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当与时间成为朋友之后，才知道真正知道他的宝贵，知道他的神奇。在我不知道的时候，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早已把他变成了自己的敌人。挣扎了许多年，还以为自己在与这个世界争斗。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就像那个塞万提斯笔下的骑士唐吉诃德。唐吉诃德有带着标签的身份——“骑士”，于是他有着并坚守应该符合他那个身份的“骑士精神”。风车是他的抗争对象，却无论如何都不知道他的敌人实际上是那看不见的“风”，还有那原本应该隶属于他自己的，却竟然完全不受他控制、反倒成了他的主人的“他的大脑”。

    与所有人一样从小自命不凡的我当然也给自己贴过各种各样的标签，我崇尚公平，向往自由，渴望平等，憧憬希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跟大多数人一样，可我看到的是不公平，感受到的是枷锁，体会到的是不平等，慢慢消失殆尽的是希望。现在我会猜想所有人都必然要经历这样一个阶段，只不过只有少数人能够度过这一阶段。有一次我在几百人的课堂上说，“很多人都曾不由自主地产生过自杀的念头。曾有过，哪怕瞬间而已，自杀念头的同学，麻烦你们诚实地举手。”——几乎没有人不举手。然后我说，“相信我，你并不孤独”。

    那天发现自己竟然是只不过是另外一个唐吉诃德的那一瞬间，感觉真的是特别诡异：万念惧灰的同时竟然能体会到在烈火中重生。直接来自感官的感知，很容易与人分享，然而思想上的体验却往往难于用原本就有缺陷的语言文字进行表达。但，我想应该有很多人有过与我相同的体验。

    重生并不意味着转眼就脱胎换骨。竟然有着成年意识的婴儿有更多的欢乐也有相对更大更多的痛苦。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竟然有机会与时间做朋友，只是朦胧中明白，不能再浪费时间而已。当然，现在我不在认为我有能力浪费时间，正如我作为一个人没什么能力管理时间一样。顶多，我可以因为逃避一些责任而背叛时间——可那又是多么罪恶的事情？一位朋友读完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之后概括说，逃避责任就会带来轻松，可那恰恰就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啊！

    没有人不了解自己的朋友。所谓“真正的朋友”，必然是，也只能是，最终被证明为我们真正了解的少数人。同样的道理，如果竟然有机会与时间做朋友，也有确实有与时间做朋友的愿望，又有什么理由不去耐心地了解关于时间的方方面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运气。我也一样。我的好运之一是竟然在差不多五年前的某一天在网上闲逛的时候碰到了一本书，名字是《奇特的一生》，作者格拉宁，1974年第一次出版。这部被定义为一部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的文献性小说讲述的是，一位前苏联昆虫学家，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柳比歇夫5是如何通过他独创的所谓“时间统计法”在一生中获得惊人的成就的。

    所有的人，连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柳比歇夫亲近的人在内，谁都没有想到他留下的遗产有多大。

    他生前发表了七十来部学术著作。其中有分散分析、生物分类学、昆虫学方面的经典著作；这些著作在国外广为翻译出版。各种各样的论文和专著，他一共写了五百多印张。五百印张，等于一万二千五百张打字稿。即使以专业作家而论，这也是个庞大的数字。

    科学史上，艾勒、高斯、赫姆戈尔茨、门捷列耶夫都曾留下巨大的遗产。对于这种多产，我老是迷惑不解。这一点很难解释，但也挺自然——古时候，人们写得比较多。至于今日的学者，多卷本的全集是一种罕见的甚至是奇怪的现象。连作家似乎也写得比过去少了。

    柳比歇夫的遗产包括几个部分：有著作，探讨地蚤的分类、科学史、农业、遗传学、植物保护、哲学、昆虫学、动物学、进化论、无神论。此外，他还写过回忆录，追忆许多科学家，谈到他一生的各个阶段以及彼尔姆大学……

    他讲课，当大学教研室主任兼研究所一个室的负责人，还常常到各地考察；三十年代他跑遍了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去过许多集体农庄，实地研究果树害虫、玉米害虫、黄鼠……在所谓的业余时间，作为“休息”，他研究地蚤的分类。单单这一项，工作量就颇为可观：到一九五五年，柳比歇夫已搜集了三十五篇地蚤标本。共一万三千只。其中五千只公地蚤做了器官切片。总计三百种。这些地蚤都要鉴定、测量、做切片、制作标本。他收集的材料比动物研究所多五倍。他对跳甲属的分类，研究了一生。这需要特殊的深入钻研的才能，需要对这种工作有深刻的理解，理解其价值及其说不尽的新颖之处。有人问到著名的组织学家聂佛梅瓦基，他怎么能一生都用来研究蠕虫的构造，他很惊奇：“蠕虫那么长，人生可是那么短！”

    这是一本很薄的册子，所以我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就读完了。掩卷之后只能长叹。于我这种普通人来讲，这种大师的境界，正是所谓的遥不可及，仰之弥高，望之弥艰，钻之亦不可得。知易行难啊。

    很多年前，大约20岁前后的时候，忘记了因为读过李敖的那一本书，觉得他那种记日记的方法颇有些道理，于是开始学着做每日的“事件记录”（evenlog）。除了自己经历的事件之外，一概不记，尽量不记感想、不记感受、只记录事件本身。比如，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延吉市

    1.主持经销商大会

    2.拿到上个月奖金共×××××元。

    3.李堃请我吃饭，算算有四个月没见了。

    ……

    一九九六年五月十日，吉林市

    0.连续一周，什么正事儿都没做，只是看了若干本无聊的小说。

    至今，我还保留着这样的习惯，并因此受益无穷。事实上，只不过每天花费10分钟左右。后来，为了进一步节省时间，我干脆把这个本子穿了根绳子挂在了家里洗手间马桶面对的那面墙上，每天晚上睡觉前坐在马桶上，顺手就写完了。这样简单的日志是有巨大好处的。每年下来，都知道自己去年都做了些什么，仅仅这一点就非常宝贵了。到了30岁之后，才觉得自己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慢慢多了起来。比如，这些是整理到一起的，关于我出版的第二本书的一些事件记录：

    二〇〇四年九月十二日，北京市

    1.《Toefl6分作文》终稿交给责编窦中川。

    ……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九日，成都市

    1.收到窦中川快递，协助修订《Toefl6分作文》三审意见

    ……

    二〇〇六年一月二十七日，北京市

    1.收到徐燕青快递，《Toefl6分作文》，二十本。

    ……

    二〇〇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北京市

    1.提交托福作文书第二版的修订稿，更名为《ToEFLiBT高分作文》

    ……

    二〇〇六年八月三日，北京市

    1.收到徐燕青快递，《ToEFLiBT高分作文》第二版，十本。

    ……

    二〇〇七年十月十六日，北京市

    1.收到马宁快递，《ToEFLiBT高分作文》第三版，第七次印刷，十本。

    ……

    可是，有着这样的习惯的我，在读过《奇特的一生》之后，只是被柳比歇夫的大师境界吓了一跳而已。过了差不多两年，重新读过的时候，惊讶地发现，“啊？我太笨了，早应该明白的啊！”

    柳比歇夫的日志，是“事件-时间日志”（event-timelog）。他的方法要比李敖的方法更为高级。李敖的事件记录，往往只能记录事件的名称，是一种基于结果的记录；而柳比歇夫的“事件-时间日志”却是一种基于过程的记录。这里的细微差别是，基于过程的记录要比基于结果的记录只能更为详尽。

    以下是摘自《奇特的一生》中柳比歇夫的日志样本：

    乌里扬诺夫斯克。一九六四年四月七日。

    分类昆虫学（画两张无名袋蛾的图）——三小时十五分。

    鉴定袋蛾——二十分。

    附加工作：给斯拉瓦写信——二小时四十五分。

    社会工作：植物保护小组开会——二小时二十五分。

    休息：给伊戈尔写信——十分；

    《乌里扬诺夫斯克真理报》——十分；

    列夫·托尔斯泰的《塞瓦斯托波尔纪事》——一小时二十五分。

    乌里扬诺夫斯克。一九六四年四月八日。

    分类昆虫学：鉴定袋蛾，结束——二小时二十分。

    开始写关于袋蛾的报告——一小时五分。

    附加工作：给达维陀娃和布里亚赫尔写信，六页——三小时二十分。

    路途往返——三十分。

    休息——剃胡子。《乌里扬诺夫斯克真理报》——十五分。

    《消息报》——十分。

    《文学报》——二十分。

    阿·托尔斯泰的《吸血鬼》，六十六页——一小时三十分。

    基于过程的记录，不仅更详尽，还有另外一个巨大的好处——遇到结果不好的时候，更容易找到缘由。想明白“基于过程的”与“基于结果的”两种记录之间的区别之后，我开始尝试着在自己记录的每个事件后加上时间。

    大约两个星期不到的时间里，我马上体会到了这种新的记录方法的另外一个巨大好处：它会使你对时间的感觉越来越精确。前面我们就讲过每个人都有的感觉“时间越来越快”，以及为什么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而这样的感觉会使我们产生很多不必要的焦虑。焦虑本身没有任何帮助，只能带来负面影响。我的体会是，这种基于过程的“事件-时间日志”记录可以调整我对时间的感觉，在估算任何工作量的时候，都更容易确定“真正现实可行的目标”。又恰恰因此总是基本上可以达成目标，于是，基本上可以算是“战胜了焦虑”。

    《奇特的一生》我看到第三遍的时候，才真正注意到这段话：

    柳比歇夫肯定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时间感。在我们机体深处滴答滴答走着的生物表，在他身上已成为一种感觉兼知觉器官。我做出这样推断的根据是：我同他见过两次面，在他日记中都有记载，时间记得十分准确——“一小时三十五分”、“一小时五十分”；然而当时他自然没有看表。我同他一起散步，不慌不忙，我陪着他；他借助于一种内在的注意力，感觉得到时针在表面上移动——对他来说，时间的急流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他仿佛置身于这一急流之中，觉得出来光明在冷冰冰地流逝。

    柳比歇夫这样的人，才是时间的朋友。他们了解时间，通过长时间刻意的训练，甚至不需要表就可以感受时间的一切行动——当然，时间的行动只有一个，自顾自地流逝。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前言》里写过这样的一段话：

    我有个朋友叫做时间。她跟我真可算作两小无猜，默默陪了二十多年我才开始真正认识她。她原本没有面孔，却因为我总是用文字为她拍照，而因此可以时常伴我左右。时间她原本无情，我却可以把她当作朋友，因为她曾经让我明白，后来也总是经常证明，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我付出耐心，她就会陪我甚至帮我等到结果，并从来都将之如实交付与我，从未令我失望。正是因为有了时间作为朋友，我才可能仅仅运用心智就有机会获得解放。

    既然“管理时间”是不可能的，那么解决方法就只能是，想尽一切办法真正了解自己，真正了解时间、精确地感知时间；而后再想尽一切办法使自己以及自己的行为与时间“合拍”，就是我的说法——“与时间做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