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丈夫干活累得像从悬崖上掉下来似的，两手摊开躺着，哼哼唧唧，他白天装出来的那股快活劲儿让我感到害怕，到了半夜他。又睡得那么死，一丁点儿声音也没有，我连忙打开灯，还以为他已经咽气了!我使劲推他，等他醒过来时我才松了一口气：“你把我吓坏了!”我说。他却对我说：．“小姑娘，我的生活就是住医院、坐牢房，我的指头跟我在园子里干活那般僵硬，我想在钢琴上演奏我喜欢的李斯特，总也不成，就像今天我想到打字机上写作，手指头根本不听使唤，无法在键盘上打出我心里想要写的字来……”随后，我丈夫，我那位未来的顶尖人物躺下来，他一翻身又哼哼开了，像从翻倒的儿童车里勉强站起来，艰难地走去看钟。我已经知道，他若是走去看钟，总是可笑地希望已经是早晨五点，可这时才三点钟。于是又失望地勉强走刨床边，转过身滚到床上仰躺着。尽管一片漆黑，我也知道他的眼睛睁开着，等待天明。

    他又艰难地走去看钟，然后慢吞吞地煮上咖啡，像喝麻醉剂似地呷着它，还抽了几支很厉害的美国烟，只好这样来提神。我这一天轮休。所以妾着睡，让他去上班。他离开前总要弯下身来瞅我一阵／我尽管没睡着，也装作在睡觉，因为每当他对我弯下身来，我透过闭着的眼睛也能知道他爱我，像我妈妈那样俯身凝视我，像我丕是个孩子那样、·，＼等他走了，我便沉沉地睡去。等我醒来，心里总是惦记着我丈夫。我认为我丈夫不能再去上班，我丈夫必须开始集中糟)》写作。眼下我在饭店挣钱，我丈夫必须自己审视。视一下该不该把这写作坚持下去，不仅他自己而且他的朋友们还有他妈是水是弄错了。她曾坚信她的宝贝儿子能有出息，不是说她希望这样，而是说他必须这样，因为她曾梦想过他自己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世界闻名……我躺在床上，心想为了这目标就得有所付出，因为要靠我一个人挣钱养活两个人。我将宣布由我丈夫主持家务，让他去发现这个深渊，知道自己搞写作成不了大气候，只不过是过过未来的作家瘾罢了。他要是不再上班，到那条焦街去，那只是因为受不了那过堂风中的辛苦劳累。他一累就拼命地喝啤酒，下班以后还跟温查、多乌恰到布拉邦特王酒家去喝烈性酒，然后就说呀，说呀，总讲那些简单而又无意义的事。如果不去上班了，就可坐到家里的打字机旁写他那惟一的一本包罗万象的大书。

    “你那丈夫啊，，’我宁城的那位婆婆骄傲地说，“今天要是让他去上小学，那还得先转到预备班去上课。因为我这宝贝儿子从三年级起就得请家庭教师给他辅导，因为他的成绩单上通常有好几个4分。从前有位退了休的驾校教员克拉伊斯基先生常到啤酒厂来，大个子、一脸大胡子跟只海象一样，可是他有风湿病，从他的住处扎拉比到我们这儿本来只有一刻钟的路，可这位驾校老师要走一个多小时。他来到啤酒厂，便倒在啤酒厂办公室窗子下那张长椅子上。我那宝贝儿子便飞快爬到这驾校老师的膝盖上，还招呼小狗姆采克快上来。

    那小狗一跃而上，前腿抱着驾校老师的膝盖，脑袋歪到一边撒起野来，仿佛那膝盖是只母狗。驾校老师臊得脸都红了，因为他受过奥地利教育。我的宝贝儿子放声大笑，谁也没来。我的小姑娘，我这宝贝儿子是拿这姆采克和膝盖寻开心哩I因为他自己也常常把姆采克抱到膝盖上，姆采克也把他的膝盖当做母狗来寻欢作乐。他挨了一顿揍。我儿子和姆采克都挨了一顿揍。你别看他门门功课得4分，可还真有不少鬼名堂哩!如今跟你讲点儿更开心的事情吧，我的小姑娘，我为什么要讲呢?是想让你知道，我把谁托付给了你……当我爸爸在日德尼采死去时，为了不让你外婆感到寂寞，便让我这宝贝儿子去那里上了一年中学，可他到期中，德育得了个3分，还有六门功课不及格，留级了。这个德育3分是怎么得来的呢?因为他们有位名叫克纽乌列克的德语老师，长得像皇帝身边的宰相，我儿子当时因受罚而不得不坐在第一排条凳上，前面是带有插入式小抽屉的小课桌，课桌上有个墨水台，克纽乌列克老师在教室里走来走去，给学生们讲冠词的变化及用法。我儿子发现从老师那没扣上的裤子前开口露出了一根白带子。

    老师走着走着，在我儿子的座位旁边停了下来，我儿子想；要干就得快，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他悄悄拽开一点儿抽屉，将白带子卡在里面然后关好抽屉，用膝盖顶得死死的，等着那克纽乌列克老师拿着那本打开的德语课本再往窗子那边走去。可是走不了啦!刹那间，那老师用全身的力气一拽，裤前开门撕破了，扣子棚了窗子口。老师站在那儿，望着我儿子那顶着抽屉的膝盖和那根牢牢卡在课桌里的带子……于是我儿子的德育便得了3分。当然，小姑娘，今天听起来觉得好笑，今天我把这事儿看做是你那位从小就有不少花花点子的丈夫的一种好预兆。

    可在那时候，当我兄弟波普有保留地告诉我这件事时，我都急哭了！那时候我把心都操碎了哩!可如今，你也看得见，我看他变好了点儿。喏，小姑娘，我儿子就这样在布尔诺上了一年学，也外婆宁可一个人过着孤独的日子也觉得比跟这个外孙在一起好。他跟街上的孩子玩在一起，用于菊苣根粉的包装纸把孩子们的脸蛋儿染上彩色。有时又把那些孩子关到刚完工的新楼房里而把房门把儿扔掉让他们出不来，结果吓得他们得了急惊风。他有时还把外婆的玉米粒弄出去、实际上是偷出去撒得前厅满地都是，惹得看门的人想跟外婆告状。万灵节那天，他拿着一个燃着的火把站在敞开的窗口，烧着了外婆的窗帘，他还开心极了。……可是他上完学回来却没有成绩单，说是还没弄好，以后会邮寄来；后来又说这份成绩单跟别的成绩单一起遭火灾烧掉了，因为他们的化学教室发生爆炸，着了火……弗朗茨因便给他们中学的校长办公室写了一封信，说他儿子的成绩单丢了，请求他们补发一份，好让他回到宁城可以继续去上中学，于是在新学年开始的前夕，学校寄来了那份成绩单的副本，上面写着我儿子有六门功课不及格，操行分也不好。这时，我丈夫突然想起，那份成绩单准在我儿子从布尔诺提回来的那口箱子里，于是我们便有了两份成绩通知单。”

    我婆婆给我讲这些情况的神气，仿佛他儿子、我今天的丈夫得了什么奖励似的。我丈夫在向我讲述他的事情时，也跟他妈妈讲他一样；总是讲的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总是讲的一个千了很不光彩事情的人!可是他们俩，不管是我丈夫还是他妈妈给我讲述时那神情，只差点儿没欢呼起来。这大概是因为在布尔诺、在日德尼采当时那些孩子还夸奖了我丈夫的缘故。他们总是用最好的言词来谈论他：“哟，上帝啊!你可真够损的!”我丈夫在向我讲起这些时，可骄傲啦，为他的朋友们对他的夸奖而激动得热泪盈眶……我终于下定决心，有生以来第一次集中洗了一大堆衣服，我丈夫用一天备用假，不是说我病了，就是说我们又有一次婚礼，或者家里在打离婚或死了人。我甚至很高兴他帮我浸湿了衣服，帮我在院子里拉上晾衣服的绳子，一大早便帮我生起了洗衣房的锅炉，这是他最拿手的，他怎么也看不够洗衣房锅炉下的熊熊焰火。我先将我的衣服放进了瑞典洗衣机里，我丈夫穿过院子，走进我们的住房，把那里的炉子也生着了，我真高兴他成了我的司炉工。他微笑着，对我、更确切地说是对他自己讲述着，给我介绍经验，竭力向我说明写作实际上一点也不难，只需要有决心写出那最初的几行字的一股子鲁莽劲儿，然后就像拆旧毛衣一样快得很：“你知道，我亲爱的，”他站在我上方，消失在从大锅里冒出的蒸汽之中，“我没有写作室，沃拉吉米尔没有画室，可是我们俩有勇气将我们所在的一切地方都当做工作室。我要是有勇气，也可能将我的打字机搬到小酒馆去写作，我甚至可以在电车上写作。可是我跟沃拉吉米尔一样有把握地认为我要写的内容跑不了，它一直伴随着我，我走到哪儿都在写作，只不过我是先将一切写进脑子里，然后给人们讲述一遍，让我验证一下，看看我写的东西有没有分量，能不能抓住人们的心。要是在那洒满酒水的桌子边有人表示出对我讲的东西并不感兴趣，我便暗自说：‘啊呀！小伙子，这大概不对味儿!”’我丈夫就这么一个劲儿地说着。

    我已经用大木勺把我的那些背心裤衩内衣什么的掏了出来，我丈夫兴致勃勃地在冷水里踏着踩着这些内衣，同时还有点邪乎地微笑着，在蒸汽水雾中继续唠叨，水蒸气从敞开的门口钻了出去，飞快升上天空。我丈夫往锅底下添些柴火，拧干我的内衣，将它们扔到筐子里。我则将衣服拿到院子里，晾到绳子上，一心想我的事：我固执地认为，作家或者画家必须有间工作室，必须有个安静的地方干他的活儿。就像爱神降临那一瞬间必须有灵感。这样的话，沃拉吉米尔必须有画架、有白大褂，最主要的是绝不能去上班。因为我从来没见过哪个画家还到工厂里上班的。光在星期六星期天画画的人倒是有，但他们只是些业余画家，他们画画就跟有人收集邮票、采集甲虫、捕捉蝴蝶一样。一位真正的作家总不能跟我丈夫一样整天泡在小饭馆里聊这聊那的，或没完没了地散步吧!真正的作家想些什么呢?他得成、天成天地写作，以便写出点什么名堂来，而我丈夫大概永远也成不了作家，因为像他这样的作家在早上，我们起床的时候，只见他神不守舍地在那儿喝咖啡、抽烟、望着窗子外面那斜坡屋顶、那一块天空。我看得出来，要是跟他说句话，他恐怕会把那杯咖啡泼到我身上，恐怕会把那根点燃的香烟按在我手上，恐怕要敲掉我几颗门牙，只因为我打断了他的思路，打断了他这绝对的疏远隔绝。到·后来我就习惯于他的这种状态了。

    当我和丈夫喝咖啡时，我也学会了心不在焉。于是我们对这种早、午休都已经习以为常了，我们彼此敬重《彼此留给对方一个安静的片刻、一刻钟。在这一片刻里也许我们在心底里作的交谈比我们能交谈的多得多)还在我新婚时我就曾经想，吃早饭时跟我丈夫聊聊天是我的义务，可是只要我问他点儿什么，只要我说了点儿什么，我就会被他吓一大跳。直到现在我才明白，是我使那些在他面前浮现出来的画面变得模糊不清了，把它们破坏掉了。只要我跟他一说话，刹那间，他总是停止吸烟，恼地在烟灰缸上把烟掐灭，也不再碰一下咖啡，嘟哝几句什么，恶狠狠地盯我一眼，仿佛我是个陌生女人、仿佛我是他的房东，没有敲门就闯进了他租住的房间。我又提着空筐子回到洗衣房，我周身弄得相当湿了，我的鞋子已经湿透，我丈夫的裤子和帽子都湿了，但我们继续在大洗特洗，我和我丈夫都双手拽着一张特大的床单，仿佛屠宰场的一张巨大的牛皮。水慢慢流着，重又滴到大木盆和浴池里，床单的一端已经放进洗衣机里，而另、端还老在冷水里泡着，直到最后我们把整张床单都塞进洗衣机里，关上盖，站在从锅中沸水里冒出的蒸汽云雾中，直到现在我们才注意到屋角落里放着一部烘干机，也是瑞典产品。我丈夫将它打开，烘：厂机的响声比洗衣机还要大，我们俩并排站在那里，湿得像淋了一场大雨，当我们相互看一眼时，彼此看到对方的眼里仿佛在说：我们本可以去散步、去宁城的，这实际上比洗上这么一大通衣服要好得多。而且面前还有一大堆没洗的衣服，还得一直洗到下午。下次我们一定将一大堆脏衣服送到洗衣店去。

    我自己只洗洗我的小裤衩。我丈夫又高兴地开始给我讲述起来：“我说呀，世界上已经出了千千万万本书，如今突然来了一位作家，他自认为是个穿着1号背心的种子选手，全世界的读者都在盼望着他的作品问世，他是能够写出震撼读者惊天动地的头号作家。可是，小姑娘，听我说，只需写出一本小书、一扎相当小的信函，这么薄薄一本《少年维特的烦恼》、一本类似《新生活》的小薄书、一本类似《地狱中的一季》的小诗集、一本类似《啊，大海在沉默》薄薄的小说就足够了。我知道，每个作家都要找到他的那块沿着它走到彼岸的窄木板，走过去时带着他的文稿，仅仅是他那富于个性、又有其生动结构的文稿。我说，小姑娘，我和沃拉吉米尔，我们两人都知道我们正处于这种人们的期待之中，在这种伟大的期待中，直至见到可以称之为最佳的我的作品和沃拉古米尔的版画为止。小姑娘，为了这个而做的尝试是值得的；我为什么要提高文化素养?那只是为了别再写出人家已经写过的东西，仅仅为了这个，我才读这么多东西，为让我能找到遣个裂缝、这么块空地。沃拉吉米尔?他也在寻找别人没能做到而只有他成功了的办法。小姑娘，没什么客气可讲，要么弄出点独一无二的佳作来，要么就不成功，就是这么回事儿。实际上槁艺术最美就美在谁也不必非搞不可。”我丈夫就这么在朦胧的蒸汽烟雾中高谈阔论。我走出去，满院子几乎都晾着他的短袜、衬衫和我的内衣。如今锅里在煮着我们结婚时得到的漂亮窗帘，我丈夫打开了烘干机的盖子，将那几乎快烤焦了的床单取出来。我和我丈夫一块儿把那装着衣服、被单的筐子抬到院子里，太阳早巳晒到金属与塑料延展性能研究所的那面墙上。我们一瞅这面墙，便都发愣了：要是研究所恰恰在这个时候锯断那根又大又重的金属管，震得掉下来一块灰泥板，轰隆一声掉到板棚上，尘土飞扬再慢慢落到我们这些宝贵的衣衫上，那怎么办?心想，再也不在家里洗这么多衣服了，宁愿送到洗衣店去洗。可是真的要在这一刹那开始掉灰泥渣怎么办?我们担惊受怕地将床单晾到绳子上，又用夹子夹紧。

    我丈夫还继续指点我，实际上也谈不上指点，只是这么唠叨着，免得老去想掉下灰泥怎么办。“小姑娘，你要是乖的话，我就教会你写作，这根本不是什么你学不会的东西。你瞧，每个热恋中的男女青年都写情书，这种情书实际上是指名道姓的信函，每一个写了好几十封情书的人在一定意义上也已经是一位诗人了，因为在这样的情书里他会写出好多好多傻话来，有的还真像文学。你给你那位伊尔卡肯定也写过这类书信型的小说，虽然不同于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但是你毕竟曾经是或许现在仍然是这个样子的。这就是精彩写作的萌芽，这类情书、连载的书信、爱情故事，这些信甚至还用丝带捆扎起来放在一个什么地方哩!小姑娘，这事儿将我们大家都联系在一起。

    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便已经写过一些小情书塞到干了的坟头裂缝里，夏天我们便将这些书信塞到裂了缝的地里面，因为这是不能让任何人读到的真正的书信，这是真正写作的开始。我也写过这样的情书，但已经不是写给女人的，已经不是表达我的性欲情爱的东西，而是写给美国的树木、动物、楼房以及我的小酒店饭馆的信，就像给一个漂亮女孩写的，就像一个热恋中的理发匠、热恋中的车床工人写的。因为每一个在若干年之后找到这些信的人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怎么能在这里面描绘出这么美丽的画面，而且能够表达出如此美好的情感!作家只不过是继续给全世界写情书，把自己整个的一生写成情书而已。”我丈夫这么说着。我的膝盖已经累得发软，鼻子也痒痒，想打喷嚏，腰也开始疼起来。洗衣店对我来说简直成了救生圈，仿佛是我未来的如意计划，因为再要洗这么一大堆衣服已经非我力所能及了。

    我宁可放弃讲究的穿戴也不愿再干这西西弗斯式的劳役，干得连便鞋、拖鞋都丢了。我洗衣服时痊穿着我那条最好看的裙子哩!因为我曾傻乎乎地以为，洗衣服就像推销洗衣用具的广告上说的那么轻松、舒服，或者像我们巴黎饭店洗围裙、洗厨房里戴的帽子和餐巾的意大利牌子洗衣机说明书上说的那样容易。我们还没洗完，我都不敢去想，还有多少脏衣服等着我去洗。我又想像着自己如何拿着雨伞和购物包，在一个天气不错的上午走到洗衣店去，我丈夫与我同行。我们两人都穿得干干净净，面带笑容，然后走进洗衣店，等轮到我们取衣服的时候，我们将条子给营业员，她走进堕屋去取出漂漂亮亮的一大包，我们该付给她四十克朗，我给她五十，那多出来的钱算是留给他们买杯咖啡喝的小费。然后我跟我丈夫再一道去瓦尼什达先生的小酒馆去喝杯白兰地，为“洗衣妇”公司为我们把这一大堆衣服洗得干干净净而兴奋得容光焕发。可如今我们仍旧呆在洗衣房里，水蒸气埋到了我的的膝盖上。如今我和我丈夫感到高兴的是只剩下最后两大块窗帘了。我们将它们从煮锅里捞出来，扔到洗衣机里。我丈夫还在接着讲他那个主题：“小姑娘，另一项将我们大家联系在一起的是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