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长一段时间，确切地说，直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我总是带着我的鼓，蹲在演讲台底下，观看较为成功或不太成功的游行，驱散集会，搞得演讲人结结巴巴，语无伦次，把进行曲和颂歌变成圆舞曲和狐步舞曲。

    这一切已成往事。尽管我一直热中于重温旧梦，但毕竟是冷却了的铁，再难重锻。今天，我是一家疗养与护理院的自费病人，能够正确看待当年在演讲台下擂鼓的行为。我从此不存此念：由于我破坏过六七次集会，使三四次列队行进的队伍乱了阵，因此要把自己看做一名反抗战士。今天，“反抗”这个词已经变得非常时髦。您随处可以听到人家在讲什么“反抗精神”啦，什么“反抗集团”啦。人家甚至可以把反抗变为“内心化”，美其名曰：“内心流亡”①。更不用提那些可以名列《圣经》的正人君子了。他们在战争期间，由于一时疏忽，忘了用防空窗帘挡上卧室的窗户，被防空值班员发现，罚过那么一次钱，现在也自称为什么“反抗战士”、“反抗人士”等等。还是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演讲台下的奥斯卡吧！奥斯卡曾经用鼓声向人民预言过什么没有？他可曾听从他老师贝布拉的劝告，自己掌握行动的过程，并让演讲台前的人民跳舞？他可曾把那么能说会道、世故老练的区训导主任勒布扎克搞得个晕头转向，一筹莫展？他可曾在一九三五年八月某个吃一锅熬食物的礼拜天②，第一次——以后又有若干次——急速敲击他那面红白两色相间、然而又不是波兰造的铁皮鼓，驱散穿褐色制服者的集会？——

    ①此处是讽刺一些拥护过纳粹党或与之合作的人在战后为自己洗刷的现象，“内心流亡”是纳粹上台后一批留在德国的知识分子在战后的托词。

    ②纳粹德国为加紧备战，号召居民节约。

    所有这些，我都干过了，诸君也不得不承认。难道如今我这个疗养与护理院的病人因此就成了反抗战士吗？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并且也请诸君，不是疗养与护理院病人的诸君，仅仅将我看做是一个有点偏执的古怪的人。他出于私人的以及美学上的原因，把他教师贝布拉的谆谆教导铭记在心，一概拒绝制服的颜色和剪裁，拒绝演讲台上流行音乐的节拍和响亮度，因而在一面仅仅是儿童玩具的鼓上，敲出一些抗议的声音来。

    当时，还可以用一面毫不足道的铁皮鼓来对付演讲台上面和前面的人们，此外，我得补充说一句，我的舞台功夫同我远距离唱碎玻璃的技艺一样，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我不单单击鼓反对褐色分子的集会。不论赤色分子和黑色分子，童子军和穿菠菜色衬衣的天主教青年会，耶和华目击者和基夫霍伊泽团①，素食者和纯清空气运动的波兰青年，在他们集会时，奥斯卡也蹲在演讲台下。他们应当唱什么，吹奏什么，祈求什么，宣布什么，我的鼓知道得更清楚——

    ①基夫霍伊泽团，1900年成立的退役军人联合会，半军事性质的组织，拥护君主政体，属于右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同其他退役军人组织合并，成为一个大的联合会，会员人数甚多。

    不错，我的事业是破坏性的。凡是我用鼓挫败不了的，我便用声音置它于死地。于是，我除去白天破坏演讲台的对称之外，又开始了夜间活动：扮演诱惑者，时间是在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之间的冬季。诱惑同类的本领，我最初是从我的外祖母科尔雅切克那儿学来的。那年严冬，她在朗富尔星期集市上摆了一个固定售货摊，换句话说，她穿着四条裙子，蹲在摊子后面，用叹苦经似的声音叫卖：“新鲜鸡蛋，金灿灿的黄油，小鹅，不肥也不瘦！”每星期四是集市日。她从菲尔埃克搭乘窄轨小火车，快到朗富尔时，她脱下火车上穿的毡靴，换上没有式样的橡皮套鞋下火车，挎着两只篮子，朝车站街她的固定售货摊走去。货摊上挂着一块小牌子：“安娜-科尔雅切克，比绍”。当时的鸡蛋多便宜啊！一个盾能买十五六个。卡舒贝产的黄油比人造黄油价廉。我的外祖母蹲在两个渔妇之间，她们喊着：“新鲜的比目鱼！”“美味的鳕鱼-！”严寒使黄油冻成石块，使鸡蛋保持新鲜，把鱼鳞磨成极薄的刀片；严寒也使一个男人有活可干，有钱可赚。他名叫施韦特费格尔，是个独眼龙。他生了一堆炭火，把砖头架在火上烤热，用报纸包上，租给赶集的女人。

    我的外祖母让施韦特费格尔分秒不差地每小时用铁耙推一块热砖头到她的四条裙子底下去。她刚撩起裙子，施韦特费格尔就把一块冒热气的纸包砖头塞进去，两下动作，一卸一装，接着，他的铁耙把差不多冷却了的砖头从我外祖母的裙子底下拖了出来。

    我多么嫉妒储存和散发热量的纸包砖头！今天，我还希望把我当做烤热的砖头放到我外祖母的裙子底下去，而且永远由我来替换我自己。诸君会问：奥斯卡要到他外祖母裙子底下去寻找什么？他是不是要学他外祖父科尔雅切克的样子，对这个老太婆放肆起来？他是想寻找忘却、故乡和最终的涅-境界吗？

    奥斯卡回答道：我要到裙子底下去寻找非洲，可能的话，还要寻找那不勒斯；不游此地，枉过一生，谁都这么说。这里是分水界，江河的汇合处；这里的风也特别，或者根本没有风；这里细雨浙沥，但是坐在雨中，衣裳不湿；这里船只有的拴着，有的起锚；这里，慈爱的上帝坐在奥斯卡身边，他总是喜欢温暖；这里，魔鬼在擦他的望远镜，小天使在玩捉迷藏；在我外祖母的四条裙子底下，永远是夏天，不论是圣诞树点燃的时候，还是奥斯卡寻找复活节彩蛋或者礼拜万圣的时候①。在我外祖母的四条裙子底下，我可以按照日历宁静地度日，那是任何地方也比不上的——

    ①圣诞节（耶稣生日）是12月25日，耶稣复活节在每年过春分月圆后第一个星期日，礼拜万圣指万圣节（11月1日）。这里用三个基督教节日代表冬、春、秋三季。

    她很少让我钻到她的裙子底下去，在星期集市上，她根本就不让我这样干。我蹲在她身边的小木箱上，她用胳臂搂着我，使我得到温暖。我瞧着热砖送来，凉砖拖走，并从我外祖母那里学到了诱惑术。她用一根线拴住文岑特-布朗斯基的旧钱袋，把钱袋扔在人行道踩实的雪地上。这个诱饵肮脏至极，只有我和我的外祖母能看见那根牵着的线。

    家庭主妇来来往往，尽管样样东西都便宜，她们却什么也不想买，也许想让人白送，或者还想捞点什么外快。一位太太，存着这种念头，弯腰去捡扔在地上的文岑特的钱袋，手指头刚刚触上，我外祖母就把钓饵连同这位穿着讲究、多少有点尴尬相的太太一起钓了上来，把这条活鱼引诱到箱子边上，非常客气地对她说：“噢，太太，买点黄油吧，金灿灿的，要么来点鸡蛋，一个盾十五六个，好吗？”安娜-科尔雅切克就用这种办法卖掉了她的土产。我呢，学会了这种诱惑术，但不是我们楼里十四岁的男孩把苏西-卡特骗到地窖去玩医生和病人游戏的那种诱惑术。那种事情诱惑不了我，我一见就躲，因为有一次，我们公寓里的顽皮孩子阿克塞尔-米施克和努希-艾克当献血的，苏西-卡特当女大夫，他们把我拉去当病人，硬要我服药，这种药虽然不像上回的砖头汤那样尽是沙子，但是留在我嘴里的是一股烂鱼的臭腥味。我的诱惑术几乎是不触及肉体的，而且同受骗者保持一定的距离。

    夜幕早已降临，店铺关门也有一两个钟头了。我从妈妈和马策拉特身边溜走，站到隆冬的黑夜里。街上静悄悄的，几乎没有行人。我从门口挡风的墙壁凹入处，望着街对面店铺的橱窗，有熟食店、缝纫用品店、鞋店、钟表店、珠宝店，陈列的东西既使人垂涎欲滴，又便于顺手牵羊。不是所有的橱窗都亮着灯。我甚至宁愿让店铺前侧的街灯使陈列物处在半明半暗之中，因为灯光吸引所有的人，即使是最普通的人，可是，半明半暗却能使出类拔萃的人在那里逗留。

    我所感兴趣的，并非那些过路行人，他们或是朝琳琅满目的橱窗里扫一眼（与其说是看商品，不如说是看价目牌），或是将橱窗当做镜子，看看自己头上的帽子是否端正。在无风而干冷的天气里，在无声地飘落的鹅毛大雪中，或在寒意越浓越显得圆的明月下，我等待的是那些好似应召而来站在橱窗前的顾客，他们不是漫无目的地浏览，而是略瞧几眼以后或者一上来就死死地盯住某一件陈列品。

    我的计划是猎人的狩猎计划。这需要耐心、冷酷无情以及可靠的敏锐的目力。具备了这些前提，我的声音才能发挥作用，用无痛的、不流血的方式杀死野兽，引诱别人。引诱别人干什么呢？偷窃。我用无声的叫喊把橱窗切了一个圆口，正好在最下一层陈列物的地方，尽可能正对着别人眼睁睁地盯着的那件东西，再用扬起的尾声把切割下的圆玻璃撞落到橱窗内，发出一声迅速消失的声响。这不是玻璃撞碎的声响，连奥斯卡自己都听不到，因为他离得远。可是，那个年轻女人听到了，她身穿兔毛领子褐色冬大衣，大衣面肯定已经翻过一次了。她吓了一跳，连衣领上的兔毛也颤抖了。她想离开，却又站住了，也许因为天在下雪，也许因为在下雪的时候可以没有禁忌，当然这还得是在大雪纷飞的情况下。然而，她还是环顾四周，不信任纷飞的雪片，似乎雪片背后不是雪片而是别的什么。她回头四下瞧着，右手却已经从兔毛暖手筒里溜了出来！她不再回头看，而是把手伸进了切开的圆孔，先把跌落而压在她垂涎的东西上的玻璃推到一边，然后把那双浅黑色的高跟鞋一只接一只地从圆孔里取出来，既没碰坏后跟，也没被锋利的切口划破她的手。这双鞋一左一右进了大衣口袋。奥斯卡见到了她漂亮的、然而毫无表情的侧脸，只有一瞬间，飘落五片雪花的时间，并且脑际闪过一个念头，这也许是施特恩菲尔德商店的时装模特儿，她就不可思议地离去了，消失在稠密的飞雪中，又重现在下一个街灯的昏黄灯光下。随后，她不论是新婚的少妇也罢，还是从橱窗里解放出来的时装模特儿也罢，反正又走出了圆锥形的光柱，飘忽而去。

    大功告成——守候、窥伺、不许擂鼓、歌唱和切割坚冰似的玻璃，这些都是艰辛的工作——我同那个女贼一样，怀着一颗一半炽热、一半冰凉的心，返回家去，只是没有赃物。

    我的诱惑术并不总能像上述情况那样取得百分之百的成功。我的目标之一是要使一对情侣变成一双窃贼，但每每失败。不是两个人都不干，便是男的刚一伸手，女的就将他的手一把拉回来，或者女的胆量十足，男的却双膝跪下，苦苦哀求，直到女的听从为止，但从此瞧不起他。有一次下雪天里，我诱惑化妆品商店前一对特别年轻的情侣。男的充当了好汉，抢了一瓶科隆香水。女的哭哭啼啼地说，她什么香水也不要。男的要她散发香味，坚持己见，走到第一盏路灯下。可是，那个丫头像是有意要惹我恼火，她在灯光下踮起脚尖，感情外露地亲吻他，直至他沿着自己的足迹跑回去，把科隆香水送还到橱窗里。

    有时，我在年岁较大的绅士身上也碰到了类似情况。我本来期待他们的并不仅只是在冬夜里快步行走。他们凝神站在雪茄店的橱窗前，心里想的却是哈瓦那、巴西和布里萨戈岛①。而当我的声音按一定的尺寸作了切割，并让切下的玻璃落在“黑色智慧”牌的小盒上时，那些绅士的心也怦然一跳，像一柄折刀猛地合上。他们转过身子，摇动手杖，穿上马路，从我和我家大门旁急匆匆地走过，但没有发现我。奥斯卡看到这些老绅士脸色煞白，惊慌失措，像撞见了魔鬼似的，便不由得暗自发笑。这晒笑中含有淡淡的忧虑，因为这些绅士不仅是抽雪茄的老烟鬼，而且都已到了风烛残年，他们出完一身冷汗，又出一身热汗，尤其在变化不定的天气里，大有得感冒的危险——

    ①这三处均以产雪茄而著称。

    那个冬天，我们市郊大多数保过偷盗险的店铺，都遭到可观的损失，保险公司不得不给予赔偿。尽管我从未造成大规模的偷盗，并且在切割橱窗时也有意识地限制尺寸，只让别人拿走一两件陈列品，可是，这些被称之为破门窗偷盗的案件却日积月累，次数渐增，弄得刑事警察们不得安宁，并被报界骂作饭桶。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即在科克上校在华沙组成一届国民阵线政府的时期内，在这类破门窗偷盗案中，企图作案的有六十四起，已成事实的有二十八起。当然，在这些中年妇女、穿着过分讲究的年轻店员、女佣人以及领养老金的中学教员中，有一部分并不是一心想做贼的，刑事警察不久便破案并没收了他们的赃物；还有一些外行小偷，在搞到自己梦寐以求的东西之后，反倒整夜不得安眠，左思右想，结果第二天就到警察局去自首说：“唉，请您千万原谅。我担保不再重犯。昨夜我站在橱窗前，突然玻璃上出现一个窟窿。走到半路，我总算镇定下来，但离开那个橱窗已有三个十字路口。这时我才发现，我把一副极好的、不说买不起也肯定是很贵的鞣皮男手套非法地塞进了大衣左口袋里。”

    警察局不相信有什么奇迹。因此，所有的人，不论是被抓到的还是自首的，统统得蹲班房，刑期是四星期至两个月不等。

    我本人有时也被关在家里，因为妈妈自然猜到了我的比玻璃更硬的声音同犯罪事件有关，虽然她不说出口，并且很聪明地不去向警察局坦白。

    马策拉特则相反，装出遵守法纪的样子，板起面孔，要审问我。我一概拒不招认，并手腕越来越高明地用我的铁皮鼓作护身符，用我永远像三岁小孩似的个子作挡箭牌。每逢马策拉特审问完了，妈妈总是这样大声嚷道：“是那个矮小子的罪过，就是他，他吻了奥斯卡的前额。我当时就预感到，这可不是好事情，因为奥斯卡以前完全不是这样的。”

    我承认，我受了贝布拉先生的影响，影响虽不大，但持续时间很长。甚至家庭禁闭也管不住我，我总能遇到一些良机，溜出去个把钟头，而且没有人来盘问我。我于是又用歌声在缝纫用品店的橱窗上割开一个臭名昭著的圆窟窿，使一位看中了橱窗里某件陈列品的有为青年捞到一条真丝的紫红色领带。要是您问我，我把擦得锃亮的橱窗割开一个巴掌大的圆孔，这种诱惑力已经相当不小，是否还有邪恶在左右我增加这种诱惑力呢？奥斯卡的回答是：没错，是邪恶。仅仅由于我站在黑洞洞的大门口，就证明我是受邪恶左右的。因为众所周知，门洞是邪恶最爱呆的地方。另一方面，我也不想缩小这种诱惑术的邪恶的性质。因此，今天，在我既没有机会去诱惑别人，也不再有这种癖好的时候，我必须对自己和我的护理员布鲁诺说：奥斯卡，你不仅满足了所有默不作声但心中深爱自己目的物的那些冬季行人较小的和不大不小的愿望，而且还使站立在橱窗前的人们认识了自己。某些体面的、穿着时髦的太太，某些规矩的老绅士，某些笃信宗教以保持青春的老小姐，如果他们没有受到你的声音的诱惑而去偷窃的话，他们是决不会认识到自己身上还会有窃贼的禀性的，更不用说那些正人君子的转变了，他们在受你诱惑之前，甚至将一个本领不到家的小小扒手都看做是罪该万死的危险家伙。

    有一个人，我每天晚上埋伏着窥伺他，他也曾三次拒绝偷窃，最后还是动了手，并且成为从未被警方发现的窃贼。此人便是埃尔温-朔尔蒂斯博士，检察官，州高级法院里令人畏惧的起诉人。他变成了一个温柔、宽容、在判决时几乎最讲人情的司法人员，因为他已经献身于我这个窃贼崇拜的小半仙，并且抢了一个真灌毛的修面刷。

    一九三七年一月间，有一次我久久地忍着冻站在一爿珠宝店对面。这家店铺开在市郊一条林xx道上——栽种的通常都是械树。尽管地点偏僻，但是招牌很响。在陈列首饰和手表的橱窗前，有那么一些可以诱惑的对象，要是他们站在别家店铺的陈列品前，譬如女用长统袜啦、兔绒皮帽啦、利口酒啦等等，我早就毫不犹豫地施展我的法术了。

    这就是珠宝对人产生的影响。人一见珠宝，性子就变慢了，变得爱挑剔了，像看珍珠项链似的，可以没完没了地转着围看下去。我也不再用分秒来计时，而是改用“珍珠年”，因为我考虑到，珍珠比脖子耐久，腐烂的不是手镯而是手腕，在坟墓里挖掘到的不是手指而是戒指；总而言之，我也在慢吞吞地选择，嫌这个看橱窗的人充阔老充得太过分，因此不配让他戴珠宝首饰，又嫌那个过于小家于气。

    珠宝商班泽默尔的橱窗里陈列品并不多。几块精选的手表，瑞士的优质货，天蓝色丝绒上几枚同一种式样的结婚戒指，橱窗中央，有六件，确切地说，七件精选出来的陈列品：一条盘了三圈的蛇，用不同色泽的黄金打成，细工镂刻的蛇头上镶有一块黄玉，还有两颗金刚钻以及两颗作为眼睛的蓝宝石，因此显得格外贵重。我本来是不喜欢黑丝绒的，但是，在珠宝商班泽默尔的这条蛇下面衬上黑丝绒，却是最合适不过了。同样，在因简朴而迷人、以匀称而夺目的银制物品下面村上灰色丝绒，会产生一种宁静感，吊足观赏者的胃口。一枚戒指，镶着一颗非常可爱的宝石，使人一看便知道这枚戒指将磨坏同样可爱的妇女们的手指，而它自身则变得越来越可爱，直至达到不朽的程度，而不朽则是珠宝所独享的。谁戴了都要受罪的小项链。谁戴了都要磨损脖子的项链。还有一种轻巧的项链，挂在大致模仿颈根肤色的浅黄色丝绒软垫上。一张编织得很精巧的网，织成又破，破了又织。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蜘蛛，竟能分泌出金丝来把六颗小的和一颗较大的红宝石同住呢？蜘蛛潜伏在哪儿？它守候着什么呢？它当然不是守候着更多的红宝石，而是守候着某个人，这个人的目光被网里似凝结成颗粒状鲜血的红宝石勾引住了——换句话说，这条项链按我的意思，或者按吐金丝的蜘蛛的意思，应该送给谁呢？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八日，在被人嘎吱嘎吱踩硬了的雪地上，在一个散发出更多雪的味道的夜里，在一个可以使人存着希望把一切事情都推给雪来负责的黑夜里，我看见扬-布朗斯基从我埋伏处右边横越过马路，头也不抬地走过珠宝店，随后又踌躇不前，不，不如说是应了谁的招呼停了下来。他转过身去，或者说，他被什么力量扭转过身去。就这样，扬站在橱窗前几棵白雪覆盖的无声的械树间。

    这个清秀的、总有点唉声叹气的、在工作上唯命是从、在爱情上劲头十足、半是傻瓜半迷恋于美的扬-布朗斯基，这个靠我妈妈的肉体活着，并用马策拉特的名义生了我（这一点我至今还半信半疑）的扬，此时此刻，身穿时髦的、可能是某个华沙裁缝做的冬大衣，站在橱窗前，一动也不动，成了一座石雕像。他的目光死盯着金项链上的红宝石，就像站在雪地里的帕西代尔①，直愣愣地盯着雪地上的血迹——

    ①帕西伐尔，布列塔尼传说中的英雄。此处指瓦格纳歌剧《帕西伐尔》中的主角。

    我本来可以把他唤走，或者用鼓声把他唤走。我带着铁皮鼓。它在我的大衣里面。我只要解开一个扣子，它就能一跃而出，进入寒夜之中。我只要把手伸进大衣口袋，就能拿到鼓棒。猎人胡贝图斯①见到一只非常奇特的鹿在他的射程内，他不也没有射箭吗？扫罗皈依成为保罗②。罗马教皇莱奥伸出戴戒指的手指，阿蒂拉一见，便掉转马头撤兵③。但是我呢，照旧射箭，不改变信仰，也不撤兵，照旧当猎人。奥斯卡要达到他的目的，不解开大衣扣子，不让铁皮鼓跳到寒夜里，不用鼓棒敲击冬天似洁白的铁皮，不让一月之夜变成鼓手之夜，而是无声地响了一声，也许像一颗星星，或者像海底的鱼似的喊了一声，先破坏寒夜的结构，使它终于落下新的雪来，随后把声音传到玻璃上，传到厚玻璃上，贵重的玻璃上，便宜的玻璃上，透明的玻璃上，把世界分隔为两个的玻璃上，圣母的、神秘的玻璃上，扬-布朗斯基和红宝石项链之间的橱窗玻璃上，割开一个洞，刚好像我所熟悉的扬的手套那样大小，让割开的玻璃像活门似的倒下，既像天堂的门，又似地狱的门。这时，扬并不畏缩后退，而是将戴着鞣皮手套的手从大衣口袋里伸出来，伸进天国，手套离开了地狱，从天国或者地狱里取走了一串项链，那上面的红宝石能使所有的天使，包括已故的在内，笑逐颜开。他将捏着红宝石和黄金的手又插进口袋里，却始终还站在开口的橱窗前，尽管站在那里是危险的，尽管已没有鲜血似的红宝石硬要他的或者帕西伐尔的目光死盯着那个方向——

    ①胡贝图斯，列日主教，猎人的保护人。据传说，一次狩猎，他看见一头鹿两角之间有一金十字架，于是忏悔行猎之过。

    ②保罗，希伯来名为扫罗，原来反对耶稣基督，后归其门下，称使徒保罗。此处为改恶从善之意。

    ③阿蒂拉（约406～453），匈奴王，曾于452年攻人意大利，罗马教皇莱奥一世（440～461年在位）同他签订和约。文中所述，系传说故事。

    圣父、圣子、圣灵啊！现在圣灵该显神通了，否则圣父，扬，就得遭殃。圣子，奥斯卡，解开大衣纽扣，赶紧拿出鼓棒，在铁皮上敲出了呼唤声：父亲，父亲！直至扬-布朗斯基转过身来，很慢很慢地横穿过马路——啊呀，实在太慢了，他在家门口找到了我，奥斯卡。

    仍旧木然发呆但快要清醒的扬望着我时，天又开始飘雪花了，这一刻多美啊！他伸出一只手，但是没有戴那只接触过红宝石的手套，搀着我默默地但并非心情悒郁地回家去。在家里，妈妈正在为我担忧，马策拉特还是那副老样子，铁板着面孔，吓唬我要去叫警察，其实并不认真。扬没作解释，也没有久留，尽管马策拉特已经把啤酒摆上桌子并请他玩施卡特，他还是辞别了。临走时，他抚摩奥斯卡的头，我则困惑不解，究竟是扬要我严守秘密呢，还是要得到我的友谊呢？

    此后不久，扬-布朗斯基把项链送给了我妈妈。她肯定知道这件首饰的来历，所以只在马策拉特不在家的时候戴着它独自欣赏，或者戴给扬-布朗斯基看，或者还戴给我看。

    战后①不久，我在杜塞尔多夫的黑市上，把这串项链换了十二条“吉祥”牌的美国香烟和一只公事皮包——

    ①指第二次世界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