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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礼多人不怪 第2节 制度化送礼

    ●制度化送礼

    我们先从一个不是笑话的笑话说起。明朝中后期,一位官员到某地方担任县令,第二天就贴出了一张告示。这告示跟工作无关,而是一份通知书。告示说:明天是本老爷的生日,本老爷非常喜欢热闹,所以衙门上下的人一定要来,但前提是不许送礼物。告示一贴出,衙门里的书吏、杂役纷纷聚在一起猜测这告示背后的含义。一些初入官场的人简直就想拍案称快,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清官;只有在官场呆得久的一个书吏微微笑着说道:"这礼肯定是要送的,如果不让送为何还要出告示,告诉我们他的生日?"书吏、杂役这才醒悟过来,点头称是。于是大家凑钱铸了一个金鼠送给了这位县官,果然,这位县官大喜,说:"我夫人小我一岁,是属牛的。"大家听了心里全都明白,看来过不了几天就得给县官送一头金牛了。

    在会心一笑的同时,我们应该明白这个笑话背后其实隐藏了官场的一项规则。官场上的小人物,倘若不知道这一规则,是不可能混好官场的。这一规则就是:绝大多数上司大都喜欢收礼。其实,自从有了官场,就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下属要向上司及上司衙署人员馈送钱财礼物。平时尚且如此,更不用说逢年过节,或者上司举办什么喜庆事,如贺寿、迎娶、生子等。礼物是一定要送的,而且是不能少送的。

    在中国帝制时代,官场上的一些小人物每个月都要给上司送礼,此外还有一些"突发"的礼要送,比如上面那个县官的生日。年节时就更要送了。不过这个时候的馈送一般都有一定"尺寸",要按上司的官位确定数目。《官场现形记》有下面的记载:向来州、县衙门,凡遇过年、过节,以及督、抚、藩、臬、道、府六重上司或有喜庆等事,做属员的孝敬都有一定数目;甚么缺应该多少,一任任相沿下来,都不敢增减毫分。此外,还有上司衙门里的幕宾,以及什么监印、文案、文武巡捕,或是年节,或是到任,应得应酬的地方,亦都有一定尺寸。在按规矩送礼这件事上,《官场现形记》中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新任知州瞿耐庵"于上司面上的孝敬,同寅当中的应酬,并没有少人一个,而且笔笔都是照着前任移交的簿子送的"。做下属的为了逢迎讨好上司,必须要有孝敬上司这笔开支,即使勒紧腰带,四处借贷,也要按时如数奉上。

    官场上有句话叫:"做官的俸银,不够上司节敬。"由此可知,孝敬上司的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清时有一个官员说他在陕西粮道任内馈送上司的详细情况:将军三节两寿,粮道每次送银八百两,又表礼、水礼八色,门包四十两一次;两都统每节送银二百两,水礼四色;八旗协领八员,每节每员送银二十两,上白米四石;将军、都统又荐家人在仓,或挂名在署,按节分账;抚台分四季致送,每季一千三百两,节寿但送表礼、水礼、门包杂费;制台按三节致送,每节一千两,表礼、水礼八色及门包杂费。

    当然,不仅仅是上司的礼要送,同辈份之间送礼也是必不可少的。今天他家做寿,明天他家死人,每个月总要有几宗,这就要大家一起凑份子,凑的钱称为"份金"、"份子"。这些同寅间的应酬被认为是"礼不可废"的规矩。《春曹仪式》记有清代礼部衙门中关于此项规矩的一些内容,如:"终岁,同旧僚公会。仪司约旧僚官尊者,敛分举行。同僚及旧僚,遇有庆吊,礼不可废,情不容已者,同司酌量轻重,敛分举行。"表面上看,"凑份子"是人情往来,但在官场中,这种人情有着权力因素,所以渐渐地就形成了一种规矩,很多人都认为它是合情合理、理所当然的事。一首主题为"凑份子"的诗这样写道:"同官同乡请份子,两吊四吊分彼此。为奠为祝为告帮,五百饭资先去矣。都门流落君莫哀,急济会人阄资财。从古长安居不易,再到长安好运来,重请份子原应该。"由此可见,交份子或多或少,反映了官场之中朋友情谊的深浅。

    在帝制社会,既然官场应酬如此之多,礼之厚重不言而喻,那么,官场应酬的开销有多大呢?

    清朝官员张集馨在福建当汀漳龙道台(汀漳龙地区一把手)时,闽浙总督颜伯焘被革职,带着家眷、兵役、随从等三千多人浩浩荡荡打道回乡,途经漳城,当地为了招待这位前上司,既备酒席,又请戏班,还送上"程敬"(以路费名义送出的礼金),共花去一万两银公款。要知道,此人已经不是官员了,居然还受到如此优待,可想而知,那些在位的官员如果下一次基层,基层官员该拿出多少钱来。

    最典型的就是钦差出巡过境,相对于朝廷派来的特派员,其在皇帝面前一言就能决定一个地方官的进退,所以无论你在地方多么位高权重,都成了小人物。钦差一来,小人物就是出大血的时候了。张集馨曾就此记过一笔账:钦差到省之前,首府(省衙门驻地的知府)先填好借支单,到布政使衙门请借接待费二万两银,事毕之后再将经费分摊给各州县,大约每次的摊派总额为三五万两银。钦差出于代表朝廷的身份不肯接收礼金,于是,地方官还要派人直接送到京城钦差的私宅,向来如此。

    即使不是皇帝的特派员,就是过往的要员,地方官也是不少出血的。还是那位张集馨,曾在其著作中记录了一份详尽的日常应酬情况。当时他担任陕西督粮道(相当于财政厅长)一职,由于督粮道这个差事很肥,所以,陕西的官场接待经费也由他来负责。从他的著作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他做了哪些行政工作,篇篇都是官员、官场规则的文字。下面就是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张大人记录的迎送要员情景:但遇有要员到境,督粮道便跟随将军(大军区首长)、巡抚(省长)等上司到官厅迎接,送至公馆休息,然后张灯结彩,请戏班、备酒席。每次都要请两班戏,酒席备五桌上席,中席十四桌。上席必备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陕西西安由于气候原因,活鱼很难得,一尾大活鱼值四五千文钱(约三两银,400多元人民币),上席五桌断不能少,其他如白鳝、鹿尾,都是贵重难得的东西,亦必设法求购,否则客人就会认为这个督粮道太抠门。这样的聚会是非常热闹的,一直要折腾到深夜两三点钟才散。散后,主人将喝得摇晃的客人送出登轿,逐次揖送,还要派下人持着主人名帖,到各公馆道乏,表示辛苦。次日,客人起身,又送出城外,并馈赠盘缠,盘缠之多少,依客人官职尊卑而定。每次宴会,连戏价、赏金、酒席杂支,一般都要二百余两银,当然,这还没有包括送给客人们的路费。

    张大人在其著作中写道,一年当中,大宴会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春秋年节,还要请省城的大小文武官员看戏喝酒。但是如果十天半月,没有过往的客人,他就必须主动邀请人家了,被邀请的人包括两司(布政使与按察使)、盐道(相当于省财政厅副厅长)等等,不如此,则不足以联络感情。

    这样算下来,张大人一年的开销(包括每年送给地方上司和北京官员的礼金)一般都在五万两银上下,这还不包括送给同僚朋友的经济援助金。

    名目繁多的迎来送往已成为中国古代官场中的一大陋规,虽然很多官场中人很无奈,但不得不承认,通过送礼,会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而且,最为重要的是,所以要送礼,就是因为有人喜欢收礼。明朝有位可恶的官员就特别喜欢收礼,他叫鄢懋卿,其生性奢移,甚至用彩锦装饰厕所,用白银装饰便溺器皿。这样的生活当然不是基本工资可以支撑的,所以他必须要收礼,有时候还发挥主观能动性,对下级官员进行敲诈。如果有哪个官员没有伺候好他,并孝敬他一大笔银子,就会遭到报复。他外出视察时,经常与妻子同行,专制成五彩舆,让十二个女子抬着,道路上人们看到无不惊骇。鄢懋卿一路上作威作福,沿途官员纷纷竭力逢迎。在一次视察山东时,山东历城县令薛礼勤,因不肯屈从其淫威,竟被他借故当场砍了脑袋。

    中国历史上如鄢懋卿这样强行收礼的上司多如牛毛,更使我们感到惊奇的是,有些官员特别奇怪的礼都会收。唐朝有位叫元载的宰相,可能是小时候穷怕了,当他成为宰相后,拼命地收礼要礼。在他被绞杀灭门之后,朝廷从他家中抄出大量的金银珠宝、钻石玛瑙、古董玩意,房产多处,可是最让人叹为观止的是八百石胡椒。在今人眼中,这不过是一种调味品,可在唐朝,这可是高级消费品,唐朝不产这个东西,只能靠进口。有人计算过,唐时一石重为现在的79320克,那么八百石就是现在64吨。任何人都知道,这些胡椒肯定不是一日之功能积蓄起来的。是哪些人物源源不断地给元载送这么多的高级胡椒呢?当然是那些官场小人物了。宋朝时的权臣蔡京很喜欢吃一种腌的食品,于是抄家后,朝廷发现他家中有三间房子里放的满满的都是此物。这个东西怕是比胡椒更难存放,但是依然有满满的三大间房子里放满了这种食品。这肯定不是他自己掏钱买的,他不会买这么多守着。明朝的大贪官严嵩和他的儿子严世蕃特别喜欢女色与金银。家中所用的器物,可以用金银铸造均不用其他材料,最变态的就是用黄金浇注裸女,用白银浇灌女性的生殖器状的恭桶。能用黄金做器,可以说黄金不是一般的多,而这么多的黄金肯定也是当作礼品收到的,因为皇上发给严嵩父子的工资绝对打造不了金人。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贪"的清朝官员和坤,穷苦人家出身,最后位居人极。在乾隆这个号称是最圣明的"十全老人"的庇护下,家资豪富天下。嘉庆上台后抄了他的家,其家产折合白银约八亿两,相当于当时朝廷十一年的财政收入,所以才有"和坤跌倒,熹庆吃饱"的话。八亿两,到底有多少官场小人物给和坤送礼,才能聚集起这富可敌国的资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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