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作家经历过像卡夫卡现在经历的命运：生前几乎完全默默无闻，而死后很快便世界闻名。

    对手弗兰茨·卡夫卡来说，这种命运的刻薄由于他对荣誉持全然无所谓的态度而得到缓解。在他心目中，写作（在他一篇日记中这么写着）是“祈祷的一种形式”。他努力的方向是内心的完美、白壁无暇的一生。不能说他毫不在乎世界对他怎么想。他只是没有时间来顾及这个问题。充斥他心中的是对伦理上最高境界的追求，这是人应该达到而实际上几乎达不到的境界；是一种上升至痛苦、至半癫半痴状态的冲力——不能容忍罪恶，容忍谎言，既不能容忍自我欺骗又不能容忍对他人的刻薄。这是一种经常以自我鄙薄为形式出现的冲力，因为卡夫卡仿佛是用显微镜观察他自己的弱点，渴望与纯洁、神圣获得最紧密的融合，在他的格言中这被冠以“不可摧毁的东西”。这种全力以赴的追求占据了他的一生。在这个意义上，卡夫卡是现代作家中最接近托尔斯泰的人。“倘若心中没有对某种不可摧毁之物的信念，人便不能生存。”卡夫卡以这句话清楚地表明了他自己的宗教观。很少有人注意到这句话。

    卡夫卡生前的状况便是如此。

    在他死后，一开始找不到一家大出版社愿意出版他的遗作。每一本我几乎都必须先在另一家出版社中出版。我试图引起一些名人对这些出版物的兴趣。盖尔哈特·霍普特曼写信对我说，可惜他还从来没有听到过卡夫卡这个名字……今天人们打开每一期德国的、法国的、英国的、美国的或意大利的杂志，差不多都会碰到这个名字。

    今天聚集在卡夫卡这个人物上的耀眼的灯光自然也会引起对他的形象的一切扭曲。但只要充分相信卡夫卡自己教诲的那个“不可摧毁之物”，对那些扭曲也可以不必放在心上。换句话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难以着手的人格的正确的形象轮廓将自己会显现出来，尽管这个轮廓今天还是那么有争议。

    但是如果今天就能有机会描绘出本质的、正确的轮廓来，自是令人高兴的。也就是说，如果那些曾与卡夫卡有个人联系的证人出来讲话的话。比如最近我得到的《回忆卡夫卡》一书，这是卡夫卡的一个朋友（弗利德里希·梯伯格，现在在耶路撒冷）写的；比如卡夫卡生命的最后岁月直到他去世的生活伴侣朵拉·笛芒（她不久前，于1952年8月在伦郭去世）在她在以色列可惜太短暂的逗留中，在公众演讲和私下谈了许多她与卡夫卡共同生活的事情，大多数由费利克斯·威尔奇记录了下来。加入这些证言行列的有玛尔特·罗伯特关于朵拉的报道，还有古斯塔夫·雅诺施值得注意的记载。雅诺施的记载之特殊价值在于：他在卡夫卡生前便记下了卡夫卡的言论；这好比艾克曼在歌德每次讲话之后马上将其记录下来，从而给我们留下了了解歌德这个真实的非凡人物的无法估价的源泉。雅诺施自己在他的书的“前言”和附录的“说明和解释”中介绍了他自己的生平和《卡夫卡谈话录》的产生经过以及手稿的故事。这里需要补充一下的是，这部手稿是怎么到我这里来的，它是怎么补充了从1920年3月底以后这段时间里，即从雅诺施认识卡夫卡的那天起，我们对卡夫卡生活的认识。关于这段时间直到不久前还没有很多出版物提及。雅诺施的记载填补了这个空白。

    1947年5月，即我最终离开我出生的城市布拉格八年后，我收到了一封从布拉格寄来的信，信是以这几句话开头的：“我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我。我是您离开这里前不久在布拉格日报’上报道过的那个音乐家；也就是促成弗兰茨·卡夫卡的《变形记》捷克文译本在弗罗里安那儿发表的那个人。”写信者问我，他是否可以把他“关于弗兰茨·卡夫卡的日记记载”寄给我，他在为此找一家出版社。“弗兰茨·卡夫卡是我的青春时代——而且不止于此。您可以想象我的紧张心情，”在雅诺施给我的第二封信中这么写道。

    这部手稿隔了很久才到达。而由于我当时工作繁忙，相当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去读。最终还是我的女秘书爱斯特·霍弗夫人（她在我整理和出版弗兰茨·卡夫卡的遗作中鼎力协助，使我欠她无限的情）拿去了这部著作，并在读后告诉我，这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重要的著作。于是我开始读这些记载，其充实的新鲜内容向我涌来，令我惊讶，而这些内容清清楚楚地、无法替代地留着卡夫卡身上所宣示的那种天才的印记。就连卡夫卡的外表，他的讲话方式，他边说话边作手势的那种给人深刻印象的、柔和的姿态，以及他的相貌都活灵活现。我感到好像我的朋友突然活了过来，刚刚走进我的房间。我重新听到他说话，看到地闪闪发亮的活跃的目光停留在我的身上，感觉到他安静的、痛苦的微笑，为他的智慧所吸引并深受感动。

    此后不久，朵拉·笛芒来此探访，她多次来看我，有一次我给她念了雅诺施这本尚未出版的书的片断。她马上被吸引住了，在雅诺施保留下来的一切文字中她认出了卡夫卡那无可替代的风格及其思维方法。她在这本书中感到真正地与卡夫卡重聚了，深受感动。于是这些谈话的真实性得到了两个证人的证实；不久又来了第三个人。卡夫卡的《致密伦娜书简》问世了，是由我的朋友维利·哈斯整理出版的。这些信件在一家布拉格银行的保险箱里保存了二十年之久，我没有见过。现在我读到这些信件了，依我看，这些信属于所有时代里最伟大的情书之列，足以与朱丽叶·德·莱斯庇纳斯那些灼热而谦卑的书信相媲美。这里，在一些插曲中我又碰到了那位拘谨的年轻人古斯塔夫·雅诺施，他把他的最早的一批诗歌送交给他极尊敬的卡夫卡评阅，同他一起讨论，而由于卡夫卡沉浸在完全不相干的思想和爱好之中，这种征求意见明显地打扰了他。雅诺施记载中涉及的整个对话局面当然只是他从一个方面看到的，而从另一个精度，从对立的方面看是掺杂着讥讽的滴剂的，却正因为如此而更证实了其真实性。

    此外，雅诺施在我于1937年发表的卡夫卡传记中已经首次被提及，当然只不过在比喻中，说得更清楚些：随着他父亲的形象出现，没有提到名字。在第三章中我描述了卡夫卡如何善于同他工作的办公室内的同事们，即工人工伤保险公司的同事们交朋友，包括“同非常普通和思想非常混乱的心灵”。我举例谈到一个监察员，弗兰茨曾将他的记事本转交给我。现在我又找到了那个记事本，在现在这个时刻它正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这个记事本开头写着这么一句话：NOSEXULESFILllEVAEINHACLACRIMARUMVALLE（见上面第三章）。这本记事本的充满幻想和独特思想的编撰人不是别人，正是雅诺施的父亲。我既结识了父亲，稍后也认识了儿子。人们会注意到，雅诺施一书的诠注落款是“阿尔玛·乌尔斯”这个笔名，这便会令人感到与刚才提到的记事本有联系。父亲高雅的形象和他不幸的异族婚姻感人的次要主题，在古斯塔夫·雅诺施的记载中，在卡夫卡形象的主旋律之外清楚地得以表现（这里可对比卡夫卡关于雅诺施父亲的评价，见《致密伦娜书简》第121页）。对卡夫卡来说，他同雅诺施交往的整个时期处于“密伦娜·耶申斯卡一波拉克”这个命运攸关的信号之下。雅诺施于1920年3月底认识了卡夫卡。卡夫卡日记从1920年1月到1921年10月15日这段时间是个空白，与此有关的本子或散页无处可找。1921到10月15日卡夫卡第一次提到，他把他所有的日记都交给了密伦娜。有可能他那时正好将与这一伟大的爱情插曲有关的部分毁掉了。他死后，密伦娜把这些日记带给了我，还有长篇小说《失踪者》和《城堡》的手稿，这些保存在她那里，指定要交给我的。密伦娜在卡夫卡死后写给我的谈及这些事的那封信，我把它作为倒数第二封摘引于下。卡夫卡在日记中以M．标示密伦娜，有关的笔记我在其他地方（在卡夫卡父母的住处，在弗兰茨暂住过的小房间里）找到，可循迹至1922年5月。那种一开始即成为卡夫卡最大幸福的狂热的关系很快出现了悲剧性的转折。我保存着卡夫卡的一封信，他在这封信中恳求我阻止密伦娜再去看他。读者在将载入卡夫卡斯有信件的那本书中见到这篇东西。

    这就是雅诺施交给我们的谈话内容之暗淡背景。对当时充满心中的巨大苦恼卡夫卡只是隐隐有所提及，此外，他以客观地进行哲学思考的人出现，以纵览的方式关心着世界大事、各民族和各阶级以及各宗教间的斗争。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卡夫卡在他一生几乎所有情况下持有的巨大的自制力——除非是他坐在日记本前或在与最亲密的朋友谈话时。

    雅诺施转达的卡夫卡的话给人以真实可靠的印象，它具有卡夫卡通常讲话风格那种不会误认的标记，这种风格也许比他写作的风格更简明，更精确，对于卡夫卡来说，要说什么没有意义的话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从未从他嘴里听到过一句不深刻的话。即使在他谈论最日常的普通事情时也同样如此。对他说来（也同样对正在与他谈话的人说来），根本就不存在日常。他从不刻意追求思想深刻的格言，而是一切都自然轻快地从他嘴里涌出，他的话在胚胎状态中就是奇特的，奇特地诞生，根本无须去寻求奇特性。当他没有重要的话可说时，他宁可闭口缄默。在同雅诺施谈话中的素材范围也是我自己在无数与卡夫卡的谈话中所熟悉的，我毫不困难地认出这些话题素材正是卡夫卡关心的核心范围。

    在我的卡夫卡传中我仅以一段简短的解释将雅诺施作证的这一整段时间一笔带过。由于那时密伦娜还活着，我有所保留。在那以后，我们从玛加蕾特·布伯一诺伊曼的书中（《斯大林和希特勒管制下的囚徒》知道了更多关于这位不平凡的女性的事，也知道了她在集中营中的可怕的死亡，还有她感染所接触的所有人的那种神奇的、鼓舞的力量。卡夫卡（192年1月18日日记）曾将她的品质说成“无所畏惧”。现在卡夫卡给她的信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认识她的手段，此外还有维利·哈斯撰写的跋和密伦娜这个真正了不起的女人的重要的肖像画。在一定意义上，她生存方式的光芒也在雅诺施的记载中反映了出来，尽管她的名字从未被提到过。可是要理解卡夫卡对雅诺施讲过的许多话并找到正确的回音，就必须考虑到，在卡夫卡当时特别用心考虑犹太人问题的时候（如对话所示），他爱上了密伦娜这么一个捷克女基督徒，而且她的两个女友都嫁给了犹太人。密伦娜的丈夫也是犹太人。为了跟他结婚，她与站在政治舞台上的、身为民族主义思想特别强烈的父亲这个捷克人之间爆发了最激烈的冲突。卡夫卡处在这样全新的、激动人心的环境中，面临这样的抉择，使他能更深入地观察犹太人问题。

    在读了雅诺施的《谈话》及《致密伦娜》后我才明白，卡夫卡伟大的长篇小说《城堡》提供了根本性的注脚，这是一首惊人的悲剧叙事诗，写的是一个陌生人，一个无家可归者，他想要在他所选择的家乡扎根，却不成功。

    撇开《城堡》之外的一切更广泛、甚至包罗万象的宗教内容不谈，不可忽视传记住这个前提。推诺施无意中为帮助理解这些内在联系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关于这些内在联系，密伦娜给我的信件（八封信，一部分对卡夫卡作了广泛的分析，谈到了他与她的关系）和我自己关于卡夫卡生命的那个阶段的笔记，以及密伦娜口头对我的叙述还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人们可以在长篇小说《城堡》中找到卡夫卡对密伦娜的爱情关系的反映，这些往往是以古怪的疑惑和轻蔑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这是所发生事情的强烈的扭曲变形，也许只有用这种手法才能拯救他脱离危机。密伦娜在长篇小说中是以极端漫画化的形象借“弗丽达”之身出现的。她为了搭救卡夫卡（K．），迈出了关键性的步子；她与他结合，与他一起在贫困和放弃享受的情况下建立了家室，然而愉快而坚定，她想永远属于他，并通过这一点引导他回到质朴和直接的真实生活中来。可是就在K．取得进展，抓住伸来的手的同时，对那个女人产生影响的先前的联系又冒了出来（“城堡”、民众、社会，尤其是那位神秘的先生克拉姆，在他身上可以看到的是以夸张的、妖魔化了的吓人形象表现出来的密伦娜内心无法摆脱的合法丈夫），梦想中的幸福很快便告终结，因为K．不愿只获得一半权利，他希望的是独自将弗丽达娶为妻子，而不能让她老是为“城堡”的信使们，那些谜一般的助手，为克拉姆所占有。可是她却背叛了他，回到了她曾经摆脱的“城堡”的势力范围中去。随着故事的发展而清楚起来，K．心中整体获救的愿望之火燃烧得远比弗丽达坚决，弗丽达心中的愿望像点燃的稻草般一烧便尽，或者很快就失望了。密伦娜口头告诉我，她的丈夫得知卡夫卡是他的情敌并想要娶她时，他重新开始对地产生兴趣。

    这部长篇小说和亲身经历的平行线还可以画得更远，可以看到K．身上自我折磨的特征强烈地显示出来。在长篇小说中他把自己看成是一手制造一个邀请、一个职位之任命的假想的骗子。劝他们断绝来往的密伦娜的女友们在长篇小说中夸大地上升为神话般的、命运女神般的女店主形象。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古代悲剧中的合唱队。弗丽达在奥尔加（在长篇小说中）面前表现出来的奇怪的妒忌和蔑视，反映了密伦娜对卡夫卡当时的未婚妻J．W．的态度。她断然要求卡夫卡与W．和她的家庭断绝关系。她的这个要求提得十分尖锐，甚至不合理，卡夫卡自己就曾这么指出过，尽管他还是听从了她。被社会遗弃的奥尔加一家同样也要去迎合现实。像这种现实主义的砖石在《城堡》中还可以找到很多。而整个建筑物大大高出一切这类砖石，作者把人间所有零碎部分富有想象力地改造一番，堆成高大的整体。假如人们看到了这个给人以强烈预感的、始终在模糊的光线中晃动而又有效地发出预言的整体，看到这整个建筑物，人们自然会更加为这部长篇小说深深吸引，产生无穷的赞赏之情。生活中的细节对于产生一部文艺作品所具有的重要性当然不能估计过高；但如果完全忽视其重要性，那么非常容易产生错误的观点。

    长篇小说《城堡》构成了《谈话录》以及《致密伦娜》的布景和舞台。卡夫卡是在1921和1922年之间写这部小说的。我可以证明他从事于这部小说之写作的第一个日期是1922年3月15日。卡夫卡在这天将这本即将写出的书开头相当大的一部分念给我听。相似的主题当然在很久以前就出现在他的日记中了（比如1914年6月11日：村才子里的诱惑D。卡夫卡1917年在屈劳的经历构成了书中的环境；我甚至可以证实其材料与他中学时代的读物的关系（同博切娜·汉姆可娃的优美的捷克文长篇小说《祖母》就有关系，在那部小说中，同样有一个给人以陌生感的宫殿统治着一个村庄）。密伦娜的信也隐隐约约地点到了这个古典女作家。可是这一切并不能阻止我们承认，仅仅通过同密伦娜相识，所有在作者心灵中早已形成的容器才装满了沸腾的内容，这种内容使他如痴如醉，使他产生了创作《城堡》这部长篇小说的灵感。在产生《城堡》的那个时期，除了卡夫卡致密伦娜的信件和密伦娜致我的信件外，雅诺施的回忆也成了极重要的文献。由于正是在这个时期卡夫卡的日记完全中断了，而在此后不多的几年中也残缺不全。因此雅诺施的回忆就更显得重要了。

    我将在此首次发表的密伦娜给我的八封信让我们深入地看到她与卡夫卡之间的整个关系，并且是从女方的角度出发看的。这样它们便在重要的特征上补充了由《致密伦娜》画出的这个爱情的画面。

    第一封信落款日期是1920年7月ZI日，是（同第二封一样）用德语写的，我将不作删改地抄录于下。第三封到第六封信（包括第六封），包含着最重要的内容，是由密伦娜投入其全副身心热情奔放地草就的，显示了她美丽的捷克母语，我在此将尝试着译出来。随着与弗兰茨关系的弦断音绝，密伦娜显然对我也更加有所保留了；所以她的最后两封信又回到了德语，她的德语比她的捷克语表达方式显得保守些。

    关于密伦娜的捷克语在此再说几句。密伦娜·耶申斯卡夫人是一位出色的女作家，而且不是她家庭中唯一的一位。关于同一姓氏的另一位女作家，假如我没有弄错的话，那是她的姑母；由于她捷克沙文主义的、小市民的思想意识，她在我们的圈子里是受非议的。相反，密伦娜则经常为布拉格自由派的日报《论坛报》撰稿。这份报纸是由感到自己是捷克人的犹太人，即激进的同化论者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反对者们创立的，这成了文学上颇受重视的一张报纸，捷克最杰出的作家中有许多人参加该报的工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密伦娜从维也纳寄文章来，至少每星期天在这份报上发表一次。卡夫卡常以极大的热情跑到一个报刊亭去，看看新的一期上有没有密伦娜的文章，此情此景至今历历在目。密伦娜写关于在维也纳的生活的报道，社会圈内的交谈，关于书的事，关于女式时装，关于日常新闻，此外还有一般的心理学观察。卡夫卡简直找不到足够的赞美言词来形容这些文章的精巧、活力、风格之轻松自如。他常将它们同他心爱的作家之一冯塔纳的书馆和游记相比。他买来报纸，大段大段地朗诵给我听；我承认，这些受到称赞的描述设有什么在我脑子里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什么也没有在记忆中留下。当然可能责任在我这边。看来应该花力气把密伦娜这些记者文章找出来，收集起来；因为卡夫卡对其文学价值的高度评价显然并非仅仅出自爱情，而且也是出自对密伦娜写作质量的客观评价。他关于文学事务的判断总是极其独特、精确的，失误非常少见。在出现失误的地方（比如对格里尔帕策的《可怜的乐师》的明显错误的评伦，《致密伦娜》一百零一页，甚至说它是“浅薄的、矫揉造作的”—一据我看来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再说也与卡夫卡自己在日记中及口头上对《可怜的乐师》的激动的评价相矛盾），必须始终考虑到，卡夫卡出于自我憎恨攻击某个作者的观点，实际上认为必须批判的是自己这种观点。这是一种与作者共同进行的自我对号入座。

    据我所知，密伦娜没有出过书籍形式的作品，译作除外。

    第一封信是由一件初看上去流于古怪的事情开头的。有人告诉我，在布拉格旁的维勒斯拉文精神病院里多年来关着一个不幸的人，他家里人关心他的囚禁状态。那人要求我开始为营救无辜受害者干点什么。卡夫卡告诉我，以前密伦娜也在这病院里待过，认识了队队先生。所以我写信给密伦娜，请她谈谈有关NN．的情况。我以前认识密伦娜，经常与她匆匆见面，那是在韦尔弗或作家保尔·科伦菲德组织的社交场合中。我知道她在维也纳同韦尔弗的朋友恩斯特·波拉克过着极不幸的婚姻生活。波拉克才华横溢、知识丰富，也搞些哲学研究（逻辑斯谛论者），被人们称为“行家波拉克”，他对她有着非常强大的影响（对其他女人也同样）。可引为对照的是《城堡》中许多处于克拉姆的描述。我知道，密伦娜是不顾全家人的反对投入波拉克怀抱的；也许她被迫居留维勒斯拉文与她家里人把她同波拉克分开的企图有关。波拉克同时与维也纳一个非常美丽的、智力平平的女人有着爱情关系，这个女人与另一个人有着暧昧关系，与之结了婚。波拉克想干什么就明目张胆地去干，丝毫不考虑密伦娜的感情——而她看来对他的无所顾忌深感痛苦，却似乎同时又爱这种折磨。她必须自己赚钱养活自己，她说到过，有时她在维也纳一个火车站为游客提箱子，为求一饱。布拉格她那百万豪富家庭许多年内不给这个“失去的女儿”任何资助。弗兰茨是在她这样的困境中认识她的。当他1920年上半年从美兰休养后回到布拉格时，我简直认不出他来了；他这个平常多么平静的人那样幸福、那样兴奋地叙述着与密伦娜在维也纳度过的日子。然后他每天给她写几封信，也收到许多来信，但远远不能满足他的胃口。有时干脆电报往来。我不得不经常到弗兰茨的办公室（工伤保险公司）去找他，帮助他打发等待密伦娜的电报的漫长时辰。我发现，这种可怕的激动无疑给他已被疾病动摇了的身体状况带来可怕的恶化。作为我的朋友的忠实助手（后来他在我的关情问题上作了同样的贡献），我劝说密伦娜以轻松些的方式对待病人。对此，密伦娜寄来了第二封信。第一封信中的气氛还相当安宁；这表现在这第一封信在开头和主要部分谈的是一件远离切身关系的事情；但这件事又强烈地照亮了卡夫卡的人性，因为正是他不断地催我为那个被医生关起来的N．N先生插手干预。那时我们俩还有足够的精力，不仅关心自己的命运，而且关心第三者的痛苦。直至今日，我们在保险公司走廊里不祥地回响着的脚步声依然在我耳边震荡。只有在上午弗兰茨才必须在那座陈旧的大楼里坐着度过办公时间，但那时他下午也在办公室里度过，因为每时每刻都可能有密伦娜的电报或急信到来。

    密伦娜给我的第一封信是这么开始的：

    非常尊敬的博士先生：

    您希望我提供某种证据，证明N．N．先生在维勒斯拉文遭遇的是不公正的待遇。可惜我可以告诉您的有关当局的事没有多少确定的、成熟的东西，尽管我非常愿意这么做。我从1917年6月至1918年3月逗留在维勒斯拉文，住在那同一座别墅中，我能为他做的一切无非是：我数次借书给他，他数次使我被关起来；也就是说，他不得与任何人交谈；一旦发生了他与任何人交谈的事，即使内容无关紧要并当着护理员的面也不行。那么一来，所有的人都会被关起来，护理员被解雇。

    接下去描写了那被囚禁者所处的糟透了的处境。一句也许包含切身经历的典型的话是：“精神病学如果被滥用，便是一门可怕的学问。一切都可能是不正常的，每句话都可以成为折磨者的新武器。我敢起誓，事实便是如此，而N．N先生在世界上别的地方同样能生存。但我却无法证明任何事情。”

    我的干预一无成效。但这是后来的事情。这封信在结尾部分自己把话题转到了弗兰茨身上，密伦娜总是把他称为“弗兰克”。

    我对您还有一个重要的请求，博士先生。您知道，我从来无法从弗兰克那里得知他的近况。他总是告诉我他的情况“好极了”，这个可爱的人，他总是说健康得不能再健康，宁静得不能再宁静等等。我请求您，真的请求，请求——假如您看到，假如您感觉到他在受苦，为我的缘故肉体在受苦，请您马上告诉我。我不会对他说我是从您那儿获悉的；假如您答应我，我心情会平静一些的。我将怎么帮助他，我不知道，但是我会帮助他，这我知道得很清楚。弗兰克说，必须“爱您，为您而自豪、钦佩您”，现在我做这一切，并预先表示真诚的感谢——首先为我能依靠您表示感谢。

    我在回信中没有隐瞒，卡夫卡的状况在最近恶化了许多。7月29口密伦娜写信给我：

    我确实非常恐慌，我不知道弗兰克的疾病是这么严重。

    在这里时他真像个健康人，我根本没有听到过他咳嗽，他精神焕发，心情愉快，睡眠香甜。您感谢我．亲爱的、荣爱的马克斯，却不是谴责我已经很久没到他身边去了，谴责我坐在这里仅仅写写信。我请求您——我为此请求您：别认为我是个坏人，别认为我心情轻松。我在这里。心都碎了，完全绝望了（别告诉弗兰克！），手足无措。可是您写道，弗兰克确实需要我，从我这儿得到点什么，某种好东西。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幸福，真的马克斯。弗兰克无疑会到什么地方去，我将为促成此事尽一切力量。假如没有其他办法，那么我就在秋天自己到布拉格去。我们会送他离开布拉格的，对不对？我也希望，他在别的地方将很平静，心灵处于好的状态。我（这用得者说吗？），我将为此尽一切力量。

    我的婚姻和我对丈夫的爱情的故事十分复杂，在此一言难尽。不过这事使我现在难以脱身，也许我永远不可能，我——不，语言是愚蠢的。但我不断地为我自己寻找出路，不断寻找解决办法，不断寻找善与正确。马克斯，请您相信，我不会让弗兰克痛苦的，请您相信我，这一点对我来说比世上其他一切都更为重要。

    现在您在他那里。有什么消息您一定会马上告诉我的，您会严厉而真诚地对待我的，对吗？我今天感到轻松些了，因为我有了您，因为我不再那么过于孤独了。

    等您回来，请您来信告诉我旅行的外界条件（比如办公室），再就是什么是必须为此做的事，怎么做？尤其是：从医生的诊断看他是否有恢复健康的可能？这一切都无关紧要，我写这些干嘛？关键是让他离开那里，而他会这么做的，毫无疑问。我非常感谢您。我真的深深地感激您，您在信中对我这么好。请您原谅我称您为马克斯，弗兰茨是这么说的，而我已经习惯了。

    致衷心问候！

    密伦娜·P

    这里逐字逐句、不加删节地刊载了第二封信。我只是省略了密伦娜画的许多语气加重线。此外，我觉得她的笔迹与托马斯·曼的笔迹有某些相似之处；这是非常奇特的，因为托马斯·曼的笔迹（尤其在早期）似乎是独一无二的。

    第三封信的开端涉及的是我的一本书，密伦娜非常赞赏它。接下去她写道（我从捷克语译了出来）：

    我真想夜以继日地答复您的信。您说，为什么弗兰克畏惧爱情而不畏惧生活呢？然而我想，事情不是这样的。生活对他来说与对所有其他人完全不同，首先，金钱、交易所、外汇中心，甚至一台打字机在他。心目中都是神秘的事物（事实上它们也是如此，只不过我们其他人没有感觉到而已），它们对他来说是最奇怪的谜，他面对它们的态度与我们完全不同。比如他的公务员工作是一种普通的履行职责吗？在他眼里机关（包括他自己的）是那么谜一样，那么值得欣赏，就像一个孩子看待火车头一样。他弄不懂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您曾同他一起去过邮局吗？他按照格式写好电文，摇着头去找他最喜欢的一个小窗口，于是（丝毫无法理解为什么）从一个窗口走到另一个窗口，直到碰到合适的，然后他数好钱，拿到找头，点一点收到的零钱，发现人家多给了他一个克朗，把这个克朗还给坐在窗后的小姐。然后他慢慢走开，再点一遍钱，在最后一道楼梯上他发现那给还的一个克朗仍然应该是他的。这会儿您站在他旁边不知怎么办才好，他两脚交替落地，考虑该怎么办。走回去是困难的，上面挤着一准入。“让它去吧”，我说。他震惊地看着我。怎么可以算了呢？他并不是为这个克朗难过。但这样不好。这根本不是一个克朗的问题。怎么能听之任之呢？他就此说了很多，对我非常不满。而这样的事重复发生在每个饭店里，在每个女艺丐那儿，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有一次他给了一个女乞丐两个克朗，想要收回一个。她说她没钱找。我们在那里站了两分钟，考虑怎么办这件事。后来他想起来，他可以把两个克朗都给她。但刚走开几步，他就变得闷闷不乐。而这同一个人不言而喻会毫不犹豫地、激动地、非常愉快地给我二万克朗。可是假如我请求他给我二万零一克朗，我们就必须找个地方去换钱，如果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把二克朗换成两个，那么他就会认真考虑，他应该怎么处理不该给我的那个克朗。他对钱的狭隘几乎同对女人的狭隘一样。他对机关的恐惧同样如此。有一次我给他打电报、打电话、写信，恳求他看在上帝的份上到这里来一天。当时对我来说非常必要。我拼命诅咒他。他几夜睡不着，折磨自己、写了一些充满自我践踏的信来，但人没有来。为什么呢？他不能请求休假。他不能向经理——即那个他从内心深处（真实地！）钦佩的经理，因为他打字速度快——他不能向他说，他要到我这儿来。找别的什么借口——又是一封震惊的来信——怎么说呢？撒谎？对经理编个谎言？不可能。假如您问他，为什么他曾经爱他第一个未婚妻，他回答：“他是那么会做生意。”说这话时，他的险由于敬重而放光。

    噢，不，整个世界对他来说是谜一般的，始终如是。是个玄奥的秘密。是某种他没有能力做到的事，他从感人的、纯洁的质朴性出发给予高度的估价，因为那是“会做生意”的。我对他谈到我的丈夫，谈到他一年里上百次地做不忠于我之事，他以一种方式吸引着我和其他介入。这时他脸亮起了同样的敬畏之光，就像那时他谈到他那字打得很快，因而是个杰出的人的经理时一样，就像他说他的未婚妻“会做生意”时一样。这一切于他都是某种陌生的东西，打字打得快的入、有四个情妇的人对他来说是不可理解的，正如在邮局里误付的那个克朗和多给女乞丐的那个克朗是不可理解的一样．之所以不可理解，是因为那都是活的。但弗兰克不懂得生活。弗兰克没有生活的能力。弗兰克永不会健康。弗兰克将很快死去。

    事情显然是，从表面现象看我们大家都有生活的能力，因为我们不如何时已在撒谎中找到了避难所，避到了目不见物、精神激昂之中，进到了乐观主义、具有某种信念的场所，遭到了悲观主义或其他什么东西的地方。但他从来没有逃到某种避难所之中，没有找到任何避难所。他绝对没有撒谎的能力，就如他没有灌醉自己的能力一样。他没有一丝一毫庇护，没有栖身之处。他就像一个赤裸裸的人处于穿着衣服的人们中间。甚至那一切，他所说的、他本身所是的、他所度过的一切都还不是真实。便是这么一种局限于一定范围内的存在，摆脱了一切可以帮助他改写生活的附加因素——无论在美好或在困苦状态下，都是一样。而他的苦行主义毫无英雄气概——因而更显得伟大和崇高。任何“英雄主义”都是谎言和懦弱。这不是一个将其苦行主义作为达到某种目的之手段的人；这是一个由于其可怕的洞察力、纯洁性和无妥协之能力而被迫采取苦行主义的人。

    世上有非常聪明的、但也不愿妥协的人。但他们戴上了魔幻眼镜．从而看一切东西都不一样了。他们因此而不需要妥协。于是他们会飞快地打字，能拥有女人。他则站在他们旁边，惊奇地看着他们，看着一切，包括打字机和女人。他永远不能理解。

    他的书是令人惊讶的。他自己则是更令人惊讶得多。我非常感谢您为我做的一切。祝您一切顺遂。假如我到布拉格来，我可以来拜访您吧，对吗？致最衷心的问候。

    下一封信没有写日期，那是一声狂野的绝望的喊叫。密伦娜收到了卡夫卡从塔特拉疗养院寄来的绝交信。她摘录了他写给她的话：“不要写信来，阻止我们再会面。”原因很清楚；密伦娜想每隔一段时间同卡夫卡会一次面。但她不打算离开她的丈夫而始终同卡夫卡生活在一起。可是卡夫卡不能满足于一种婚姻替代物，对他说来，婚姻作为同妻子和孩子们的命定的组合．意味着生活中最神圣的峰巅。当时，在卡夫卡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下，也许完全不去考虑婚姻问题是明智的。只有某种不现实、不理智的事情的实现，只有一个奇迹才能拯救他。卡夫卡在寻找这个奇迹；后来他确实在朵拉·笛芒身上享受到这么一种奇迹的余晖；而密伦娜由于其完全接近现实的个性不能将这种奇迹带给他，尽管她作出了很大努力，尽管她已经那么接近于打破一切事件的框框。“我有罪还是无罪？”她在这封感情如暴风雨般的信中问我（信里她将许多处涂抹得无法辨认）。她想要从我这里得知，她是否也是那些救不了弗兰茨的女人中的一员。

    现将这封信全文译载如下：

    亲爱的博士先生：

    请原谅我不能用德文来写。但愿您懂得很多捷克文，因而能理解我的意思；请您原谅我的打扰。我完全不知怎么办才好了，我的脑子再也不能忍受任何印象、任何思想，再也不能接受任何印象和思想，我一天所知，毫无感觉，什么也不理解；好像在这几个月中有某些非常可怕的事情撞上了我，但我不知道什么。我对这世界什么也不知道，我仅仅感觉到，假如刚离开我的意识的东西又回到意识中，我会杀死自己的。

    我可以告诉您，一切是怎么、通过什么和为什么发生的；我可以向您叙述关于我、关于我的生活的一切；但有什么用呢——再说：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只是手里拿着弗兰克从塔特拉寄来的信，一个足以致命的请求，同时是个命令：“不要写信来，阻止我们再会面。只有这个请求静静地充实着我的内心，只有它能使我以某种方式活下去，其它一切只能继续摧毁。”我没有勇气发出一个问题，一句话；我也不知道，我想要问您的是什么。耶稣基督啊，我恨不得把太阳穴按到脑子里去。您只要告诉我一点，您最近曾同他在一起，您是知道的：我是有罪的还是无罪的？看在上帝的份上，我请求您，别来信给我安慰，别对我说，谁也没有过错，别给我写心理分析。这一切，您听见吗，您要写给我的一切我都知道。我信赖您，马克斯，在我一生中也许最困难的时刻，天晓得；我请求您也给我以信赖。清理解我想要的是什么。我知道，谁是弗兰克；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我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快要发疯了；我作出了努力，去正确地行动、去生活、去思想、去感觉，根据良知，但不知什么地方存在着罪孽。我想听的是这个。当然我不知道您是否能理解我。我想知道，我的情况是否使弗兰克也为我的缘故而痛苦，痛苦过，就像在所有别的女人身上一样，以致他病情恶化，以致他在我面前也要逃到他的恐惧心理中去，以致我现在也必须消失，我是否对此负有罪过，或者这是否是他自己的本质的延续。明白我说的是什么吗？我必须知道这一点。您是唯一也许知

    道点什么的人。我请求您给我答复，请您用赤裸裸的、简单明了的、当然也是残酷的事实真相回答我。［三行字画掉，无法辨认］。如果您给我答复，我会非常感激。这将使我在一定程度上知道从何处下手。此外我请求您告诉我消息，他近况如何？数月来我对他一无所闻。“画掉了两行］。我的地址：M．K，维也纳八区，65邮局，贝诺街。请您原谅，我不能将这封信誊清；我甚至不能再读一遍。谢谢。密伦娜。

    下一封信的声调稍稍平静了一些。然而强烈的激动好像仍然在表层下持续看。下面是这封信的全文：

    我感谢您的盛情。现在我已恢复了一点理智。我又可以思索了。这样我并未感觉好一点。我将不给弗兰克写信—这是绝对没有疑问的。我怎么能那么做呢！假如人类在地球上确实有个任务要去完成的话，那么我在他的身边这个任务完成得很糟。我怎么能那么不谦虚，伤害他，如果我没能力帮助他的话？

    至于什么是他的恐惧，我清楚得直至最后一根神经。这即使在他不认识我的时候，这种恐惧已经始终浮现在我的面前了。我在认识他之前便已经认识了他的恐惧。我理解了它，却蒙着头不加理会。在弗兰克在我身边的四天中，他抛弃了它。我们曾嘲笑它。我肯定地知道，没有一家疗养院能够治愈他。他永远不会健康，马克斯，只有他怀有这种恐惧。没有任何心理强化能够克服这种恐惧，因为这种恐惧阻碍着强化。这种恐惧不仅涉及我，而是涉及一切厚颜无耻地活着的东西，比如也涉及肉体。肉体过于裸露，他看到它便无法忍受，我当时曾有能力消除这一点。当地感到这种恐惧时，他便看着我的眼睛，我们等待了一会儿，好像我们喘不上气来似的，或好像我们脚疼似的，过了一会儿，恐惧便消逝了。不需要花丝毫力气，一切简单明了，我把他拽到维也纳后面的山丘上去，由于他走得慢，我在前面跑开了，他在我后面迈着沉重的步子追上来。闭起眼睛，我还看得见他的白衬衫和晒黑的脖子，看见他怎么拼搏。他跑了一整天，上山，下山，他在阳光下行走，没有咳嗽过一次，他胃口好得吓人，睡得像个风笛．他就是健康的，他的病在这几天中对我们来说就像是一场小小的感冒，假如我当时同他一起去布拉格，那么我对他来说将至今仍然像当时一样。但我的双脚异常牢固地长在了这里的土地上，我没能力离开我的丈夫，也许我女性味太浓了，以致我没有力量投身于那种生活，我知道这意味着一生度过最严厉恪守的苦行生活。然而在我心中却燃烧着一个无法抑制的欲望，一个对另一种生活的疯狂的欲望，渴望过我正在过和必将过的生活，渴望有一个孩子的生活，渴望一种接近地面的生活。这种欲望在我心里战胜了其他一切，战胜了爱情，战胜了对海阔天空的飞翔的爱，战胜了钦佩，归根结蒂仍是战胜了爱情。就此不管说些其他什么话都行，但只会是谎言。这也还是最微不足道的原因。然而已经太晚了。我心中的这场斗争变得过于清晰．把他给吓着了。这一点正是他从另一方面出发与之战斗了一生的东西。在我这里他可以获得休想。可是接下去它在我这里也开始追逐他了。这与我的意志相违背。我知道得很清楚。发生了某种不可消除的事情。我去做、去完成那么一个行动，我是太弱了，而我知道，这是唯一可以给他带来帮助的途径。这是我的罪过。您也知道这是我的罪过。人们归之为弗兰克的“非正常性”的东西恰恰是他的优点。同他相聚的女人们都是些凡俗的女人，不懂得过与其他女入有所不同的生活。我倒是相信，我们大家、整个世界和全体人类都有病，而他是唯一健康的、观点正确的、感觉正确的入，是唯一纯洁的人。我知道，他不曾抗拒生活，而仅仅是抗拒这儿生活的这种方式。假如我能够同他一起生活，那么他会同我一起幸福地生活的。但这些我今天才明白，所有这些。当时我是个凡俗的女人，就像世界上所有的女入一样，一个渺小的、有性冲动的小女人。他的恐惧由此产生。这种恐惧是正确的。难道这个人的感觉还会有不正确的时候吗？他比世上所有的人对这个世界知道得多一万倍。他这种恐惧是正确的。您搞错了，弗兰克自己不会写信给我的。他没有任何话可写信告诉我的。事实上他在这种恐惧中一句话也没法对我讲。他爱我我是知道的。他心地太善良也太羞怯了，以致他不能终止对我的爱。他会将此视为一种罪孽。他总是把自己看成是罪人和弱者。而全世界没有第二个人有他那样巨大的力量：这种绝对的、不容更改的对完美、对纯洁和真理的需求。事情便是如此。我从骨子里知道，事情就是这么回事。我只是还不能清醒地去认识它。我在大街小巷里穿行，整夜整夜地坐在窗前，有时思想像磨刀时进发的火花般在我头脑中跳跃，而我的心像挂在一个钩子上，您知道吗？挂在一个非常薄的小钩子上，它撕扯着，带来那样薄的、尖锐得可怕的痛楚。

    我的健康已经濒临绝境，假如说还有什么东西阻碍着我的沉陷，那是违背我的意志的。这种阻碍物就是至今载着我走的那个东西，某种极无意识的东西，一种对生活的不由自主的爱。最近我在维也纳另一边某处突然发现了那样的轨道，您知道吗，您不妨设想一下长达几公里的街道，像一条骰子一般的沟——而下面是铁轨、红灯、火车头、天桥、车厢，就是这样一种黑色的可怖的机体，我在一边坐了下来，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呼吸。我想，我会在充斥的痛苦、渴望和对生活的极端的爱中发疯的。我是那么孤独，就像哑巴们那样孤独，至于我在这里对您讲话，那只是因为那些话完全违背我的意愿已经从嘴里呕吐出来，因为我已经不能再沉默了。请您原谅。

    我不会给弗兰克写信的，一行也不写，我不知道还将发生什么事情。春天我到布拉格来，将会拜访您。如果您能时时给我写信来，告诉我他的近况——我每天去邮局，我改不掉这个习惯——我将非常高兴。

    我再次感谢您。

    M．P．

    还有一个请求：一个很可笑的请求。我的《判决人《变形记》、《司炉》、《观察》这些书的一个译本将在诺伊曼那儿出版——切尔文（Cerven）丛书——其装帧将同查理路易斯·菲利浦的《布市》一样，您一定知道这本书的。

    现在我搞完了——这几个月中我的脑子和心脏遭到啃啮，在这样孤独的情况下钻在他的书中，真是可怕——但诺伊曼要我“对捷克读者先说几句关于他的话”。耶稣基督，要我对人们写关于他的话？再说：我没有这个能力。您能为我做这件事吗？我不知道您政治上是否有反对意见——切尔文是共产党的，可是这套丛书是无党派的。诺伊曼真诚地乐意出版这本小书，为其即将问世而高兴——当然您的名字也将在那里出现，您是否觉得不合适？假如不，那我请求您做这件事。大致写三四页，我将它译出，作为序言放进去。有一次我读到过您的这么一篇文章——为拉弗格写的导言——一篇非常美非常美的文章。您愿意为我做这事吗？我将很高兴。这本书必须以出色的面目问世，对不对？译文是好的。而您的导言一定会出色的。假如您没有政治上的顾虑，请为我做这事。当然这文章必须给捷克读者提供一种信息。可是您不要为人们写，而是为自己写，就像那篇拉弗格导言一样。您在该文中怀着爱，怀着正直的、非常有见解的爱。于是您所说的便非常非常美。要得很急，马克斯，我请求您帮帮忙。我希望能带着这本从各方面看都有分量、都完美的书走向世界。您知道吗，我有一种感觉，好像我必须保卫什么东西，为什么东西辩解。我请求您。

    请您什么也别告诉F．。我们要让他喜出望外，同意吗？也许——也许他会为此感到一点欣慰的。

    好像在密伦娜和我的通讯关系中出现了较长时间的间歇，下一封信的开端便将证实这点。我丝毫回想不起，密伦娜翻译的那本书是否真的出版了，我是否写了前言。我手头既没有那本书也没有那个前言。密伦娜提到的另一篇前言是为我同弗兰茨·布莱共同翻译的居勒·拉弗格（1909年）的《风趣的丑角》一书而写的。在发现拉弗格方面走在这之前的是保尔·维格勒，他翻译了拉弗格的《传奇寓意剧》（Moralit6sleg一ndaires），可惜译文风格过于夸张，但许多地方译得很出色。依我看，拉弗格是福楼拜之后最伟大的法国作家之一。他今天几乎不为人知（在法国也一样），曾由“法兰西信使”出版（1902年）的三卷本全集已告售罄。什么时候还会再版，并尽可能完整地出版呢？——一然而我离题了。我当然觉得，在美与爱的王国中一切都紧密地联系着，而实际上这是连接人类心灵的唯一真正的桥梁，因此我译的拉弗格著作事实上对卡夫卡及韦尔弗早期诗歌产生了影响。——下面是密伦娜的第六封信：

    非常尊敬的博士先生：

    请您原谅我这么晚才给您回信。昨天我第一次离开床，我的肺已经油尽灯枯。医生警告我说，如果我不立即离开这里，我就只能再活几个月了。与此同时我也给我的父亲寄封信去；他要是寄钱给我，我就走。何时何地，我还不知道。但在此之前我肯定来布拉格一次，将不揣冒昧去找您，以求获悉关于弗兰克的确切消息。我还会写信告诉您我何时抵达。但我坚决地请求您，别把我生病的事告诉F。

    我不知道这本书什么时候出版，显然在冬天。由K．St．诺伊曼出版，波洛维出版社，作为切尔文丛书中的一本，斯蒂凡街三十七号，或许您可以去问问他，您可否在出书前将那篇序言单独发表。纸张和钱都短缺，一切都需借以时日，我不愿对您的序言作任何删节（它是那么美）。

    我有个印象，好像您在对我生气？我不知道怎么会产生这个印象的，于是从这封信中感到。请您原谅我对弗兰克的“分析”，那是丢人的，我为我竟会这么做感到羞愧，但有时我感到仿佛必须用双手挟紧脑袋，以免其粉碎。

    我感谢您所做的一切。再见。

    您的M．P．

    密伦娜的最后两封信已经是在卡夫卡死后的几个月中写来的了。谈得上卡夫卡同密伦娜真正的会晤的只有维也纳那“四天”和在格蒙德短暂的倒霉的会见；后者已经由疏离伴随而来了。在长篇小说《城堡》中两个相爱者之间融洽的关系持续的时间也是短暂的。在第一个爱情之夜后，书中写道：“他兴奋极了，深感弗丽达在他怀抱中的幸福，同时这个幸福感也是极其担惊受怕的，因为他觉得，一旦弗丽达离开他，就等于他拥有的一切都离开他了。”在此之后马上开始了不和的风波，这种不和只是偶尔被信赖的插曲所打断。关于第二次与弗丽达的共处，第四章（一开头，第二页）响起了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诅咒。——我已经说过，长篇小说中的描述应该从轻蔑的漫画化角度去理解。现实生活中比那显然出于自卫原因而扭曲了的描写要宽厚。现实生活赋予这位作家以幸福的时辰，这一点在一开始写的那些非凡的信件中放出光芒，也赋予了他以密伦娜的信件（可惜已毁掉），表达了他满腔歌颂的感激之情。高xdx潮发生于那“四天”和第二次会面之间。当然密伦娜后来在布拉格也还看望了这位作家，但那仅仅只是对病人的探望。当卡夫卡对我谈到这些来访时，尽管高度评价了从密伦娜的人治中仍然不断焕发出的好的影响，但从整体上倒是怀着更大的痛苦和烦恼提及的。哈斯在给密伦娜的信的编后记中谈到的在玛丽亚温泉的相会不曾举行；1922年2月29日日记中提及许多年前的插曲，即1916年7月与F．在玛丽亚温泉的相处。我相信，读者会通过这几封信中出现的强有力的、充满青春气息的密伦娜身上感到，这些信是对卡夫卡给她的信的重要补充，这也是我详细地转引的原因。由于没有关于这个时期的其它直接的文件，它们的地位就更其重要了。

    最后转引她给我的最后两封信（用德语写的）。第一封是在印有她父亲地址的信纸上写的，这显然表明她与父亲达成了谅解。

    亲爱的博士先生：

    我怀着感激的心情把这本书寄还给您。请原谅我没有来看望您。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现在能够谈论弗兰茨，您也一定不会愿意同我谈到他。假使您同意的话，我将于九月份来布拉格之前通知您。请您将我留在亲切的回忆中，并向您的太太转达我衷心的问候，很可能有一次我无意中给她带来了伤害。在您有机会的时候，请您把弗兰茨那里的我的信件付之一炬，我放心地把它们交给您，说来当然并不重要。他的手稿和日记（完完全全不是为我写的，而是产生于他认识我之前，大约是十五大本）在我这里，假如您需要，便归您处置。这是他的愿望，他曾请求我除了您以外不给任何人看，给您看也必须在他死后。也许您已经见过一部分了。

    我最衷心地祝愿您，并保留着最友好的感情。

    您的密伦娜·波拉克

    亲爱的博士先生：

    我不能前往布拉格，把手稿交给您，尽管我很愿意这么做。我也没有找到任何可以放心托带的人，我更不敢通过邮局寄上这些本子。我将考虑把布拉格之行推迟到十月，但愿您届时已经回来，我便能把一切亲手交给您。我也请求您把我的信从卡夫卡家里取出，这样对我来说您将是做了一件大好事。我不想自己去请求他们，我与他的亲属的关系从来就不好。

    我非常地感谢您，10月1日以后在布拉格再见！如果您那时也不能在布拉格，请您写信到维也纳来，告诉我您何时从意大利回来。

    致真诚的问候！

    密伦娜·波拉克

    此后我还经常与密伦娜谈过话，并接收了卡夫卡的手稿。

    从我几年前才得知的一桩事实中可以看出，在观察卡夫卡时绝不能使用过于简单化的心理学。现将这件事报道如下。

    1948年春，当时居住在耶路撒冷的音乐家沃尔夫冈·绍肯写信对我说，有人曾经向他透露，卡夫卡曾经有过一个儿子。作为证据，他向我出示了一个叫M．M．的女士的信（格蕾特·布洛赫；关于给她的信参见《绝望和拯救》），他（报告者）与她是好朋友。这位女士那时已经辞世，那孩子在此二十多年前已经死去。事情最可悲之处在于，卡夫卡从来不知道有过这么一个孩子——他不到七岁就死了，还在卡夫卡去世之前。孩子的母亲是个自尊心很强的、精神上和物质上都独立的女士，她出于敏感很容易闭锁心扉。也许她心里有顾虑，不愿向卡夫卡透露这个消息，因为随着这短暂的关系而来的是长时间的、最终的疏远。我略略认识M．M．夫人，但对她与卡夫卡之间的友谊一无所知。根据弗兰茨对我的叙述，我把他们间的这种关系视为断断续续地出现仇视的关系。在弗兰茨的日记中可找到指着同一个认识方向的暗示。不管怎么说，M．M．是个著名的、卓有成绩的、意志非常坚定、极其聪明的人，对生活有着远大的目光。假如卡夫卡得知，他成了一个儿子的父亲，这会给他的发展带来多么巨大的裨益，其影响简直不可估量。他内心最盼望的莫过于获得孩子；他最怀疑的也莫过于自己生儿育女的能力。每个他的著作的行家都知道那些相关的段落，卡夫卡在那些段落中表达了坐在孩子的摇篮边的渴望。实现这个渴望对于他的意义超过了其本身，也许能从最高层次向他证明自身的价值，因此也许具有决定性意义，他会感到自己身价培增；他始终将缺少后代视为一种特殊的、宣布将他逐入地狱的判决。如果卡夫卡把这个孩子收养过来，孩子也许不一定会死；也许重新觉醒的自信心能够拯救卡夫卡自己的生命，也许他今天就坐在我旁边，使我不必对着虚无命笔。“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至少得承认，这里的生活谱写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与卡夫卡著作中一切复杂的冒险性的残酷和讥讽的苦涩特征是那样惊人地相似。

    M．M．夫人在布拉格瞻仰了卡夫卡的墓。她那时在布拉格又见到了给我提供消息的人，1940年4月ZI日，她从佛罗伦萨写了封信寄到以色列给他，我从中摘取关键性的几行。“你是当时在布拉格看到我处于莫大的困境中的第一个人，我为那时刚刚预感到的恐惧而忧心忡忡。你在你朋友们杂乱的房间中的音乐演奏。在这个神奇的城市中（我对它的爱超出您的想象）短时间的散步，这些在那时也都还能帮助我克服恐惧心理。我去瞻仰了那个对我来说意义极其重大的男人的墓，他死于1924年，他的高超艺术至今仍为人称颂。他是我的男孩的父亲，这孩子快七岁时突然在慕尼黑死去。远离我和他，而我与他在战争年代就不得不分手了，以后再也没见过——一直到几小时前——因为他在他的家乡，在远离我们的地方死于一种致命的疾病。我从来不提此事。我相信这是我第一次说到这事。我家里人和我的朋友们从不知道，除了我后来的上司以外。他因此而对我很好，很规矩。所以当他1936年去世时，我也失去了很多东西，失去了一切。想到他们不必再受时间的折磨，我心情平静，感到幸福。”M．M．夫人在好多年中一直是以这么一种独特的方式谈论卡夫卡和卡夫卡的作品的，以致我的消息提供者断定信中这一段所指只能是卡夫卡，绝不会是其他人。此后意大利很快就介入了战争，M．M。同我的消息提供人之间的通信不得不中断。那次重访布拉格已经是在德国纳粹夺权的阴影下进行的了。M．M．当时的住地是柏林，她有理由谈到折磨着她的预感性的恐惧。她逃往瑞士去以色列，最后到了意大利。我的消息提供人得到的最后一次关于她的消息来自不列颠红十字会，落款日期1945年5月16日，报道的是：“M．M．夫人被德国人于1944年5月从S．多那托·迪·科米诺和弗洛希农带走，同其他生活在这个区的犹太人关在一起。我们深感遗憾，当前我们一点都帮不上忙。”进一步的了解表明，M．M．被一个德国士兵用枪托打死了。我检验了消息提供人告诉我的所有线索。这些线索将我引向佛罗伦萨的好几个人，他们住在圣吉尔吉奥和简宁利奇奥里膳宿公寓。找到M．M．遗物的机会十分微弱，那里也有许多卡夫卡的信。居住在弗罗伦萨的作家马克斯·克莱尔帮助我寻找。但是没有下落。有可能卡夫卡的这些信今天保存在一个叫E．Pr．的先生那儿，是这位先生帮助M．M移居智利的（借此机会顺便说一下，卡夫卡写给那个同他两次订婚的“柏林女人”的书信至今仍在期待着与读者见面）。无法知道卡夫卡的儿子名字叫什么，他曾生活在什么情况下，死于什么情况下。没有什么东西像卡夫卡唯一的儿子这样，逝去之后在历史领域内留下的踪迹是这样的少。

    卡夫卡的世界声誉并没有使人们能够理解他。围绕着卡夫卡已经出现了一个神话气氛，抹杀了他的人品的真实特征。比如一家瑞士刊物为努力使一般读者对卡夫卡“感兴趣”，竟信口开河说了些最为荒诞不经的故事。如，在他的慕尼黑朗诵会上，有三位女士晕厥过去，被抬出大厅，由于卡夫卡所读的恐怖场面的描写是那么骇人。还有，有两个女人在他尚未掩埋的墓旁爆发了一场争论，两人都声称是他的妻子。——所有这些纯属子虚乌有。关于慕尼黑朗诵会卡夫卡向我详细介绍过。如果发生过那样轰动的事件，他一定会提到的；因为按照他的性格，一切有可能被利用来反对他的事情，使他心情受压抑的事情，他都要特别地强调如果那时真的在慕尼黑发生过类似的事情，那么卡夫卡在布拉格火车站（我去接他）就会对我说：“你看看，马克斯，我是个多少低劣的作者，我不能为人们做点好事，却给他们带来伤害。三个昏过去——这是我可悲的成就。”我敢断定，他会怀着对自己的夸耀性的幸灾乐祸大体上说这么几句话的。关于他的葬礼，那时我自己负有伤感的义务：扶着他的生活伴侣行走；我可以证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只有在最遥远最不着边际的地方才会产生这样的谣言。

    关于卡夫卡遗留的文学作品的故事我在每本书的后记中（尤其在《诉讼》的后记中），此外还在我的《作为指路人的弗兰茨·卡夫卡》一书中作了详尽的记述。卡夫卡自己发表的所有作品都收集在第一册《短篇小说集》中；此外只有那篇幅短小、引人入胜的散文小品《铁桶骑上》也是在卡夫卡生前付印过的，刊登在报纸《布拉格新闻》上；再就是1909年刊登在《波希米亚》上的《在布雷齐亚观飞记》。严格地说，这两篇散文也应该归入第一集。在其它所有集子中材料都是卡夫卡遗留下来的。在有关的后记中我对我的助手汉斯·约阿希姆·雪普斯．海因茨·波利策和艾斯特·霍弗的合作表示了谢意；只有感谢不能得到足够的重复。

    关于我的出版工作方法，我在那些后记中也谈了一些。这方面有关的补充可参见我除这本传记外发表的关于卡夫卡的另外两本书：1．《弗兰茨·卡夫卡的信仰和学说（卡夫卡和托尔斯泰）》，附有菲利克斯·威尔奇的《弗兰茨·卡夫卡的宗教幽墨》，蒙迪阿尔出版社，温特图尔和库尔特·德施出版社，慕尼黑（见221页及其后）；2．《作为弓I路人的弗兰茨·卡夫卡》，楚迪出版社，圣加仑。关于如何准确无误地出版卡夫卡著作的讨论是不着边际的。说穿了只有原文手迹的照片才能保证十分的把握和天衣无缝。其他任何一种出版方式都必须有所选择。原则上应该区分，一个作者是否已经指定发表某个作品，是否他没有指定发表它，或者是否（这也是第三种可能）他明确指定过不得发表。在最后一种情况下，他对那种不完美的、悬而未决的、充满矛盾的作品所抱无所谓态度要比对第二种情况的态度鲜明得多。可惜卡夫卡那儿就是这种情况。可是我知道（因为我经常被他找去当参谋），卡夫卡是如何缜密地对他自己交付出版的书精雕细琢，他是怎样一个劲地打开格林词典查找的，他是怎样为一个破折号是用还是不用同我和其他人讨论的，等等。所以，让疏忽、明显的语言错误、受捷克句法影响了德文风格的“布拉格德语”及类似的东西原封不动，是违背我的良心的。因为我知道，卡夫卡在最终出版前是一定会把这些疏忽大意之处消除掉的。我相信自己通过与我的朋友长期的共同生活对他的意图和语感了如指掌，有把握改掉这类违背他本心的错处。有所改动的只是个别地方，而且仅仅是作者没有修改过初稿中毫无疑问不正确的地方。我举个例子；卡夫卡在手稿中常用布拉格德语的“paar”表达“einpaar”的意思——比如他说：“Nachpaar块hrltten”，向不是说“nachelnpaarSchritt。n”。然而在他自己把手稿修改付印时，他总是把这个错误改掉的。在卡夫卡自己发表的作品中找不到它的踪影。所以我认为自己有义务在他的遗稿中碰到这种情况时以我的手代替已不在的他的手来整顿一下。此外，我发表了许多不同的写法，在一个附录中甚至发表了被他画掉的段落，这些往往能帮助人们弄明白卡夫卡描述的意图。也许未来的人们在准确性和详细性上还会超过我；这是没有界限的，影印版除外。

    在刚才提到的我的另外两本书的第一本中（《弗兰茨·卡夫卡的信仰和学说》）还有关于卡夫卡伟大的绘画艺术的阐述；人们至今慨无例外地仅仅视之为稀奇古怪的东西。这种看法是会改变的。我打算把我收集的卡夫卡的画（他自己多半是往废纸篓中扔的）作为专题著作出版。此外，我那两本上面提及的书是对卡夫卡进行阐释的，但也还有一些传记材料掺在其中。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我的长篇小说《斯蒂凡·罗特》（1931年）以及以下这些发表的文章中：《关于卡夫卡（城堡）的诠释》（《新苏黎世报》1951年IO月2O日，此外还发表在《艾卡特》上）、《对一个叫弗兰茨·卡夫卡的玩偶之谋杀》（对一个错误的解释的争辩，及第二次争辩，发表在《新瑞士评论》二月号与五月号上）、我的著述《此岸与彼岸》（1946年）第一册中的《漫谈基克加德、海德格尔、卡夫卡》。作家卡夫卡和他的叙述艺术和至今仍鲜为人知的诗歌的独特之优点是我的阐述的不言而喻的前提，完全不必特别予以强调。我对他的诗歌的爱也表现在我将他的两首诗谱写成歌曲（钢琴伴奏或乐队伴奏皆可）这件事上。在我那两本书中，一方面指出他心灵的发展（与对他的形象的静态理解相反），另一方面将他的格言（这些格言突出的是人的心中“不可摧毁之物”，是信念和对上帝的积极的信赖）与他的叙述作（其作品则为一切怀疑和不安敞开大门）分离开来，我通过这两点来阐释他的世界观。在小说中卡夫卡展示了人们是如何困惑，如何迷失了道路，在格言中这条道路自己显示出来，宣布摆脱困惑的前景。自然，人们不应该也不能够将卡夫卡这两种世界观机械地分离开来。格言中也有许多例子表明人由于痛苦和不知所措而喘不上气来；另一方面，在长篇小说中也有穿透黑暗看见希望的目光，并非仅仅是无望的观点。卡夫卡永远是完整的卡夫卡；如果人们这么说了，再说一遍，再予以强调，那么人们最终在“格言中的卡夫卡”身上看。到的更强烈的还是他的启示性的、助人的品质；而在叙述的想象力中的卡夫卡身上看到的则主要还是混乱的、自我烦恼和危机的展现。一个灵魂的两个方面是共于一体。问题必然会提出，一个方面或另一个方面的突出造成的有层次顺序的区别之原因何在？大体上可以这么考虑：在小说中，也包括在书信和日记中，卡夫卡信步走去，听其自然，毫无拘束地把自己托付给天使和魔鬼；而他在沉思的水晶体中（在格言中和一些书信里）则实行自我督检，进行人的自制，试图使自己有所归属，为了一个思想中的或现实中的周围世界的缘故而提高自己，力求取得成㊣(46)果。这里有着决定性的因素——针对命运之错综复杂的：人的意志自由；针对罚入地狱的：仁慈；针对绝望的：结束“亚历山大战役”，代之以和平时期的要求，对致密伦娜的信中由那些力量从深处呼喊的宣言的希望：“尽管如此，你们这些沉默、被推动着的、前进着的、心中充满直至狂野的信赖的人们，尽管如此，我们不会扔下你们不管，即使在你们最愚蠢时也不会，而且尤其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抛弃你们。”穿过卡夫卡混乱、虚无的世界，轻轻地，但不容置疑地响着对人类这一造物的爱的声音，那种上帝的“力量”（是这么预告的）“尽管如此”不会抛弃这些造物，还为他们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