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令已经进入了冬季，牢房里也装上了炉子，生上了火。虽然配给的煤不多，炉火当然不能很旺。但是，比起外面来，屋子里已经是温暖如春了。

    可是劳改的队伍却逐渐缩小了起来。一来二去，剩下的人不多了，就都受命搬到一间大屋子里来。什么原因呢？我不清楚，当然也不敢问。我此时反正已经堕入阿鼻地狱，再升上一级两级，是鬼总是鬼，对我无所谓了。

    屋子里显得空荡荡的。大概是因为人少了，连老鼠的胆子也大了起来，大白天里，竟敢到处乱窜。我从家里带回来的一个干馒头首当其冲，被老鼠咬掉了一些。我想赶走它们，它们竟敢瞪着小眼睛，在窗台上跟我玩捉迷藏。也许老鼠们也意识到，屋子里住的不是人，而是“黑帮”，等级不比老鼠高，欺负他们一下，谅他们也不敢奈自己何。

    大家虽然不大敢随便说话，不能互通信息，但是正如俗话所说的：“没有不透风的墙”，我逐渐知道了，聂记革委会改变了对待“劳改罪犯”的“政策”，不再集中，而要实行分散，把各系所处的“罪犯”分回各自的单位。姗姗来迟，东语系也把我们几个“罪犯”提回系里。我们的“牛棚”转移了。转移到外文楼去。

    前些日子，“特别班”还在外文楼时，我是多么希望能进外文楼来呀！现在果然进来了；却是依然故我。我们几个“罪犯”被分配住在二楼北面的缅甸语教研室里，都在地上搭地铺。靠窗子有一张大桌子，我们的牢头禁子睡在上面，居高临下，监督我们。他外号叫“小炉匠”，大概是姓卢的青年学生。最使我吃惊的是，“我们”又增加了新人，是“黑帮大院”中没有见过的。他们也是“罪犯”吗？我心里纳闷。反正现在是同我们一锅煮了，彼此相安无事。

    在这里，生活比较平静了。不像在“黑帮大院”里那样，时时刻刻都要把神经绷得紧紧的，把耳朵伸得长长的，惟恐牢头禁子喊自己的名字时答应晚了，招致灾难。现在牢头禁子就高踞在同一间小屋的桌子上，用不着把神经弄得那样紧张了。

    但是，日子也并不好过，也不可能好过。我仍然是“劳改罪犯”。这楼上有许多办公室，大多是各专业的教研室。在我被“打倒”以前，我当了二十年的系主任。这些办公室我都是熟悉的。周围的气氛当然是非常好的。我是这里的主人。而今时移世迁，我一“跳”（自己跳出来也）而成为阶下囚了。“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我当“反革命”已经有一年多了。我并不是留恋当年的“威风”，我深知自己已被“打倒在地”，永无翻身之日了。我只求苟延残喘而已。

    现在，在整个大楼里，我只有三个地方能进：一是牢房，二是厕所，三是审讯我的屋子，最后这一项是并不固定的。至于第二项则是“黑帮”同“白帮”（“革命者”）共同享用的，因为“黑帮”虽然是鬼，也总得大小便呀。—真鬼大概是不大小便的，待查。

    此外，这里也颇有令人难堪之处。“黑”“白”杂居，抬头不见低头见。中国是礼仪之邦，见了面，总得说点什么。可我们又缺少英美人见面说的Goodmorning！Howdoyoudo？或者单纯一声Hello！现在习用的“早安”之类，是地道的舶来品。我们过去常用的：“你吃了饭了吗？”是举国通用的问候语，我想缩为“国候”。现在，在外文楼，见到了以前很熟很熟的人，舶来品不敢用，“国候”也不敢用。只有低头，望望然而去之。“白帮”怎么想？我不得而知。似我“黑帮”却实在觉得非常别扭。有时“白人”在某一间屋子里，讨论什么问题，逸兴湍飞，欢笑之声中溢满了“革命气”，在楼道里往复回荡。这革命气却一点也没有薰到我身上。我们现在是“谈笑之声能闻，而老死不相往来”。“能闻”者，能听到也，这是别人的声音，我们是不能有声音的。我们都像影子似地活动着，影子是没有声音的。

    但是，这里也并不缺少新闻，缺少有刺激性的东西。这新闻并不是哪一个人告诉我的，现在没有人敢干、肯干这种事。这是我自己从楼道中嘁嘁喳喳的声音中听出来的。最重要的一条新闻是关于我在上面提到过的那一位蒙古语女教员的。原来东语系“罪犯”中只有她一个女性。在“黑帮大院”时有女囚牢。到了外文楼以后，女囚牢没有了，又不能同我辈男士一起睡在地铺上。所以就把她关在另外一间屋子里。据我的推测，管理她的大概是一个学朝鲜语的女学生和一个系图书室女管理员。后者姓叶，大名暂缺。此人是一个女光棍似的人物，泼辣，粗暴，最擅长惹事生非，兴风作浪。她所在的图书室是东语系小沙龙，谣言由此处产生，小道消息在这里集散。“文化大革命”一分派，她就成了聂记公社在东语系的女干将，大概也属于那一种“老子铁了心，誓死保聂孙”类型的人物。有一次是她到我家来，大声叱骂，押解着我到外文楼去接受批斗。女牢头禁子押解男“犯人”，在北大恐怕是罕见的新鲜事儿。这样一个人物，对惟一的女囚绝对不会放过。在一天夜里，她和其他几个人对这位女囚大肆审讯，殴打。这位女囚是不是像在“黑帮大院”里那样被折磨得眼圈发青，我没有看见，不敢瞎说。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心里没有引起什么波动，我的神经现在已经完全麻木了。

    可是我却万万没有想到，第二条引起人们震动的新闻竟然出在我身上。

    到了外文楼以后，我没有再挨揍。大概我天生就是一个不识抬举的家伙，一个有着花岗岩脑袋瓜死不改悔的家伙。虽然经过了炼狱的锻炼，我并没有低头认罪。有一天，解放军派来“支左”的常驻东语系的一个大概是营长的军官，大名叫赵良山（此人后来听说已经故去），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问我一个问题。我当时心里非常火，非常失望。我想，解放军水平总应该是高的，现在看来也不尽然。我粗声粗气地说道：“我的全部日记已经都被抄来了。一定会放在外文楼某一间屋子里。你派一个人去查一查那一天的日记。最多只用五分钟，问题就可以全部弄明白了。”万没有想到，这一下子又捅了马蜂窝。他勃然变色，说我态度极端恶劣。他现在是太上皇。我哪里还敢吭气儿呢？

    晚饭以后，回到牢房。原先反聂的一位女教员，率领着几个人，手里拿着红红绿绿的大标语，把小屋墙上贴满。原来一片白色，非常单调寡味。现在增添了大红大绿，顿觉斗室生光，一片勃勃的生机。标语内容，没有什么创新，仍然是“季羡林要翻天，就打倒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等等，等等。“司空见惯浑无事”，这些东西已经对于我的神经不能产生任何作用了。我夜里照睡不误，等候着暴风雨的来临。

    果然，“革命家”们第二天就开始行动了。首先由东语系的“红卫兵”—现在恐怕是两派的都有了—押解着我，走向东语系学生住的四十楼。我自己又像一个被发配的囚犯，俯首贴耳，只能看到地上，踉跄前进。旧剧中，囚犯是允许抬头的。我这个新社会的囚犯却没有这个特权。既来之则安之，由它去吧。

    我原来并不知道把我押向何方。走近四十搂，凭我的本能，我恍然大悟。此时隐隐约约地看到楼外贴满了大字报和大标语，内容不外是那一套。我猜想—因为我不能看—，不过是“打倒老保翻天的季羡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此外再加上造谣、诬蔑、人身攻击。从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听到的也不过是那些东西。我顿时明白了：我现在成了“翻天”的代表人物。

    我被卡住脖子，拧住胳臂，推推搡搡，押进楼去，先走过一楼楼道。楼道本来很狭，现在又挤满了学生。我耳朵里听的是口号，头上，身上，挨的是拳头。我一个人也看不到，仿佛腾云驾雾一般，我飞上了二楼。同在一楼一样，从楼道这一头，走（按语法来讲，应该是被动式）到那一头。仍然是震天的口号声。在嘈杂混乱中，我又走（同前）上了三楼。在这里也没有什么新花样，心里颇有点不满足，觉得太单调，不够味。“仪式”完了以后，我又被押解着回到了外文楼。

    后来听说，这叫做“楼内游斗”。这是不是东语系学生的发明创造？如果是的话，将来有朝一日编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时，应该着重提上一笔，说不定还要另立专章的。至于我自己，我是经过了大风大浪的人。身体上，精神上，都没有受到什么痛苦，只觉得有点“好玩”而已。

    事情当然不能就这样结束。看来那位赵营长下定了决心，连夜召开会议，制订了斗争方案。第二天，刚吃过早饭，立即有学生来找我，到一间教研室里去批斗。这次准我抬头了，看到的是一个教研室的成员，加上个别的学生。我已摆好了架子坐喷气式。然而有人却推给我一把椅子。我大惊失色，我现在已经成了法门寺的贾桂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想这个批斗会，还能批出什么，又斗出什么呢？我觉得十分平淡寡味。我于是把两个耳朵都关闭了起来，“任凭风浪打，稳坐钓鱼船。”朦胧中，听到一声：“把季羡林押出去！”我知道，这一出戏算是结束了。

    我正准备回自己的牢房，又有人来把我拉到另一个教研室去，“行礼如仪”。然后是第三个教研室，第四个教研室。我没有记录，也无法统计。估计是每一个教研室都批斗一次。东语系十几个教研室，共批斗了十几次。接着来的是学生。我不知道，东语系学生共有多少个班。每班批斗一次（也许有的班是联合批斗），我记不清楚，加起来，总有二十来次。以每次批斗一个小时计算，共有三十来个小时。我看有的班“偷工减料”，质量大有问题。实际上怕用不了这样多的时间。反正在三四天以内，我比出去“走穴”的人还要忙。这个班刚批完，下一个班接着干。每天批斗八九场，只给我留出了吃饭的时间。可谓紧张之至了。

    对我产生了什么结果呢？除了感觉到有点疲倦之外，“虱子多了不痒”，我“被批斗的积极性”反而调动起来了。我爱上了这种批斗。我觉得非常开心。你那里“义正词严”，我这里关上耳朵，镇定养神，我反而是“以逸待劳”了。

    世间事真是复杂的。我以“态度恶劣”始，又以“态度恶劣”终。第一个“恶劣”救了我的命，第二个“恶劣”养了我的神。当时的真假革命家们，大概是万万想不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