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仓促的梦接连来访。同探视日朋友们来去匆匆的情景相仿。一个梦把房门交给了另一个，它们向我讲述了梦认为值得一讲的事情之后，便走了。尽是些无聊的故事，许多的重复，独白，还非让人听见不可，因为朗读的声调恳切有力，外加蹩脚演员的表情手势。我试着在早餐时把这些故事讲给布鲁诺听，却讲不出来，因为我全忘了。奥斯卡没有说梦的才能。

    布鲁诺在收拾早餐，我顺便问道：“好布鲁诺，我现在身高究竟多少？”

    布鲁诺把果酱小碟放到咖啡盘上，操心地说：“不过马策拉特先生，您又没吃果酱。”

    这种责备我熟悉。早餐后他总要说几句。每天早晨布鲁诺给我端来这么一点点草莓酱，我立即用纸或报纸折叠成的屋顶把它盖住。我见不得也吃不得果酱，因此我也镇定而断然地反驳布鲁诺的责备：“布鲁诺，你明明知道我对果酱有什么想法——你不如告诉我，我现在身高多少。”

    布鲁诺有一双已绝种的八条腿动物的眼睛。布鲁诺每逢必须想一想的时候，就会把这种史前时期的目光投向天花板，多半冲着这个方向讲话，今天早晨他也这样冲着天花板说：“不过，这可是草莓酱啊！”我用沉默表示我非要问奥斯卡的身高不可。间歇许久之后，布鲁诺才把目光从天花板上收回来，盯住我的床栏杆，我于是听到，我身高一米二十一。

    “好布鲁诺，为了保险起见，你再替我量一次好吗？”

    布鲁诺没有挪动目光，伸手从裤子的屁股口袋里取出一把折尺，用几乎是野蛮的力气掀开我的被子，把我滑上去的衬衣拉下来遮住裸露的身体，打开黄得厉害的、一米七八就到头的尺子，贴在我身上，移动，检验，用两只手仔细地量着，目光却留在古代巨形爬行类动物时期。末了，折尺在我身上静止不动了，他装出像是在读结果的样子，说：“仍旧是一米二十一！”

    他在折叠尺子时，在收拾早餐时，为什么非弄出这种噪声不可？他不喜欢我的身高吗？布鲁诺端着早餐盘，深黄的折尺旁放着天然颜色会激怒人的草莓酱，离开房间，站在过道里，再一次把眼睛贴在门上的窥视孔上——在他终于让我这一米二十一之躯单独留下之前，他的目光把我变得古老。

    奥斯卡有这么高了！对于一个矮人、侏儒、小人国的人来说，这可是太高了。拉古娜夫人，我的罗丝维塔，量到头顶能有多少？欧根亲王的后裔贝布拉师傅能有多高？今天，我甚至可以俯视基蒂和菲利克斯了。我提到的这些人都曾经嫉妒而又友好地低头瞧奥斯卡，是啊，他到二十一岁，一直只有九十四公分。

    直到在萨斯佩公墓埋葬马策拉待时，一块石头击中了我的后脑勺，我才开始长个儿。

    奥斯卡讲到了石头。好吧，我决心补充报道一下在公墓所发生的事情。

    我玩了一个小游戏，终于明白了，对我来说，不再存在什么“我该不该？”的问题，而只存在“我应该，我必须，我就要！”的结论。我于是从身上摘下鼓，连鼓棒一起扔进马策拉特的坟坑里。我下决心长个儿，立时耳朵嗡嗡作响，响声越来越大。在这之后，我的后脑勺才被一块核桃大的鹅卵石击中，是我的儿子库尔特用四岁半孩子的力气扔来的。我已经预感到我的儿子对我有所企图，所以这一击并未使我大吃一惊，但我应声倒在马策拉特坟坑里我的鼓旁。老海兰德用老人的干巴巴的手把我拉出坑来，但留下了鼓与鼓棒，见我在流鼻血，就让我躺下，后颈枕着十字镐的铁镐头。我们都已知道，鼻血减少，个子却在长，由于长势微小，所以只有舒格尔-莱奥一人发现，大声嚷着，像鸟儿一般轻盈飘飞着宣告了此事。

    补充到此为止，从根本上说纯属多余，因为长个儿在我被石头击中、倒入马策拉特的坟坑之前就开始了。对于玛丽亚和法因戈德先生来说，我长个儿的原因从一开始就只有一个，他们称之为病：后脑勺挨了一石子儿，摔进坟坑里。还在公墓时，玛丽亚就把小库尔特揍了一顿。我真替库尔特难过，不管怎么说，他用石头扔我，可能是为了帮助我，使我快快长个儿。他也许是想要有一个真正的、长大了的父亲，或者仅仅想要个马策拉特的替身，因为他从不承认我是他的父亲并尊重我。

    我持续长个儿将近一年，男女医生都证明原因在于扔来的石头和不幸摔倒，他们这么说，还写进我的病历里去：奥斯卡-马策拉特，即畸形儿奥斯卡，因一块石头击中后脑勺，等等，等等。

    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我的三岁生日。大人们关于我的特殊历史的开端是这样说的：三岁那年，奥斯卡-马策拉特从地窖楼梯上摔到水泥地上。这一摔，他就不再长个儿，等等，等等。

    从这些说明可以看到，人有着一种可以理解的癖好，总要学任何奇迹提供证据。奥斯卡必须承认，在他把神迹看做不值得相信的幻想撂在一边之前，他也曾对每个神迹作过极其周密的调研。

    从萨斯佩公墓回来，我们见到的是特鲁钦斯基大娘寓所的新房客。一个波兰人的八口之家住进了厨房和两个房间。他们心地还好，愿意在我们另外找到住处之前收留我们。可是，法因戈德先生反对这么多人挤在一起。他又想把我家的卧室还给我们，自己暂时住起居室。可是玛丽亚不同意。她认为自己刚守寡，同一位单身先生这样亲近地住在一起不合适。法因戈德有时并不意识到他周围并没有他的妻子卢芭和他的家人，他常常感觉到他的太太在他的脊背里，所以他有可能理解玛丽亚所说的道理。由于卢芭太太和礼貌规矩，这样安排不行，但他仍为我们腾出了地窖。他甚至帮助我们布置储藏室，可是不同意我搬进地窖去。因为我病着，病得可怜，便为我在起居室里我可怜的妈妈的钢琴旁边设了一个临时铺位。

    找医生可难啦！大多数医生都及时地随着部队的转移而离开了城市，因为西普鲁士医疗保险机构已经迁去西边，对于许多医生来说，病人这个概念已变成不现实的了。法国戈德先生找了很久才在海伦-朗格学校里找到了一位从埃尔平来的女医生，她在那里给并排躺着的国防军和红军士兵做截肢手术。她答应顺便时来，四天后果然来了，坐在我的病床旁，给我检查时，接连抽了三四支香烟，抽第四支时睡着了。

    法因戈德先生不敢叫醒她。玛丽亚犹豫地抠抠她。直到香烟慢慢燃尽，烧到了她的左手食指，女医生才醒过来。她立即站起来，踩灭了地毯上的烟蒂，激动但是简要地说：“请原谅，我已经厂个星期没合眼了。我在凯泽马尔克运送东普鲁士儿童。上不了渡船，过不来。只运部队。四千名儿童。全给炸死了。”接着，她像讲述归天的儿童那样干脆地拍了拍我这个正在长个儿的孩子的面颊，又把一支烟插到嘴里，卷起左手袖子，从皮包里拿出一支安瓿剂。在给自己打这种兴奋剂的时候，她对玛丽亚说：“我根本说不出来这孩子是怎么回事。必须进疗养院。但不是在这里。您考虑一下，走吧，朝西去。他的膝、手和肩关节都肿了。头肯定也开始肿了。您给他作冷敷。我留给您几片药片，他疼痛和睡不了觉时服用。”

    我喜欢这位干脆的女医生，她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也承认她不知道。玛丽亚和法因戈德先生在以后的几星期里给我进行了数百次冷敷，使我好受些，但不能阻止膝、肩和手关节以及头继续肿胀和疼痛。首先是我的往横里长的脑袋，玛丽亚和法因戈德先生见后惊骇万状。他们给我服那种药片，但效力很快就过去了。他开始用直尺和铅笔画寒热曲线图，但又埋头做起了实验，把我的体温填到大胆设计的结构图里去。他在黑市上用人造蜂蜜换回一个体温计，每天给我量五次，记录下的结果使法因戈德先生的表格看上去像一道可怕地到处开裂的山脉——我想象着阿尔卑斯山脉、安第斯山脉的雪链。我的体温情况倒没有这么离奇：早晨我多半是三十八度一；晚上升到三十九度；我在长个儿时期的最高体温是三十九度四。发着烧的我，看到和听到各种事情。我坐在旋转木马上，想下来，但不让下来。我同许多孩子坐在救火车上，掏空的天鹅骑在狗、猫、猪、鹿背上，转呀，转呀，转呀，我想下来，却不让下来。所有的小孩子都在哭，都同我样要从救火车上下来，掏空的天鹅从猫、狗、猪、鹿背上下来了，不想再乘旋转木马，但不让下来。在天之父站在旋转木马老板身边，转完一轮他又替我们付钱再转一轮。于是我们一起祈求：“啊，天父，我们知道你有不少零钱，你愿意让我们乘旋转木马，向我们证明世界是圆的会使你高兴。请收起你的钱袋，说一声停，休息，下来，结束，打烊。我们这些可怜的孩子头晕哪！人家把我们四千人送到魏克塞尔河口的凯泽马尔克，可是我们过不来，因为你的旋转木马，你的旋转木马……”

    但是，亲爱的上帝，天父，旋转木马老板，如书①上所载的那样微笑了，再次让一个铜板从钱袋里蹦出来，让四千儿童，还有奥斯卡，乘上救火车，让掏空的天鹅骑上猫、狗、猪、鹿，又旋转起来。我的鹿——我至今仍相信我骑的是鹿——每次驮我从天父和旋转木马老板面前经过时，他就换了一副面孔。这一回变成拉斯普庭，他哈哈大笑，用他那祈祷治病者的牙齿咬着付给下一轮的铜板。这一回变成诗人君主歌德，他从绣花小钱袋里诱出几个铜板，正面都铸有天父侧面像。又是拉斯普庭，醉醺醺的，随后是封-歌德先生，很有节制。同拉斯普庭癫狂一阵，又同歌德理智一会儿。拉斯普庭周围的极端分子。歌德周围的秩序的力量。群众，拉斯普庭周围的骚乱，日历上歌德的格言……最后，旋转木马停了——不是因为烧退了，而是因为总有人探身过来解热。法国戈德先生弯下腰来，停下了旋转木马。他让救火车、天鹅和鹿停下，使拉斯普庭的铜板贬值，把歌德送到母亲们那里去，让四千名晕头转向的儿童随风飘去，飘到凯泽马尔克，越过魏克塞尔河，飘向天国。他把奥斯卡从病床上抱起，让他坐在来苏儿②云团上，换句话说，他给我消毒——

    ①指《圣经》。

    ②来苏儿，一种消毒剂，亦译“来沙儿”。

    起先，这跟虱子有关，后来变成了习惯。他先在小库尔特身上，之后在我身上，在玛丽亚身上，在他自己身上发现了虱子。可能是那个使玛丽亚失去马策拉特的卡尔梅克人把虱子留给了我们。法因戈德发现虱子时大叫大嚷。他呼唤他的妻子、他的子女，怀疑他的全家都长了虱子，用人造蜂蜜和麦片换来了各种消毒剂。开始每天给他自己、他全家、小库尔特、玛丽亚和我，还有我的病床消毒。他给我们抹药、喷药、撒药。在他又抹又喷又撒的时候，我的热度升高，他的话语滔滔不绝，我于是得知，他在特雷布林卡集中营当消毒员的时期，曾经喷过撒过洒过几车皮的石炭酸、氯和来苏儿。每天中午两点，他喷洒集中营内的道路、营房、淋浴室①、焚尸炉、成捆的衣服、还没有淋浴而在等着的人们、已经淋浴而躺倒的人们、从炉子里出来的一切、将进炉子的一切。消毒员马里乌什-法国戈德喷洒来苏儿水。他向我列举了许多人的姓名，因为他知道所有的姓名。他讲到了比劳尔。在八月最热的一天，比劳尔建议这位消毒员，不用来苏儿水而用煤油喷洒在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道路上。法因戈德先生这么干了。比劳尔有火柴。犹太人战斗组织②的年迈的策夫-库兰德让大家宣誓。工程师加列夫斯基撬开武器室。比劳尔一枪打死冲锋队大队长库特纳。什图尔巴赫和瓦伦斯基打倒了齐塞尼斯。其余的人对付从特拉夫尼基营来的守卫。另一些人推倒栅栏。但是，平日带领人们去淋浴时总要开玩笑的小队长台普克，这时守住营门射击。可是这帮不了他的忙，因为其他的人已经把他打倒。他们是阿德克-卡韦、莫特尔-莱维特、海诺克-莱勒尔、梅尔什-罗特布拉特、莱泰克-扎贾尔、托西阿斯-巴兰以及他的德博拉。洛莱克-贝格尔曼喊道：“法因戈德是怎么回事？飞机来以前，他也得一起走！”可是，法国戈德先生还是等他的妻子卢芭。可是她当时已不会来了，尽管他在喊她。他们从左右两边抓住他。左边是雅库布-格莱恩特，右边是莫德哈伊-什瓦茨巴德③。跑在他前面的是小个子医生阿特拉斯，此人在特雷布林卡集中营时已经推荐勤酒来苏儿水，后来到了维尔纳附近的森林里还继续推荐。他断言：来苏儿比生命更重要！法国戈德先生只好证实他所说有理，因为他曾经用来苏儿喷洒过死人，不是一个死人，而是许多死人，何必讲数目呢，反正是死去的男男女女。他们的姓名他都知道，多得会让人厌烦的，也会使在来苏儿水里游泳的我觉得，几十万有名有姓的人的生死问题反倒是次要的，重要的问题却是用法因戈德先生的消毒剂，能否及时而充分地给生命，如果不是生命，那就是给死亡消毒——

    ①纳粹用语，指灭绝营里的煤气室。

    ②1942至1943年在犹太人隔离区内建立的地下反抗运动。

    ③这一段叙述1943年8月2日特雷布林卡集中营部分囚犯放火烧营，逃出六百人，到战争结束时，其中幸存者仅约四十人。

    之后，我的寒热减退，时间已到四月。之后，我的体温又上升，旋转木马又转动了。法因戈德先生又给死人和活人喷洒来苏儿。之后，我的寒热又减退，四月过完了。五月初，我的脖子变短了，胸腔变宽，渐渐地向上隆起。末了，我不用低头便能用下巴颏儿擦奥斯卡的锁骨了。有一回，又有了点烧，又给喷了点来苏儿。我听到了玛丽亚低声说出的、在来苏儿水里游泳的话：“他可别长成畸形儿。他可别变成个驼背，他可别落个脑积水呀！”

    法因戈德先生安慰玛丽亚，告诉她，他知道有一些人，尽管驼背与脑水肿，仍然干出些名堂来。他说有一个叫罗曼-弗里德里希的人，驼着背到了阿根廷，在那儿开了一爿缝纫机店，后来买卖做大，而且有了名气。

    驼背弗里德里希功成名就的故事安慰不了玛丽亚，却使讲故事的法因戈德先生自己听了欢欣鼓舞。他决心使我家的殖民地商品店大大改观。五月中旬，战争刚结束，店堂里摆出了新货物。第一批缝纫机和缝纫机零部件出现了，但生活用品还保留了一段时间，使这种过渡变得更容易些。天堂般的时期！支付几乎不用现金了。交换，再交换，人造蜂蜜、麦片、最后几口袋厄特克尔博士发明的发酵粉、糖、面粉和人造黄油变成了自行车，自行车和自行车零部件变成了电动机，电动机变成工具，工具变成皮货，法因戈德先生又把皮货变成了缝纫机。在变这种换换换的戏法的时候，小库尔特帮了大忙。他带来顾客，介绍生意，比玛丽亚更快地熟悉了新行业。几乎跟在马策拉特时期一样，玛丽亚站在柜台后面接待还留在本地的老主顾，用结结巴巴的波兰话问新迁来的主顾想要什么。小库尔特有语言天才。小库尔特无处不在。法因戈德先生完全信赖小库尔特。小库尔特还不满五岁却有了专长，在车站街黑市上陈列的数百件蹩脚和中档样品中，他能一下子挑出一流的辛格尔牌和普法夫牌缝纫机来。法因戈德先生很赏识小库尔特的知识。五月底，我的外祖母安娜-科尔雅切克从比绍步行经布伦陶到朗富尔来看望我们。她气喘吁吁地躺到沙发榻上。这时，法国戈德先生大大夸奖了小库尔特一番，也说了几句赞许玛丽亚的话。他给我的外祖母原原本本地讲了我的病史，一再指出他的消毒剂如何有效。他也认为奥斯卡值得夸奖，因为我老实听话，生病期间没有喊过一声。

    我的外祖母开口要煤油，说比绍没有电了。法因戈德先生便向她讲述自己在特雷布林卡集中营使用煤油的种种经验，以及他身为营地消毒员的多种任务，让玛丽亚灌了两瓶煤油，每瓶一公升，外加一袋人造蜂蜜和各种消毒剂。他心不在焉却又连连点头地听我的外祖母讲打仗时比绍和比绍采石场如何被烧了个精光。她还讲了菲尔埃克遭到的破坏，这个地方现在又叫菲罗加了。比绍也像战前一样又叫作比塞沃。埃勒斯，那个当过拉姆考农民协会负责人的，他真有本事，娶了她哥哥的儿子的妻子，也就是待在邮局没走的那个扬的妻子黑德维希，他被农业工人吊死在他的办事处前。黑德维希差点儿也被吊死，因为她本是一位波兰英雄的妻子，却嫁给了一个农民协会地方负责人，也因为斯特凡当上了少尉，玛尔加又是德国少女同盟的人。

    “可是，”我的外祖母说，“他们再也抓不到斯特凡了。他已经在北极海丧了命，在天上。但他们要把玛尔加带走，关进什么营里去。这当口，文岑特开口了，讲了许多，他这一辈子都没讲过这么多。就这样，黑德维希和玛尔加现在到了我们家，帮着种地。可是文岑特不行了，他这回讲得太多了，恐怕活不长久了。至于我这个老太婆，也是浑身痛，心、脑袋都痛，像有个傻瓜在敲打，而且还觉得非这样不可哩！”

    安娜-科尔雅切克这样诉着苦，昂起头，抚摩着我正在长大的头，考虑了一番，说出了下面一席颇有见地的话来：“卡舒贝人的情况就是这样，小奥斯卡。他们的脑袋一直有人敲打。不过，你们快上那边去了，那边好一些，只有你的外祖母留在这里。卡舒口人是不会迁居的，他们必须一直待下去，伸出脑袋，让别人来敲打。我们不是真正的德国人，也不是真正的波兰人。一个卡舒口人，既够不上是个德国人，也够不上是个波兰人。而他们总要求是个百分之百的。”

    外祖母说罢哈哈大笑。她把煤油、人造蜂蜜和消毒剂藏到那四条裙子底下，尽管发生了十分急剧的军事、政治和世界历史事件，这些裙子并没有失去土豆的颜色。

    外祖母要走了，法因戈德先生请她再待上片刻，说是要向她介绍他的妻子卢芭和其他家庭成员。安娜-科尔雅切克不见卢芭太太露面，于是说：“没关系。我也一直在呼唤：阿格内丝，我的女儿，来呀，来帮你的老母亲把衣服拧干。她没来，同您的卢芭一样。还有文岑特，我的哥哥，半夜三更，不顾自己在生病，也到门口去，把邻居从睡梦中吵醒。他是在大声呼唤他的儿子扬，扬待在邮局里，结果丧了命。”

    她已经到了门口，系上头巾，这时我从床上喊道：“姥姥，姥姥！”她回转身来，把裙子撩起一点，似乎她想让我钻进去，把我带走。这当儿，她大概想起了煤油、人造蜂蜜和消毒剂已经把地盘都占去了。于是，她走了，走了，没有带我走，没有带奥斯卡走。

    六月初，第一批运输列车朝西方开去。玛丽亚不露声色，但我发现，她也在同家具、店铺、公寓、兴登堡大街两侧的坟墓以及萨斯佩公墓的山丘告别。

    晚上，她带着小库尔特回地窖以前，有时坐在我床头我那可怜的妈妈的钢琴前，左手拿口琴，右手用一个手指为她的小曲伴奏。法因戈德先生受不了这音乐，请玛丽亚停下来。玛丽亚刚放下口琴，正要合上钢琴盖，他却又请她再来一段。

    接着，他向她求婚。奥斯卡早已看出要来这种事了。法因戈德先生呼唤他妻子卢芭的次数越来越少。夏天的一个晚上，满处是苍蝇和嗡嗡声，他肯定他的妻子已经不在人世了，于是向玛丽亚求婚。她和两个孩子，包括有病的奥斯卡在内，他都接纳。他提出，寓所归她，商店合伙。

    玛丽亚当时二十二岁。她少年时的、像是偶然搭配而成的美看来已经固定，如果不说它变冷酷了的话。战时最后数月和战后开头数月，她已经不烫头发了，而以前这是由马策拉特付钱的。虽说她不像在跟我的那段时间里那样拖着两条辫子，可她留起了披肩长发，让人看到她是一个多少有点严肃的、可能是精神苦恼的姑娘。此刻，这位姑娘说“不”，拒绝了法国戈德先生的求婚。玛丽亚站在我家的地毯上，左手拉着小库尔特，右手拇指指向瓷砖壁炉。法因戈德和我听到她说：“这不行。这儿的一切都完了，过去了。我们去莱茵兰我姐姐古丝特那儿。她嫁给了一家饭店的领班。他名叫克斯特，愿意暂时收留我们，我们三个。”

    第二天她就递交了申请。三天后我们拿到了证件。法因戈德先生不再说话，关了店门，玛丽亚在收拾行李，他则坐在阴暗的店堂里柜台上面天平旁边，也不再舀人造蜂蜜吃。直到玛丽亚要跟他告别时，他才从柜台上滑下来，推出他的带拖斗的自行车，陪我们去火车站。

    奥斯卡和行李——每人只许带五十磅东西——被装上两个胶皮轮子的拖斗。法因戈德先生推着自行车。玛丽亚手搀小库尔特，当我们向左拐进埃尔森街时，她在街角再次回转身来。我无法朝拉贝斯路方向转过身去，转身使我疼痛。奥斯卡的脑袋也就静静待在两肩之间。我唯有用尚能转动的眼睛招呼马利亚街、施特里斯小溪、小锤公园、滴着的水越来越叫人恶心的车站街下跨道、我的未遭破坏的圣心教堂和朗富尔区火车站，现在叫做弗热什奇，很难发音。

    我们都得等候。后来火车来了，是货运列车。有人，有许多许多的孩子。行李经过检查，过磅。士兵们朝每节货运车皮里扔一捆干草。没有播放音乐。也没有下雨。晴转多云，刮着东风。

    我们上了倒数第四节车皮。法因戈德先生站在车下铁轨上，稀薄的浅红头发随风飘拂。火车头猛地一撞宣告它的到来，法因戈德先生走近车皮，递给玛丽亚三小袋人造黄油和两小袋人造蜂蜜。用波兰话讲的命令、叫声、哭声宣告列车开动，这时他又在旅行食品之外添加了一袋消毒剂——来苏儿比生命更加重要！我们走了，留下了法因戈德先生。他笔直地站着，符合列车出发时的规定，浅红头发飘拂着，变得越来越小，只剩下挥动的手，终于不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