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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生活智慧 六 中国人的家庭

    朱先生有十六个家人,加上三个男仆和四个女仆,他身居高位这是可以想见的。在这样一个大家庭,七个仆人算是相当简朴的了,四个女仆服侍一个妻子、一个妾,四五个孙子并不令人稀奇。作为一家之主,朱先生要对家庭的每一个成员负责。即便他内心很不情愿担当这些责任,他也不得不去承担。这就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中国人的家庭制度植根于中国社会。这种制度形成于这样的观念中,男人并不是单独生活的人,而是生活在一个团体之中的人,一个人必须学习的第一门课程就是要学会与男人融洽相处,而学习这些最自然的地方就是在家里。因此家是重中之重,一切都是从家庭的角度来看的。如果一个人发达,全家人都从中受益并发达起来;如果一个人没有工作,他的家庭会帮助他。

    像一棵大树,树的枝丫形成常见的树阴。一些枝丫死去,另一些枝丫又长了出来,因此树将永远地存活下去。如果有三个兄弟,其中的一个死了,还没有孩子,通过过继一个兄弟的孩子作为死者的孩子,这样香火得以延续,用中国的俗话说是“续香火”,在祖先的祠堂里,在无子的兄弟的墓碑前。

    除了朱先生的直系亲属外,他还负责他家庭的其他几个成员,如今他们与他生活在一起,并靠他生活。其中有两个守寡的舅妈,一个没有工作的舅舅,需要他资助上学的二三个同族堂兄弟。

    在中国,在父亲去世后,兄弟有时将家产瓜分,通常也不分家。常常有这样的观念,但如果没有或者有争议,在世的父母一辈的亲戚仍被作为财产的受益者。但是不管愿意不愿意,一个没有工作的舅舅总是有权利得到帮助的。

    朱先生的爷爷并不喜欢有分家这样的想法,或在几兄弟中瓜分家产。所以事实也是如此。即使其中一个守寡的舅妈有足够的钱养活自已,她也有权利生活在后代的屋檐下。另一个守寡的舅妈已经过继过一个孩子给第二个舅舅做孩子,因为二舅舅没有孩子。想法并不重要,但是延续一个家族的血脉是最重要的。如今,当二舅舅去世后,他将继续有一个儿子来延续“香火”。当然,整个家庭就必须赡养这个舅妈。

    在中国社会中,家庭是一种社会保险。需要帮助的人在家庭中获得帮助。通常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提供援助并不太难,如果所有的救助只是一张床或者餐桌,那么一张床仅仅是一个睡觉的地方,一张餐桌仅仅意味着“再放一个碗和再放一双筷子在桌子上”。

    这句谚语来源于在餐桌上与大家分享食物的中国传统。任何人都一样,没有特殊服务。一个普通的宴会有三个或四个菜,一碗汤,所有的东百都放在餐桌中央。这不是为一个突然到访的客人做的额外食物。中国饮食的主食是米饭(在北方常见的是面条与馒头),肉与蔬菜仅仅“下饭”。如果仅仅是多了一个人,看看就可以判断出来,桌上的普通菜肴更少,只是能用米饭把肚子填饱而已。

    中国烹饪习惯将肉和蔬菜烹任成各种花样——烹饪本身就是一项伟大的艺术——大多数的菜经济实惠。蔬菜和肉一起烹饪能烹饪出更多的花样,蔬菜与蔬菜一起也能烹饪出更多的花样。反正,在中国饮食中有各种各样的菜。不需要大量昂贵的肉,点一桌非常像样的酒席是可能的。同时这份菜单中的菜营养丰富。

    但是物质的帮助并不是中国家庭生活中的最重要的部分,家庭的荣誉才是它的主心骨。这是儒教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儒教是中国三大哲学流派之一。在儒教的教义中和现实生活中,一个人的行为惟一导向就是要维护家庭的荣誉,至少不能轻贱家庭。一个偷了邻人的男孩招来的是对这个家庭的社会鄙视,这件事表明这个家庭没有“教养”。如果一个男人粗鲁或者没有礼貌,这也说明他的家教不好,社会对他的指责还不及社会对他父母的指责多,因为父母没有在家里教他这些,责任在父母身上。依照儒家的教导,做一个善良的儿子是“首要的品德”。如果一个男人通过国家考试给家庭带来殊荣,他会被原谅以往的许多罪过。当两位年轻的华裔科学家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后,其中一位科学家的母亲在佛罗伦萨的家中得到隆重的祝贺,因为她教子有方。

    这种家庭荣誉感作为一种人生的目标有时会到不遗余力的地步。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一个远离家乡居住在新加坡的华人离中国大陆有1000英里远,自己情愿偿还病危的哥哥的债务,从而维护家庭的荣誉,尽管在法律上他并没有义务偿还债务。有时家庭责任感会到另一个极端。从前在我的家乡,一个犯罪者因为谋杀被处决,在最后还鞭打了他的母亲,只是因为在他幼年时他的母亲没有好好教育他。

    因此当一个母亲打一个孩子的屁股,所有的人都能理解。每个人都明白她正在雕琢一块朽木,直到有一天他能自立。孩子也懂得这个道理。他长大之后,至少也能分辨哪些事情是正确哪些事情是错误的。

    家族崇拜是中国家庭整体性的象征。在城市乡村有许多宗祠,大富人家还有单独的祠堂,正如在欧洲的城堡中,贵族还有私人的礼拜堂。祖先的牌位上没有图像,一块块修理过后像大角尺似的木片上面刻有祖先的名字,它们一排排地安放在祭坛和香火的中央。在纪念日或新年第一天,或任何重大的场合,如一个家庭成员荣升政府高官,燃香,点蜡烛,供品摆在祭台上,子孙们跪在牌位前祈福。这一天也是提醒后人向祖宗致谢的一天。

    在日常生活中,从家庭的角度思考事情的习惯在许多方百都可以见到。一个男人的妻子被称为“媳妇”——“你儿子娶媳妇了吗?”——因为新娘是一家之长选定的。因而一个人参加婚礼就是去看一个男人娶一个“新媳妇”,新娘生下的不是“孩子”,而是“孙子”。

    与西方家庭成员关系相比,中国的更加复杂。有各种的称谓,根据她是不是年龄大的哥哥的妻子、年轻的弟弟的妻子或妻子的姐姐。舅妈、舅舅和堂叔也用同样的方式称呼。因而,一个父亲的姐妹是

    “姑”,一个母亲的姐妹是“姨”,一个叔叔的妻子是“婶”,诸如此类。

    中国家庭制度的一个自然结果是:尊重老人,尊敬长辈。在美国,一个家庭通常由一对夫妇和他们的孩子组成,在中国和欧洲的许多地方,家庭成员还包括爷爷奶奶。

    在这样一种统一的生活模式之中,有内在美存在。当孩子年幼时父母照料他们,他们长大之后又照顾他们年长的父母。生活如此轮回。当你是一个无助的婴儿时,年轻的妈妈照料你;当她年岁大,没有生活能力时,你照顾你的妈妈。在中国人看来,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在古代,妇女不参加公众的生活。如今随处可见中国妇女工作在政府部门、银行和商业楼里。与美国一样,妇女很少做高官。但是在中国古代传统中前所未有地强调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一旦一个人认识到家庭在中国的重要性,他就能理解那个角色是多么的重要和多么的荣耀。即便儿子是丞相,当他母亲说话时他得立即闭嘴,如果他犯了大错甚至得下跪道歉。

    中国最伟大的小说《红楼梦》里就有这样的描写,小说中的所有妇女都是那么的伟大和迷人。对于如何去管理家务事,男人们知之甚少,如果要管、结果看上去总有点好笑。丈夫们和父亲们谈论家事时,他们能做的就是独断,理所当然就显得很好笑了。没有哪一个中国人会说妇女没有智慧。

    在古代中国教育女孩就是培养一个淑女,在女性的技艺方面成为佼佼者,包括针线活、烹饪、文学、艺术和音乐,一如18世纪的欧洲。缠足是过度追求淑女化的一个恶果。因为其本质是性别追求的结果。妇女渴望拥有一双小脚,越小越好。所以母亲们预想和希望一双值得自豪的小脚,女孩子很小时大人就开始给她们缠足,不让脚自然地生长。在古代中国,缠过的脚才被认为是美的。另外,她们完全改变了走路的步态和妇女的仪态,一如妇女穿高跟鞋地的效果。现在妇女很少缠足了,但是纵然缠足的风俗还延续,拥有一双小脚的妇女也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

    纳妾制度提供了一种解决大龄婚问题的方式。在西方,婚姻破裂就通过离婚来解决。而在中国,丈夫通过纳妾来解决,妾通常是一个来自偏远地方或娱乐场所的女孩。法律上妻子的地位高过妾,妻子具有头人和母亲的地位,妾的孩子是合法的,与妻子的孩子一视同仁。依照中国的法律和传统,丈夫有权娶第二个妻子——即妾——假如在他四十岁时妻子还不能生子的话。

    在中国也有离婚现象,便是特别少见。如果儿媳虐待公婆,或让他们挨饿,或歧视他们,丈夫可以理直气壮地在衙门中得到离婚的判决。在中国家庭中父母总是比了郪更重要。根据中国法律,在丈夫成为富人之后,是不允许他与曾经共患难的妻子离婚的。有一句中国谚语说,“糟糠之妻不下堂”,即使你飞黄腾达。

    祖宗崇拜和将家庭视为社会基础的观念成为儒家教义中的一部分。当然,比起家庭品德教育,儒教的内容更为博大。但是家庭道德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培养其他社会品德的基础。孔子没有创立或者创造祖先崇拜,早在他之前的七百年,这种观念已经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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