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儿子，”我婆婆说，“当他在查理大学读书的时候，读了四年就对他的法律专业不感兴趣了。德国人像有谁请他们似的来到这里，占领了捷克、布拉格，关闭了大学。我儿子可高兴哪，学校关门，他就有理由说没法把法律读完了，因为那些德国鬼子占领了大学，不让他把大学读完，因此没能在毕业之后到哪里去当个法律学家什么的，而开始在公证员先生那里当个抄抄写写的文书，然后又到铁路合作社当个文书，同其他会计一起造账表，活儿干完之后便只是坐在那里，两眼望着窗外，手里拿着一枝铅笔，学会了整整一个小时都作好准备，只要合作社主任突然一跑进来，只等他一转动门把手，我儿子便开始写数字，因此他们对他很满意，因为他装成很勤快的样子；他甚至还善于拿着铅笔，对着桌子上的文件睡一觉，下午打个盹儿，但是只要有人转动门把手，他便立即装作在写数字，可他还是没兴趣。后来便跟铁轨打交道去了，专门捣鼓从波希昌尼到宁城这一段铁轨枕木的道碴，去一趟，回来一趟。

    这是他的黄金时代。呆在外面他觉得美得很，在大自然里美得很，跟工人在一起谈天说地也美得很，成天搬枕木换枕木、用石块捣鼓枕木下的道碴，把十字接头处弄弄平，痛痛快快地嘹望这田野，这松林，这草场上的森林，一直可以看到萨扎瓦河边的小山冈或上面闪烁着洛乌切尼塔尖的小山，朝西可看到赛米茨卡·胡尔卡以及白色的普舍洛夫斯卡·胡尔卡。我儿子为他这份工作感到很骄傲，也不再弹钢琴了，他甚至还为此感到高兴呢。一方面是德国人关闭了大学，另一方面是这把镐、这份重活使他的手长了老茧，指头磨得很粗糙而没法弹钢琴了。于是他说，都是这些德国人的罪过，使得他不得不去捣鼓枕木的道碴。可是实际上啊!他才巴不得这样哩。因为他想弹的又弹不了，正在弹的他又没兴趣，于是就成了纳粹主义的可怜虫和牺牲品。可我儿子自认为是最了不起的，因为他每隔两个星期可以坐一次脚踏轨道车到附近的火车站去。他和另一名工人坐在两部联在一起的脚踏车上蹬着，在他们前面那把椅子上手腿伸直地躺着那位足足有一百公斤重的养护铁路线的领工员，他专心注意，还用身体细听铁轨的状况。

    过了一个星期我儿子简直等不及想交叉着双手、坐着这脚踏轨道车到波希昌尼然后又回到宁城当地火车站了。不管晴天和下雨，我儿子都浪漫地沿着铁轨享用这易北河畔的秀丽风光，直到战争结束，他又不得不回到布拉格的法学院去念书……如今他正兴高采烈地踩着那脚踏轨道车的踏板，跟另一名工人胳膊碰胳膊地坐着，他们前面的领工员在边打瞌睡边用整个身体细听着铁轨的状况。这位领工员晚上在当地火车站的饭馆里喝啤酒时曾痛苦地讲述，说因为来了德国人，我们的知识分子在法西斯的铁蹄下受苦受难而不能为自己的民族去学习。

    ……于是在这一天，当我儿子坐在领工员那部脚踏轨道车上的时候，人们纷纷来看他，对他表示惋惜，而我那位宝贝儿子却容光焕发，沿着从波希昌尼到宁城这条线路，用他晒黑的手友好地向人们招手致意。我儿子还有件特别高兴的事，每个星期要巡查这条铁路线一遍，他肩上扛着扳手，迈着轻盈的步子，注意检查是否铁轨上哪个螺丝钉已经松动、磨损，他步行到波希昌尼，回来则坐火车，之后，可以休息一天。因为是傍晚出发，要到后半夜才回得来。然后我儿子便在桥下酒馆洋洋得意地描述铁路沿线的风光有多么美。我儿子给所有的小森林、松树群、草场旁的树林，所有的水沟、所有的小村庄，以及那些穿着铁路制服的漂亮小姑娘、为铁路过道放开栏木杆的所有铁路岗亭都取了名字。我儿子迈步享用这一切，人家还得给他付报酬。晚上在这些铁路岗亭里生着暖洋洋的炉子，那些穿着铁路制服的漂亮小姐还给我儿子沏茶喝，而他只需要在岗哨日志上签个字。他一高兴就这样肩上扛着扳手和报警雷管的盒子上路漫游。只有一次，他出于好奇把这玩意儿搁在一条水渠上方的通道下面，又从山上推下一块石头压在这报警盒上，结果像打雷似的轰隆一声巨响。

    火车站站长不得不写个报告，从此我儿子便不能再坐脚踏轨道车，也不准再干捣鼓枕木下道碴之类的活儿了，而是在宁城的总车站信号员那里当了个录事员。我儿子得到这个活儿比原先还要傲气，他对这些别人并不觉得有啥了不起的事却总是感到很骄傲，于是他有了一个引以为荣的工作证，可以跟着信号员们和所有机车上的钳工们乘车跑遍整个宁成地区。因为，闺女啊，从火车头上可以看清楚铁路沿线所有的信号机，将需要维修的信号机登记下来。最主要的是我儿子可以乘坐他小时候就渴望坐的火车头啦。他小时候，总爱看火车绕过啤酒厂或从沿着厂里的铁路专线开进啤酒厂，将空桶送回来，又将满车厢的大麦芽运走。一遇上这种情形，他简直睡不着觉，这把他的魂都勾走了。

    赶上有快车经过宁城总车站，站上停着那些大火车头时，我儿子便站在月台上，别的男孩也跟他一起站在那里，因为宁城的男孩们都迷着那火车头。有个男孩，他爸爸是火车司机，他在孩亍们眼里就跟今天的足球明星或者总统什么的差不离。我儿子站在那里盯着快车火车头开进来，火车司机下车，检查机车和联接器械部位有没有什么毛病。有些赫拉台茨·卡拉洛维来的火车司机穿着白衬衫，打个蝴蝶领结，戴顶司机帽，配上件西服背心，怀表上还有根小链条；而司炉工则从小梯上下来，到车站饭馆打啤酒。这时司机便给孩子们演示一通，等着司炉工提着直冒泡沫的啤酒回来。然后车站值班员，一举手，快车火车头又徐徐开动，放出一股股蒸汽，男孩们和我儿子站在那里惊讶得一刻钟后还说不出话来。因为对宁城的男孩们来说，这样庞大的火车头简直跟个什么幽灵幻影似的不可思议。后来让我儿子遇上了好运，让他到赫拉台茨·卡拉洛维的培训班去学习，回来之后可以当调度员。

    他一听到从培训班出来将来可以穿上不带级别标志的铁路员工制服，高兴得都要晕过去了。可是，闺女啊，他们差点儿把他开除掉哩，因为他跑到赫拉台茨·卡拉洛维车站主楼的三层楼上去撒尿，那是只有车站的头头脑脑才能去的地方。我儿子正在那里撒尿，技术员跑进来，嚷道：‘你在这里干什么!?’我儿子说：‘撒尿。’那技术员抓住我儿子的肩膀，这么抓住又问了一句：‘你说你在干什么?’我儿子稍稍碰了一下技术员擦得锃亮的皮鞋尖儿，重复说：‘您不是看见了吗?撒尿啊!’技术员吼起来：‘我得去告发你！’我儿子对他说：‘您对着老柳树哭去吧!’后来那站长亲自写了一个关于我儿子的报告，可是啥用也没有，因为所有上过那个培训班的人都分派到科尔利斯至布莱斯劳那一段铁路上的各个火车站当调度去了。在三楼上出的这一档子事倒给我儿子添了名声。后来他通过考试已经可以穿制服了。外套上有级别标号和中学生制服上那种扣子，跟实习生有的那种金扣子。我儿子穿上这套制服走在赫拉台茨·卡拉洛维的马纳斯街上，穿上那套帅极了的制服去散步广场，可却光着脚。我从宁城车站的站长那儿一听到这事儿，说我儿子竟然有胆量穿着制服赤脚在街上逛，我便断定，我这儿子将来能有出息。

    你等着瞧吧，闺女，我这个儿子会成器的，因为在他的名字里有‘r'这个字母，这个字母就保证他将来不是当总统就是被关起来。可是我倒觉得他成天到晚心不在焉，他将来会成为一个作家?他在中学因为几门功课不及格，前前后后留了两次级，而且还总是捷克语这门课不及格。……我儿子后来到站上当报务员，然后再由报务员转为调度员。我跟你讲过?还是没有讲过?闺女，就是关于我儿子是怎么在科斯托马拉迪站上通过的考试。只有通过这次考试才能在站上独立工作。

    ……从赫拉台茨来了几位先生，这是站长和车站值班员见了都有几分畏惧的。交通视察官赫麦列茨问我那被一群官员围着的儿子，假如交通信号灯不起作用了，怎样去确定火车已离车站很近了?我儿子说：‘用眼睛!”对!可要是有雾呢?’我儿子于是从制服里掏出一块白手绢铺在铁轨旁边，然后将膝盖跪在手绢上面，趴在地上，将耳朵贴在铁轨上听了一会儿，等他站起来，便对视察官赫麦列茨说：‘840号列车正从卡门勒·兹博希过!’视察官赫麦列茨怔了一下说：‘您在哪个规章里读到这个的?’我儿子说：‘从库珀主演的一部美国西部片里看来的。

    库珀在里面扮演主角、一个追捕者，他就是用这个办法向一名童子军判断出，骑着马匹的印第安人是不是已经离得很近，或者判断出哪里有水牛群那样……’赫麦列茨夸奖了他，对考试委员会的人说我的儿子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列车调度员，因为他爱惜他的制服，‘诸位，他居然在膝盖下面铺上一块白手绢，免得弄脏他漂亮的制服。’于是我儿子便当了列车调度员。谁也没像我儿子那样为他那身制服感到如此骄傲。可是我儿子越是希望将这身制服一直穿到他退休，苏军又偏偏毫不留情地将德国人撵回了他们的老家。我儿子为穿不成这套制服而感到很难过，可他同时又非常高兴，因为他是站在离捷克越来越近的苏军一边替他们加油的。我儿子知道，胜利之后大学又得开学，他将脱下这套帅气的制服，这套制服对他来说的确很合适。

    闺女啊，他穿着这套制服的时候差点儿挨枪毙、丧了命哩！一次是游击队员们在他的小车站附近将装着弹药的火车炸毁了，另一次是在战争结束前夕，游击队员们拆掉了铁轨，后来德国党卫军的一个军官便让我儿子呆在火车头上不让走，一直到奥斯特拉那个地方，那个军官才让放了我儿子。可我儿子还是很难过，因为他担心等到最后一批德国兵当了俘虏，等到最后一个德国人倒下，布拉格欢呼庆祝苏军的胜利，结束这场可怕的战争时，他还得去学院完成他的学业，他还得去领那张法学博士证书，再也穿不上那套帅气的铁路制服，而且再也成不了英雄，成不了纳粹主义的牺牲品了。他得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另一种生活，你知道吧，闺女，他对那套制服情有独钟，喜欢到这种程度，以致战争结束之后他还穿着它在铁路上干了两个月，再没有别的衣服能像这套列车调度员制服穿到他身上那么帅了。他穿着便装可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所以他有时还爱回忆保护国，不是像有些在保护国时期被关押、或亲人死于集中营的人那样，而是想起他在这段时期穿的这套铁路职工制服。一想起穿这套制服的样子他便总是心花怒放。

    有人间他什么时候最感幸福，如果他再出生一次，他希望成为什么人，我儿子总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当个列车调度员!”’我丈夫总是容易回想起以往，好像在延续他的过去。在谈着一件别的什么事情时，他会无缘无故地突然兴奋地叫喊起来：“凉亭，凉亭!小姑娘，如今我想起了日德尼采的那座凉亭。那座爬满了爬山虎的凉亭。凉亭后面就是我外婆家的花园，园里开着各种鲜花，这些花我在扎布多维采教堂那儿也经常看到。每个礼拜天我都跟外婆上那教堂去做弥撒。放假时的每个礼拜天我外婆都要到凉亭那里去送午饭。因为，小姑娘，我在外婆那里一直住到四岁。后来，即使我上大学了，也每个假期整整两个月都住在外婆那里。这个凉亭简直是我的小礼拜堂、小小礼拜堂。我在那里看书，我在那里跟外婆一起吃午饭、吃晚饭。在假期这里总摆着那个洋铁碟，里面装饰着红艳艳的草莓，还有草莓叶儿。紧挨着我们的花园便是杜列支基家的花园，也是开满了鲜花，在我们下方那块邻近的空地上便是莫希尔先生家的花园，也是鲜花满园。如今我想起来了!凉亭那把条椅上方挂着的那张照片是谁，是瓦格纳跟他的弟弟，瓦格纳照片的侧面像……”

    我丈夫大声喊叫着，吃完了那块抹油的面包。后来在电车上，我们一道乘车过河到他表妹米拉达那里去，他又心血来潮，无缘无故地接着谈他的日德尼采广这一下我才想起来，这么多年之后又想起来了!小姑娘，我们那座凉亭的后墙紧挨着那条一直延伸到波杰布拉特街，然后又从那里拐出来两边长着树的小路，斯丹诺夫斯基石匠们每天四趟从这儿往上走＼一家人都叫斯丹诺夫斯基。”我丈夫就这样在电车上大喊大叫。我都觉得很不好意思，便装作好像他不是我丈夫，我跟这个在电车上大喊大叫的人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可是我丈夫还在兴致勃勃地大声喊叫着：“我到现在才想起那个画面来!如今这幅画面就浮现在眼前，清晰得就跟昨天发生的事一样。斯丹诺夫斯基一家当石匠的每天四趟从这条小道往上走，到坟场旁的工场去，然后又下到山坡脚下。他们在那儿有所小房子。我听见过他们沉重的脚步声，听见过他们的谈话声，可是从来没有见过他们本人，因为我总坐在凉亭后墙的这一面。只听到他们笨重的石匠们的脚步声和他们谈话的声音。有一次，当他们的脚步声在我们附近先是加强、后又减弱时，我外婆对我说斯丹诺夫斯基哥儿几个中最小的一个患了痨病，是长时间凿这些大块石头累出来的。他跟他的父亲和哥哥们用这些石头凿成墓碑。于是有一次我便到墓地门口去看他们的工场。

    工场的门敞开着，正对着墓地的门，好让每个要替死者买碑的人都能看到他们的墓碑样品，有好几块没刻名字的竖在那儿摆着。小姑娘，我在那里看到那些石匠干活，他们韵嘴上都蒙着一块布，石碑摆在用架子支着的木板上，石匠们都围着块围裙，戴着顶帽子，一只手拿着锤子，另一只手拿着凿刀。第一个人粗粗地修砍着石头，第二个人往墓碑平面上刻字，第三个人磨光石面。工场里尘土飞扬，这工场像个小马厩，就在拐向麦地去的小路旁。不管是工场还是那些墓碑都网在一个鸟笼似的网子里。大概是怕人家偷走那没刻字的墓碑?可是直到后来我才断定装上那个密密的铁丝网是为了不让碎石飞溅到人家身上，为了不伤着人。斯丹诺夫斯基父子每天从早上到中午在这里凿石头，然后下山吃午饭，午饭后三人再一起上山，一直干到晚上。

    在我们花园里都能听到他们凿石头的声响。外婆要是敞着厨房的窗子，甚至在厨房里也能听到他们的凿子、榔锤干活的声音。小姑娘，我直到现在才想起这幅画面，想起那个最年轻酌斯丹诺夫斯基来。我还专门去看过他。因为他的一只眼睛上有块蓝色的斑痕，外婆说他是在于活时伤了这只眼睛的。我去看他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总在咳嗽，不仅干活的时候咳，跟他哥哥和父亲沿着我们凉亭后面的小路上山下山的时候也咳。那个最年轻的斯丹诺夫斯基有个对象，他们正准备结婚。他那位未婚妻常常坐在工场门口的一把椅子上，她的未婚夫在不停地干活、咳嗽。我还看见他俩默默地走进凉亭，两人都很忧伤。我向他们打招呼时，那位斯丹诺夫斯基看了我一眼，我发现那只坏眼睛的颜色像勿忘草或长春花。我现在只知道斯丹诺夫斯基从来不笑，他们父子仨都很忧伤，不是因为他们是石匠，而是由于他们做的是石碑，卖给每一个死人，将他们的名字刻到碑上，于是分担着死者家属的一份忧伤。这些年来连他们的谈话都是忧伤的、轻声的，像在教堂里的那种谈话声。有一年冬天，外婆写信到啤酒厂来说，那个最小的斯丹诺夫斯基结婚不到一年便因痨病不治死去。”我丈夫这一番讲述不仅是对我一人而是对全电车上的乘客而来的。

    有两位早就该下车的老人只因为想听完这个关于斯丹诺夫斯基的故事而多坐了一站车……我们准备增加一间住房，从房东那里拿到隔壁那个空房间钥匙的那一天，连那位整天沉溺于幻想、总是笑眯眯的贝比切克·斯瓦特克也来了。他戴着那顶比他的头大好几号的礼帽坐在垫着一张报纸的椅子上吸烟，轻轻晃动着身子，随身带来一把榔头和一把斧子。我丈夫只顾走进那间新房间，那是沃拉吉米尔搬进现在的住房前曾经住过的房间。我丈夫打开窗子；因为里面的空气太坏了，光线比我们现在住着的这间房子暗得多，原因是窗子上方就是那座通向斯拉维切克家外廊的旋转型楼梯。我丈夫立即将炉灶及壁炉生上火。

    我知道，要是我们再有一个房间，他也会生上火的。因为生火是他最乐意干的一件事。然后贝比切克·斯瓦特克便爬上了我借来的人字梯，开始用榔头来松动这薄墙上门框里的砖头，很快就敲掉了第一块砖头。我丈夫负责将砖头搬到外面。站在人字梯上的贝比切克在一片尘土和灰泥块的包围中，身上落了好几层墙粉。我则坐在我们那间厨房的椅子上，两眼望着院子里板棚斜屋顶上方那块扇形天空，赌着气。因为我曾白费劲地求我丈夫换件旧衣服，至少别穿那套最新的服装，脱掉那件白衬衫，可我丈夫就是不理会，在尘土中热情满怀地搬运砖头，然后又回到掉土掉渣、灰雾茫茫的房间中。贝比切克·斯瓦特克也跟我夫夫一样，从厨房里就可看到他在尘雾中半截身子的光辉形象，跟我丈夫在那间未来的房间配合默契，干得欢天喜地。我丈夫还兴奋不已地在那里大声叫喊着：“我刚刚才想起来，实际上我对出殡特感兴趣。我外婆在尸德尼采那所小屋的窗子是朝巴尔宾街开的，每天有两三起甚至四起送葬的打那里经过，还有音乐伴送。凉亭后面稍远一点儿在陡直朝上的小路上走着送葬的队伍，那些出殡的马突然拽不动装着四角挂着花圈的棺材车子，于是在中途休息两次。第一次歇息总是在我们窗子底下。我便趴在窗口上，看着那些送葬的如何将棺材摆放到石头上，我还特别爱观察那些哭成一团的送葬亲属和宾客们，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要为那些死者哭得死去活来。我的整个童年加上假期在这窗口前几十次地看到这些场面。我看到那些黑马又如何拉着灵车往上爬，一直到第一个拐弯处。送葬的又一次将砖头卡住车轮，整个队伍在那里再歇一次脚，然后一直走到墓地门口石匠们的工场那里。

    斯丹诺夫斯基爷儿仨都站在那里脱帽向死者致意，一直目送送葬的队伍消失在墓地大门里。可我现在又想起来了，他们站在那里也是作为这石碑工场的一桩广告，让死者的后人注意到他们，知道在坟地大门旁边，只需走很短的路就能给他们为之哭得痛不欲生的死者买到墓碑。过来吧，小姑娘，帮我们一把!过来用小桶将这些灰泥块提走!”我丈夫在叫我，我朝他转过身去，只见他站在我们未来的房间门口，只差几块砖这门就完全打通了，我丈夫将手伸给我，白乎乎的沾满灰尘。他对我微笑着，可我还在生他的气，我又转过脸去，气鼓鼓地望着外面那一小块天空。沃拉吉米尔突然走进院子，像是故意穿了一套节日盛装，就是他在“五一”游行扛大旗穿的那套衣服。我丈夫在继续央求我，仍然站在那已经挖空的新门口。我突然想起沃拉吉米尔如何爱上那个糟糕的斯洛伐克女人，像是有点儿把我晾在一边了，因为他原来总装成有点儿爱我的样子，如今竟然爱上了这个像死于痨病的斯丹诺夫斯基一样眼睛里有块蓝色斑痕的黛卡娜。

    我如今对在伊尔卡地下室受的那股气还没消，我于是对他表示如此这般的欢迎：正好我丈夫还站在那里向我伸出双手，我连忙站起来，等沃拉吉米尔走进来时，我便故意将手伸给我丈夫，跳过几块砖头，我们便站在新开辟的满是灰尘的房间里了，而让沃拉吉米尔自个儿呆在厨房里。我立即拿起小桶，装满一桶灰泥块儿。贝比切克·斯瓦特克将梯子搬出去，将最后几块砖取掉。盘腿坐在壁炉旁，观赏着这个刚凿开的新门洞。接着沃拉吉米尔便来了，四下里打量一番，惊讶不已。我丈夫围着围裙，提来一桶水，冲洗着门框。我回来伸给沃拉吉米尔的不是手，而是手臂。我丈夫还在兴高采烈地回忆着：“如今我又想起一个画面，刚刚才想起来。我那时觉得很不幸，因为我们家没有死谁，我曾因为在日德尼采墓地上没有我们的一块墓碑而哭过多少回啊！于是整个假期我每天得到一克朗的报酬，去给墓地的花草浇水，我多么高兴给那些坟墓浇水啊!然后用耙子耙平坟堆四周的沙子。然后跟那些来扫墓的妇女坐在坟头聊天，聆听她们对死者的美好回忆。

    守墓人每月付给我三十克朗作为浇水的酬劳。”我丈夫一边冲洗门框一边这么大声喊着。沃拉吉米尔站在那里四下张望，当我提着空桶回来时，沃拉吉米尔对我说：“您知道，您先生可以去干什么吗?年轻的太太，您先生我现在知道了，该去开个殡仪馆。他对这行业情有独钟，干这行对他最合适……您知道，博士，这对您可能很合适吗?您要是来主办殡仪活动，您知道怎么出售棺材吗?可以用上您的那些引文呀!您可以用一些名诗人的诗句来装饰您的悼词。肯定财源滚滚。您还可以多租一间房子住是吧?喏，我们定会惊叹不已。这里摆上作家先生的写字台，这儿摆上书架，跟依尔卡·什梅卡尔一样!先把住房和画室布置好，然后暖暖和和地生上壁炉，翻翻专题论文，出去串串门，在这里谈谈蒙克、在那里谈谈毕加索，主要是谈毕加索，如今到处都在谈他，可是谈得最多的是凡高。尽管每个饭馆里都挂着他作品的复制品，谁也不去注意它们，但主要还是带着思考地谈论他。可是注意!这里还有高更先生！”沃拉吉米尔说话很挖苦。我丈夫眯眯笑着，还兴奋地说：“啊j我又想起来了，沃拉吉米尔，您说我该去当殡仪馆的老板，这主意不错嘛!我虽然站在我们在日德尼采那所小屋的窗口看着每一次送葬活动，可您知道为什么我外婆也看着这些送葬活动吗?谁也猜不着，我过了好些年直到今天才猜出来。因为送葬的马匹一路上拉屎，拉在谁家窗前就属于这家的主妇。一等送葬的队伍走进坟场，我外婆发现我家窗子底下有马粪就立即将它扫进铁铲运到院子里，省着省着分给那些最美丽的花儿当肥料，让它开得茂盛、开得更香。”贝比切克坐在脚跟上微笑着，摇晃着身子抽着烟，满身是从上面掉下来的灰尘。我丈夫装腔作势地拿来一把扫帚，缠上一块湿抹布，开始打扫屋角的蜘蛛网。沃拉吉米尔站在房中央，我起身的时候，他将我那装满泥灰块儿的小桶接过去，笑着对我说：“我来帮您一把吧，年轻的太太。”

    又等着提下一桶，然后两手分开提着两桶脏土出去，就像提了两桶灰尘似的。我从窗口瞧着他，我看到沃拉吉米尔的两条腿很直，只是膝盖那儿有点儿弯，大概是因为他长得太高，几乎有两米。然后他便下了楼梯，过一会儿就听得哐当两下倒土的声响。然后又出现了沃拉吉米尔那一头鬈发，继而沿着楼梯露出他整个身子，仿佛是从游泳池里钻出来的。我丈夫往壁炉里添了些柴块，然后接着打扫屋角落、窗子，干活的时候还继续嚷着他那些不断流淌出来…的回忆：“我外公、也就是我姥爷的上衣胸袋上总插着一束花，他每晚出门都要换个地方，第一个晚上去唱歌，第二个晚上去玩扑克，第三个晚上到消防队员协会去，星期六星期天去打猎，总要去个什么地方。星期天我们也跟他一道去，猎人们在玩扑克‘，我那位领着我到宁城上一年级的外公，不仅自己前胸兜里插一束花，也给我的上衣兜里插了一束花。我外公在擦皮鞋和刷衣服的时候总爱吹口哨，他总是很快活。我妈妈说，她爸爸有点儿神神道道的……一年中有那么一回，因得了感冒晚上不得不呆在家里，折腾得全家不得安宁。

    只有等外公又能去上班了，大家才能松一口气。他在布拉迪斯拉夫街上的海里·比斯科公司根据顾客的订货裁剪布料。”我丈夫说着，沃拉；吉米尔听着，贝比切克·斯瓦特克也听着。我丈夫还边讲边用缠着湿抹布的扫帚打扫屋子，当他第二次边讲边打扫、边擦蜘蛛网和掉下来的泥灰时，沃拉吉米尔啪的一声拍打着脑门子说；“对了，博士，如今我想起来了，我母亲从前的男友把一件便袍丢在我们家，怎么样，我去给你拿来?等您把这间房子收拾好了，您就可以穿上这件便袍。可惜您没有孩子，要不您肯定是位标准的爸爸，您对孩子准能比谁都照顾得更好。我看得出来，您准能做个模范爸爸，您说呢，年轻的太太?”我立即看出，沃拉吉米尔还在拿我丈夫开涮，可我同时也发现，我丈夫常爱教训我。我常为此而气恼，因为我丈夫跟我在一起时从早到晚地教训我或给我讲解个什么，他给我讲解什么东西简直成了他永久的培训内容，让我实在受不了，因为对他所讲授的东西我从来都插不上嘴回答他一言半语。如今他又停不住嘴，也许压根儿就没听见沃拉吉米尔怎么拿他开心。

    实际上沃拉吉米尔已在损他。我丈夫装作啥也不知道，接着讲他的那一套：“我那外公有一次躺下了，从此就没再起来。因为得了癌症不能进食饿死了。一封电报发到宁城，已是炎热的五月天，我妈妈和外婆在日德尼采，电报说我外公死了，于是我和爸爸坐车去那里，夜里才到。我们敲开了隔壁邻居杜列切克家的门，他们给了我们小屋的钥匙，说我外婆和妈妈在奥布尚尼我舅舅波普家。于是我打开门，我的已咽气的外公正躺在我从前出生的那张床上。他脸色蜡黄、干瘦，气味倒很好。我爸爸躺在卧椅上，我躺在离外公不远的地方，我没睡觉，隔一会儿就走去看一下遗体。后来我越来越明白，这已不是我的外公，而是一具尸体……然后便开始出殡了。上午，就像我常在窗口看见的，那些殡仪馆的人将外公放进棺材里。亲戚们也来了，一大帮子，他们一进到外公躺着的房间里，便举起双手，哭喊着扑向躺在棺材里的外公，还吻他。我站在那里，手指头扶在棺材上。后来毫无办法，殡仪馆的人抬来了棺材盖，将棺材盖上搬走了，他们抬着棺材在过道上没法转弯，结果一不小心将外公从棺材里倒了出来。然后又将他像翻倒的木偶一样放进去。接着我们便出门到了太阳底下，将我排到送葬行列里，然后开始奏乐。大家都穿着黑色丧服，往巴尔宾山坡上爬，出殡队伍和面乐队演奏了外公平日最喜欢的一支曲子“摩拉瓦、摩拉瓦……”

    就在外公生前住过的屋子前面。我站在那里望着我家房子那两扇窗户，这时我突然哭了起来。当我看着别的送葬人，特别是别的男孩站在那里时，我突然明白，这是我的不幸，这不幸恰恰发生在我的身上。连那些大黑马的大屁股拉出的尿也和站在那里的外婆一样纹丝不动。外婆哭得很伤心，不像以往那样连忙跑去将马粪收进铁铲。当出殡队伍在坟场门口停下来，我看到墓碑工场前站着光秃着脑袋的老斯丹诺夫斯基和他的大儿子，可是我似乎还看见那个已经死去的小儿子也站在那里。他低着头站在那里，帽子拿在手上向我们表示哀悼。后来，连外婆也来到斯丹诺夫斯基这里，订了一块墓碑，由老斯丹诺夫斯基往上刻托马斯·基里安几个大字。我脾气暴躁的外公托马斯·基里安曾经是个猎户。那一回，我妈回到家，在吃中饭前告诉父母说她怀孕了，于是我这位暴躁的外公便把我妈拖到院里端起枪嚷嚷道：“跪下!我要毙了你!”我外婆，这位聪明的外婆卡德辛娜走出来说：“来吃午饭吧，要不凉了尸于是便都进屋吃午饭去了。多亏外婆我才没跟我妈一快儿被枪毙掉。……喂，沃拉吉米尔，您说有人把便袍丢在你门家了，说我穿上可能合适，说穿上它在这房子里准会舒服?那么沃拉吉米尔，什么时候给我把这件便袍送来啊?”沃拉吉米儿(尔支支吾吾结巴开了，他直抱歉，说快要下雨了，觉得老天-变脸，便像有颗大钉子在他脑壳上打洞，说由于大气压干扰，他明显地感觉到这钉子从他的软颚穿进他的嘴里。说最好是博士，咱们大家都去喝几口碰碰杯，”说让我和贝比切克·斯瓦特克也去，到瓦尼什达的酒店去，他请客，庆祝我们现在又将多一个房间……

    我丈夫正在用湿抹布擦地板，更确切地说他是在自言自语：“沃拉吉米尔呀！碰杯碰杯，可是我得对您说，您总是这么碰杯，我甚至都害怕说，沃拉吉米尔，您这是酗酒啊!我不是说您连少量几杯都不能喝。好，您有理由高兴一下，那您就喝他十杯啤酒，几乎您每天都有高兴事儿，好了，您每天都喝他十杯，跟诺海伊尔家的老头那样；然后呢，比如说你们车间有人过生日，好了，您又喝他十五杯，赶上个什么节日，您又喝上十杯。可我跪下来求您，别这么酗酒了，别像那年那样又是白酒又是烧酒的。我说，沃拉吉米尔，我们有啥说啥，布拉克写过一句话说，抑制冲动是一种高尚的行为。您以为我在教训您，可是您要想一想您的老母亲，您为什么要酗酒，而且酗得这么厉害，给她带来这么大的痛苦呢?您抑制一下您的冲动，也稍微高尚风雅一点吧!连您的朋友们也向我来告状说您总是酗酒，说他们都向您伸出手来想帮您一把，他们还担心有一天会把您送到斯卡尔大夫那里去，那些最爱您的人说他们担心连斯卡尔、连阿波里耐什也帮不了您的忙。说等着您的只有波赫尼采了。而您现在在这里不是给我们做个好榜样，而是引诱我们去喝酒去酗酒，这，沃拉吉米尔，真教人伤心，您难道就一点儿也不打算从这该死的酗酒嗜好中摆脱出来?您看看我，我曾经已经站在万丈深渊的边缘，我的意志力战胜了，我现在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了，成了您的眼中钉了，沃拉吉米尔，我求求您别拽着我往这泥淖里跳吧!醒醒吧，趁现在还来得及!”我丈夫说着话，同时很努力地用捆在扫帚上的湿抹布擦拭着地板上的灰尘。他如今将湿抹布取下来，放进水里泡一泡，然后拿出来拧干，从抹布里滴出来的尽是石灰水。我丈夫又跪下去仔细擦拭地板。沃拉吉米尔站在那里，脸色刷白，他望了一眼空荡荡的房间，我丈夫跑到那里继续干活儿……“您知道我只是怜悯谁?您已经脸皮厚了，对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了，可是我再一次求求您，为了您的老母亲，别再酗酒啦!别酗酒啦!我现在跪着求您。”沃拉吉米尔一仰头对着天花板吓人地大喊一声，几步便蹿到炉盘那儿，撞倒了坐在椅子上的贝比切克，还没等我们转过向来，他端起那还在生着火的炉子，以极大的力气将它端起来，使劲一拽，将插在烟囱里的烟管也拽了出来，像端着五公斤容量的罐子一样端着这炉子，烟筒管把贝比切克的帽子碰到地上。我连忙从门旁闪开，袄拉吉米尔将这烫人的火炉端到院子里，摆在院子正中央，挥一下手便跑下了台阶。

    只听得啪地一下撞门声，然后又听得通向街道那扇门的碰撞声。我丈夫像啥事也没发生过似的继续擦他的地板，还哼着歌儿。我和贝比切克·斯瓦特克走到院子里，又拿来了防烫手套和抹布……我和贝比切克试着抬起这炉子，可一点也没法挪动它。后来我丈夫来了，穿着那身完全被他毁了的最后一套漂亮衣服，连膝盖也是湿的，连一星期前买来的便鞋也完蛋了，可他还在哼哼歌儿。于是我和贝比切克一头，我丈夫在炉子的另一头，我们大概歇了十来次才把炉子抬回原来的地方。沃拉吉米尔早巳走掉，可他仿佛还一直在我们这里。因为连贝比切克·斯瓦特克也弄不明白，沃拉吉米尔怎么能搬着炉子穿过这扇门到过道上，又怎么能穿过这道门到院子里，而且这么轻而易举，因为当我们抬着炉子穿过门时，两次卡在门上硬是弄不动它，直到我们将炉灶搁在门坎上，连推带拽才把它折腾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