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者是心境之一状态，更进一步，即为一种人生观的观点，一种应付人生的方法。无论何时，当一个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生产丰富之智慧足以表露其拟想时则开放其幽默之鲜葩，因为幽默没有旁的内容，只是智慧之刀的一晃。历史上任何时期，当人类智力能领悟自身之空虚、渺孝愚拙、矛盾时，就有一个大幽默家出世，像中国之庄于，波斯之奥马·伽亚姆（OmarKhayyam），希腊的亚理斯多芬尼斯，雅典民族倘没有亚里斯多芬尼斯，精神上不知要贫乏多少，中国倘没有庄子，智慧的遗产也不知将逊色多少。

    自从有了庄子和他的著作，一切中国政治家和盗贼都变成了幽默家了，因为他们都直接间按地接受了庄子人生观的影响。老子先于庄子已笑过清越而激变幻橘的狂笑。他一定终身是个独身汉，否则他不能笑得这样俏皮，这样善于恶作剧，无论如何，他到底娶过亲没有，有无子息后裔，史籍上无从查考，而老子最后的謦欬之音却被庄子抓祝庄子既属较为少壮，喉咙自然来得嘹亮，故其笑声的环轮，历代激动着回响。我们至今忍不住错过笑的机会，但有时我感觉我们的顽笑开得太厉害，而笑得有些不合时宜了。

    欧美人对于中国问题认识之不足，可谓深不可测；欧美人有时会问：“中国人可有幽默的意识否？”这样的问句，适足以表示其无知，其语意之奇异，恰好像阿拉伯商队问人：“撤哈拉（Sa-hara）沙漠中有无砂土？”一个人之存在于国家中，看来何等渺小，真是不可思议。从理论上观察，中国人应该是幽默的，因为幽默产生于写实主义，而中国人是非常的实体主义者，幽默生于常识，而中国人具有过分的常识。幽默，尤其亚洲式的幽默是知足悠闲的产物，而中国所有的知足和悠闲，超乎寻常之量。一个幽默家常常为失败论者，乐于追述自己之失败与困难，而中国人常为神志清楚，性情冷静之失败论者，幽默对卑鄙罪恶常取容忍的态度，他们把嘲笑代替了谴责。中国人又有一种特性，专能容忍罪恶，容忍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而中国人两面都有。倘使我们在上面讲过的中国人之特性——知足、容忍、常识、和老猾俏皮是真确的，那末幽默一定存在于中国。

    中国人幽默见之于行为上者比之文字为多，不过在文字上有种种不同型式的幽默，其中最普通的一种，叫做“滑稽”，即许多道学先生，也往往多用别号掩其真名，纵情于此等滑稽著作。照我看来，这实在是“想要有趣而已”。此等著作乃为刚性过强之正统派文学传统束缚之放纵。但幽默在文这中不能占什么重要地位。至少幽默在文学中所担任的角色及其价值未被公开承认过，幽默材料之包容于小说者至为丰富，但小说从未被正统学者视为文学之一部。

    论语、韩非子、和诗经里头，倒有天字第一号的幽默。可是道学先生装了满肚的清正人生观，到底未能在孔门著作中体会什么诙谐的趣味，即如诗经中的美妙生动的小情诗也未领悟，竟替它下了一大篇荒唐古怪的注解，一如西方神学家之解释“雅歌”（SongofSongs）。陶渊明的作品中也含有一种美妙的幽默，那是一种闲暇的知足、风雅的逸致、和丰富的舍己为人的热情。

    最好的例子，可见之于他的责子诗：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

    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

    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

    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

    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

    通子垂九龄，但念梨与栗。

    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杜甫和李白的诗也孕涵着相当的幽默，杜甫作品常令人惨然苦笑。李白以其浪漫恬澹的情绪令人愉悦，但吾人不愿以幽默称之。一种卑劣的威风，道学先生所挟持以为国教者，限制了思想情绪的自由发展，而使小说中自由表现的观点和情绪成为禁物，可是幽默只能在小说和天真观点的领域上生存。事实于是很明显，像这样的囚袭环境，不会增进幽默文学之产生的。假使有谁要搜集一本中国幽默文字的集子，他务须从民间歌谣、元剧、明代小说选辑出来，这些都是正统文学栅栏以外之产物，其他如私家笔记，文人书翰（宋明两代尤富），态度的拘谨如稍为解放，则亦含有幽默之材料。

    但中国人人都有他自己的幽默，因为他们常常欢喜说说笑话，那种幽默是刚性的幽默，基于人生的诙谐的观感。尽管报章的社论和政治论文格调极端谨严，不大理会幽默；可是中国人的重要革新运动和建设方案所采取的轻妙方法，常出乎外国人意想之外，未免幽默过度，像国民党的平均地权计划、水旱灾救济、新生活运动、禁烟委员会宣言。有一位美国教授新迎来游上海，历在各大学演讲，不意听讲的学生每逢听到他诚恳引证的新生活运动时，辄复哄堂大笑；假使他再郑重地引证禁烟委员会的言论，不知要引起怎样更响亮的笑声哩！

    幽默是什么？我已经说过，是一种人生观的观点，是一种应付人生的方法。人生是一出大趣剧。而我们人类仅仅是其中的傀儡，一个人把人生看得太认真，遵守图书馆章程太老实，服从“草地禁止践踏”的标牌太谨饬，常让自己上了当而给长辈的同伴笑话。不过笑话是有传染性的，不久他也就变成幽默先生了。

    此种幽默先生的滑稽性质结果削弱了中国人办事的严肃态度，上自最重大的政治改革运动，下至微末的葬狗典礼。中国人的丧葬仪式，其滑稽足以傲视全球。中国人上中阶级所用的送葬仪式就富于滑稽材料，你可以看见其中有街头流浪顽童排成行列，而目污秽，而穿着绣花的彩袍，其间再杂以新式乐队，大奏其”OnwardChristianSoldiers”，如此情形，常被欧美人引为口实，证明中国人的缺乏幽默。其实中国人的送葬仪式正是中国幽默的十足表现，因为只有欧洲人才把送葬仪式看得太郑重，太想使它庄严化。庄严的葬仪是中国人所难以想象的。欧洲人的错误是这个样儿：他们把自己先人为主的意识，演绎的断定葬仪应该是庄严的。葬仪宛如嫁娶，应该热闹，应该阔绰，可是怎样也没有理由说它必须庄严。庄严其实只配备于其夸张的服装里，其余的都是形式，而形式是趣剧。直到如今，著者犹不能办别送葬和婚娶的仪式二者之间有何区分，如非最后看见了棺材或者是花轿。

    中国的幽默，观乎高度滑稽的送葬仪式的表现，是存在于外表的形式，与现实的内容无失。一个人倘能赏识中国葬仪的幽默，大概已能读读或好好的翻译中国政治方案了。政治方案和政府宣言是存乎形式的，它们大概系由专门的职员来起草，专司起草职员系鸿丽辞藻，堂皇语法的专业者，恰如贯器店之专备婚丧仪式，灯彩行头以出租为业者，故有见识之中国人士便不当它一回事。倘苦外国新闻记者先把送葬彩服印象放在心上，则他大概不致再误解中国的一切方案宣言，而慢慢的放弃把中国当作不可理解的特异民族的念头了。

    诸如此类之趣剧性的人生观，和分办形式与内容的公式，可以用千千万万不同的方法来表明。数年前，国民政府根据中央党部之建议，有一条命令禁止政府各部会都在上海租界区内设立办事处，倘真欲实行这条命令，于各部长殊感不便，他们在上海置有公馆，又得敲碎许多人的饭碗。南京各部长既不公然反抗中央之命令，亦不呈请重行考虑，或老老实实申述其不便和不可实行之理由。没有一位专业的师爷，其智力技巧足以草拟此类呈文而适合于优良之形式。因为中国官吏定欲住居租界区域的这种欲望，即是不爱国。

    不意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想出一个巧妙别致的方法，就把驻沪办事处的招牌，换了一块，叫做“贸易管理局”每块招牌的花费只消二十大元，结果使得没有人敲破饭碗，也没有人失面子。这个顽意儿不但欢喜了各部长，抑且欢喜了颁发这条命令的南京中枢当局。我们的南京各部长是大幽默家；梁山伯好汉之流亦然，军阀亦然，中国内战之幽默处，前面早已交代明白。

    与此恰恰相对照，我们可以把教会学校做例子，来指出西洋人之缺乏幽默。教会学校几年前碰到了一大尴尬，原来那时接到地方当局的命令，要他们办理登记立案手续，外加要取消圣经课程，还要在大礼堂中央悬挂中山遗像，每逢星期一则照例举行纪念周。中国当局殊不解教会学校何以不能遵守这些简单的条款，而教会学校方面亦殊想不出接受之道，于是乎双方陷入僵局。有几个教会团体曾有停办学校之意。某一个时机，什么事情都可以顺利解决了，只有一位头脑固执的西籍校长真是顽梗而诚实，他拒绝从他的学校章程上取消任何一句字句：那章程盖明定以推行教义为主要目的者，西籍校长意下颇欲直率地公开表明宗教课程确为办理学校之重要使命，故迄至今日，某一所教会学校一直未尝登记。这事情真不好办。其实教会学校只要模仿南京各部长的智慧来遵守一切官厅训令：悬挂一张中山遗像，其余的一切便可算作按照中国式而进行的了。不过恕我无礼，这样办理的学校，将为天晓得学校。

    中国人的趣剧的人生观便是如此这般。中国日常语言里头便充满了把人生当作戏剧的譬喻。如官吏的就职卸任，中国人称之为“上台”“下台”；而人有挟其夸张之计划以来者，谓之“唱高调”。我们实实在在把人生看作戏剧。而此等戏剧表现之配我们的胃口者常为喜剧此喜剧。或为新宪法草案，或为民权法，或为禁烟局，或为编遣会议。我们常能愉悦而享受之，但我希望我国人民有一天总得稍为严肃一些才好。幽默，驾乎各物之上，正在毁灭中华民族，中国人所发的欣悦的狂笑，未免太过分了。因为这又是俏皮的大笑，只消跟它的气息一触，每朵热情而拟想的花，无不立遭枯萎而消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