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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儿时记忆 三、上课爱做小动作

    我上幼儿园和读小学都在紫金小学。这是一所私立学校,离我家很近,在短短的卵石路上拐两个弯就到了。小学最后一个学年,在公私合营运动中,紫金小学由私立改为公立。奇怪的是,校名也改成了晏海路第二小学,虽然它明明在紫金路上,而并不在晏海路上。我觉得紫金小学这个名字好听,改名让我不舒服。我毕业后,那里的马路扩修,并入河南南路,校名又改成了河南南路第二小学。学校改公立那天,我放学回家,看见人们在街上敲锣打鼓,毛家伯伯表情严肃地站在120号门口放鞭炮,他的袜厂也被合营了。

    解放初期政治运动不断,除了公私合营外,留下印象的还有三反五反。大约七八岁时,父亲带我到他工作的税务局玩,一个伯伯笑眯眯地问我:“想不想看老虎?”我点头,他就领我到一个房间门口,把门推开。我正害怕,却发现屋里没有老虎,只有几个和这个伯伯差不多的人坐着或站着。他告诉我,这些人就是老虎。我莫名其妙,许多年后才知道,当时把贪污犯称作老虎。

    紫金小学附设幼儿园,当时叫幼稚班,我是三岁被送进那里的。据说三岁是一条分界线,此时大脑发育可能有一个特殊的过程,启动了记忆功能,同时把三岁前的事遗忘,彻底封存在了无意识之中。我最早的记忆也只能追溯到三岁上幼稚班时。我记得老师姓俞,是一个三十来岁的温和女子,戴一副度数很浅的近视镜。我是和比我大两岁的姐姐同时入幼稚班的,为了便于照顾我,老师把她的座位安排在我的旁边。可是,这个不懂事的弟弟老是欺负姐姐,上着课就和姐姐打了起来。老师便把她的位置调开,但我仍然会离座去她那里打架,最后老师只好把我们编在不同的班里。

    那时候,幼稚班的孩子也要参加考试,如获通过,便能升入一年级。我记得考试时的一个场景:我坐在课桌前,老师和我的母亲站在我身边,我拿着铅笔在考卷上乱涂一气,直到把空白都涂满。现在我很难推测当时为什么这样做,因为那时我肯定已经认了一些字。当然,我未获通过,事实上是留级了。其后我在家里呆了半年,再读了半年幼稚班,才成为小学生。如果不留级,我上小学的年龄就不是五岁,而应该是四岁。那一年刚解放,对于上小学的年龄还没有限制。解放无疑是那一年发生的最重大事件,但我对它毫无印象。在我的记忆中,可以和它联系起来的惟一事情是国民党时期发行的纸币不能用了。家里有成箱这样的崭新的小面额纸币,一捆一捆整整齐齐,父亲说是假钞票,不时拿一些给我们玩,很长时间才玩光。后来知道,解放前夕通货膨胀严重,这些钞票本来就不值钱。

    我上小学时已经解放,有了许多公立学校,每学期的学费是六元,而紫金小学的学费是二十四元。但是,父亲认为这所小学教学质量好,就让我接着上。不过我享受减免学费的待遇,每学期缴八元。其实这所学校规模很小,只有一座二层小楼和一些平房,几乎没有空地。校长是一位姓汪的女士,总是很严厉的模样,有一回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里,为了一件什么事情狠训了我一顿。我很怕她,好在不常见到她。每当我在记忆中沿着上学的路线走到校门前时,眼前出现的不是这位校长,而是教体育的李老师。当时李老师已是一个白发老妇,戴着瓶子底般的厚镜片,极喜欢孩子,一到上学的时间就坐在校门口,亲切地与每一个学生打招呼和开玩笑。

    小学六年中,我的班主任一直是陆秀群。除了当班主任,她还教我们语文课。她大约四十岁上下,对学生也相当严厉,我常常因为上课爱做小动作而被她点名批评。在每学期我的学生手册上,这一条缺点也是逃不掉的,我已习以为常。现在我知道,即使一个大人坐四十五分钟也很难不做小动作,何况一个孩子,可知这个要求之荒谬。反正我一辈子也改不掉这个缺点,凡属我的身体失去自由的正经场合,我的手便忍不住要为身体偷回一点儿自由。陆老师有时也表扬我,她好几次摊开我的作业本给全班同学看,称赞字写得“像刻的一样”。我上小学时学习成绩平平,记忆中只得到过这一种表扬。但我学习得很轻松,从未感觉有什么压力。五岁上小学是完全可以胜任的,在我们班上,与我同龄的孩子有好几个,我在其中还不算最小的。十余年后,我已到北京上大学,陆老师又成了我的一个表弟的班主任。表弟告诉我,陆老师经常谈起我,夸我当年学习如何用功。我可断定,用功的印象就来自作业本“像刻的一样”。此时的陆老师已近退休年龄,至少教过几百个学生,仍没有忘记我,不禁令我感动。按理说她是不容易记住我的,因为我不是一个活跃的学生,没有当过任何班干部,和她的接触不太多。

    我上小学时,如果男女生同桌,往往会用粉笔在课桌上划一条线,双方不准越过,称作三八线。当时朝鲜战争打完不久,三八线家喻户晓,小学生也不例外。有好几个学期,我与一个姓戴的女生同桌。她十分好斗,常常故意挑衅,把胳膊肘伸过三八线,然后反咬一口,向我发起攻击,用胳膊肘狠狠撞我。我为此深感苦恼,但尽量忍让。后来她的态度有了转变,对我十分友好,经常送我一些东西。有一回,她送给我几本连环画,都是解放前出版的,其中有一本是《人猿泰山》。我拿回家,父亲见了说是坏书,命令我统统还掉。还有一回,她送给我一套照片,一对裸体男女好像在摔交,其实是性交姿势的示范。当时我不懂,上课时拿在手里玩,被陆老师发现了,她气得发抖,当即没收。

    父亲对于我们的品行和学业是很重视的,经常检查我们的学生手册。手册上记载有每次的测验成绩,为了刺激学习的积极性,他向姐姐、我和妹妹宣布了一个奖惩办法,每得一个五分奖励五分钱,每得一个二分扣除五分钱。一开始他付现金,但两三个星期后,他发现这个办法对他很不利,如此付给我们的零用钱太多了,就改成了记帐。事实上,此后我们每人只得到了一个用来记帐的小本子,付款被无限期地推迟了。

    在我小学时代的记忆中,斯大林逝世那一天的情景特别清晰。当时在中国的公共场所,到处都挂着斯大林的像片,以至于我最早会画的图画就是他的头像。那一天,在晨会课上,一个姓张的女老师告诉我们,斯大林患了脑溢血,生命垂危,但近两天已有好转。正说到这里,有一个老师在教室门口示意她过去,与她耳语了几句。她回到讲台前,一脸悲伤,说:“斯大林同志已经在今天清晨去世。”放学回家,母亲正在洗衣服,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她,她叹息了一声,又继续洗衣服。其实我也没有悲伤之感,但觉得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总该做点什么。我在一块小黑板上写下了这个消息,挂到墙上。我还提前跑到街上,等候那个全国鸣笛默哀的时刻。哀笛一响,我看见行人都站住了,一个三轮车夫紧贴一间芦席棚屋,两臂伸开,姿势非常奇怪。在我脑中,斯大林的死与这个三轮车夫的奇怪姿势就永远联系在了一起。

    留在记忆中的还有紫金小学的厕所,只因为有一阵学生中传播着一个消息,说厕所的门口会突然伸出一只长满绿毛的大手。孩子们在传播这个消息时很认真,没有人怀疑其真实性,仿佛都是自己亲眼看见的一样。于是,许多天里人心惶惶,人人都尽量少上厕所,上完赶紧逃离。有一回上厕所时,我旁边站着别班的一个同学,他十分瘦小,皮肤发绿,我清楚地看见他撒出的尿也是绿色的。我当时突然觉得,在绿毛大手和他的绿尿之间有着一种神秘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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