗，拖住了金军主力南下的步伐。据说宗泽在河北地区威望很高，当地汉人甚至包括金人，都尊宗泽为宗爷爷。

    宗泽虽为一介书生，并不通晓军事，但他却凭着一颗赤胆忠心，招募义勇，抵抗金兵，赢得了威望。不仅如此，在宗泽的麾下，还有一些为后世所推崇的名将英雄，其中就包括岳飞。那么宗泽和岳飞，他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呢？

    岳飞开始只是一个小兵或者下级官吏，在违反军法将受处罚的时候被宗泽救了下来。后来宗泽发现岳飞是个人才，就开始不断地重用提拔他。

    有一天，宗泽把岳飞叫到自己帐中，对他说，你确实英勇善战，是个可培养的人才，来日必成大器。但是你打仗太随心所欲，不按章法，不按套路，老这么瞎打也不行。我这儿有太宗皇帝留下的阵图，你拿去好好参考参考，学学正规战法。按照我们今天的话讲，宗泽是让岳飞学学军校教的那套东西。岳飞接过阵图，当着宗泽的面草草翻了几下，就放在了一边。宗泽很惊讶，问他为什么不看阵图。岳飞回答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战争的形势是千变万化的，不能全照阵图来打，要不我们怎么老打败仗呢？只要能打胜仗，什么方法都可以用。宗泽一听，觉得这年轻人说得有道理，但是转念一想：岳飞的脾气也太大了吧，刚立点战功，就敢顶撞领导，而且还是我这么大的干部，他也太目中无人了！于是宗泽就将岳飞推荐到河北都统制张所帐下任职。结果岳飞在张所那里也是屡立战功，引起了别人的妒忌和不满，跟同事的关系搞得很僵，就又回到了宗泽的帐下。从这里可以看出，岳飞是一个不世出的名将，比较桀骜不驯，不是特别好管。有才能的人恃才傲物，可能大多都有

    点脾气，虽然有些时候领导不得不用他，但是总说领导不如自己的话，领导心里多少也会有些不痛快。岳飞这样的性格，为他后面的人生悲剧埋下了伏笔。

    除了岳飞，宗泽帐下还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就是王彦。王彦原来也是义勇，是从义勇当中擢拔出来的，已经做到了统制官，领导部下在太行山跟金军进行游击战。金国的大军不断进山围剿，王彦的部队打得非常艰苦，所以王彦害怕部下会不坚定，担心某一天被他们出卖，捆了献给金国。因此他十分小心谨慎，能不见部下就尽量不见，遇到什么事都让传令兵拿着他的手令去传达，甚至恨不得一宿换几个地方睡觉。部下们见不到王彦，都觉得很纳闷。有一天，一个部下偶然和王彦相遇，就问王彦为什么总也见不到他。王彦很委婉地说出了自己的顾虑，部下听了非常激愤：原来统制官不相信我们！怎么让统制官相信呢？大家最后决定，每个人在脸上刺上“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个字，所以王彦的部队被称为“八字军”。中国古代只有犯人才会往脸上刺字，因为《孝经》上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有丝毫损伤。王彦的部下主动往脸上刺字，就是要表明报国的决心：一定要抵抗金国，决不再让中原百姓受涂炭之苦。

    宗泽一方面招降聚寇，一方面擢拔岳飞，任用王彦，所以当时的中原形势一片大好。

    宗泽招募义勇，充分调动了民间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金军，使得中原形势有所转机。于是宗泽就给宋高宗上疏，希望他能够起驾回京。那么，宋高宗看到宗泽的上疏后会是什么反应呢？

    宋高宗始终不肯相信宗泽，因为宗泽用的人不是他心目中的理想人选，害怕又出现类似于王云被殴打致死的情况。在宋高宗看来，宗泽这个人有点目无法纪，只想着怎么跟金国打仗，甚至不听朝廷的调遣。而且宗泽发动群众、组织义勇的做法，与宋朝设置军队的目的也相悖。宋朝军队的战斗力之所以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军队主要不是用于对外御敌，而是对内防寇的。现在宗泽把巨寇收编帐下，这对于高宗来说太可怕了，所以宋高宗一直都不理宗泽。宗泽第一道奏折石沉大海，没有回复，但他不死心，又上了一道奏折。宋高宗只是夸赞宗泽忠勇可嘉，就没下文了。

    不但宋高宗不听宗泽的，身边的大臣们也跟宋高宗讲宗泽的坏话，说他一介书生，原来不过是磁州的知州，现在委任他做东京汴梁的留守，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拥兵百万，万一有朝一日造反怎么办？这句话正好戳到宋高宗的心尖上了。包括以后宋朝名将们的悲剧，也都是由皇帝的这个心结扩展出来的。我们知道，宋朝尚文不尚武，皇帝最担心的就是武将不忠、造反，怕武将有朝一日像太祖得天下一样被拥立为皇帝。前朝这种事太多了，所以宋朝千方百计把兵权集中在朝廷手里，集中在皇帝手里。名将们无一例外地被削夺兵权，甚至被杀害。国家有难，各地义军风起云涌。宗泽招募义勇抵抗金人，单骑便招降七十万人，而且完全效忠听命于他。在这种情况下，宋高宗恐怕心里早已开始打鼓：万一宗泽造反怎么办？他要在中原割据怎么办？就算他不反，但他一心想的是要迎回二圣，要我把父兄救回来，这种人我能重用吗？宋高宗感觉宗泽的势力对自己构成了威胁，对宗泽的态度日趋冷淡。

    宗泽一心为国，而皇上却对他日渐疏离，他不明就里，一急一愁，就发了重病。当时宗泽已经六十多岁了，早已是白发将军，他隐隐感觉自己来日无多了。众将来探望，他强打起精神，跟众将们说了这么几句话：“我以二帝蒙尘，愤愤至此。汝等如能歼敌，则我死亦无恨！”宗泽到死都为徽钦二帝蒙尘而愤愤不平，希望将士们能够奋勇杀敌，他便死而无恨了。众将听后，非常感动，痛哭流涕，表示一定尽力完成他的遗愿。众将退下之后，宗泽再无他语，只是反复吟诵杜甫写诸葛亮的两句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最后，这位书生名将三呼“过河”而去。他至死念念不忘的，还是要渡过黄河，打败金兵。

    中国历史上的忠臣们，尤其是宋朝以后，都有这样一种观念：平时袖手谈风月，临事一死报君王。平时不习武，而是流连于诗酒歌舞、风花雪月；一旦国难当头，则一死报君王。这种行为确实气节可嘉，但结果又能怎么样呢？细数我们崇拜的那些留名于青史的忠臣们，绝大多数都是失败者。饮鸩就戮，从容赴死，喊两句口号，看似厉害，但这样的死有用吗？真正地考究起来，结果往往是残酷的——这种行为于国事无补。宗泽除了有以死报国的气节，还用行动将中原形势经营得一片大好，这实在是很不容易。

    宋高宗不接受宗泽的建议，除了出于防范宗泽之外，他最隐秘的心结在于他父亲和哥哥的问题上，在于他的法统和出身上，在于从小他们母子的那种唯唯诺诺，甚至可以讲是寄人篱下的感觉上。平时他母亲不受宠，自己也遭到父皇、皇兄的冷遇。一旦遇到危难，父兄就想起他来，危难一解除，笼罩在他身上的光环立刻褪去，他又恢复到以往的平庸和低下。这个时候的宋高宗，心理跟当年出使金营的豪气干云，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虽然仅仅是过去了一年多点的时间。而且宋高宗可能也尝到了做皇帝的快乐，尝到了皇权带来的好处，更不想把皇位交出去，所以宗泽也只能是含恨而终。

    宗泽死后，中原的大好形势全面崩溃。金军进一步加强了进攻，一心要灭掉新建立的南宋政权。而此时的宋高宗，却只知道一味逃跑，这时又有人给他上书劝谏，那么这个大胆上书者是谁？他最后又落下个什么样的结局呢？

    宋朝的中央官学叫做太学，当时有一个叫陈东的太学生上书宋高宗，劝谏高宗要以宗庙社稷、黎民百姓为念，不能总是逃跑。除了陈东，还有一个叫欧阳澈的百姓也给宋高宗上书。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来，宋朝的政治环境是比较宽松的，因为太祖皇帝留有遗训：不杀士大夫，不杀上书言事者。任何人给皇帝上奏折，不管对国家的战守大计，还是朝廷的大政方针提出自己的看法，都是没有死罪的。所以连一个没有品级的太学生，一个普通老百姓都可以劝说皇帝不要跑。

    只是宋高宗去心已定，这两个人的上书把他给惹怒了。宋高宗身边那些一贯反对打仗，主张议和的奸臣们，看出龙颜不悦，便见风使舵地讨好皇帝说，随便一个读书人、一个老百姓，都想对国家大政品头论足，任意指摘，此风不可长。宋高宗问应该怎么办，奸臣神情肃杀，以手作砍杀状。宋高宗沉吟半晌，反复权衡利弊：他们只不过是劝我别跑，杀了他们有违祖例，恐遭人诟病；只是如果此例一开，谁都对大政方针任意指摘的话，以后必定导致皇上诏命、朝廷意旨虽令不行。此时，王云惨死于百姓拳脚棍棒下的情景又浮现在了宋高宗眼前，宋高宗心底冒起一股凉气，于是下令杀掉这两个人。

    应天府的府吏去陈东家里缉拿他时，陈东正在读书，他一看来人，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陈东说，你们别着急，我肯定跟你们走，不过我得先饱餐一顿。他吩咐家人炒菜烫酒，然后自斟自饮起来。用过酒菜，陈东说要去趟厕所，小吏面露难色，担心他趁机逃跑。陈东哈哈大笑，说我好汉做事好汉当，说了跟你们走就一定跟你们走，不用多虑。最后，陈东被带到了应天府，不久便被处斩。后来，欧阳澈也遭到了同样的处置。

    宋朝本来是一个言论自由、思想开放的王朝，而且不杀士大夫，不杀上书言事者。但陈东二人被杀，却开了一个恶例。后来主和派之所以能够控制话语权，能够钳制言论，就跟这件事有关。中国古代人分四等，即士、农、工、商。宋高宗忘了一点，陈东是太学生，代表的是士林；欧阳澈是平民百姓，代表了农民，处斩这两个人，就把士林和农民都给得罪了。而且宋高宗迟迟不去迎回二圣，不思恢复中原，寒了王彦、王善等中原志士们的心；宗泽三呼“过河”而亡，朝廷没有任何表示，寒了守城将领们的心；主战派连连上疏要求高宗回来，高宗都不回来，寒了抵抗派的心。宋高宗的身边，就只剩下一群主和派和宦官，他处在一种空前孤立的状态下，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光杆司令了。在国家危难的情况下，宋高宗把不该得罪的人全得罪了，实在不是明智之举。宋高宗处在一种没有安全感的状态中，对任何人都抱有戒心，而且父兄巨大的阴影又笼罩着他，他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熬过了一天又一天，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会有之后的所作所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