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前的那次出游，第二天下午在我和芙颂再次见面时我们又重新回忆了一遍。然后我们忘记一切长久地接吻、做爱。一阵弥漫着椴树花香的春风从窗纱和窗帘的缝隙吹进来，让她那蜜色的肌肤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她紧闭的双眼，像在大海里拼命抱着救生圈的人那样搂抱我的样子让我眩晕，我无法去思考自己经历的事情所包含的更深内涵。为了不过多地陷入罪恶的情感和怀疑以及孕育和培养爱情的那个危险地带，我明白自己应该走到男人中去。

    和芙颂又约会了三次后，星期六上午，哥哥打电话来要我和他一起去看费内尔巴赫切和吉雷松体育的球赛，他说费内尔巴赫切很有可能在下午的比赛里夺冠，我去了。看到道尔马巴赫切体育场在二十年后除了名字被改成伊诺努[1]穆斯塔法?伊斯麦特?伊诺努（Mustafa

    I?smet

    I?no¨nu¨，1884—1973），土耳其军事家、政治家和土耳其第二任总统（1938—1950年在位）。[1]并没别的太多变化我很高兴。还有一个变化，那就是像在欧洲那样尝试在场地里种草。但是因为只在场地的边上剩下了一些绿草，于是球场就像一个只在太阳穴和后脑勺留下少许头发的谢顶男人。那些花钱坐在有号码的看台上的观众，就像在二十年前1950年代中期那样，当那些大汗淋漓的球员，特别是一些无名的后卫球员跑到边线上时，会像决斗场看台上的罗马贵族那样辱骂他们（快跑呀，没血的“二尾子们”），坐在开放看台上的那些由失业者、穷人和学生组成的狂暴观众，则用一种能够让别人听见自己的愤怒和声音的乐趣与希望，异口同声、有节奏地骂着类似的脏话。就像第二天报纸的体育专栏上说的那样，比赛毫无悬念，当费内尔巴赫切不断地将球踢进球门时，我发现自己也和所有人一样站起来狂呼乱叫。在这种节日和团结的气氛里，在那些既在球场里，又在看台上不停亲吻互祝胜利的男人们当中，有一种把我心里的罪恶感隐藏起来、把我的恐惧转变成骄傲的东西。但是在球赛过程中那些安静的时刻，在三万人同时听到球员将球踢进球门时，我把目光转向了看台后面的海峡和一艘正从道尔马巴赫切皇宫前经过的苏联船只上，我在想芙颂。她在对我并不熟知的情况下选择我，并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给我的做法深深地打动了我。我的眼前不停地闪现出她细长的脖颈、她特有的肚脐、她眼中有时同时出现的怀疑和真诚、躺在床上看着我时眼神里那忧伤的诚实和我们的接吻。

    哥哥说：“你大概是在想订婚的事情。”

    “是的。”

    “你很爱她吗？”

    “当然。”

    带着一种半是怜爱，半是见多识广的微笑，哥哥把目光转向了进入中场的球上。两年前他开始抽他认为有个性的雪茄，他的手上拿着一支马尔马拉牌的本地雪茄，球赛期间从贞女塔方向吹来的一阵微风不仅吹拂起球队的巨幅旗帜和球场边上的小红旗，也把雪茄的烟雾，就像有段时间父亲的香烟那样吹进了我的双眼，让它们像儿时那样痛得流泪。

    “婚姻对你有好处。”哥哥的目光还盯在球上，“你们马上生孩子，别拖太久，这样你们的孩子就可以和我们的孩子做朋友了。茜贝尔是个脚踏实地的本分姑娘，可以平衡你的浮躁。我希望你不要像其他姑娘那样，也让茜贝尔厌倦。喂，裁判，犯规了!”

    当费内尔巴赫切踢进第二个球时，我们一起站起来大叫“进球了”，还拥抱亲吻了一下。球赛结束后，父亲当兵时的朋友水桶?卡德里和几个喜欢足球的商人、律师和我们一起跟着叫嚷的人群，爬坡来到了迪万酒店，我们喝着拉克酒，谈起了足球和政治。我依然在想芙颂。

    卡德里先生对我说：“凯末尔先生，你在想什么呀。你大概不像你哥哥那样喜欢足球。”

    “其实我是喜欢的，但最近几年……”

    “凯末尔很喜欢足球，卡德里先生，但传球不灵。”哥哥嘲讽地说。

    我说：“其实我可以背出1959年费内尔巴赫切球队里所有球员的名字。厄兹江、内迪姆、巴斯里、阿克君、纳吉、阿弗尼、微小?穆斯塔法、江、余克塞尔、莱夫泰尔、埃尔衮。”

    水桶?卡德里说：“塞拉杰廷也在那支球队……你忘了。”

    “不，他不在那支球队。”

    话题拉长了，就像在这种情况下总要发生的那样打赌了。为了搞清楚塞拉杰廷1959年是不是在费内尔巴赫切踢球，我和水桶?卡德里打了赌。赌输的人将请这些在迪万酒店喝酒的人吃饭。

    回家走到尼相塔什时，我离开了那些男人。在迈哈迈特公寓楼的那套房子里有个盒子，里面藏着有段时间我从口香糖里收集来的球员照片。母亲把包括我们的旧玩具在内的所有东西都遣送去了那里。我知道，如果我能找到那个盒子，找到儿时和哥哥一起积攒的球员和演员的照片，我就能把赌打赢。

    但是一走进那套房子，我明白自己是为了回忆和芙颂度过的那些时光而来的。我盯着和芙颂做爱的床、床头柜上装满烟头的烟灰缸和茶杯看了一会儿。母亲堆放在房间里的旧家具、盒子、不走的钟表、器皿、铺在地上的油印布、灰尘的味道和房间里的阴影，在我的幻想里交织在一起，在我灵魂的某个地方变成了一个从天堂里出来的幸福角落。天已经黑了，但是外面依然传来了踢球的孩子们的叫骂声。

    那天，1975年5月的第十天，我在迈哈迈特公寓楼的房子里，找到了那个装着我从藏宝口香糖里收集来的演员照片的锡盒，但是盒子是空的。博物馆参观者将要看到的这些演员照片，是多年后我从赫夫泽先生那里拿来的，我是在和那些生活在伊斯坦布尔的不幸收藏家们交朋友时认识他的，这些人住在堆满杂物的房间里冻得瑟瑟发抖。更有甚者，多年后我和照片上的一些男演员，比如艾克雷姆?居齐鲁（饰演先知易卜拉欣的演员），在影视界人士出入的酒吧里交上了朋友。我的故事，就像我展出的这些东西一样，将经过所有的这些时期。就从那天起，我明白，因为那些旧物以及和芙颂接吻的幸福，我因此感到无比生动、充满魔力的这个房间将在我一生中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在我的故事经过的那些年里，和世界上大多数人一样，我也是第一次在电影里看见接吻的，我被震撼了。这是我和一个漂亮姑娘一生想做的、也是我很好奇的一件事情。除了在美国的一两次偶遇，其实三十年来我不曾在银幕以外的地方看见过一对接吻的人。影院，不仅仅是在童年，在那些年对我来说也仿佛是为了看别人接吻而去的一个地方。而故事，对于接吻来说只是一个借口。我感觉，芙颂和我接吻时也在模仿她从电影里看来的那些接吻。

    现在，我想说一点有关我和芙颂接吻的事情。一方面我想让读者真实地感受到故事中关于性和欲望的严肃一面，另一方面又担心它们会被人认为轻浮和庸俗。我认为芙颂嘴里那细白砂糖的味道来自于她嚼的藏宝口香糖。我和芙颂的接吻，已不像我们头几次约会时那样，仅仅是为了检验我们彼此，表达我们对彼此的吸引所做的一种挑逗行为，而是为了我们的乐趣而做的一件事，在不断的接吻中，我们还都惊讶地发现了接吻是怎样的一件事。我们第一次发现，在每次长久的接吻中，除了我们潮湿的嘴巴和彼此鼓励的舌头，记忆也加入了其中。接吻时我先是在吻她，然后吻记忆中的她，然后瞬间我睁开眼再闭上眼吻那个我刚刚看见的她和我记忆中的她，但是过了一会，有些和她相似的人也混进了这个记忆，于是我也吻了她们，因为同时和一群人接吻，我觉得自己更像男人了，这次我作为另外一个人来吻她。我从她孩童般的嘴巴、宽宽的嘴唇和充满欲望、顽皮的舌头在我嘴里的那些动作里得到的快感，混乱的思绪以及许多新的想法（一个想法说：“这是一个孩子。”另外一个想法说：“是的，一个非常有女人味的孩子。”）与我吻她时成为我的一些人，她吻我时在我的记忆中闪现的所有芙颂混在一起，越变越多。

    从这些长久的接吻，以及随之而来的做爱仪式以及它们的细节里，我找到了一种新知识以及对我而言亦是一种新幸福的线索，感觉到了这世上很少有人到达的一扇天堂之门的开启。伴随着我们的接吻，在我们面前打开的，仿佛不仅仅是肌肤相亲的快感之门和逐渐膨胀的性欲之门，还有将我们从春日午后拽出去的一扇浩瀚的时光之门。

    我会爱上她吗?在感受着巨大幸福的同时，我也在担忧。因为脑子的混乱，我意识到自己的灵魂，可能会在认真对待这种幸福而导致的危险和玩弄这种幸福而产生的卑劣之间挣扎。那天晚上，奥斯曼、他的妻子贝玲和他们的孩子们来看望父母，我们一起吃了晚饭。我记得吃饭时我又想起了芙颂以及我们的接吻。

    第二天中午我独自一人去了电影院。我压根没想要看电影，只是想一个人待着，因为我感觉自己无法在嘎尔特的职工餐厅，与公司的老会计们和喜欢说我儿时有多可爱的和蔼胖秘书们一起吃饭。和他们在一起我同时扮演着朋友和“谦虚的经理”两个角色，我不可能一边和他们大声说笑着吃饭，一边想着芙颂和我们的接吻并期盼两点钟的尽早到来。

    在奥斯曼贝伊的共和国大街上看着橱窗神情恍惚地溜达时，我看到了“希区柯克周”的广告，被广告吸引看的一部电影里有一个格蕾斯?凯莉的接吻镜头。我在电影中场抽的烟；为了让人想起看午场电影的家庭妇女和逃课的学生，我在多年后找到并把它放进博物馆的“阿拉斯加福里高”巧克力冰激凌；引座员的手电筒。这几样东西，让它们来展示我在电影院里想起的青春期的寂寞和接吻欲望。我喜欢电影院的阴凉和散发着霉味的厚重氛围；喜欢听一两个电影爱好者的轻声交谈；喜欢看着厚重的天鹅绒幕布边上的阴影和黑暗角落沉浸在幻想里。马上就要见到芙颂的意识变成一种幸福从脑子的一角蔓延到我的整个灵魂。走出影院，穿行在奥斯曼贝伊蜿蜒的小巷里，经过布料店、茶馆、五金店、上浆并熨烫衬衫的店家，朝泰什维奇耶清真寺、我们约会的地点径直走去时，我记得自己想过那应该是我们的最后一次约会。

    一开始我试图去认真辅导她。她的头发散落在纸上，她的手在桌上不停地移动，她把铅笔头上的橡皮像乳头那样长久地咬在两片红唇之间，她裸露的胳膊不时碰到我裸露的胳膊，这些都让我魂不守舍，但我还是控制住了自己。开始解方程式时，芙颂的脸上露出了一种骄傲的神情，她冲着前面（有时对着我的脸）着急地把嘴里的烟吐出，当她用余光得意地瞟我一眼，想让我知道她很快就要找到答案时，她又会因为一个加法的错误而前功尽弃。当得出的结果和a，b，c，d，e答案上任何一个都不相符时，她先忧伤，继而慌乱，随后说“不是因为笨，而是因为粗心”来为自己找到借口。为了让她不再出错，我自负地对她说，细心也是智慧的一部分。开始解一道新题时，她那聪明的铅笔尖，就像一只饥饿麻雀的着急小嘴那样在纸上跳跃着前行，我欣赏着那铅笔尖，被她那一边拽头发，一边安静、干练地简化等式的模样打动。同时我也在担忧地关注着内心里升腾起来的迫不及待和不安。就在那时，我们开始接吻，我们长时间地接吻，然后我们做爱。做爱时我们感到像童贞、羞耻和罪过一类东西的沉重，这是我们从彼此的动作里发现的。但是我也从芙颂的眼睛里看到，她在从性爱里得到乐趣，陶醉在最终发现这些多年好奇的乐趣的兴奋里。就像一个穿越波涛汹涌的大洋，忍受千辛万苦最终到达一片梦想多年、传说中的远方大陆的游客，在他刚踏上那片新大陆时是如何带着好奇和陶醉面对每棵树、每块石头、每处泉水的，又是如何既兴奋又小心翼翼地将每朵鲜花、每个果实放进嘴里品尝的，那么芙颂也是在用同样的好奇和眩晕慢慢地发现一切。

    如果我们把男人最明显的性器官放在一边的话，其实最让芙颂感兴趣的东西，既不是我的身体，也不是广义上的“男人的身体”。她真正的好奇和兴奋是针对她自己的，是她自己的身体和快感。我的身体、胳膊、手指和嘴巴对于挖掘出她那天鹅绒肌肤表面和里面的那些兴奋点是必需的。当这些新滋味在我的引导下从她的身体里被挖掘出来时，芙颂会惊喜万分。她陶醉地闭着双眼，感受着身体里出现的一阵阵新快感，她用惊讶、有时用一声幸福的叫喊跟随着快感的自我前行，就像是在血管、后脑勺和脑袋里愈发强烈的一阵颤抖那样，然后她再次希望得到我的帮助。有几次她轻声说：“请你再做一次，再那样做一次!”

    我太幸福了。但这不是一种用脑袋来衡量、理解的幸福，是我的肌肤体验着认识到的一种幸福，也是后来在日常生活中，打电话时在我的后脑勺里，急速爬楼梯时在我的尾骨里，抑或是和四周后准备订婚的茜贝尔在塔克希姆的一家餐厅里点菜时，在我心尖上感觉到的一种幸福。

    有时我会忘记一整天就像我身上的香水那样伴随着我的这种情感是芙颂给我的——就像有那么几次——在一个没人的时间和茜贝尔在办公室急急忙忙做爱时，我仿佛也会感觉自己是在体验同样巨大、惟一和一整块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