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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农村十年 十三、回头拜三拜

    1976年初,周恩来逝世,中国进入多事之秋。我虽身在闭塞的山区,仍能感觉到笼罩在空中的不祥氛围。4月的一天早晨,我住在农机厂的宿舍,听见厂里大喇叭在转播中央台新闻,内容是天安门事件以及撤消复出不久的邓小平一切职务的决定。我凭直觉就知道广播所叫嚣的“伟大的胜利”是怎么一回事,想象着广场上镇压的情景,我的心一下子冷缩了,悲愤到了极点。我给一位朋友写信说:现在我嫌资源还不够闭塞,索性彻底地闭目塞听才好。我和敏子在一六六医院住了一个月院,9月10日出院,小玲送行到兴安县城,我们三人坐在汽车站附近的街沿上,广播里突然传出毛泽东逝世的消息。我们都沉默不语,压在我心头的与其说是悲痛,不如说是忧虑,真不知中国接下来会出什么事。

    众所周知,接下来发生的是大快人心事。当全国许多城镇已经刷满了大标语的时候,我只能透过报纸来猜测,虽然也猜出了大半。临近资源的湖南新宁县有一人到资源探亲,谈到四人帮倒台这个在外面已经家喻户晓的消息,结果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扭送公安局,又由公安局押送回湖南,资源的闭塞和保守由此可见一斑。最后,总算开始传达了,却只限于党内,我仍被排除在外。可是,我敢断言,在整个资源县,我是最为这件事狂喜的人,就像几个月前我是最为天安门事件悲愤的人一样。我恨自己此时不在北京,只能从广播中猜想举国同庆的热烈场面。正式广播那天,我一个人在党校的屋子里,按捺不住欣喜,只好用笔欢庆。在给朋友的信中,我写道:“多少年来,中国人第一次真正感到了心情舒畅,空中的高压气团一下子驱散了,敢怒不敢言变成了畅所欲言,窃窃私语变成了公开呐喊,私下牢骚变成了大街上公开的口号,政治谣言变成了政治现实。多少年来,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由衷的笑脸,第一次听到未遭强xx的民意公开发表出来。一句话,历史恢复了它的本来面貌,世界又重新头足正立了。”当然,我的欣喜还有着切身的理由:“虽然我的处境至今没有任何改观,但是,许多年来积聚在心中的悲观情绪一扫而空了。在中国的希望中,我也看到了我的希望。”

    可是,在资源,情况暂时没有什么变化。有一份材料批张春桥的谬论:“路线正确,收五百斤是好的,路线不正确,收一千斤是坏的。”我们的宣传部长看了以后指示:“这句话是对的,路线决定一切嘛,不要批这句话了。”一个公社书记在公社全体教师大会上说:“你们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县农办主任说:“周国平是典型的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四人帮刚倒台,这两个人都升任县革委会副主任了。

    我决心走出这一潭死水,但困难重重。在北京中央乐团工作的林铭述一直和我通信,不断给我打气,现在他觉得时候到了,鼓励我拿出作品。1977年,我把完稿的长诗《一九七六》寄给他,他拿给乔羽看,乔羽很欣赏,亲自送到《诗刊》总编葛洛手上。然而,两个月后,我收到了编辑部的退稿。接着我得知,广西大学、广西师院都发函调我,也都收到了县委组织部拒绝的回函。我给地委组织部写信,提出专业对口的要求,得到的答复是:“上级党委有过指示,号召人人学哲学、用哲学,因而学哲学的在哪里都用得上,你的工作没有调整的必要,望安心工作。”当时我就惊为奇文,舍不得丢掉,居然保存到了今天。这封复函的签署日期是1978年6月,这时全国已开始招研究生,而我也参加过了初试,所以心态已经很轻松。读了这篇奇文,我突然觉得,出不出资源真是无所谓了,假如不出广西,仍是一回事。我的唯一目标是回到我的精神故乡北京。我一定要结束过于长久的冬眠,苏醒过来,重新过人的生活——一种有思想和有感情的生活,一种创造的生活。

    恢复高考是在1977年底,敏子作为北京六六届老高中生,我理所当然地怂恿她报考了,但未被录取。这是让我感到特别遗憾的,因为她的水平本来足以考上。1978年3月,研究生招生开始报名,我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苏联当代哲学专业。之所以报这个专业,是因为我的俄语基础很好,比较有考上的希望。幸亏第一届招生时,报名不需要单位和地方人事部门批准,否则县组织部一定会一如既往不放过阻挠我的机会。使我不解的是,为什么后几届改变了这一明智的政策,因而势必阻挡了一些有才气却不被当地领导喜欢的人的进路,其实正是这样的人最需要摆脱束缚。复习的时间很短,我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读尽可能找到的西方哲学原著及原著选辑,二是读俄文版《国家与革命》。5月15至17日,全国考生同时在本人所在地进行初试。我感觉良好,后来知道,作为专业课的西方哲学史得了96分,是哲学所考生中最高的。

    然而,在初试后的一个多月里,一点儿消息也没有,一向不自信的我已经开始绝望了。忽一日,北京来了两个人,据说是来搞我的政审的。晚上,他们到农机厂的破屋子里来,一位是哲学所伦理学室主任刘启林,另一位是哲学所科研处副处长薄希成。薄希成是薄一波的儿子,他把他们在县组织部的遭遇当作一件好玩的事告诉我:由于介绍信抬头写的是县党校,组织部拒绝接待,他转身重填了一张空白介绍信,才被接待。刘启林告诉我,组织部说了我不少坏话。他接着说:“他们认为是缺点的,我们认为正是优点,这里四人帮的流毒太严重了。”他们还告诉我,我考得相当好,要去北京复试,通过应不成问题。我很难形容我当时的愉快心情。政审从来是一件诡秘的事儿,现在这两个人却坦率地把有关情况连同自己的看法都告诉了我。我在这里一直受着压制,多年来不论哪一级组织都异口同声说对我理应如此,现在我第一次听到也是组织上来的人说这是错误的。忽然之间,一切都变正常了,常识恢复了自身的尊严。在粉碎四人帮一年半以后,新纪元的阳光越过重重障碍,头一回直接照到了我的身上。在我眼中,这两个仿佛从天而降的人几乎像救星一般。因此,当薄希成与我下围棋并且把我杀得大败之时,我仍觉得我的破屋子里一片光明。

    7月份,我到北京参加复试,然后回资源静候通知。在此期间,我到兴安与小玲共度了四天,我们在灵渠划船,我倚在船舷上享受着她的美妙的话音。接着,阿良来资源访问我,他是小玲的亲戚,当时在江西插队,通过小玲手抄的我的诗作认识了我。他在我这里住了十多天,我们天天在小破屋里抽烟长谈,从此成了莫逆之交。9月14日,我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就在几天前,组织部的一个干事——一个奇丑的女人,她也是大学生哪——还到处放风说:“周国平想出资源?做梦!”啊,真好,我总算有一件事可以让这样的人不舒服,同时让我的朋友们高兴了。

    资源的外地干部中流传着一句话:“过了打鸟界,回头拜三拜。”打鸟界是资源公路上地势最高的一座山,也是资源与临县的交界处,外地干部一旦经这里进资源工作,就万难调出,如能调出就是莫大的幸运,因此要拜了。开始时,我对在哪里生活并不在乎,所以对这句话也就不以为然。可是,现在,当我在资源生活了八年半而终于走出之时,我不禁也要回头拜三拜了。我的心情十分复杂,这三拜,第一拜是为飞出牢笼而庆幸,第二拜是与埋藏在这里的珍贵岁月惜别,最后一拜则是深深的牵挂,敏子作为人质留在这里了,我许下心愿,一定要回来接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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