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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 走在路上 七、启蒙或躁动

    八十年代后半期,国内思想界呈现空前活跃的局面。在反思这个时期时,人们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评价,一些人誉之为新启蒙,另一些人斥之为躁动,其实这两种看法都有道理。改革开放不仅是体制的转型,而且涉及观念的深刻变化,这后一方面在这个时期凸现出来了。事实上,随着时代场景的突变,人们业已感到,在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原有的理论资源已经不够用,因而对新思想、新理论、新观念怀着一种普遍的饥渴。与此同时,文革后复学的中青年学人经过几年学习和研究,也有了初步的积累。于是,彼呼此应,风云际会,出现了国外思潮涌入的热烈场面。当然,正因为一方饥不择食,另一方功底尚浅,就免不了显得浮躁。在当时引进国外思想的热潮中,北京学界有一支相当活跃的力量,便是甘阳领导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

    甘阳是北大的研究生,1985年毕业后分配到社科院,与我、越胜、友渔在同一研究室。他乍来就和我们商量,要办人文丛书。我和越胜原是散淡之人,友渔虽有抱负但好像缺少实际操作能力,经他一鼓动,也都欣然赞同。他真是雄心勃勃,一副在学界打天下坐江山的架势。记得筹备期间,有一天在友渔家里开会,甘阳策划要把天下豪杰一网打尽,正琳闻言拍案而起,厉声责问:“你究竟想干什么?想当学霸吗?对不起,我不奉陪!”言毕拂袖而去,后来真的没有参加编委会。在我这个闲人眼里,甘阳的霸气,正琳的正气,都是风景。有志者事竟成,甘阳在不长时间内果然拉起了一支阵势不凡的队伍,囊括了北京人文学界大部分有点名气和实力的中青年学者。

    编委会成立后,开始在三联出版大型丛书,以翻译为主,干得颇有效率,两三年里出了几十种书,一时声震海内。那个年头的气氛实在非同寻常,一年之内,我译的《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印了十五万册,陈宣良译的萨特《存在与虚无》印了十万册,陈嘉映、王庆节译的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印了五万册。尼采还好说,后两种书那么难懂,几个人买了真读啊,不过是赶时髦罢了。当然,赶时髦也没有什么不好,这么大面积地撒下种子,没准有几颗会发芽。当时出版的译著,有一些是译者已经开译或完成的,也有一些是编委会策划的。无论如何,甘阳率先组织大规模出版国外现当代哲学人文科学名著,显示了他的眼光和魄力,其功不可没。编委会的这一批家伙个个自命不凡,没有甘阳照样放光,但能聚到一起做事,首功也当推甘阳。

    编委会有一个无形的核心组,我们室的四个人都在内,因而也包括我。其实我做的事很少,仅审校过两部译稿。我只是觉得这伙人可爱,在一起做事也做得很有生气,因而乐于参与。在我眼中,甘阳也是一个顶可爱的人,虽一身霸气,但又充满孩子气。我曾对他说:“你身上有顽童的一面,又有暴君的一面,因为前一面,我们原谅了你的后一面。”他嗜酒,一喝醉就骂人。越胜嘲笑说:“甘阳喝醉了酒,语言就贫乏到了只剩下一个字——操!”邝杨告诉我,有一回,他们一起在公共汽车站候车,甘阳已醉,大声喊:“在这里等车的人统统该杀!”吓得众人后退,继而发现是醉汉,又好奇地围观。这时他悄悄问邝杨:“有没有警察?”邝说没有,他接着喊:“警察也该杀!”这个例子可真传神,很能表明他的性格。

    没有料到的是,在编委会成立三年后,裂痕产生了,起因也是甘阳醉酒。有一天,他酒后大骂:“还不是老子养活了你们,不想干,都给我滚!”在场的是他任命的两位副主编,其中一位觉得自尊心受了伤,就到处发牢骚。嘉映闻讯,议论了一番,话传到甘阳耳中,他暴跳如雷,写了一纸公开信,说有克格勃算计他。在此之后,嘉映开始筹划拉出来自己干,也动员到了我头上。对于甘阳的意见集中在一点上,就是独断专行,并且搞夫妻店。酷爱英国式民主的友渔在这种问题上的立场不可能含糊,必捍卫他的原则。他还告诉我一个发现:北京学界三大势力都是夫妻店。我和越胜想避免分裂,于是由我出面,希望甘阳接受民主制。我特别傻,自作聪明地提出了一个具体方案,因为甘阳打算办人文学院,我便建议人文学院院长通过选举产生,再由院长任命编委会主编。我心想,甘阳众望所归,必当选无疑,一定愿意接受这个方案。那天在研究室里,我们四人都在场,听完我的话,甘阳脸色大变,沉吟半晌,说:“你们让我光荣退休好不好,何必用这种方式把我罢免?”

    几天后,在越胜家举行核心会议,甘阳发表了一通很有气势的讲话:“我历来讨厌民主制,无意把本编委会当作民主制的试验田。在我看来,那些民主战士与极左派是一路货。我欣赏胡平,仅仅是因为他的幽默、机智和绅士风度,而不是因为他的民主事业。”我听了暗自赞赏他的自信和坦率。相反,那个副主编曾经到处发牢骚,抱怨甘阳独断专行,惹起了这个事端,却在会上发言说,现在主要矛盾是有的人做事,有的人玩票。他的这种不光明表现令我十分反感,从此和他疏远了。甘阳当真为此事痛苦,有一个细节为证。他从越胜那里借了一本《东方纪事》,上面有戴晴的文章《储安平》,还到越胜手上,越胜一看乐了。那篇文章里有“强调集体领导实际上是抹掉主编的主体地位的一种堂皇托词”一类话,甘阳在这些话下面都划了道道,我能想象他这么做时一定充满悲剧感。

    在那以后,我不想再过问这件事了。我本来就把编委会看作甘阳个人的事,并非认真要搞什么民主制,他不接受也就算了,反正我仍然过我的逍遥日子。我对自己说:我爱甘阳,我更爱民主;但是,我爱民主,我更爱自由。越胜当然也超脱,他对我说:“我们不是办事的人,就喝喝酒,聊聊天,听听音乐,写写文章,当竹林七贤。第一流的人就这样,编书之类让二三流的人去干。”然而,甘阳不肯罢休了,派两个副主编带着他的一封信分头找嘉映、友渔、越胜和我谈话,劝我们自动退出编委会。他们三人都同意了,惟独我拒绝,说:“让甘阳开除我吧。”当时八九风潮已起,不久后甘阳到了国外,还没有来得及开除我,编委会实际上不复存在了。不过,我倒宁肯自己被开除,而编委会继续存在,心里真为这支力量散伙感到可惜。

    在八十年代后期,除学界外,艺术界也十分活跃。出版《转折点》后,我认识了一拨号称北方群体的新潮画家,他们常来看我,带来美术界萌动的信息。其高xdx潮是1989年2月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开幕那天我去了,美术馆一至三楼展厅熙熙攘攘,盛况空前。一楼是行为艺术,各种异想天开的玩意儿居然进了国家艺术殿堂。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洗脚的男人,他穿红衣戴红帽坐在红布帘后面,赤脚伸在红盆里。二楼是油画,我认识或不认识的画家拉我在他们的作品前合影。我还没有来得及上三楼,突然封馆了。我问服务员:“美术馆中午不是从来不闭馆吗?”她生气地回答:“美术馆也从来没有开过这种展览!”原来,刚才在一楼展厅,一个女子——据说是作者本人——用气枪射击作为展品的模拟电话亭。她被抓走了。出动了数辆警车和一些警察。人们聚集在门厅里和门外广场上,议论着,不肯散去,似乎在等待某个重大事件发生。其实事件已经发生,封馆成了整个展览的高xdx潮。人人兴高采烈,那天是农历除夕,可真有点儿节日气氛。巨大的黑布铺在广场上,上面缀着本次展览的图徽——不准调头的交通标记,人们纷纷以之为背景留影,然后作为事件的见证人心满意足地离去。

    我自己一直不喜欢行为艺术,觉得其中多半不是艺术,只是在制造新闻,怎么出格、离奇、反叛、轰动就怎么干。我相信画布是永恒的,画家的天职就是画画,最后还是得凭绘画作品分高低。在那个刚刚开放的年代,面对突然出现的机会,画家们都很兴奋,怀着希冀中彩的心理标新立异。由于现代艺术的裁判和市场都在国外,因此,机敏的画家一开始就瞄准老外,根据可能引起注意的程度确定自己的题材和画风,其中一些人确实获得了成功。我更喜欢那些忠实于自己的内心追求的艺术家,虽然他们在名利方面未必成功,比如刘彦。当时和我交往最密切的画家是刘彦和广义,他俩是好朋友,有一阵几乎形影不离。这两个人都聪明可爱,但走了不同的道路。我认识刘彦很早,1986年8月在安徽歙县讲尼采,课后他飘然而至,年轻单纯得像一个安琪儿。他告诉我,他是自费来听这个班的,发现台上讲课的都是知识大众,正感到失望,幸亏有我,才没有白来。他还跟我讲了专程到北京复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经历。其后不久,他到北京定居,还把广义介绍给了我,我们都有一见如故之感。广义说:“来见你,有一种拜见名人的感觉。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真好!”刘彦说:“我向人谈国平,不说他的书,只说他的眼睛——国平是个孩子。”广义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成功。他说:“如今不是梵高的时代了,生前出不了名的,死后也出不了名,世人早已把你忘记。”他搞政治波普,用绘画进行文化批判,一度名声大噪,是新潮画家中最早出名和富起来的人之一。他赞赏刘彦,说刘彦很本质,而他自己要成名,然后再回到本质。我感到自己和刘彦非常相通,他和我一样远离时代,追求本真的东西。他这样评论尼采:“古希腊是单纯的,尼采想把基督教的复杂整掉,回到古希腊的单纯。”一句话就把尼采说清楚了。不过,他的路相当艰难。他像梵高一样与朴素的事物有着血肉的联系,迷恋于画简单的风景和静物,但卖不出去,生活得穷困潦倒。这使他感到困惑,有一次对我说:“过去我独自在树林里坐着,感到非常宁静。现在感觉不对了,朋友们都在挣钱,从他们那里回来,独自一人,有一种凄凉的感觉。好像一个从小离家的孩子,长大后回到家,总觉得不是想象中的家了,怎么那样老旧。”他曾经试图顺应时代,一度改做装置,终因不合性情而放弃了。现在,他在北京郊区一个村子里过着最简朴的日子,像中世纪的农民一样与世隔绝,安心画他的风景画和静物画,完全不关心这些画能不能卖出去。我知道,他已经回到他自己的家里。

    如果要论那个年代在青年中影响最大的人物,无疑是崔健。我是1988年初在梁和平家与他第一次见面的,第一眼的印象是朴实,有些腼腆,和我一样不健谈。那天有一个摄影家在座,表示要给他照相,做某刊物的封面,他谢绝了,说出名使他感到很疲劳。摄影家强调,他应该意识到他不只是自己,而是一代人的代言人,代表着时代精神,他回答:“我不想那些,宁可轻松些,按自己的心愿唱。”寥寥几句,使我感到他是一个真实的人。那天夜晚,他抱着吉他即兴弹唱了几支歌,脸上是迷醉的表情,像孩子那样快乐,像农夫那样淳朴。我不止一次发现,好的男子汉本质上都是农夫,朴实,安静,沉湎于自己的园地,不管那是音乐、绘画还是书籍。后来我听过他的演唱会,也在私人场合见过几次面,印象一直非常好。我在崔健身上从未发现过浮躁和媚俗,上天挑选这样一个人来做中国摇滚的创始人,幸运地提高了八十年代流行音乐的质量,但也注定了他在辉煌之后的寂寞。

    十几年后,我们合作出版了《自由风格》一书。经常有人问我,我是怎么想到要和崔健做这个对话的。这当然有我一贯对崔健的欣赏为基础,不过,写书的想法则产生于一次餐桌闲聊。1999年一个早春的晚上,我和梁和平、刘雨田去崔健家,崔健请我们在附近一家餐馆吃饭。当时,刘雨田正在筹备横穿克拉玛什干沙漠之行,餐桌上的谈话就很自然地围绕着他的这次探险旅行。他喝多了一点,反复说,在告别生命之前能够与崔健和我在一起,够了。他说,崔健给他生命的冲动,我给他放心和祥和。我觉得他的醉言很可爱,但不赞成他一心去送死的念头,责问他:“为了什么呢?因为有许多眼睛盯着你,媒体盯着你?你是为了他们去探险的吗?”崔健也不断地劝慰他,说:“没有一个厌世的的人会去探险。”针对另一件事,崔还说:“我发现最毁人的是媒体。”刘谈到为民族争光,我又表示异议,说:“这与民族有什么关系?这是你自己生命的需要,是个人面对上帝的事情。”这个话题也引出了崔健的一段感想,他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起来:“从下面往上看,我们觉得民族很重要,可是跳出来,从上面往下看,民族真是不重要。我觉得,谁真正理解我,谁就是和我有血缘关系,管他是什么民族的。”餐桌上的谈话是断断续续的,但这些片言只语使我感到了一种很深的默契。我的直觉告诉我,他的头脑里有思想的宝藏,便建议他写东西,我乐意做一回他的秘书,于是有了我们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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