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睡在放满信件的篮子里，这些信件有的寄往罗兹、卢布林、利沃夫、托伦、克拉科夫和琴斯托霍瓦，有的来自罗兹、卢布林、利沃夫、托伦、克拉科夫和琴斯托霍瓦。但是我既未梦见琴斯托霍瓦的圣母，也未梦见黑圣母。我没有梦见自己在啃那颗保存在克拉科夫的马尔察莱克-毕尔苏德斯基的心，或者啃那种使托恩城扬名的姜饼。我也没有梦见我那面始终未修理好的鼓。我躺在可以滚动的篮子里的信件上，没有做梦。奥斯卡没听见任何窃窃私语、低声耳语、闲聊以及不慎的言语。据说，把许多信放在一堆，就能够听得到它们说话。这些信件没对我讲一句话。我从未等待过邮件，谁也没有任何根据把我看做收件人，更不能把我当做寄件人。我收回了天线，躺在一座邮件的山上。这座山可能同全世界一样怀着孕，一件新闻将要脱胎而出。

    总而言之，唤醒我的不是那些信件，不是住在华沙的某个名叫莱希-米勒夫茨克先生写给他住在但泽的席德利茨的侄女的信，这封告急信足以惊醒千年的乌龟。唤醒我的不是近处的机枪声，便是远处自由港里那两艘战列舰双炮塔炮隆隆的齐射声。

    机枪，双炮塔炮。就这样随随便便地落笔写下来吗？会不会是一阵暴雨，一场冰雹，一场类似我诞生时那种由远而近的夏末的暴风雨呢？我睡得太死了，不可能作此类推测，并且，我是在响声还在耳中未消时，便同所有沉睡的人们一样，一下子确切地说出了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打起来了！

    奥斯卡刚从篮子里爬出来，穿上凉鞋，还没有站稳，就即刻为他那面经不起磕碰的鼓的安全操起心来。他用双手在他睡觉的那个篮子里的虽然很松、但是层层叠叠的信件中挖了一个洞。不过，他的动作并不粗鲁，没有把信件撕坏、折断甚至毁掉，而是小心翼翼地把乱七八糟地叠在一起的情理齐，细心地拿起每一封信（多半贴着紫色的、有“波兰邮政”字样的邮票），拿起每一张明信片，还注意不使信封开封，因为尽管面临这不可逆转并将改变一切的事件，通信秘密还是应当始终得到保障的。

    机枪声越来越猛烈，那只放满信件的篮子里的洞也越挖越大。最后我认为可以了，便把我那奄奄一息的鼓放进新筑的工事里，上面厚厚地盖上了三层，不，不止三层，足有十层至二十层信封，并且是像泥瓦匠砌坚固的墙时那样把砖头一块咬一块的码法。

    我希望这种防护措施能使我的鼓挨不着弹片和子弹。我刚干完，第一颗反坦克炮弹在邮局大楼临黑维利乌斯广场的正面大约同营业大厅一般高的地方爆炸了。

    波兰邮局是一座坚实的砖墙大楼，挨几十发这样的炮弹是没问题的，不必担心会很快被炸开一个缺口，大到足以让民军像平时经常练习的那样从正面冲进来。

    我离开了那间安全的、没有窗户的、周围是三间办公室和二楼过道的信件存放室，去寻找扬-布朗斯基。当我寻找我假想的父亲扬时，我自然也在找残废的看房人科比埃拉，而且怀着更为急切的心情。昨天晚上，为了修鼓，我没吃晚饭，乘电车进城，来到黑维利乌斯广场，进了这个波兰邮局（要不是为了修鼓，邮局同我是不相干的）。因此，如果我不能及时地，也就是说，在肯定要发起的进攻之前找到这位看房人，我那面不成模样的鼓就休想再能修复了。

    因此，奥斯卡找的虽然是扬，脑子里想的却是科比埃拉。他双臂交叉在胸前，在地面铺砖的长过道里走了几个来回，但除了他自己以外再也找不到一个人。他能区分出那零星的子弹是从邮局射出去的，而连续射击的则是对方挥霍弹药的民军。这些节约的守卫者必定是在他们的办公室里把邮戳换成了另一种工具，但仍然一下一下像盖邮戳似的使用这种工具。过道里没有一个坐着、站着或躺着的人准备可能发起的反冲锋。只有奥斯卡在巡逻，没有武器，没有鼓，在凌晨时刻，听着创造历史的登坛经①，但它带来的是铅弹而不是口含黄金②。

    ①弥撒仪式中神甫登上祭坛时唱诗班唱的经文。此处喻序曲。

    ②意为美好的祝愿。

    在邮局院子旁边的办公室里也空无一人。我心想，他们真是粗心大意。朝施奈德米尔巷这个方向是非有人防守不同的。那儿有一个警察分局，同邮局院子和装卸包裹的平台只隔一道木栅栏。这真是只有在连环画上才能找到的有利的进攻阵地。我逐一推开办公室的门：挂号信件室，送汇票的邮递员的房间，工资科，电报接收室。他们在那儿。他们趴在钢板、沙袋以及横倒的家具后面射击，很节省弹药，隔相当长时间才放一枪。

    大多数办公室里，一些窗玻璃已经挨了民军的机枪子弹。我匆匆看了一眼破碎的窗户，把它们同我在可以平静地深呼吸的和平时期用钻石声音唱碎的玻璃作了一番比较。这时，我心想，如果有人要求我为保卫波兰邮局出一份力的话，如果那个矮小壮实的米尚博士来找我，不是以邮局局长而是以守卫邮局的军队指挥官的身份召募我入波兰军队服役的话，我的声音便可以发挥它的作用。为了波兰，为了乱开花但又始终结出硕果的波兰经济，我把对面朝黑维利乌斯广场的房子的玻璃，沿雷姆河的房子的玻璃，施奈德米尔巷上整排的玻璃窗，也包括警察分局的玻璃，再同从前一样用远程效果把旧城沟和骑士巷上擦得很亮的玻璃，在几分钟之内都打上一个个通风的黑窟窿。这将在民军和旁观的市民中造成混乱。这将产生许多架重机枪所产生的效果，并将使大家在战争一开始的时候就相信奇迹武器①。不过，这还是救不了波兰邮局——

    ①此处指纳粹后来使用的V－1飞弹和V－2火箭等。1944年，戈培尔曾大肆宣传过。

    奥斯卡并没有出这份力。那个脑袋上戴着波兰钢盔的米尚博士并没有征我入伍，当我匆匆下了楼梯闯进营业厅时，正巧绊到了他的腿上，他给了我一记火辣辣的耳光，刚接完，便又大声用波兰话咒骂着，忙他的保卫工作去了。这一记耳光，我只好忍了。所有的人都很激动，都很害怕，尤其是米尚博士，他毕竟是责任在身，所以情有可原。

    营业厅里的时钟告诉我，现在是四点二十分。时钟走到四点二十一分时，我这才假定，最初的战斗并没有损坏时钟的机件。钟还在走。时间照旧流逝，安之若素，我不知道这种兆头是好还是坏。

    无论如何我得先在营业厅里找寻扬和科比埃拉。我注意躲开米尚博士，但既找不到我的表舅也找不到看房人。我注意到营业厅里玻璃的损坏情况以及大门两旁墙上灰泥的裂缝和难看的窟窿，还目睹他们抬走最先受伤的两个人。一个是位年纪较大的先生，灰白头发，细心梳理的分头一点没乱。一颗子弹擦伤了他的上臂，别人替他包扎伤口时，他不断地说话，神情激动。人家刚用白纱布包扎好他的较轻的伤口，他就想一跃而起，去抓他的枪，重新趴到那些显然不能防弹的沙袋后面去。幸亏由于失血引起的一阵轻微眩晕强迫他又摔倒在地并且安静下来。这时，那个头戴钢盔、便服前胸小口袋露出骑士手绢一角的矮小壮实、五十来岁的人，那个名叫米尚的博士先生，那个昨晚详详细细盘问过扬-布朗斯基的局长，打着文官骑士的高雅手势，命令这位负了伤的老先生以波兰的名义保持安静。

    第二个受伤的人躺在一个干草袋上，呼吸困难。他没有想要回到沙袋后面去的表示。他每隔一段时间大叫一声，也不怕难为情，因为他腹部中了子弹。

    奥斯卡正要再次检查伏在沙袋后面的那一排人，看看他要找的那两个是不是在里面。此时，两发炮弹几乎同时在大门上方和旁边炸开了，震响了营业厅。他们挪到大门口的柜子被震开了，一捆捆的单据掉了出来，散了捆，满天飞，随后又飘下来，在地上滑行，铺满了方砖地。这哪里是单据的用途呢？不用说，剩余的窗玻璃都碎了，大块小块的灰泥从墙上、天花板上落下来。他们把第三个伤员从石灰烟雾里拖到大厅中央，随后，根据戴钢盔的米尚博士的命令，把他抬到二楼去。

    每上一级楼梯，这个受伤的邮局职员就呻吟一声。奥斯卡跟在他和抬他的男人后面。没有人把奥斯卡喊回来，没有人问他跟上去干吗，也没有人像米尚方才那样扇他耳光。他也尽量小心，不去绊这些邮局保卫者的腿。

    我跟在那些慢慢爬上楼梯的男人后面，到了二楼。这时，事实证明我猜对了。他们把伤员抬进了我待过的那间没有窗户因而很安全的信件存放室。他们也认为，在没有床垫的情况下，放信件的篮子虽说太短，但对于伤员来说毕竟是个比较软和的地方。我悔不该把自己的鼓埋在放满没法寄出的信件、可以滚动的篮子里。这些皮开肉绽、穿了窟窿的邮递员和营业员的鲜血会不会透过十至二十层邮件，染红我那面迄今只用油漆染色的鼓呢？我的鼓同波兰人的血有何干系？让他们用自己的血去染红他们的单据和活页纸吧！让他们把墨水瓶里的蓝墨水倒出来，随后灌上红的血吧！让他们把自己的手绢和上浆的白衬衫染上一半鲜血，变成红白两色的波兰国旗吧！现在是事关波兰而与我的鼓无关啊！如果他们坚持认为，即使波兰丧失了，也要让她保持红白两种颜色的话，那么，难道我的鼓也非得染上鲜血不可，使它有足够的波兰味儿，从而跟着一道丧失吗？

    我慢慢地才把自己的想法固定下来：他们所关心的根本不是波兰，而是我的不成形状的鼓。扬把我引诱到邮局里来，是为了给职工们带来报警的烽火，而波兰不足以成为召集他们的信号。夜间，当我睡在可以滚动的信件篮里时（篮子没有滚动，我也没有做梦），那些醒着的波兰人低声耳语，像是在传一道口令：一面奄奄一息的儿童玩具鼓到我们这里来避难了。我们都是波兰人。我们必须保护它。更何况英国和法国已经跟我们签订了一项保证条约。

    正当我在信件存放室半掩的门前作这些无谓的抽象思考因而限制了我的行动自由时，邮局院子里首次响起了机枪声。果然不出我之所料，民军从施奈德米尔巷的警察分局出动，发起了首次进攻。我们大家随即乱作一团。停邮政汽车的装卸台上方包裹室的门被民军炸了个粉碎。他们随即进入包裹室，又到了包裹接收室，通往营业厅的大门已经打开了。

    把伤员抬上楼、放进我埋藏鼓的信件篮里的男人们，一下子冲了出去，其余的人跟在他们后面。我根据声响断定他们在底层的过道里战斗，随后打到了包裹接收室。民军不得不撤退了。

    奥斯卡先是犹豫、后又有目的地走进信件存放室里。那个伤员脸呈黄绿色，露出了牙齿，闭上的眼皮底下眼珠在转动。血丝从嘴里挂下来。他的头耷拉在信件篮子边上，所以信件被血浸透的危险并不大。奥斯卡不得不踮起脚尖才够到了篮子里面。那个男人的屁股正好压在我埋鼓的地方。奥斯卡先是小心翼翼地注意不碰到那个男人和不撕坏信件，接着便使劲地抽，末了连撕带扯地从那个呻吟着的男人身子底下掏出数十封信来。

    今天我想说，当时我已经摸着鼓的边沿了。这时，那些男人又冲上楼梯，沿着过道走来了。他们把民军赶出了包裹室，成了最初的胜利者。他们回来了。我听到他们在笑。

    我躲在门旁边一个信件篮子后面等着，直至他们到了那个伤员身边。他们先是大声说话，做着手势，后又低声咒骂，一边给那个伤员包扎。

    两颗反坦克炮弹接连在营业厅上方爆炸，随后又沉寂下来。自由港韦斯特普拉特对面的两艘战列舰的齐射很有规律，像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在嘟哝。这声音人们已经习惯了。

    我没让那个伤员身边的男人们发现，溜出了信件存放室。我扔下鼓不管了，又去找扬，我的假想的父亲和表舅以及看房人科比埃拉。

    三层楼是邮局秘书长纳恰尔尼克的宿舍。他已经及时地把家属送到了布朗堡或华沙。我先到靠邮局院子一边的几间贮存室去找了一通，后来在纳恰尔尼克宿舍的儿童室里找到了扬和科比埃拉。

    这是一间明亮而宜人的房间，糊墙纸的颜色叫人看了高兴，可惜被流弹毁坏了好几处。有两扇窗户，天下太平时，可临窗眺望黑维利乌斯广场，那样想必有一番乐趣。一具未损坏的摇木马，各种皮球，一座骑士城堡以及许多翻倒的铅小兵，有骑兵，也有步兵，一只打开的纸箱，内装许多小铁轨和小火车，不少玩偶，破烂的程序不一，玩偶的小屋，屋里乱七八糟，总而言之，这一大堆玩具说明，邮局秘书长纳恰尔尼克是两个娇生惯养的孩子的父亲，而且准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真走运，他们已被疏散到华沙去了，也省得他们找我的麻烦，这种遭遇我在布朗斯基兄妹那儿是深有体会的。邮局秘书长的男孩子同他这个布满铅士兵①的儿童乐园告别时，一定很伤心。我想到这里，颇有点幸灾乐祸。或许那孩子把几个长枪骑兵塞进了裤兜里，日后在保卫莫德林要塞的战斗中，好用它们来增援波兰骑兵——

    ①铅铸的士兵，儿童玩具。过去被误译为锡士兵。

    关于铅士兵，奥斯卡讲得太多了。然而，他仍不能绕过一件事实不谈。那里的一个架上，放着玩具、图画书和游戏用具。架子的最高一层，放着小型乐器。一支蜂蜜黄的小号，无声地摆在一套小钟边上，这套小钟随着投入战斗，也就是说，随着炮弹爆炸而丁当作响。右边外侧是一架手风琴，色彩鲜艳，风箱打开着。做父母的准是操之过急，送给了他们的后代一把小提琴，尺寸小一点，但同真的一样，也是四根弦。小提琴旁边，有一件回东西，白色，完好无损，周围挡着一些积木以防它滚下来，真叫人没法相信，一面红白漆的铁皮鼓。

    我起初根本没想靠自己把鼓从架子上取下来。奥斯卡明知自己是够不着的，由于他的身材像侏儒，所以每当他束手无策时，便只好请成年人帮忙。

    扬-布朗斯基和科比埃拉趴在沙袋后面，沙袋码到落地长窗三分之一的高度。扬在左边那扇窗下。右边窗下是科比埃拉。我立即醒悟到，这位看房人现在不会有工夫去把我那面压在伤员身子底下、肯定越压越扁的鼓取出来修理。因为科比埃拉正忙得不可开交。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从沙袋墙中留出的孔眼里朝黑维利乌斯广场那头施奈德米尔巷拐角处开枪射击，那儿在拉道纳桥前面不远，刚架上了一门反坦克炮。

    扬缩成一团，趴在那儿，脑袋不知藏到哪里去了，浑身不停地哆嗦。我只是凭他那身时髦的深灰色衣服才认出他来，而他的这身衣服上，现在也满是灰膏和沙土。他的皮鞋也是灰色的，右脚的鞋带松了。我蹲下来，给他系上鞋带。我正系时，扬抽搐了一下，他那双过分蓝的眼睛从左衣袖上露出来，凝视着我，水汪汪的，蓝得不可理解。奥斯卡粗粗一瞧，断定他没有受伤，然而，他却在无声地哭泣。扬-布朗斯基心里害怕。我只当没看见他在哭，用手指着纳恰尔尼克已疏散的儿子的铁皮鼓，用明显的手势要求扬倍加小心地利用儿童室的死角，去到架子前，替我把鼓取下来。我的表舅不懂我的意思。我假想的父亲不理解我。我可怜的妈妈的情夫心里害怕，只顾得上害怕，因此，我打手势求他帮助，只能增添他害怕的心理。奥斯卡真想向他大喊大叫，但又担心被似乎一心只听着自己的枪声的科比埃拉发现。

    于是，我趴到沙袋后面扬的左边并紧挨着他，把我沉着镇静的心情传给我不幸的表舅和假想的父亲。没多久，我觉得他镇静了一些。我的均匀的呼吸使他的脉搏也大致均匀了。我再次让扬注意纳恰尔尼克的儿子的铁皮鼓。我慢慢地、温柔地转动他的脑袋，直到对准了放玩具的架子。可是，我又操之过急了，扬仍旧没懂我的意思。恐惧从脚心钻到头顶，从头顶钻到脚心，也许由于鞋垫和鞋底的缘故，被挡住了。恐惧想要发泄出来，便又反弹回去，经过肝、脾、胃，占据了他那可怜的脑袋，挤得他那对蓝眼珠快要夺眶而出了，眼自上显出了错综的微血管。以前，奥斯卡从未有机会看到过他假想的父亲这对眼珠。

    我花了一点工夫，费了一点劲，才让表舅将眼珠缩回去，使他的心也跳得略为均匀一些。我按照美学要求所作的这些努力又全都白费了。民军首次使用野战榴弹炮，用望远镜瞄准，想轰平邮局大楼前的铁栅栏。他们把砖柱一根接一根地轰倒，使铁栅栏连根拔了出来。射击的准确度令人赞叹，说明他们平日的训练达到颇高的水平。砖柱有十五到二十根，每轰倒一根，我可怜的表舅扬的心和灵也就受到一次打击，仿佛炸毁的不仅是柱基，还有住基上的虚构的神像，那是我表舅所熟悉的，也是他生命中必不可少的。

    只有这样设想，才能解释为什么榴弹炮每击中一根墙柱，杨就要尖叫一声，并且他也许是有意识、有目的地喊得一如我那种毁玻璃的叫声，它可能也具有割玻璃的钻石的功效。扬虽然热情地叫着，但却无的放矢，最后只是让科比埃拉把他那残废的、皮包骨的看房人的身子撂倒在我们身边，抬起了瘦削的、没睫毛的鸟脑袋，水汪汪的灰色的眼珠对着我们这一对难友滴溜溜地转动。他摇晃扬的身子。扬只顾自己呜咽。他撩起扬的衬衫，迅速地检查他身上有无伤口——我差点儿笑了出来——他找不到一点伤痕，又把扬翻过身来，仰面朝天，捏着扬的下颚，摇得它格格直响，硬让扬的蓝眼睛瞧着科比埃拉水汪汪的灰眼睛，用波兰话骂他，用唾沫啐他的脸，末了把枪扔给他。这把枪，扬一直放在射击孔里，一枪也没有放过，连保险机都还没有打开。枪托正好撞在他的左膝盖骨上。在饱尝了心灵的痛苦之后，扬第一次尝到了肉体痛苦的滋味，看来他倒觉得挺好受，因为他抓住了枪。但是，当枪的金属部分把冰冷的感觉从手指传到他的血液里时，他又害怕了，可是，在科比埃拉连劝带骂的鼓励下，他终于向自己那个射击孔爬去。

    我的假想的父亲虽然脑子里充满女人气的幻想，但对战争的看法却非常现实，简直没有一点想像力，因此他很难，甚而至于根本不可能鼓起勇气来。他既不通过射击孔瞧一眼归他控制的射击面，也不搜寻一个值得射击的目标去瞄准，只是把枪斜架着，自己的身子离枪很远，枪口则朝着黑维利乌斯广场另一面房子的屋顶上方，迅速而盲目地打空了弹仓，于是，空出了两手，便又爬回到沙袋后面去。扬从藏身处向看房人投去了请求宽恕的目光，正像一个小学生没有完成作业，又羞又恼地承认自己的错误。科比埃拉好几回把牙齿咬得格格响，随后放声大笑，仿佛不想再停止这笑声似的，但又突然停止了，把人吓了一跳，并朝布朗斯基的胫骨上一连踢了三四脚，虽说扬是邮局秘书，是他的上司。科比埃拉又把他那只穿着没模样的鞋子的脚抽回去，正要朝扬的肋骨上踢去时，一阵机枪子弹打碎了儿童室上方剩下的玻璃，打得天花板烟尘滚滚。他赶忙把那只整形鞋踩到地上，一下子扑到他的枪后面，气鼓鼓地快速射击，一枪紧接一枪，似乎他要补救被扬耽误了的时间。他射出的子弹，不管怎么说，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弹药总消耗量中占一个小小的份额。

    看房人没有发现我吗？他平常总是一本正经，难以接近，一如那些伤兵，总要求别人尊重他们并保持一定的距离。可是，现在他却让我留在这间通风的、充满铅弹味的小房间里。或许科比埃拉是这样考虑的：这是一间儿童室，奥斯卡因此可以留下来，在战斗间歇的时候玩一玩。

    我不知道，我们这个样子在那里躺了多久。我躺在扬和左墙之间，我们两个都在沙袋后面。科比埃拉趴在他的枪后面，一个人替两个人射击。大约十点左右，枪声渐次平息。多静啊！我能够听到苍蝇的嗡嗡声，听到从黑维利乌斯广场那一边传来的人声和口令，港湾里那两艘战列舰也间或把低沉的隆隆声传到我耳朵里来。这是一个晴转多云的九月的白天，太阳把一切都抹上了一层陈金色，空气稀薄、敏感，但传声却不佳。再过几天就是我十五周岁生日了。我希望像每年九月那样，得到一面铁皮鼓。还有什么比铁皮鼓更不值钱的呢？我放弃世上一切珍宝，坚定不移地一心只想着一面红白漆的铁皮鼓。

    扬纹丝不动。科比埃拉均匀地深呼吸，奥斯卡一听，知道他睡着了。他利用这个短暂的战斗间歇打一个盹儿，毕竟所有的人，哪怕是英雄，也总要抓时间打个盹儿恢复疲劳的。唯独我一人醒着，一心想着铁皮鼓，像我那样的年岁，就是那么死心眼儿。越来越静了，只有一只苍蝇在酷暑下疲惫不堪，发出有气无力的嗡嗡声。不，不是现在我才想起小纳恰尔尼克的铁皮鼓的。在交火时，在周围一片枪炮声中，奥斯卡也一直眼睁睁地盯着它。不过，现在我才看到机会来了，无论如何不能错失这个大好时机。

    奥斯卡慢慢地站起身来，动作很轻，绕过玻璃碎片，目标明确地朝放玩具的木架子走去。我心里想着，用一把儿童椅子，摞上积木匣，搭一个台阶，不仅稳当，高度也完全够了，我马上可以占有这面闪闪发光的崭新的铁皮鼓了。这时，科比埃拉一声喊，叫住了我，接着，这个看房人无情地一把抓住了我。我拚命地指着近在眼前的铁皮鼓。科比埃拉把我拽了回去。我朝着铁皮鼓伸出两条胳臂。这个残废人犹豫了，刚要把手伸得高高的，而我就要成为幸运儿的当口，一阵机枪射进儿童室，反坦克炮弹在大门前开了花。科比埃拉把我推到扬躺的那个角落里去，自己又伏倒在枪后射击，并且已经在发射第二次装的子弹了，而我的眼睛始终还没有离开那面铁皮鼓。

    奥斯卡躺在那里。当这个畸足、眼睛水汪汪、没有睫毛的鸟脑袋把我从快达到的目标前拽回来，又推到沙袋后那个角落里时，扬-布朗斯基，我的有一对可爱的蓝眼睛的表舅却连头都没抬。奥斯卡哭了？没有！我只是心里越来越火了。肥的、蓝白色的、没有眼睛的蛆正在繁殖，并寻找着一具可口的尸体。波兰同我有什么关系？那些波兰人又同我有什么关系？他们有自己的骑兵！让他们上马吧！他们吻贵夫人的手，待他们发现时，已经太晚了，原来他们吻的不是贵夫人推淬的手指，而是野战榴弹炮未抹口红的炮口。这时，克虏伯①生的童贞女开始发泄自己的感情。她咂着嘴，拙劣而又真实地模仿枪炮声，一如她在每周新闻片上所听到的，又往邮局大门扔内装不能吃的糖果的彩色爆竹，想要打开一个缺口，如果真打开了缺口，还要穿过打破缺口的营业厅，把楼梯啃掉一口，这样一来，谁也上不去，谁也下不来。随后来了她的扈从，在机枪的掩护下，还有的乘着时髦的装甲侦察车，车身上油漆着漂亮的名字：“厄斯特马克”和“苏台德”。它们没有知足的时候，开起来发出嘎嘎的声响，披着装甲，侦察着在邮局前来来回回。这是两位热心于文化的年轻太太，她们要参观一座宫殿，但宫殿的大门未开。这两位美人儿可是娇宠惯了的，什么地方都要进去看看，这下子，她们可不耐烦了，便把自己的目光，铅灰色的、咄咄逼人的、同一口径的目光，投进宫殿的每一间可见到的房间里去，使宫殿的主人觉得这些房间发热、发冷、变窄了——

    ①克虏伯，德国钢铁公司。克虏伯生的童贞女，指该厂制造的大炮。

    正当一辆装甲侦察车——我记得是“厄斯特马克”——又从骑士巷向邮局驶来时，扬，长久以来就像死人一样的我的表舅，把他的右腿抬到射击孔后，希望侦察车能够发现他的这条腿，向它射击；或者哪一颗流弹开开恩，擦伤他的小腿肚或脚跟，而这一处伤，便可以允许这位士兵夸张地一瘸一拐地撤下火线去。

    这样的姿势要坚持下去是十分费劲的。扬-布朗斯基不得不过一忽儿就把腿放下来。于是，他翻过身，仰面朝天，这样他便有了足够的力量用双手支撑着-窝，让腿肚子和脚跟悬在射击孔后面，使流弹或瞄准着射来的子弹射中它的可能性更增大了。

    无论当时还是今天，我对扬的心理可是摸透了的。因此，当科比埃拉见到他的上司、邮局秘书布朗斯基竟摆出这么一副可鄙而绝望的姿势，并大发其火时，我也完全可以理解。这位看房人一跃而起，再一纵身就到了我们身边，到了我们头顶上，扑过来，抓住扬的衣服，把扬连衣服带人举起来，又扔下去，又抓住他，撕破了衣服，并动手揍开了，左一下，右一下，刚抽回右手，左手已经打下来了，右手刚举到空中，左手便已凑上来，两手握成一个大拳，向扬-布朗斯基，我的表舅，奥斯卡的假想的父亲狠命地捶下来。这时，一声巨响，也许是天使礼拜上帝时展动翅膀而发出的声响，这时，唱了一声，好似无线电里的以太声，这时，被击中的可不是布朗斯基，被击中的却是科比埃拉；这时，炮弹开了一个好大的玩笑，砖头笑得裂开了，碎片化为尘土，灰膏变成粉末，木头找到了斧子，这间可笑的儿童室用一条腿在蹦，克特一克鲁泽设计的玩偶破裂了，摇木马从一头滑到另一头，它多么想驮一个骑士好把它甩下来呀！积木匣里全都乱了套，波兰枪骑兵同时占领了儿童室的四个角落，末了，放玩具的木架子终于倒下来了，那套小钟敲响了复活节的钟声，手风琴放声大叫，小号像是吹出了什么声音，总而言之，所有的东西都同时发出音响，像是一个正在排练的乐队，发出叫喊声、爆裂声、嘶鸣声、钟声、撞碎声、劈啪声、嘎嘎声、吱吱声、嗽嗽声，尖声在高处回荡，低音钻到了地板下面。我呢，就像一个三岁小孩应有的样子，在炮弹击中的时刻紧靠窗户，待在儿童室里安全的地方。这时，铁皮，那面铁皮鼓，落在了我的跟前。它只是迸掉了几块漆，连一个窟窿也没有。奥斯卡的新鼓啊！

    当我把目光从出其不意直接滚到我脚边来的新鼓上抬起来时，我立即感到必须去帮扬-布朗斯基一下。看房人沉重的躯体压在他的身上，他怎么也推不开。我起先以为扬也被击中了，因为他的呜咽声非常自然。末了，当我们把同样很自然地呻吟着的科比埃拉滚到一边去后，我才明白扬身上的伤是微不足道的。仅仅是玻璃碎片划破了他的右颊和一只手的手背。我匆匆作了一番比较，断定我假想的父亲的血与看房人的血相比，要鲜红得多。看房人裤子上大腿那一段已经染上了暗红的血浆。

    是谁把扬那件雅致的灰上装撕碎并弄成七歪八扭的，我就搞不清楚了。究竟是科比埃拉呢，还是炮弹呢？反正肩头撕破了，衬料露了出来，扣子掉了，针脚裂开，口袋也翻出来了。我请求大家原谅可怜的扬-布朗斯基。他在我的帮助下把科比埃拉拖出儿童室之前，先忙着拣经过这场暴风雨从他口袋里掉出来的东西。他重新找到了自己的梳子，他的情妇们的照片——其中有我可怜的妈妈的一张半身照——以及还没有打开过的钱包。他一个人在那里拣撒了满屋子的施卡特牌，这对于他来说不仅吃力，而且不无危险，因为掩护用的沙袋有一部分已经被轰掉了。他要找齐那三十二张牌。可是，第三十二张他却没有找到，便显出不幸的样子。奥斯卡在两座乱糟糟的玩偶小屋之间找到后，递给了他，他微笑了，虽然这是一张黑桃七。

    我们把科比埃拉拖出儿童室，终于到了过道上时，这位看房人才有气无力说了几句扬-布朗斯基能听懂的话：“一样也没缺吗？”这个残废人操心地问道。扬把手伸进他的裤子里，在这老人的两腿之间满满地捏了一把，随后向科比埃拉点了点头。

    我们大家都很幸运：科比埃拉保住了他的骄傲，扬-布朗斯基重新找到了三十二张牌，包括黑桃七，奥斯卡得到了一面新的铁皮鼓。他每走一步，鼓便撞一下他的膝盖。扬和一个扬喊作维克托的人，搀扶失血而虚弱的看房人下到二层楼，进了信件存放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