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我竞选加利福尼亚州长失败之后，我和我的全家去欧洲旅行并且在巴黎停留了几天。使我极为惊讶的，并且使波伦大使更为吃惊的是，戴高乐邀请尼克松夫人和我在爱丽舍宫共进午餐，并且也邀请了波伦。

    在我两次竞选失败后，我和任何一位美国政治家都不相信我还有政治前程。因此，戴高乐的邀请似乎是一种出于客气和慷慨的姿态。在他的非正式的午餐祝酒词中，戴高乐说，三年前当他第一次见到我时，他本能地感到在美国的领导方面我会起到一个较为重要的作用。他说，他仍保持这一观点，他看到我将在未来的"最高级职位"中担任角色。

    这是一个很客气但也是很真挚的嘉勉。在我担任总统的任期内和在圣·克利门蒂的全部岁月里，那些来访的认识戴高乐的法国官员们，都从来也没有忘记对我说，甚至在美国报刊还没有暗示过的时候，他就预言我会当选总统。

    在我在野期间，我每次去巴黎旅行，戴高乐都要会见我，除非他不在巴黎，尽管他通常只会见那些执政的人物。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些会见表明戴高乐特别欣赏我，然而，我个人认为，我们的尊重是相互的，并且是多年来逐渐增长的。他是一个美国政治和全球事务敏锐的观察家，我想他可能审视了美国的政治舞台，但是没有看到多少领导人对世界政治有很多的理解。他也可能认为时代需要了解世界政治的领导人，所以我可能找到机会重新掌权。因此，我们的会见对他来说是一个机会，与他最重要的盟国的一位未来可能当领袖的人培植友谊，并使这位领袖理解他的观点。

    而且，我认为他把感情转移于我是因为他把我看作是另一个懂得"在野"是什么滋味的人。

    戴高乐失败的逆境有助于他陶冶一种吸引他的狂热追随者的性格。但是戴高乐写道，一个有性格的人还需要有威严才能成为有效率的领导人。"他必须目标崇高，有见解，作事有气魄，从而能在那些平庸的一般人中建立权威。"如果他满足于平凡的事物，他将被认为是一个好的奴仆，但"决不是一个能够肩负起人类信念和理想的主人。"

    戴高乐的事业是法兰西。没有什么比法国荣耀的象征更能鼓舞他，也没有什么比法国的弱小和失败更能使他忧伤。

    "在我的一生中，我对法国都有一定的想法。"戴高乐在他的战时回忆录的一开始这样写道。在随后的激动人心的段落里，他阐述了一个极有吸引力的观点，他谈的不是法兰西的民族国家，而是法兰西的民族灵魂。他认为，从感情方面来说，他倾向于把法国想象成命运注定要么取得巨大成功，要么罹难深重的国家。"如果国领导人的政治上的不妥协所激怒。有那么一次，邱吉尔的话超越了罗斯福对戴高乐的嘲笑，他说："是的，戴高乐确实把他自己看成是圣女贞德，但是我的该死的主教们就是不让我把他烧死。"

    另一方面，艾森豪威尔真诚地把戴高乐看成是军事上和政治上的领袖而钦佩不已。他痛惜许多美国外交官员对戴高乐持否定的偏见：欢迎他在1958年重新执政。他对我强调，尽管戴高乐可能难以相处，要是没有他领导的话，法国就不可能成为一个自由的国家而幸存下来。数年后，在1969年我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前，我到沃尔特·里德医院去看望艾森豪威尔。他七十八岁了，因病卧床，大约只能活几个星期了。但是他的思想仍很敏捷，记忆力也很强。他思索着说："在战争中，我们对待戴高乐缺乏敏感。"

    艾森豪威尔作为总统对戴高乐怀有极大的敬意。他给予戴高乐以通常的礼节，戴高乐则以友谊作酬答，六十年代，法美关系令人吃惊地恶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政策制定者们未意识到这个简单的真理：尊重人的敏感性和礼貌，对于国与国之间的良好关系来说，只是很小的代价。

    戴高乐最担心的是法国会遭到那些曾经创造过历史，而现在只能纪念历史的国家所遭受的命运。1969年，我对巴黎进行国事访问，在抵达时的讲话中，我回忆了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说的话：每一个人都是两国的公民，他是自己国家的公民，又是法国的公民。假如一个人停下来思考一下法国已经在艺术、文学、哲学、科学和政治上对现代文明作出的贡献，那么这句箴言听起来是对的。戴高乐为确保这句箴趣。然而，他为支撑民族自尊心所作的一切努力，大体上是成功的。他坚持法国发展自己的原子武器和核力量。六十年代，美国历届政府在采取外交行动前，忽视了与戴高乐磋商，戴高乐就把法国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体化指挥机构中撤了出来。

    1967年我与戴高乐讨论时，他对法国的全球性作用的迷恋表现在他的谈话方式和对重大外交政策问题所持的立场这样两个方面。我们是在爱丽舍宫他的办公室中会见的，只有他的译员在常虽然戴高乐从来不讲英语，但是我可以看出他很懂英语。我在大学学过法文，可以注意到当我们的译员偶然未领会戴高乐讲话的细微未节时，戴高乐常常用非常准确的语言重新表达他的思想，强调那被译错了的意思。由于他喜欢无比精确的语言，因此他可能不愿说不地道的英语。但是我也意识到他只用法语是因为他认为法语应该恢复它从前作为国际外交语言的地位。他也承认在谈话中他用法语有策略上的好处。在等译员翻译我的谈话和提问时，他可以有加倍的时间来思考和回答。他显然是这样想的，因为他听我讲话和听翻译时一样仔细。

    1967年阿以战争爆发后不久我们会见了。戴高乐要求召开一次最高级会议讨论中东和其他发生纠纷地区的问题。在我们会见时他对我说，他认为由于中东事态的发展，俄国很为难，可能容易接受一个对阿拉伯人和以色列入都是公正的解决办法。

    我问他，苏联支持纳赛尔在中东到处侵略的政策，难道能不对他们寻求公正解决的诚意感到怀疑吗？他承认苏联有一个帮助"社会主义"国家诸如埃及的政策，他们经常试图利用中东紧张局势在阿拉伯世界获得影响和起一种杠杆作用。但是，他强调说，苏联没有完全拒绝他建议的最高级会议。趣。然而，他为支撑民族自尊心所作的一切努力，大体上是成功的。他坚持法国发

    最后结果是，俄国人对与西方领导人会谈毫无兴趣。我认为，戴高乐极度渴望使法国在国际上起较大作用的思想引起了这次在判断上少有的失误。正如意大利总统萨拉加特曾经对我说过的那样："戴高乐是一位诚实的好人，但是他象一个照镜子的女人，又想照镜子，又怕看照出来的模样。"

    戴高乐忍受不了这样的事实，法国尽管具有作为世界上一个大国的伟大历史，但经济和军事力量只相当于美国的一小部分。他不愿意美国和苏联在决定所有关键性外交政策时不和法国磋商或不让法国卷入。他也认为，法国人长期的外交经验使他们有能力以各种办法在改善东西方关系方面作出贡献，没有经验的和鲁莽的美国人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尽管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到他对眼前情况的判断是错误的，但他对中东前途的分析是有预见性的。他认为，以色列在交回它占领的领土中会坚持非常强硬的条件作交换的。他在谈到以色列人是一群走极端的人民时说："看看圣经中记载的他们的历史"就知道了、他指出，阿拉伯人也是同样的爱走极端的人民。他说："双方都总是想得到比他们应得的更多的东西。"

    他说，美国和其他国家应该联合在一起，在和解的基础上而不是在报复的基础上争取和平。他认为，这样的和平符合以色列的长远利益。"迄今为止，以色列已经赢得了与阿拉伯进行的每一场战争，而且也将获得下一场战争的胜利。"他说，"但是到头来，他们无法在憎恨的海洋中生存下去。"

    不象当时许多西方领导人那样，戴高乐把中东危机归咎于双方。结果有些人不公正地给他贴上了"反犹太人"的标签。

    经常批评戴高乐的波伦不同意这个做法，他对我说："问题是他（指戴高乐）觉得犹太人总的来说是国际主义者，而他主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者。"

    在结束这次谈话时，我说，在与苏联打交道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之间要更多地磋商。在重大问题上美国不应单纯依赖于与苏联的双边关系。他带着一丝微笑口答说："我记住了。"他确实记住了。

    当我成了总统时，我和戴高乐弥合了法国和美国之间的不和。不象我的某些前任，我没有藐视戴高乐的建议和忠告，而是欢迎它。因为我知道，从他对于世界事务的经验和智慧中，我可以受益非浅。我相信仅仅这种态度上的改变，在改进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中就起了很大的作用。

    戴高乐关于领导艺术的教导既非常简单而又一针见血。在他的《剑刃》一书中概括地阐述了它的要点。如果一个领导人有神秘性、性格和庄严，他就可以获得名望。如果他把名望和魅力结合在一起，他就可以获得权威。如果在权威外还有先见之明的话，就可以象戴高乐那样，成为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举足轻重的领袖人物。

    但是神秘的孤僻，独立自主的性格和超然的庄严，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戴高乐写道，一个领袖人物必须在声望和幸福之间进行选择。因为伟大和"含糊的忧郁感"是不可分割的。

    "被看作是幸福的内容的满足、安宁和欢乐，对那些位高权大的人来说是享受不到的。"一个领导人必须忍受严格的自我约束、经常冒险和不断的思想斗争。

    戴高乐想要恢复他的国家的伟大，愿为它献出个人的一切。他那由于年龄和劳累而刻上皱纹的、板着的脸，使他看上去有领导人所具有的忧郁气息。他的嘴唇紧闭，象是永远感到不满似的。他笑时，嘴唇咧开了，但嘴角从不向上翘。他那深陷的、冷若冰霜的一双蓝眼睛周围有黑色的眼圈，似乎流露出一丝悲哀。他的左眼总是稍稍向外斜，给人的印象是，他不会得到女子的钟情。他可能有幻想，但永远不可能实现。

    为了保持他个人的孤僻，戴高乐觉得他必须回避同事们的友谊。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曾经用过比"我的将军"较为亲切些的字眼来称呼他。一位传记作者甚至说：他把曾与他长期共事的助手调走，只是为了避免他们会和他变得太接近。

    但是谁也不能够永远那样地沉郁、严厉。戴高乐的"人性"的一面偶尔显现到表面上来，例如，他对家庭生活的传统价值极为重视。他能记住他手下工作人员的妻子、儿女的名字，经常问起他们。

    在他通常严肃的举止中不时地流露出典型的有挖苦意味的法国幽默。在他担任总统期间，有一次，一个助手由于巴黎电话线大忙而打不通电话的时候，把话筒狠狠一摔，大声嚷道："把笨蛋统统处死！"刚走进房间而未被助手注意到的戴高乐说："啊！多么庞大的计划，我的朋友！"

    冯·德·肯普将军是几尔赛宫著名的掌管，他对我讲了另外一个例子，当戴高乐在大特里亚农宫的修茸一新的国宾馆视察时，有人说拿破仑的浴缸对于约翰逊总统可能大小了。戴高乐回答道："或许是这样，但对尼克松差不多正合适。"

    戴高乐写道，一个领导人不能享受单纯的友谊的单纯乐趣，但是在社会活动中，他证明自己说错了。他是非常殷勤的，在官方宴会上，他不支配交谈，而是试图让每一个人都参加到谈话中来，包括尼克松夫人和戴高乐夫人在内。当然，我知道他一直是一名伟大的军官，但是在与他直接交往之后，我知道他也是一个彬彬有礼的人。

    许多领导人是那样全神贯注于国家大事，或者那样一心地想着自己，以至于他们在宴会上不和其他宾客交谈，或对他人表示什么兴趣。但是戴高乐却不是这样。1960年在我们为他举行的宴会上，尼克松夫人费了很大的劲儿，在被一张马蹄形桌子围绕的一个人工喷泉的周围，布置了一些鲜艳夺目的花卉。戴高乐注意到了这个布置，有礼貌地称赞女主人得花很多时间去计划和安排这样一次官方宴会。尼克松夫人后来指出，大部分来访的贵宾要么不会注意到，要么不会费心为此事恭维女主人。"一个真正的彬彬有礼的标志，"她说："是他想到别人和谈到别人，而不光是想到他自己。"

    这些公开表现的热情，是那冷若冰霜的官场生活中的一些例外。戴高乐对他的家庭是有感情的。他很善于处理好领导人所面临的一种令人最伤脑筋的挑战：对家庭的义务和对工作的义务之间的冲突。在这场竞争中，对那些进入高级领导层的人们来说，家庭通常是屈居第二位——这不是因为这个领袖不甚喜欢家人，而是因为他知道成千上万的家庭在等待着他的决策。他必须把很多时间放在工作上，并且必须按不固定的日程表生活，因此，他的家庭经常感到被忘掉了。摄影机无情地抢镜头，大群的新闻记者紧随着，传播流言蜚语的人到处都是，在这些情况下生活是艰难的，在家庭受到这些干扰时更需要父亲的支持，然而，他可以抽出的时间却很少。

    戴高乐把他的生活划成各自独立的部分，使家庭和工作分隔。爱丽舍宫的办公室离他的住处几步路，穿过一个大厅就到了，但那可能象穿过欧洲大陆一样，因为，这两个地方是属于完全不同的世界。他的助手们知道。当他结束了一天的工作，离开办公室之后，戴高乐几乎是一位无法找到的人了。除非有紧急事件，否则便没人去找他。他和家人团聚的时间是他自己和家人们的时间。同样在他聚精会神致力于国家大事时，他的家庭不打扰他，也甭想和他商量什么事，用这种公私分隔的办法，他保持了平衡，这是很少有人能做到的——工作和家庭都不居第二位，它们各自在自己的领域中是第一位的。

    典型的是，晚上八点钟他回到爱丽舍宫的住所，在看完电视新闻，静悄悄地吃完晚餐后，常常和家人用看书、听音乐或是闲聊的方式松弛一下自己。戴高乐一家对任何体育运动都不感兴趣，象阿登纳和戴·加斯贝里一样，戴高乐唯一的运动是散步。他的全家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从不错过星期日的弥撒。

    作为这个家庭的一家之长，戴高乐很喜欢在周末与儿孙们团聚在拉布瓦塞利。整个家庭总是非常支持戴高乐和他的政策。

    对一位领导人来说，家庭的支持向来是很重要的。一个截然把公务和私生活分开的严峻而冷漠的头面人物，与其他人相比，更需要一个温暖的、支持他的家庭。他需要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而且是在那几个完全可以信赖的少数人中休息，他需要有一个地方可以卸下在公开场合戴着的面具，还其本来面目。一个戴高乐将军需要有夏尔·戴高乐可以居住的地方。没有亲密的老朋友，他更需要他的家庭，正如戴高乐在他的回忆录中写的："对于我来说，这个家庭的和谐是珍贵的。"

    戴高乐的妻子伊冯在世界第一夫人中位置排得很靠前。她扮演了一个与蒋介石夫人和埃莉诺·罗斯福夫人那样的第一夫人完全不同的角色。她们本人就是知名人士。戴高乐夫人不求名，她相反地躲避出名的机会，巴黎名流对她拒绝穿最新式的时装，不愿在社交场中抛头露面而感到不悦，但她毫不在意。

    正如一位大钢琴家为一位大歌唱家伴奏时那样，她既弥补了戴高乐的不足，又服从于戴高乐。钢琴家必须把他的角色升华到歌唱家角色的地位。钢琴家的伟大，不是用他的演奏如何来衡量，而是用使歌唱家怎样能唱好来衡量。同样，戴高乐夫人把她的作用仅仅看作是使他看上去完美，而不是着迷于使她自己看上去完美。

    伊冯·戴高乐并不妖艳动人，但她是一位标准的贵妇人。

    总是象贵妇人那样穿着打扮，行动象贵妇，思想象贵妇。从我和她的交谈中，我可以感到她一生中的任务是为丈夫和孩子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在她简明的谈话里，她把她的态度归结为："总统的任期是暂时的，但是家庭是永久的。"她为戴高乐准备一种简朴的、脱离外界的家庭生活，使他极其满意。我可以看出他对她深挚的爱慕和尊敬。正如这个家庭的一个朋友曾经说过的："很少人知道这位将军是多么依赖伊冯，这些年来她一直支撑着他。"

    戴高乐夫妇有三个孩子：菲利普、伊利莎白和安妮。人们不能总根据家庭来对一位领袖作判断，但是在戴高乐的事例上是可以用来作判断的。如果一位领导人的孩子不成器，这经常是由于他们没有能适应政治金鱼缸中的紧张生活。如果他们成器，这通常是因为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浸透了使领导人政治生活活跃的价值因素。在戴高乐的妻子和孩子身上反映了他的古老的侠义气质，他的基督徒价值，他对妇女的极大尊重，和他对家庭生活的热爱。他的家庭是他极为感人的遗产之一。

    菲利普·戴高乐极象他的父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战斗的法国人一起英勇作战。他现在是法国海军的一名上将。当1980年我在巴黎见到他时，他陪我到他父亲在野时的住所参观。将军私人办公室的简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里没有华丽的家具和精致的油画，只有一些要散架的桌椅，一架旧打字机和几件纪念品。这些年来，我注意到那些伟大的领导人不试图用宽敞的办公室来向客人炫耀，不管他是一位政府、商界或者各行各业的领导人。常见的是这样一条规律：越是小人物才越坚持要大办公室。

    戴高乐海军上将告诉我，他对政界没有兴趣。他说，他唯一的抱负是作为一名海军军官为国家效劳，不干任何有损于"将军"体面的事情。戴高乐的女儿伊莉莎白与一位陆军军官结了婚，她具有她母亲的简朴、优雅的特点。

    在我与戴高乐夫人的一次谈话中，她令人感动地谈到了政界人士培育子女并使他们过正常生活的困难。虽然她当时没有提到，但我感觉到，她想的是他们在第三个孩子身上所经历的痛苦。安妮先天智力迟钝，死时才19岁。尼克松夫人回想起戴高乐夫人在华盛顿时，对出席上流社会的晚会或观看历史遗迹没有兴趣，她只想参观儿童医院和儿童养育院，看看人们是如何照顾智力迟钝的孩子的。

    如果对戴高乐是否缺乏人类全部感情还有疑问的话，那么安妮悲惨的一生和去世的事实肯定会使这种疑问消除殆荆伊冯·戴高乐在生第三个孩子前不久被汽车撞了，她没有受伤，但可能休克了。她生了安妮后，医生告诉戴高乐，他们的女儿将会智力迟钝，可能永远不能说话。他们绝望了。戴高乐夫人有一次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只要安妮能象其他正常的小姑娘一样，夏尔和我愿意牺牲一切：健康、我们所有的钱、前程、事业。"他们深深地喜爱安妮，不愿和她分离。当有人建议他们把她送进养育院时，戴高乐回答说："她没有要求来到世上，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使她高兴。"

    在安妮短暂的一生中，戴高乐是唯一能使她发笑的人。当他和她在一起时，他抛开了全部的尊严。科隆贝的一个邻居回忆起戴高乐"和她手拉手绕着院子走，抚摸着她并悄悄他讲着她能理解的事"。据传记作者琼·雷蒙德·图尔努说，他常常和她跳小快步舞，为她表演短小的哑剧，唱民歌给她听。他甚至让她玩弄他的军帽，一见到这顶军帽，她的眼睛就闪闪发光。

    在她高兴时，她会发出近乎清晰的声音，象别的孩子一样地笑。图尔努写道："然而，她感到疲倦，但很快乐，拉着她父亲的手去睡觉。"

    戴高乐尽全力保护着安妮，使她不与爱好打听的人和报界接触。战时在英国期间，他禁止摄影记者在他乡间住宅拍照时把他的孩子们拍进去。因为他知道，安妮在场不在场都会引起议论。别的孩子们逗弄她，因为她与别人不同，她的痛苦是复杂的，因为她不知道为什么她与别人不同。

    戴高乐一家害怕他们死后没有人保护她。因此，他们设置了一笔托管基金，以保证安妮会得到适当的照顾。他们用自己微薄的财力，在米龙·拉·尚贝尔附近的一块林地上买下了一座城堡。圣雅居教会的修女同意为这所养育院配备人员，养育院在1946年开张了。后来，戴高乐担保用他的回忆录的大部分版说来维持安妮·戴高乐基金的偿付能力。

    1947年，安妮在二十岁生日前不久死于肺炎。在科隆贝普通公墓的墓地上举行的一个简短的私人仪式结束时，戴高乐和伊冯满眼泪水，一声不响地站着，过了一会儿，他拉着她的手说："走吧，现在她和别的孩子们一样了。"

    历史上难得找到一位像戴高乐那样把所有令人起敬的品格集中在一身的领导人。他是人又是超人。1960年我有幸被他邀请去爱丽舍宫。我与戴高乐历次会见中最值得记忆的是最后几次会见，那时我们都是以各自国家的总统身分聚会的。

    1969年2月28日，美国空军一号飞机在法国奥利机场着陆。这是我作为总统第一次出访的倒数第二站。我永远忘不了抵达时壮观的欢迎仪式——巨大的红地毯，雄壮威武的仪仗队，新装饰起来的接待大帐篷。当戴高乐既不戴帽子又不穿大衣在寒冷的气候中站在舷梯旁时，他似乎比所有的人都高大。

    起初，我认为他安排一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欢迎仪式，可能是因为我代表的国家的重要性。但是维蒙·沃尔特斯对我说，戴高乐坚持对于来访的小国元首也给予同样隆重的接待仪式。他对小国领导人与大国领导人同样地尊敬。这种政策可能起源于他的怀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受到盟国降低他身分的接待。这种政策非常英明，它有助于扩大法国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影响。在外交礼节上的怠慢和失误，无论有意无意，对弱小国家领导人的影响远远大于对大国领导人。

    爱丽舍宫的盛大国宴和凡尔赛宫的精美午宴，使人经常想起法国过去和今天的光辉。但是访问的最精彩的部分是我们进行了十个小时一对一的会谈。会谈中他不仅表达了他对法美问题的观点，还有他对整个世界的看法。我们话题的广泛，就象从大特里亚农宫会谈地点可以看到的井井有条、绵延不断的宅园似的。他用手优雅地做了一个横扫一切的动作说："路易十四就是在这所房间里统治欧洲的。"在辉煌的凡尔赛宫里，戴高乐看上去完全就象在家里一样随便。他不摆架子，但是从他身上却散发出一种庄严威武的气息。

    在会谈中，他的表演——我不是用这个词的贬意——令人惊讶。他有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有时则冷静而从实际出发，但始终口齿明亮清晰——象麦克阿瑟一样——他说的话并不总是正确，然而他总是坚信不疑。

    我们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西方对苏联的政策。戴高乐的某些诋毁者给他贴过僵硬的、右翼空想家的标签。但他是一个冷静求实的人。他鼓吹对俄国人实行缓和的政策，尽管他知道苏联的威胁是战后欧洲生活的主要事实。他相信苏联人是愿意改善关系的。他解释说，由于被中国缠住，苏联人传统的惧怕德国的心理现在更加厉害了。他说："他们是从可能与中国发生冲突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他们知道他们不可能同时与西方作战。因此，我相信他们最终会选择与西方重新和好的政策。"

    他继续说："至于西方，我们有什么可选择的呢？除非你准备进行战争或推倒柏林墙，否则就没有其他可接受的替代政策。争取缓和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如果你不准备发动战争，那就讲和吧！"

    然后我们转到自北大西洋联盟成立以来就一直令人烦恼、并且至今仍然棘手的问题。我问："如果俄国人采取行动，你估计他们相信美国会用战略核武器作出反应吗？欧洲人是否相信我们会采取用大规模常规地面部队的进攻或以这种进攻作威胁，来回敬苏联的进攻呢？"："路易十四就是在这所房间里统治欧洲的。"

    在我提的问题翻译完后，他在回答前似乎等了一分钟。然后他用仔细斟酌过的字眼回答说："我只能替法国人回答。我相信，俄国人知道美国不会允许他们征服欧洲的。但是，我们也相信，如果俄国人进兵，你们不会马上使用核武器，因为那将意味着要费尽一切努力，使每一个被杀死的都是对方的人。"

    如果俄国人和美国都使用战术核武器的话。他继续说，"欧洲就会被毁灭。西欧和英国会被苏联的战术核武器毁掉，东德、波兰、捷克和匈牙利会被美国的战术核武器毁掉。欧洲的局面确实会是悲剧性的。与此同时，美国和苏联将不会受害。"

    由于这种想法，戴高乐显然认为这个问题已结束了。但是第二天，他巧妙地重新谈起这个问题。我们开始谈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欧洲大多数国家的灾难性后果。他把多少卷历史压缩成一句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有的欧洲国家都亡了国，两个国家被打败了。"大约在戴高乐去世前一年，他对马尔罗说："斯大林对我只说过一句真心话：到头来，死亡是唯一的胜利者。"想起这两种议论，我认为在我们的会谈中，戴高乐是在告诉我，如果发生核战争的话，那将不会有胜利者，只有战败者。

    按照他的观点，唯一理智的东西方关系政策是威慑与缓和相结合的政策。

    当我问到他关于共产党中国时，他说他对"他们的意识形态不抱幻想"。但是劝说美国不应该"让它们离群索居"。1963年，他又向我表示了同样的见解。他的想法恰巧和我们一模一样。我告诉他，在与俄国人谈判时，我或许也要"在中国问题上有长期的打算"。我接着说："十年以后，当中国已经在热核方面取得相当进展时，我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我们和他们的交往要比现在多，这是极其重要的。"戴高乐同意并对这句话使用了一个巧妙的修辞手法，他说："如果你们在它增强到迫使你们承认它之前就承认它，那就更好。"

    戴高乐很少利用联合国，他曾经轻蔑地在我面前把联合国描绘成一部"机器"。邱吉尔对联合国的态度与戴高乐的态度极其相似。这位英国领导人曾经对我说过："没有一个伟大的国家对一个涉及到自身生存的问题，会允许由别的国家来作出决定。"戴高乐曾经对艾森豪威尔说："你非常赞成联合国，是因为你仍旧控制着它，但是正是你们和苏联由于完全不同的原因促使独立运动之花盛开，要不了多久你们就不能再控制它了。"他继续说，苏联支持反殖运动来制造和利用权力真空，而美国也同样地干，因为它在这样一个错觉下生活着："乔治·华盛顿是一个把英国地主驱逐出去的印第安酋长。"

    他向艾森豪威尔预言，由于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要求结束殖民统治，"你将失去对联合国的控制而由发展中国家和城邦控制，它们不可避免地很容易被苏联所操纵，但到那时，你将使联合国成为一个人人崇拜的偶像，当他们命令你去干和美国的常识和利益相违背的事情的时刻来到时，你将不得不服从。"尽管这对美国甘心向联合国低头作了夸张，但这是对联合国中将要发生的问题所作的预言性分析。当我问到他关于共产党中国时，他说他对"他们的意识形态不抱幻想"。

    我们在1967年和1969年花了许多时间讨论了越南问题。

    1967年他向我建议，作为总统候选人，我应该用在尽可能好的条件下尽早结束这场战争的诺言作竞选纲领。戴高乐不象阿登纳，他认为苏联要求结束印支战争。他告诉我，在一次会议上，柯西金为这场战争给苏联带来的问题感到沉痛。他说苏联领导人把他的拳头猛击另一只手的手掌说："你不知道，东南亚的这场战争给俄国的预算带来了多大烦恼。"

    我认为戴高乐通常很敏锐的判断在这个问题上是错了。他认为，一个领导人的最大责任之一是使经济完善、通货膨胀下降和维持币值稳定，他似乎认为苏联的领导人会用类似的眼光看待他们的问题。当时我认为并非如此，现在我也认为并非如此。虽然，预算问题确实是苏联领导入关切的问题，但是他们对追求扩张主义目标的重视，超过了对国内经济问题的重视，因为他们可以对人民的抱怨充耳不闻。

    在1969年我与戴高乐的会谈中，他敦促美国从越南撤出，但不要急转直下——用他的话来讲，不要"象是崩溃"。他看到撤退会给我在政治上带来困难。他说，他的"令人痛苦的"从阿尔及利亚——"法兰西的一部分"——撤走的决定，遇到的困难甚至更大。但又说这对他来说是唯一可走的道路。

    他认为，为了与苏联成功地进行谈判，美国必须使自己从越南摆脱出来。在一定程度上戴高乐的看法是对的：要是没有越南这场战争，我们与苏联的关系本来不会有那么多的麻烦。

    但是仅仅撤退能否改善谈判的气氛还是另一个问题。1972年第一次莫斯科最高级会议前不久，北越在南方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袭击。大多数专家劝告我说，美国采取任何一项有力的反措施都会破坏最高级会议。我拒绝了这个劝告，下令轰炸河内和对海防港布雷。这是俄国人能明白的语言，非但没有破坏最高级会议，我确信它促进了他们向前走的愿望。

    尽管我并不总是同意戴高乐的意见，但他总是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三天的会谈中，他讲话时，面前没有字条，身边没有顾问。我遇到过的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在讨论任何题目或世界任何一部分的问题时能够超过戴高乐的才干、智慧和不时表现出来的深刻洞察力。

    在1962年2月，我们举行巴黎会议之后一个月，在他飞越大西洋吊唁他的朋友和战时盟友艾森豪威尔时，我又见到了他。

    艾森豪威尔是三月二十八日去世的。我们在白宫会见一小时，讨论了当前国际形势的发展状况。

    戴高乐再次劝说我采取步骤，尽可能快地结束越南战争。

    另一方面，他认识到我们也不应该慌张地撤退，而应该有步骤地和有计划地撤退。他确信，一旦我们结束了这场战争，美国的力量和威信会大大提高，全世界对美国的信任会重新恢复。

    我告诉了他我们提出的撤退计划，而且说我们已经在秘密地与北越人接触。并补充说，我们相信谈判只有在私下秘密进行才会成功。他说，北越已经向法国暗示，他们愿意进行私下秘密谈判，以试图结束战争。回顾起来，我认为这次会谈为基辛格秘密的巴黎之行奠定了基础，其结果是四年后签定了巴黎和平协议，结束了美国对越南的卷入。要是没有戴高乐的后继人蓬皮杜总统的帮助，没有法国政府的协助，谈判是不会取得最后胜利的。

    戴高乐十分关心英国和德国关于用超级离心法生产浓缩铀的协议。我对他说，我认为法德和解是他任期中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许多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但他使之成为现实。

    他很欣赏这一赞赏的话，但是他用实用主义的坦率口吻讲到，尽管总的来说他对德国是警惕的，但还是决定与阿登纳和解并合作。尽管他承认"德国人具有巨大的活力、干劲和能力"以及有某种"温顺"，他还是小心翼翼地进行和解，因为他深深地感到，归根结蒂德国人有一种脉冲式的野心，如果不经常加以扼制，必将使法国和别的国家遭受惨痛的经历。基于这一原因，法国人认定决不能让德国人有它自己的核武器。他说，他对英德协议极为关注是因为，假如你"有了浓缩铀并且你又是德国的话，凭着它的技术能力，高核武器的生产就不远了。"

    他补充说，这是法国决不能接受的。

    事过十三年后，从今天发展的情况来看他对苏美关系的看法是特别有趣的。我那时对苏联增加它的军事力量，特别是导弹能力和海军力量的巨大能力表示了关注。然而我们也看到表明苏联本来是愿意缓和东西方紧张局势的迹象。

    我对他说，我个人并不认识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愿意请教他对他们的评价，特别是他对关于鸽派和鹰派之间潜在的分裂的报道的看法，他表示了这样一个见解：尽管苏联有"极大的野心"，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并不是一心想进行那种古典意义上的征服的。相反，他们要使苏联变得坚不可摧，与任何国家，特别是美国相比，一点也不逊色。

    他说，波德戈尔内是一位没有勃列日涅夫"那样魄力和热情的老头"，按照戴高乐的观点，勃列日涅夫是克里姆林宫的无可争辩的主人。他说柯西金是一位熟练的、努力工作的人，他在政府工作中度过了一生，比勃列日涅夫更灵活，而且根据法国获得的情报，他在1968年捷克人民起义后入侵捷克问题上的态度要比他的同事温和得多。

    他说，尽管这些领导人可能在象捷克这样的事件上不一致，但他们认为捷克问题是件小事，而他们在大问题上是一致的，特别是在增强苏联的实力问题上。在与他们的谈话中，他发现他们几乎是直截了当地和坦率地回答问题，甚至很诚恳，但是他认识到在很大程度上这只是一种掩饰。他归结说："全世界都在等待着美国总统去和他们接触，或是等他们去和美国接触。"当我问他，是否认为这种直接接触是有益的，他的回答是绝对的："毫无疑问。"

    会谈后当我陪他走向他的汽车时，他要我向艾森豪威尔夫人表示他的慰问和敬意。戴高乐不经常显露他的情感，但是从他谈话的方式我可以觉察到他对艾森豪威尔怀有深厚的爱慕和尊敬，对艾森豪威尔的逝世他极为悲痛。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艾森豪威尔的葬礼上和他的会见。

    我们早已拟定他访问华盛顿的初步计划。1969年4月29日，他突然辞去总统职务退休。他并不是因为重大问题而辞职的，而是由于一个小问题，即在关于参议院和地区改革的公民投票中，他遭到败北。马尔罗后来问他为什么会为这样一个"荒唐可笑"的问题而辞职，他的回答正是人们预料会从戴高乐将军那儿得到的回答："正因为它是荒唐可笑的。"

    戴高乐象邱吉尔和阿登纳一样，发现培养和造就一个后继人是困难的。邱吉尔定下了艾登：阿登纳定下了艾哈德：戴高乐定下了蓬皮杜。我把蓬皮社列为我所见到的较有能力的世界领导人之一。追随一个真正伟大的人是极大的困难。杜鲁门至少从历史观点来看没有能力接替罗斯福的位置，但他用自己的方式在历史上留下了他的脚却没有另一个人能继戴高乐的位。

    只有蓬皮杜——世界经济专家中的佼佼者之一——是一位相称的继承人，他给我留下的特别深刻的印象是，在我们讨论外交政策时，他总是从全球观点出发而不是从地区观点出发来考虑问题的。

    在戴高乐辞职后，我给他发了一封亲笔信，在信上我再次邀请他来华盛顿，并告诉他："我们的许多城市和州将为你在访问日程表里包括它们而感到荣幸。"在结束时我写道："坦率地说，在这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是由平庸的领导人领导的时代里——美国的精神需要你的光临。"维蒙·沃尔特斯把我的信交给了在科隆贝的戴高乐。戴高乐读完后说："他是一位真正的同志。"同一天他坐在书桌前写了这样一封亲笔信：亲爱的总统先生：承惠公函及您的极其热情的私人信件使我深为感动。这不仅因您身居美国总统高位，也因为这些信件来自于您——理查德·尼克松，而我对您有充分理由怀有无比真挚的尊敬、信任和友谊。

    或许有一天我将有机会荣幸地再见到您。此时我向您表示发自肺腑的祝愿，祝您在完成您的重大的国内和国际事务中获得成功。

    请向尊敬的尼克松夫人转达我的衷心的问候，我的妻子附笔表示热烈的祝愿。我亲爱的总统先生，请相信我对你的诚挚和忠实的友谊。

    夏尔·戴高乐

    这封信是戴高乐给我的最后一封信，1970年11月9日他去世了。我和全世界的领导人一起飞往巴黎吊唁。

    夏尔·戴高乐一生中，在身材上高过常人，但是他的力量发白内部。蒜头鼻，略显浑圆的身材，柔软纤长的手掌，所有这些对他力量的形象既不能有所补益也不能有所减损。这是一种超越于形体的力量——它是一种由己及人的风纪，在它出现时令人肃然起敬。

    戴高乐不谈怀疑，只谈坚信。有时他会出错，即使是他的错误，在历史上也变成了一股力量。

    他想要振兴法国过去的美德，但不是要把它们奉为神圣。

    用马尔罗的话说："他是一个比昨天还古旧，比明天还新颖的人。"

    他是一个现时代天主教堂的建造者，他建造的天主教堂是一个概念、一种感觉——真实而又不真实；可见而又不可见，可以感触而又不可捉摸。这正是法兰西：不只是地理或政治观念上的法兰西，而是精神观念上的法兰西。

    戴高乐向法国人提出一个法国可能变成的法国幻象，而且通过告诉他们这就是法国的过去，他帮助法国变成更接近幻象中的形象。

    正如古老的中国人把中国看作是"中央王国"那样——是世界的中心，中心以外就是边缘——戴高乐也把法国看成是中央王国一类。世界其他部分只有在它影响法国时才有意义。在分析世界事务时，他目光冷静而远大，但是他的政策主要是为了促进或保护法国的利益。

    他是法国的代言人、保护人、先知、良心、鞭策者和灵感。在一定意义上说，他就是法国。法国不是一个联邦，而是一个整体。他体现了法国，他不仅在世界上代表法国人，而且对法国人来说，也代表法国。

    戴高乐不特别喜欢作为一个民族的美国人，由于这个原因。

    他也不特别喜欢法国人，但这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事。他热爱他的家庭和法国。在他与别的国家的关系中，要紧的不是他是否喜欢这个国家的人民，而是这种关系能为法国做什么，或者是对法国可能有什么影响。他是一位政治家，但不是一位人道主义者。

    戴高乐的一生都被卷入经常是针锋相对的争论中。但是，争论的结论是清楚的，要是没有戴高乐，法国就不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的悲剧中幸存下来。没有戴高乐，法国就不可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复苏。没有戴高乐，就不会取得法-德和解。没有戴高乐，法国就不会通过第五共和国宪法，就可能陷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混乱之中。没有戴高乐，法兰西精神——许多世纪以来，它的振作、它的热情奔放、它的光芒，它那特殊性和普遍性独特结合的特点，都一直在鼓舞着全世界——可能已经消亡而不是象今天这样具有生命力和强大。

    我对戴高乐和他生平的最生动的记忆之一是在法国巴黎圣母院悼念他的仪式即将结束时的情景。来自世界各地的显要人物开始鱼贯而出。许多人走到我面前，表示感谢我作为美国人民的代表前来参加仪式。然后，在我走近出口处时，教堂的大型管风琴开始奏出了激动人心的《马赛曲》。我停住了脚步，把一只手放在胸前，回到祭坛。就在这时，另一位外宾显然为音乐所感动，走过来握我的手问候，一个最富有戏剧性的时刻就此消失了。我经常想：正当这架管风琴演奏《马赛曲》时，来自世界各地的领导人一起转向祭坛，齐声高唱法国国歌的声音与琴声交织在一起，回荡在这座古老的大教堂里，没有什么能比此情此景更适于捕捉夏尔·戴高乐的精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