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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敦煌

    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之际,敦煌又成热门话题。对于国人心中的这段痛史,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

    第一,敦煌是中华文物的顶级宝库,但是,这个宝库中的一大部分文物已经不在敦煌,也不在中国,而是流散到世界各地了。特别是在二十世纪的前二十年间,外国学者纷纷来到这里进行掠夺性考察,把珍贵文物运回自己国家,致使莫高窟的数百件壁画和塑像,藏经

    洞里的数万件文书,近千幅唐宋佛画,现今分散收藏在英、法、俄、日、美等十多个国家的四十几家博物馆和研究机构中。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遭到如此严重的肢解,这在现代史上是罕见的。

    第二,敦煌学是国际上的显学,但是,这门以中国古代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多分支学科的大本营却不在中国,而在譬如说日本或者法国。这当然是敦煌文物流散的一个直接后果,使得一些西方学者得以捷足先登,占山为王。在此不利形势下,中国敦煌学的起步就成了中国学者到海外追寻、抄写、研究文献的过程。由于政治动乱频繁和经济贫困,中国学者即使在这方面也是举步维艰,拥有的条件完全不能与日本学者相比。所以,在日本汗牛充栋的敦煌学著作面前,中国已有的成果至少在数量上显得十分可怜,以至于日本学者敢于理直气壮地宣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

    面对以上事实,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当然感到痛心,同时又时常陷入深思。我不断问自己一个问题:在一九〇〇年王道士发现藏经洞之后,假如没有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相继来盗宝,洞内这些珍贵经卷和文书的命运会如何?答案几乎不容置疑:一定会更惨。这个结论由一件事便可推断,便是一九〇九年中国政府接管了藏经洞之后,决定把劫后剩余藏品运交京师图书馆保管,结果是从敦煌到北京,这批卷子一路遭劫,劫掠者都是以权谋私乃至监守自盗的官员和名流。斯坦因和伯希和盗走的文物至少都缴给了各自的国家,被他们的博物馆精心收藏起来,日后尚可供赏析研究,而这些同胞所获的赃物却统统进了私宅,然后又大量地流失于市场,敦煌这一部分藏品的数量和面貌已经成了永远不可知的谜。

    我无意替斯坦因等人辩护。他们当年获取敦煌文书的手段绝非光明正大,说得上坑蒙拐骗,他们的考古挖掘不乏破坏性行为,他们运走中国文物更是属于帝国主义行径。但是,我承认我的心情是矛盾的。藏经洞发现之时,清朝政权处在风雨飘摇、朝不保夕之中,地方政府极其昏庸,看守莫高窟的王道士又如此愚昧无知,这一切已经注定了洞内藏品的悲惨命运。外国考察家在那个时候到来,完完全全是乘虚而入,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他们满载而归。而如果他们不来,在那种混乱的局面下,藏品也几乎必定会被我们自己的同胞糟蹋殆尽。像斯坦因这样的人毕竟是懂行之人,他知道这些文物的珍贵价值,他在每次考察后撰写和出版详尽的考古报告,并把相关材料交由沙畹等专家整理刊布,便是最好的证明。伯希和更是一代汉学大师,虽然他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敦煌学上,但他在懂得敦煌文物的价值方面绝不逊于斯坦因。在当时的中国,肯定有学术能力不亚于甚至超过他们的人,例如罗振玉和王国维。可是,也正是在当时的中国,以区区布衣的微弱力量是无论如何抵御不了全局性的腐败的。因此,封闭了几乎一千年的藏经洞真是开启得不是时候,等待着它的宝藏的只有两种前途,不是沦落异国,便是毁于故乡。出于民族自尊心,我坚决反对前一种结局。但是,如果我真正珍惜这些文化遗产,我就不得不两害相权取其轻,宁愿它们被保存着而不是被毁灭掉,哪怕是保存在中国之外的某些地方。只要它们还存在着,就有回来的可能,即使回不来,也比不存在好得多。

    历史不容假设,发生了的事终究已经发生了。可是,我忍不住还要作第二个假设:如果莫高窟第十六窟甬道左墙没有在一百年前的那一天裂出一条缝,如果这条缝推迟三十年甚至一百年裂出,从而把藏经洞的发现也相应推迟,情况是否会好得多?回答似乎应该是肯定的。然而,想到在我们今天的各种重大工程方案中,文物保护仍被摆在非常次要的位置上,想到各地不断发生的目光短浅的和利欲熏心的破坏文物事件,我的信心又有了一点动摇。以我们今日的国力和觉悟,敦煌文物大规模外流这样的事情的确不会发生了。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进一步的觉悟,不但对民族负责,而且对人类负责,中国境内的一切历史遗物,不管是露在地面上的还是仍然埋在地下的,不但把它们看做民族的财产,而且把它们看做人类的文化遗产,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觉悟,它们在我们这里就始终是非常不安全的。我们已经很当然地认为外国人掠走中国文物是对我们的民族犯罪,有朝一日倘若我们还当然地认为中国人破坏中国文物是对人类犯罪,我们才算真正从敦煌痛史中吸取了教训。

    在事隔将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流散在外国的敦煌文献的主体部分业已整理出版,相关著作正陆续翻译成中文。遥想当年罗振玉、王国维等人奔走于八宝胡同——伯希和在京的临时居处——的匆忙身影,董康、胡适、郑振铎、王重民等人在国外图书馆里埋头抄录的辛勤姿势,相比之下,中国今日的研究者的条件不知要好了多少倍。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敦煌文献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产,因而也能被中国学者共享了。那么,我期望中国的敦煌学研究会有一个大的发展,以此证明我要提出的第三个假设:如果敦煌文献未曾大规模外流,敦煌学的大本营就不会在日本或者法国。

    2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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