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蓬皮杜有一次在我面前把戈尔达·梅厄说成是"一个很难对付的女人"。她确实如此，而且更甚。她是我三十五年间在国内外的公私旅行中所见到的男人或女人中个性最强的一个。如果说，戴维·本·古里安是推动历史的一个基本力量，那么，戈尔达·梅厄则是代表大自然的一个基本力量。

    每一个优秀的领导人，都强烈地意识到要保护他的国家。

    但是，梅厄对以色列的这种意识却超出了通常的范围。她的这种感情是炽热的、本能的，甚至象一位母亲对她的孩子的感情那样强烈。对她来说，以色列不仅意味着她的祖国，而且代表着一种超出国家范围的事业。

    有些领导人是耍弄阴谋诡计的大师，编织骗人圈套的能手。他们会提出一些被粗心人误认为诺言的建议，经常或迫不得已地见风使舵、敷衍逢迎，或者搞密谋、耍花招。对林恰ぴ己惭防此，这就是他的第二种天性。富兰克林·第拉诺·罗斯福在这方面则是一位老手。对许多人来说，搞阴谋诡计是管理国家事务的诀窍，是绕过利害冲突这个危浅滩的最有效办法，有时甚至是唯一的办法，可以使冲突了结。但戈尔达·梅厄完全不是如此。她非常正直，毫不拐弯抹角。其必然的结果是，她下了决心就不能变更。对戈尔达·梅厄的立场。她要达到的目的和意图，从来也不存在什么疑问。在不同的情况下，她可能是不可阻挡的力量，也可能是别人不可动摇的目标。作为别人的攻击目标来说，她是不可动摇的：作为攻击别人的力量来说，她则是不可阻挡的。

    戈尔达，梅厄有一副毕生从事劳动的妇女的面容。她的身上留下了过度的体力劳动的痕迹，脸上显露出用脑过度和精神上负担过重的阴影。但在她的脸上，也有一种照片经常没能捕捉到的热情。她虽然是一个固执的谈判者，但也是一位感情丰富、外露和坦荡的人。勃列日涅夫可能也是易动感情的，在含泪表示友情时，他的感情似乎是自发地进发出来的。但就他而言，有时又判若两人，几个小时之后，就会恢复到大声咆哮、剑拔弩张的状态。戈尔达·梅厄则是表里一致的。她脆弱的感情和坚定的决心来自同一个源泉。她在谈判中是执拗的，因为她深深地关注着她在谈判中要维护的东西。

    她的热情是以人情常有的方式自发地流露出来的。我还清楚地记得她1969年首次作为总理访问白宫时的情景。这次访问对她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梅厄八岁那年就作为一个贫穷的移民，从俄国第一次来到美国。她在美国成长，还在密尔瓦基教过书，直到1921年移屠至巴勒斯但时为止。因此，在我们为她举行的国宴上，当海军陆战队的乐队奏起以色列国歌、然后又奏起《星条旗》歌时，她不禁热泪盈眶。宴会后，我们特地为她安排了艾萨克·斯特思和伦纳德·伯思斯坦表演的文艺节目。她坐在我的夫人和我之间，聚精会神地听着。演出结束时，她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走上前去，拥抱两位音乐家。

    她在任期中感到最痛苦的一个插曲，是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当以色列面临失败威胁时，我命令"一切能够飞行"的运输工具都要全部应用起来，大规模地、紧急地向以色列空运供应物资。她后来写道："这次空运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它不仅提高了我们的士气，也清楚地向苏联表明了美国的立常毫无疑问，它也使我们的胜利成为可能。当我听到（运输）飞机正在利达降落的消息时，自战争开始以来，我第一次哭了……"。

    她后来告诉我说：她认为，我的行动——包括空运以及当苏联威胁要派部队去这个地区时，美国宣布它在全世界的武装力量进入戒备状态——拯救了以色列。次年1月，当埃以部队脱离接触的协定宣布时，我给梅厄夫人通了电话。当时，水门危机已成为整个美国的头条新闻。在通话结束时，她说："请多多保重，好好休息。"这使我深受感动。

    如果在危机时刻表现得坚强不屈是戈尔达·梅厄的特点，那么，慈母般的谆淳善诱则是她的另一特点。

    在以色列人民中，她以"戈尔达·谢拉努"即"我们的戈尔达"这样的爱称而闻名。她自由白在地、毫无拘束地在她的人民中走动。当她的内阁成员们围在她厨房的桌子旁边、或者在炉子附近来回走动时，她一边为他们烧汤和煮咖啡，一边和他们讨论着国家大事。她就是这样一位总理。

    她甚至到了七十开外时，还无情地驱使自己干这干那，一直工作至凌晨。她既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最大的问题上，又集中在政府最细小的琐事上。不管是否是例行公事，任何信件未经亲自过目，她都不签署。她亲自去机场迎接一批又一批移民，经常是一见到他们就高兴得流下热泪。在赎罪日战争中和战后，她收到许多农民责备她的政府应该对他们孩子的死亡负责的信件，这把她的身体摧垮了。每位战士阵亡，对她个人都是一次打击。当纳赛尔在西奈进行消耗战时，她下命令说，每当一个以色列士兵阵亡，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都应该立即通知她。人们是如此严肃认真地对待她的指示，以至于有一次由于损失了二十五头羊，也把她唤醒了。

    许多领导人是靠个人野心登上最高领导职位的。他们寻求权力，只是因为他们希望手中有权。戈尔达·梅厄不是如此。

    她毕生只是从事一件工作，而且不管这件工作如何，她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献身精神都倾注于其中，她1921年迁入以色列，是因为她决心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的梦想。她希望能够对人们有所帮助和裨益。她成为以色列第四任总理时，已经年满七旬了。

    当时，莱维·埃希柯由于心脏病淬然去世，工党的其他领导人立即求助于这位得到大家普遍尊敬的人，因为只有她才能在不触发一场分裂性斗争的情况下继承埃希柯的职位。起初她表示反对，后来还是同意了。事后她写道："我当总理，那是因为当总理就是那么回事，就象我的送奶人成为赫尔蒙山上一个据点的指挥官一样。我们两人对这种职位并没有任何特殊的兴趣。但是，我们两人都尽力把我们的工作做好。"∶范夫人认为，人们对她这样一个妇女担任高级公职一事过分注意了。对她来说，当女人就意味着多干工作。尤其是在早年养育孩子的年月里，她既得忙于公务，又得操持家务。当我的女儿朱莉·艾森豪威尔为了撰写《特殊人物》一书而采访梅厄夫人时，她问梅厄夫人在1956年被任命为第一位女外交部长时有何感触。梅厄夫人的答复是独特的。她微微一笑，说："我不知道。我从来就不是一位男部长。"

    1971年，我和法国总统蓬皮社在亚速尔群岛举行会谈。有一次，国务卿罗杰斯为了使谈话气氛轻松些，说，世界上两个最多事的地方——南亚和中东——恰巧都是妇女担任总理，"在印度是英迪拉·甘地，在以色列是另一位女人——戈尔达·梅厄"。蓬皮杜嘴角一咧，说："哦，真的吗？"

    蓬皮杜这句话并没有蔑视之意，而是带着一种奇特的赞赏之情。当然，它的寓意是说，戈尔达·梅厄作为一位女总理，从其为人处事的方式上看，简直与男人没有什么区别。戈尔达·梅厄和英迪拉·甘地有其相似之处：她们在与异性进行谈判时，都过分坚持己见。不过，我与这两个人打交道时却发现，她们在谈判方式上又是截然不同的。她俩都具有女子的气质。英迪拉·甘地利用了这种气质；戈尔达·梅厄却没有。甘地夫人期望人们把她作为一个女人来对待，她自己却以男人那种冷酷无情的态度行事；戈尔达·梅厄则期望人们把她作为一个男人来对待，而且象男人那样行事。她并不因为自己是一个女人而要求人们宽容她。她也不宽恕别人。

    她衣着朴素，从不化装打扮。她把头发尽量拢到脑后，梳成一个发髻。她承认，之所以把头发留得长长的，是因为她的丈夫和儿子喜欢那种样式。她在与我的夫人交谈时，总是很和蔼可亲，对我们的孩子及私事也明显地流露出诚挚的兴趣。但一般说来，她与人们打交道的作法是：在会议开始时，敷衍他说上几句"认识您"之类的缓和气氛的话，然后就单刀直入地谈论手头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我们在椭圆形办公室第一次见面时，摄影记者卡嚓卡嚓照着相，我们象通常那样闲扯着。一当把记者们打发走，她就交叉着双腿，点上香烟，立即着手工作，匆匆地浏览她为她的武装部队索取装备的清单。∶范夫人一旦受到不?正的对待，她就不会宽恕对方，或把事情忘却，而是满腹怨恨。她一直没有宽恕戴高乐在1967年战争后所发表的批评性言论；也一直没有宽恕进行过大屠杀的德国人、甚至他们战后的新领导人。对于那些使无辜者流血的阿拉伯恐怖分子及支持他们的阿拉伯国家，她也一直不予宽恕。六十年代，本·古里安从执政的工党分离出去后，梅厄夫人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也一直怨恨他。

    她对苏联尤其不信任。她虽然是一个良诚的社会主义者，但是，她对苏联的专制及其对以色列的威胁具有清醒的认识。

    她自从能够记事以后，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她父亲在基辅他们家的门上钉满了厚木板，以便使全家免受经常发生的迫害事件之苦。在那些年月里，手拿棍棒和刀子的暴徒们到处搜查、迫害犹太人。她还告诉我，喝醉酒的警察常常在星期六夜晚来敲她家的门，殴打他父亲，因为他是犹太人。这使她惊恐万状。她对早年在俄国所度过的岁月的记忆已经不多了，而这些记忆大多是寒冷、饥饿、贫穷和恐惧——尤其是恐惧。在她看来，沙皇俄国对犹太人的迫害正以一种不同的形式，在苏维埃俄国继续发生着。纳赛尔曾经发誓要摧毁以色列。梅厄夫人认为，苏联对纳赛尔的支持，也是对犹太人进一步的侮辱。∶范夫人有一次访问华盛顿时，曾向我表示：她认为，欧洲许多领导人对苏联实行缓和政策，这是一种幼稚的做法，她很不同意：对我们为了改善与苏联的关系所采取的步骤，她也感到关切。我向她解释说：我们对缓和问题的做法与他们的做法很不相同；我们对苏联的动机也不存在任何幻想。我说，关于国际关系，我们的指导原则与《新约全书》中的指导原则略有不同，这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谈到这一点时，亨利·基辛格插话表示赞同，并说："还要加重百分之十"。∶范夫人笑笑表示同意，并说："只要你们采取这种做法，我们就不用担忧了。"

    有时，她可以轻松地处理好那些对她来说是最严重的问题。

    她一再对我说，以色列的阿拉伯邻国没有一个是可以信任的。

    作为推动中东和平的行动的一部分，我试图在美国与几个主要阿拉伯国家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我向她指出，从以色列本身的角度来看，让美国成为以色列的邻国的朋友，比起由另一个对以色列抱有敌意的国家来扮演这个角色要好得多。她承认这一点，然而还是坚持说，在与阿拉伯国家打交道时，我们不应该相信协定，而是应该相信行动。有一次，这类会见结束时，我向在场的人一一赠送了小小的礼品盒，内装带有总统印鉴的金质衬衫袖口链扣。每个人都打开了自己的盒子，结果发现其中有一个是空的。梅厄夫人登时笑了起来，说："瞧，现在你们该明白我所说的信任是什么意思了吧！"在亨利·基辛格被提名为国务卿之后，我对她说，现在我们两国都由犹太人当外交部长了。她流露出轻松愉快的神情。在谈到基辛格的德国口音时，她还应声道："不过，我的外交部长是讲英语的。"

    在国际上，戈尔达·梅厄享有盛名。她是一位具有极大的勇气、才能和韧性的政治家。她聪明过人、正直、顽强。她赋有足以使她跻身于任何大国最高领导层的能力。但是，可能也只有在以色列，她才会具有这种能力，因为她对这个国家有着异常强烈的感情，它的事业把她推向了最高领导层。她并不把权力当作特权来追求，而是把它当作职责来行使——为以色列而行使。

    美国人把梅厄夫人列于他们最钦佩的妇女的名单的前列。

    对以色列人民来说，她则是一位受人爱戴的老祖母式的保护者，一位强健结实而又可以信赖的妇女。她把以色列的重任担在肩上；但她也腾出时间来，在厨房的桌子旁边招待她的助手们喝汤。

    1969年，我在悼念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仪式上所作的悼词中说：伟大的政治家总是在国内受到爱戴、在国外也受到尊敬。

    但是，只有少数几位象艾森豪威尔这样的政治家，才能在国内外受到真正的爱戴。戈尔达·梅厄也是这少数几个人中的一位。与艾森豪威尔一样，这不只是由于她的所作所为、显然也是由于她的为人，国内外的人们才如此真心地爱戴她。

    1974年6月，在她离职才十二天之时，我最后一次见到她。

    她是在以色列对1973年10月战争中的准备工作发生长期争论后去职的。我们在她在耶路撒冷的简朴的公寓中拜访她。她再次对美国在那次战争中对以色列的支持向我表示感谢。当她费劲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向我们表示欢迎时，我可以看到她脸上痛苦的表情。事后我才知道，她当时与我一样患有静脉炎。此外，她还患有淋巴腺癌。她对这一点保密了好几年。后来，在以色列议会举行的一次国宴上，我决定打破先例，在向国家元首祝酒之前，先作一次特殊的、外加的祝酒。我说：我所见到的领导人中，还没有一位比戈尔达·梅厄表现出更为突出的勇气、聪颖、坚韧和果决了，她献身于国家的精神也为别人所望尘莫及。我说："由于我与她共事过，所以，我想我已经成了她的朋友；她也一直是我的朋友。因此，我有幸请各位和我一起，为这位前任总理干杯。让我们为戈尔达·梅厄总理干杯！为戈尔达干杯！"

    对她来说，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对我亦然。那次祝酒是真正发自内心的。我的本意是："让我们怀着爱戴的心情，为戈尔达干杯。"我想，她一定会理解，我正是这个意思。

    古老国家的新派领导人：

    纳赛尔、萨达特、伊朗国王、费萨尔

    无论是作为故事和传奇的中心，还是作为战略上的十字路口，地球上很少地方能和中东相比。它的历史源远流长，几千年来，不仅朝代兴废更送，各种文明也在那里起落盛衰。风，还象几千年前一样，侵蚀着万劫不灭的沙漠：尸骨，则依然在阳光下逐渐变白……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短暂时期中，这片古老的土地蓦然间变乱蜂起。以色列的创建，只不过是打乱了旧的格局、带来了新的冲突的各种事态中的一桩。

    当伊朗突然被拉回到中世纪时，西方尝到了一次严厉的教训：在这个新世界中，现代社会的外壳可能是多么的单雹脆弱；在新旧相撞之时，它们关系之紧张又是多么的严重。有人提醒我们说：中东并没有"自己要潘，也让别人活"这个传统概念。在那里，感情往往来得更加猛烈；人们缺乏纪律，少有约束，裁决更加苛严，报复尤为迅速。这里的传统比别处更为古老，决心维护它们的人却拼命抱住这些传统不放。

    然而，在中东以及其他地方，变动还是来临了。

    最近几十年中，我们在中东所见到的，一直是火山爆发似的政治大变动。这些火山的爆发，形成了巨大的山脉，也形成了大陆和海洋。尽管这些特殊的问题和斗争形式仅仅适用于中东，但是，当本来要几个世纪才发生的变化现在被压缩到几十甲年中发生时，这些问题和斗争的形式也反映了全世界所面临的挑战。今天，一个人在其一生的时光中，也许必须适应从前需要许多代才能有的演变。对个人和国家来说，这个过程都是动荡不定的，而且可能是爆炸住的。

    从下面四位领导人的生平中，我们可以戏剧性地看到这些进程。他们走过的道路各不相同，但目标总是非常相似。这四位领导人就是埃及的加麦尔·阿卜杜尔·纳赛尔和安瓦尔·艾尔·萨达特，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以及伊朗国王。四人中，伊朗国王被推翻了，并在流亡中去世。费萨尔和萨达特被行刺者的子弹所击倒。只有纳赛尔在还是一位英雄时，就由于自然原因而去世。如果他不是在五十二岁时由于心脏病突发而遽然辞世的话，那么，他的命运可能就大不相同了。

    这四个人都是革新派。他们都在竭力恢复本国人民的自尊心。为此，纳赛尔、萨达特和伊朗国王都有意识地回溯到几千年前本国古老的文化源泉上，以恢复民族崇高的象征，并使之发扬光大。纳赛尔和萨达特回复到法老王时代；伊朗国王回复到赛鲁士的波斯帝国；费萨尔则没有必要回复到任何时代，因为他的国家是穆罕默德的故乡，是最神圣的穆斯林圣地。全世界的穆斯林每天祈涛之时，都向着沙特阿拉伯的方向朝拜。

    1963年，我第一次见到纳赛尔。但我觉得似乎很久之前我们就认识。

    纳赛尔与他的同谋者安瓦尔·萨达特一起，于1952年策划并领导了一场政变，取代了法鲁克国王的腐败政权。当时他是一个不知名的军官。起初，他利用著名的将军穆罕默德·纳吉布作为出面人物。但在两年之后的1954年，性清暴躁的纳赛尔就把杉即了，自任总理l956年，他使自己成为当选总统。

    纳赛尔的领导是浮夸的。他象一颗流星划过中东的长空。

    他不仅想充当埃及的领袖，而且想充当阿拉伯世界的领袖。他强行干预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事务，发动政变，策划暗杀，一直试图建立以他为首的泛阿拉伯联合体，他既结交坚定可靠的朋友，又树立不共戴天的敌人。所以，他身边的人很少是中立的。

    他进行宣传的喧闹声，经常扩散到阿拉伯世界的各个角落。我1957年访问中东时，虽然没有在埃及停留，但每到一处，都可以从收音机中听到他的声音。在利比亚、苏丹、突尼斯和摩洛哥各个城市的市场和街道上，我看到无论是年青人还是老年人，富人还是穷人，几乎都在心醉神迷地倾听他的声音。他以高超的技巧，利用广播和电视进行说教。他把阿拉伯世界最优秀的表演家动员起来，他们谱写了诸如《我们怎样建设阿斯旺水坝》这类轰动一时的大众歌曲。

    使纳赛尔费尽心思的梦想之一，是建造阿斯旺水坝。多少世纪以来，埃及一直指望尼罗河的流水能给它的沙漠带来生命。

    现在，纳赛尔要利用那些河本来提供廉价的电力，并增加一百五十万英亩可耕地。但是，这个梦想也由于他在国外进行冒险而搁浅了。纳赛尔与莫斯科的调情，导致他与东方集团签订了一项武器协定。于是，美国撂下了援建大坝的工程。当他听到这个消息时，据云曾经说过："美国人，压压你们的火气吧！"他以对苏伊士运河实行国有化作为回敬。以色列、英国和法国出兵反对埃及；但美国又压服它的盟国，协助搞出了一个联合国停火协议，使埃及控制了苏伊上运河。

    艾森豪威尔对此进行干预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以色列、英国和法国采取行动之时，俄国的坦克正从布达佩斯街头隆隆驶过，残酷地镇压匈牙禾。为了争取自由而进行的勇敢的尝试。

    在对苏联使用武力提出强烈抗议之后，如果再默认以色列、英国和法国使用武力，这确实是困难的。但是，不管这些理由如何，艾森豪威尔在使北大西洋联盟付出了巨大代价的情况下，使埃及从失败中得救了。回想起来，我认为这个决定是错误的。

    后来，纳赛尔私下曾表示过谢意，俱当时他只是表现出轻蔑。

    结果，为了武器，也为了在阿斯旺大坝问题上得到援助，纳赛尔把他的国家抵押给了莫斯科。同时，正如萨达特后来所写的那样，纳赛尔还"全神贯注于如下的神话：他是一位打败了英、法两大帝国军队的英雄。纳赛尔根本无视艾森豪威尔为达到这样的结局而发挥的真正作用——他使纳赛尔军事上的失败变成政治上的胜利。他是第一位相信自己获得了胜利的人"。

    纳赛尔是反复无常的、缺乏耐心的和专制独裁的。他沉迷于宏伟的抱负。这使他一直不能关心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尽管大多数埃及人生活在极端贫穷之中，他还是把这个国家贫乏的资源滥用于对外冒险上。他对以色列的无法平息的好战态度，加强了他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地位，但也使他的部队在1967年的六天战争中遭到惨败。在也门，他强制推行了一场长达五年的、代价高昂的战争，企图推翻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伊马姆，建立一个埃及的保护国。结果，他在那里也被打败了。在国内，他实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并使人民对新的繁荣和自由抱有过高的希望。然而，当他的去世使他的统治结束时，埃及人民还是象以前一样贫穷，监狱中塞满了政治犯。

    尽管如此，1970年他淬然去世时，全世界还是激起了从未见过的悲痛的巨澜。为了参加他的葬礼，五百万人民挤满了开罗的街道，他们有的攀上树木和电线杆，歇斯底里地哭泣着：有的涌向送葬的行列，撕扯着盖在他的棺木上的旗帜。许多埃及人心神错乱，以致自杀。在贝鲁特出版的法文报《日报》说："有一亿人——阿拉伯人——变成了孤儿。"

    纳赛尔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使他的人民恢复他们的灵魂、精神和自豪感。他是一位邮局职员的儿子，在对英国殖民主义深刻仇恨的环境下成长。当时的特点是，如果一个年轻人的第一语言是阿拉伯文而不是法文的话，他就会被人们看作是卑下的。纳赛尔掌权以后，不仅急于结束君主制度，而且急于清除过去殖民主义的残余。英国和法国从中东撤退以后，纳赛尔急忙用他的声音来填补这个真空。他一再坚持实行的泛阿拉伯主义，既是亲他本人的，又是反殖民主义的，还常常是反西方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各阿拉伯国家的人民至关紧要的，并不是象他做过的那样，在国际舞台上做出多少成绩来，而是用手指戳西方的眼睛，这就够了。老百姓就喜欢这个。他越是华而不实，越是为所欲为，人民就越是喜欢。如果他装出一副大人物的样子，那么，他的人民俨然也都成了大人物了。对那些在物质方面最为匮乏的人们来说，这种精神上的鼓舞，常常比使他们的生活过得舒适更为重要。

    纳赛尔虽然在公共场合中是一个煽动家，在私下时却是一位亲切和蔼和通情达理的人。

    1963年，我的夫人、我们的两个女儿和我去欧洲和中东作一次私人度假旅行。纳赛尔邀请我们到他家作客。当时，他仍然住在开罗郊区他当陆军军官时住过的那一所简陋的平房里。

    他身高六英尺，长得细瘦而英俊，一派直挺挺的军人风度，形象很引人注目。他的殷勤好客是出自内心的。他把他的家人介绍给我们，还给我们看了他藏书室中收藏的有关林肯的书籍。

    纳赛尔表达了他对艾森豪威尔的崇高敬意，并对他在1956年为了拯救埃及所作出的一切努力表示感谢。他谈吐文雅，仪表尊贵，而且显得很有才智和见识。他深有感触地谈到他关于改善埃及人民生活的愿望，又问起我如何估计苏联领导人当时的态度和意图，并专心地听着。尽管当时埃及严重地依赖于苏联，但他显然并不喜欢苏联支配一切的思想，还表示了与美国进一步改善关系的愿望。他很希望我们去参观一下阿斯旺大坝。为了进一步表示他的殷勤好客，他一再要求我们乘坐他的私人飞机去参观。途中，他的飞行员让我们在低空俯瞰了金字塔和埋葬国王们的谷地。

    我们去大坝的访问是一次令人生畏的经历，因为白天的气温超过华氏一百度。我们是在半夜下到大坝开挖区的。纳赛尔曾告诉我说，大坝的工程实际上都是埃及人承担的。但当我们看到大型推土机在强烈的照明灯光下挖土时，我的夫人敏锐地注意到，操作人员中没有一个是埃及人，而全是俄国人。

    六十年代期间，纳赛尔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对别国进行干预。

    他在其他阿拉伯国家中煽动革命，并越来越深地陷入也门内战的泥潭。在国内，他依然忽视埃及的经济问题，在政治上也继续进行镇压。尽管他公开承认他对苏联的支配地位感到恐惧，但他对俄国的经济、军事援助的依赖性却有增无减。

    纳赛尔这位革命者忽视了革命的时刻已经终结、巩固成果的时刻已经到来这一事实。从字面上看，他的泛阿拉伯主义是有益处的。通过这种运动，他在阿拉伯人民中创造了一种新的共同感和自豪感。然而，这一运动的主要宗旨——对以色列的僧恨和对西方的不信任——则是有害的，而不是建设性的。结果，他的各项政策不可避免地导致以色列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敌对状态的升级，并使埃及畸形地依赖于西方的敌人——苏联。

    1970年9月，当我们得悉纳赛尔由于心脏病发作而遽然辞世的消息时，我正在地中海的一艘航空母舰上观看美国第六舰队的演习。我本想前往开罗参加葬礼，但后来觉得这是不明智的。因为当时埃及政府仍与苏联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且极端仇视美国。如果纳赛尔的继承者希望改善埃美关系的话，我认为应该由他们迈出第一步。于是，我改而派了一个代表团，代表我前往开罗。

    到纳赛尔逝世时为止，萨达特在幕后已经等了将近二十年他一直未遭到纳赛尔的极度妒忌之害，因为他看起来没有什么个人野心。他乐意承担纳赛尔分派给他的任何差使。有人把他称为："纳赛尔的哈巴狗"：有人则说，他前额上的印记，不是由于每天祈祷时在地上叩五次头而留下的——象所有虔诚的穆斯林所做的那样——而是由于在内阁会议上，纳赛尔为了让他留心听别人讲话，常常戳他的脸而留下的。

    十八年来，安瓦尔·萨达特一直在注视着，倾听着。革命前，当英国人掌管埃及时，他在狱中服刑，并学会了如何忍耐，也懂得了耐心的价值。他知道纳赛尔妒忌心很重，因此，他总是小心翼翼的，从不露出要为自己争权的迹象。除此之外，萨达特还是人们可以指望的、十分珍视友谊、认真实践诺言的人。

    不过，他在代表纳赛尔去国外访问时，也交其他的朋友，包括沙特阿拉伯的费萨尔王储。他当总统以后，曾私下对费萨尔说，纳赛尔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和他对苏联的依赖都失败了。

    1970年，萨达特在纳赛尔去世后掌权时，许多观察家认为他的政府肯定只能维持几周，因为他缺乏纳赛尔那样感人的超凡魅力。他们没有认识到有各种各样的魅力，而且一个人只有在掌权之后，人们才有可能断定他是否具有这种难以捉摸的品质。萨达特并不想走纳赛尔的老路。他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他一开始就熟练地阻止别人夺权，并把他的反对者投入监狱。时过不久，人们对他的权威就不发生任何疑问了。

    萨达特迅速采取行动，砸断了把埃及捆绑在苏联人身上的镣铐。纳赛尔去世后，他向全世界广派代表，向各国致意。他的特使在北京见到周恩来。谈话中，中国总理问："您知道是谁杀害了五十二岁的纳赛尔吗？"这位特使愕然，没有作答。周思来说："是俄国人。"他的这番话是隐喻性的，不能按表面的含义去理解。但埃及对苏联的依赖、它与大多数阿拉伯邻国以及美国的冷淡的关系，确实是纳赛尔留下来的包袱。纳赛尔是一个非常自豪和有独立性的人。在他生命垂危之时，埃及的孤立处境使他负担沉重。萨达特认为，这是使他的精神和健康恶化的原因。

    在萨达特就职后不久，我们开始接到萨达特想要使埃美关系解冻的种种暗示。他掌权十一年的特征，是喜欢采取一系列戏剧性的主动行动。其中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在1972年突然驱逐了一万六千名苏联军事顾问。促使他这样做的原因，一是根据他的判断，俄国人并不可靠，二是他本能地不喜欢俄国人。

    我1974年访问开罗时，曾经告诉他，我认为中苏分裂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人感到他们比俄国人更文明。萨达特笑笑，回答说："您知道，我们的感觉恰恰也是这样。我们埃及人比俄国人更文明。"

    纳赛尔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他总是忙于政府的大小事务之中，为了批阅积压的文件，经常通宵达旦地耽在办公室里。

    萨达特则比较孤癖、好沉思。他经常撇开他的部长们，在午饭后到尼罗河边散步，独自作出各种决定。他每天起床都比较晚，也不一天到晚都工作，而且讨厌琐事。他的政府的日常工作是拖拉的、效率不高的，但是，重大的决策——萨达特把这些决策都留给他自己来做——却总是惊人的、高明的，有些决策，诸如驱逐苏联人和1977年他的耶路撒冷之行，从根本地变了中东政治的格局。很少有人象他那样，对过眼烟云似的国际关系花费那么多传统的智慧和才识。

    全世界将缅怀纳赛尔和萨达特在外交事务中所起的作用。

    他们两人都试图恢复阿拉伯人被损伤的自豪感。萨达特1973年发动赎罪日战争的部分原因，就是为了矫正1967年以色列的胜利所引起的心理上的不平衡状态。但萨达特还有进一步的意图。苏伊士运河事件后，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敌对状态仍象过去那样严重。从萨达特看来，在赎罪日战争中显示一下阿拉伯的强大力量，实际上是走向和平的一步。这样，他可以从实力地位出发，采取高屋建瓶的姿态来谋求和平；从软弱的地位出发是无法这样做的。

    萨达特讲究实际的程度与纳赛尔轻率的程度相似：他的小心谨慎与纳赛尔的冲动妄为从程度上看来，也是不相上下的。

    他的一些主动行动，都是为了达到某一目标而精心安排的，而且事先全面考虑了可能造成的后果。萨达特感到必须结束埃及在经济上的孤立状态。与以色列实现和平，则意味着开展新的贸易，从苏伊士石油中增加新的收入，以及从苏伊士运河的航运中源源不断地得到收益。纳赛尔的对外政策几乎没有为解决埃及的国内问题带来什么好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只不过是转移人民的视线，使他们忽略国内问题的一种办法。萨达特的对外政策，则是朝着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向所迈出的一步。

    在纳赛尔失误之处，萨达特却取得了成功。因为他把增进埃及这个国家的福利、而不是"阿拉伯民族"的福利视为自己的第一职责。比起纳赛尔来，他对推动世界前进的各种力量具有更为广泛和正确的了解。他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同时，又精心地把在国外所做的一切与在国内改善人民生活条件的目标联系在一起。

    我最后一次见到萨达特，是在1981年8月他访问美国之时，他邀我到纽约的埃及代表团驻地晤面。他那黝黑的、出众的相貌和彬彬有礼的举止，再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萨达特的心脏病过去发作过两次，所以他很注意保养。但我也有这样的印象：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脑力劳动中去了。他很少摆出不必要的或夸张的架势，也很少说废话。他的含蓄和善于节制自己的能力是十分突出的。

    在最后一次会见时，我发现他对里根政府持乐观态度。他说，他确信里根在中东的交易中将会是直率的；在反对苏联冒险主义方面也将会是坚定的。关于美苏关系问题，他说，美国人在前四年中已丢失了大量地盘，"西方决不能再放弃一寸土地了"。他还说，他预料苏联会在波兰采取行动：西方不应直接作出反应，而应把苏联的干预作为一种借口，在其他地区，如古巴、安哥拉或利比亚采取行动。他说："应该在我们选择的地方、而不是在他们选择的地方与他们进行斗争。"

    在此之前两个月，以色列对伊拉克的一个核反应堆发动了一次先发制人的攻击。我告诉萨达特，我感到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做事不负责任，行为乖戾。他脱口而出道："嗯，他疯了。"接着又说："他也许象狐狸一样疯了。"我说，尽管我理解以色列必须保护自己，使其免受敌人进攻，但是，贝京在这个过程中的做法也是不明智的。他将使他的朋友，诸如萨达特和里根感到为难。萨达特同意我的看法。

    但是，当我提到如果贝京不再掌权、中东可能会取得更多的进展时，萨达特又表示异议，说："我还是愿意与他打交道。"

    "他很强硬；不过，他能够达成其他人不一定能够达成的协议。以色列需要一项协议。我深信，在贝京、里根和我之间，可以取得比卡特政府期间所取得的更大、更持久的进展。"

    在我们谈话结束时，萨达特邀我在以后几个月内的某个时候到他在阿斯旺的冬宫和他再次柏会。他说，届时他将与我进行一次愉快的长谈。

    但是，我们永远也不会进行这样的长谈了。我虽然又到埃及去，但却是为了参加他的葬礼。那年十月，萨达特在开罗检阅军事队伍时，被一帮刺客用枪击倒了。里根总统请三位前任总统代表他参加葬礼。去开罗途中，福特总统、卡特总统和我一起追怀萨达特的往事。我们对他的勇气、他的远见、他的才能和他的锐敏，都持有一致的看法。不过，当我们抵达埃及时，街上却几乎是空荡荡的，与十一年前纳赛尔去世时突然发生的狂乱景象形成鲜明的对照。萨达特的继承者胡斯尼·穆巴拉克告诉我们，他的人民可能仍然处于一种震惊的状态之中，不想在公开场合表示哀痛。

    我认为，埃及人对萨达特的矛盾态度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纳赛尔具有普通人的风度，尽管他拥有绝对的权力，但从不爱好奢华，与纳赛尔相比，萨达特生活很讲究。他有十个总统官邸，还有一位精干世故、口齿伶俐和修饰得无可挑剔的妻子。他穿着昂贵的西服，抽着进口的烟丝。

    尽管萨达特从来忘记他的农民出身，但并没有打算使人民相信他是"他们中的一分子"。事实上，取得成功的领导人中也很少有人如此。从理性上而言，萨达特对他的人民有深厚的感情；但象戴高乐对法国人的态度一样，他对人民缺乏深厚的个人感情。不过，他们在许多方面仍然应该感谢萨达特。在他去世时，并没有一个埃及士兵在作战；埃及的经济虽然还很脆弱，但埃及人比十年前要富裕得多。萨达特还采取了减少新闻检查、让人民享有更多的公民自由、控制秘密警察的活动等措施，朝着拆毁纳赛尔的警察国家的方向，走过了一段漫长的路。

    纳赛尔是一位易动感情的人；萨达特则是一位善于思索的领导人。纳赛尔能够看到人民的心灵；萨达特则把他的眼光从人民的头顶投向远方。由于他与人民疏远，他受到的尊敬多于热爱。此外，正是他的深居简出、冥思苦想，使他能够把中东问题推向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使问题变得似乎不是完全不能解决了。

    萨达特的葬礼并没有那种过分激动的场面，这是可以预料到的。只可能有一个纳赛尔。人们为他激动，因为他是第一位总统，是缔造者，独一无二的缔造者。人们本能地知道，象他这样的人绝不会再出现了。没有人能够取代他。他们把埃及的一切归功于纳赛尔。不过，他们自己也喜爱历史的痉挛、骤然激发出来的自豪感、以及在一个民族的生命长河中仅有一次的遽变。

    对纳赛尔来说，萨达特是一副解毒剂。他从前任的成就的基础上前进；在必要时，又能够修正前任的错误。现在，穆已拉克总统也有类似的机会，做萨达特做过的同样的事情。参加萨达特的葬礼后，我到其他几个中东和北非国家首都去旅行，和他们的领导人进行私人会晤。由于萨达特签订了戴维营协议，他们对他持批评态度，抱怨萨达特对巴勒斯坦人的境况不予重视。他们中的许多人，由于长期蒙受纳赛尔的干预之害，起初把萨达特看作一位盟友。后来，由于萨达特与以色列单独媾和，他们又深感失望。当他们拒绝附合萨达特的和平战略时，他把他们称为"猴子和嘶嘶作响的蝮蛇"。这使他们极为愤慨。我能理解他们的感情，但我也理解萨达特的感情。埃及终于有了一位把自己的人民放在首位的领袖。与其他中东国家相比，埃及人民为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事业所流的血更多。现在，萨达特有理由认为是采用一种新的做法的时候了。

    萨达特是一位无畏的革新者。在中东，他采取了走向和平的最大的、最勇敢的步骤。现在是他的继承者完成他开创的进程，并修补埃及与其保守的阿拉伯邻国的篱笆的时候了。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埃及在1981年就已准备转入一个新的阶段了，就象他们1969年所做的一样。这种转变虽然可能是在一种令人可怕的境况之下进行的，但由于萨达特具有一种神秘的气质和相信先天受命，因此我相信他本人也是会接受这种概念的。

    一位领导人的最伟大的贡献，常常在他去世之后才能显露出来。到了那个时候，他的后继者将会沿着他所奠定的基础向前迈进。

    萨达特是被旧世界的势力杀害的。这种势力钻进了新世界，把他打倒了。因为他寻求和平而不是寻求圣战，所以他的行刺者说他抛弃了伊斯兰教。在许多方面，埃及比它在中东的许多邻国更为现代化、更具有世界性。纳赛尔虽然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但在沙特阿拉伯仍然禁止电视的时候，他就通过流行歌曲来宣传他的革命了。然而，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及伊朗一样，也有很多好斗的伊斯兰信徒。萨达特迈向和平的每一步，同时也是走近个人险境的一步。因为在他的敌人中，有许多人对和平毫无兴趣。中东的领导人在跨越新旧世界的前沿地区时，总是冒着极大的危险：萨达特象伊朗国王和费萨尔一样，越过了这些疆界，最后也为之献出了生命。

    在萨达特去世前十四个月，我和他一起在埃及加入了另一个送葬行列，悼念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伊朗国王死于癌症：萨达特则死于行刺者的枪弹。但他们两人都是中东爆炸性紧张局势的牺牲品。伊朗国王是逃出他国家的流亡者，孤寂地死去了。在各国领导人中，萨达特是唯一有勇气给他以庇护的人。因此，巴列维总算在某种体面的、不失身份的情况下，度过了他的最后几天。在伊朗国王当政时奉承过他的其他一些领导人，看到他既已倒台，却都避而远之。

    我抵达开罗以后，在送葬曲奏起之前见到了萨达特。他伸出手向我走来，说："您能来参加，实在太好了。"我对他说，在美国拒绝伊朗国玉居留之后，他竟能给他以庇护权，这需要很大的勇气。他对此表示怀疑，答："嗯，勇气？不，支持一位朋友并不需要勇气。我不外是做了我认为正确的事。"从这件事可以看到，萨达特作为一个人和一位领导人所具有的品质。他既忠于有权势的朋友，也忠于那些软弱无权的朋友。送葬那天，我在亚历山大他的行宫中拜访他时，他也表现了同样的品质。

    我们讨论了即将来临的美国大眩他知道我支持里根，也知道卡特的威望正在不知不觉地消失。但是，他一次也没有对被他亲呢地称为"我的朋友吉米·卡特"的这个人说过一句轻蔑的话。∫晾使醵晕蠢吹睦硐耄湍扇睦硐胍谎晡埃凰挠栌谌嗣竦南Ｍ?象纳赛尔一样强烈。这两个人中，伊朗国王是一位比较好的国务活动家，·纳赛尔则是一位比较好的政治家。我相信，伊朗国王是中东最有才能的领导人之一。但是，他因为到了很晚的时候还低估他的敌人的力量，终于被他们坏倒了。由于二十世纪的人们迷恋于浪漫的革命，伊朗国王在世界上的大多数朋友——包括美国在内——在伊朗革命之后，又把他看作一个被遗弃的人，因此，他几乎受到了普遍的中伤。

    追根溯源，伊朗的革命只不过是宗教界上层人士争夺权力的表现。在此之前，由于伊朗国王进行了自由改革，使他们在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方面失去了权力。反叛者们由于高喊着"左"的词句，新闻界、特别是电视界就把他们浪漫化了：阿亚图拉则为那些容易上当的人们布下了罗网。不久，伊朗国王终于失去西方对他的支持，最后失去了他的国家：伊朗则失去了它的自由、它的繁荣、以及在伊朗国王和他的父亲执政时所取得的进步。伊朗国王去世前夕，是一个潦倒的、痛苦的人一不仅为他本人而痛苦，而且为他的人民而痛苦。

    1979年，当他居留于墨西哥、过着长期飘泊的流亡生活之时，我去拜访了他。我们已经是二十六年的朋友了。1953年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才三十四岁，他那文静、庄重的举止和好学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他虽已当朝为王，但来真正理政：政治权力操在极有才干的首相法索拉·萨赫第将军的手里——他的儿子阿第希尔是我任职期间的晾首っ大使。不?，当这?国王询问了一些探索性的、精辟的问题之后，我立即相信，他一旦开始亲自领导这个国家，将是一位天才的领导人。

    四分之一世纪以后，伊朗国王仍然保持着王室的尊严，但他那青年时代的热忱已不复存在了。代之而来的，几乎是一种极端的失意情绪。他的权力已被那个运动的领导人从他手中寺走了，他们立誓要把他所做的一切颠倒过来，把伊朗拉回到中世纪的黑暗中去。看来，阿亚图拉对他人民所犯下的罪行，也使伊朗国王本人深为痛苦。他是一位受到冤枉、误解和不正当对待的人。据了解，这一切象他肉体上的病痛一样，同时啮啃着他，把他毁灭了。据悉，大批曾与他共事过的人也惨遭同样的命运。

    在最后的那次会晤中，尽管他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深感痛楚，但他还是很和蔼、亲切。在招待我用午餐时，他自豪他说，桌上的沙拉是他的儿子礼萨王储亲手制作的。我深深为之感动。我们不仅谈到伊朗，还谈到了广泛的世界性问题，象通常一样，从谈话中可以看到，他对国际舞台上所发生的事件有着渊博的知识。

    有的领导人需要权力，是为了使他们的生活具有目标：有的领导人则是为了一个目标而活着。他们实现这个目标的要求是那样强烈，以至于渴望得到权力，以便实现它。∫晾使跏俏怂墓叶钭诺摹Ｋ炎约汉他的国家视为一体——不仅是现代的伊朗，而且是泽克西斯、大流士和塞鲁士的古老的波斯这个一度包括世界许多地区的帝国。象这些古代的皇帝一样，他生活奢华，拥有帝国各种显赫的服饰。

    但奢华并不是他紧紧抱住孔雀御座的原因。对他来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孔雀御座代表着伊朗，代表着使伊朗人民过上较好的生活的希望。在他父亲所奠定的基础上，他利用他的权力，通过扫除文盲，解放妇女，推行农业革命及建立薪的工业等做法，使他的国家与中世纪决裂，脐身于现代世界之林。

    那些抱怨他的秘密警察过多的人，忘记了他在彻底改造伊朗的过程中树立了多少敌人。毛拉们、因袭的商人们、占有土地的贵族们、顽固的官僚们，贵族出身的社会名流们及共产党人，都鄙视他。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的死敌中还包括年青的知识分子——他们当中许多人是他派到国外去学习的。这些人回国以后，要求实行的改革比伊朗国王愿意实行的改革更多、更急迫。被他解放的妇女们也举行示威游行反对他。这些不耐烦的伊朗人，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毛拉们发动政变的弹药。他们廖集在"伊朗革命"后面，以为自己正在推动伊朗国王以更快的速度开展现代化和自由化的运动。殊不知正好相反，他们帮了那些怀有野心的教士们的忙，使这个运动走向了反面。

    为了免于树敌，伊朗国王本来可以什么都不干。他可以继续管辖一个穷困、落后的波斯，依靠王室财产的收入，过着优越的生活，并在损害无权者的情况下，与权贵们建立一种相安无事的关系。但是，伊朗国王宁愿有所作为，而不愿无所事事。正如他在墨西哥时对我说的，他可能是做得过分了。他要把伊朗变成一个人民受过教育、农民占有土地的、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大国。许多见过伊朗国王显赫地坐在珠宝宝座上的照片的西方人，如果了解情况，当会大吃一惊：在大部分时间里，他穿着工作服，在他那相当简朴的办公室中批阅文件。他在迎接来访者时，也是站起来的，并和他们握手。他不太相信顾问们，并拒绝授予他们大多的权力，宁愿自己一天工作十五个小时，竭尽全力工作。

    、他的头脑中装满了伊朗经济发展的最微小的细节。在他的领导下，伊朗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引人注目地增长着。

    到革命前夕，三分之二的人有了自己的住家。

    在美国的帮助下，伊朗国王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成为美国在中东的主要盟国和从地中海到阿富汗的一支稳定力量。七十年代后期，当他在国内的困难逐步增加时，美国对他的支持转麝用亮。许多人把他对美国的依赖看成是一个致命的弱点。其实，这些批评者把是非颠倒了。如果没有大国的支持，当代较小的国家很少能够挤进世界的前列。美日安全协定就是这种联盟的榜样。在伊朗问题上，致命的弱点是美国的软弱，在战后的岁月中，如果美国对日本刚一冒头的动乱犹豫不决的话，那么，其后果将与伊朗相似，同样是灾难性的。在伊朗，当一位朋友最需要我们帮助的时候，我们却撒手不管了。

    对一位领导人匆忙作出的结论，常常会被现实向历史这个高级法院提出的上诉所推翻。有的人在离开舞台之后，其形象逐渐缩小了，有的人却逐渐增大了。有一些人在去世时被封为圣徒，但他们的缺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却变得越来越明显。智利的阿连德、埃及的纳赛尔和中国的毛泽东就是例证。伊朗国王则是在一片争论声中去世的。但我确信，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将属于那些形象会变得越来越高大的人中的一员。

    正在实行现代化的君主们会面临着一个异常困难的平衡问题，因为他试图改变的习俗，也正是支撑着他的、使他有权统治的那些传统。为了取得成功，他必须体察人民的脉搏；他的改革必须是稳健的，而不是突如其来的。但是，在实行改革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如果丧失东西最多的人真的起来反对他的话，那他就必须迅速地、充分地行使他的权力。一旦他选定了他将要遵循的道路，在向批评看作出让步时，就必须非常小心谨慎。如果让步过多，自己必将无路可走。

    与广为流传的神话相反，伊朗国王的垮台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没有良心的暴君，事实刚巧相反，他垮台的原因之一是缺乏耐心。他可能是做得太多、太快了。原因之二是他在遏制那些威胁他的国家的稳定的人们时，还不够残酷无情。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对他的敌人及时地进行镇压，本应是伊朗国王为了把伊朗从黑暗中拯救出来的最好措施。然而，黑暗终于把晾吞噬了。一如我们当初就不幸地看到的那样，伊朗国王的敌人，也就是伊朗人民的自由和进步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