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来接卡的是那时在土耳其就已很少用了的杰姆赛军用卡车。在旅馆门厅里等卡的是个鹰钩鼻、皮肤苍白的年轻便衣，他让卡坐在了车子前排中间。他自己则坐在了卡身边靠门的一侧。像是为了防备卡打开门逃跑似的。但他对卡很客气，称卡为“先生”，这么一来，卡便判断这个人不是便衣警察，是国家情报局的一个军官，也许对自己不会很坏。

    他们在城市空荡荡、雪白的街道上缓缓地行驶着。军用卡车司机的位置上一些坏了的仪表只是起着装饰的作用，由于前排座位相当高，卡从一两扇开着的窗户里可以看到有些人家的屋里。每家的电视都开着，但几乎所有人家的窗帘都拉上了，他们都回到了自己的世界里。他们像是行驶在另外一个城市的街道上，雨刮器几乎赶不上雪下的速度，透过它，看到的是梦幻般的街道、古老的波罗的海风格的俄式建筑、大雪覆盖的枣树，它们是如此美妙，以至于让卡觉得司机和鹰钩鼻似乎也中了魔。

    他们在警察局门前停了下来，由于一路上在车里冻得够呛，所以他们急匆匆跑了进去。同昨天相比，里面是如此拥挤和热闹，尽管卡曾想到会是这样，他还是吓了一跳。许多土耳其人在一起工作时会产生一种特有的混乱和活力，这里就有这种混乱与活力。这让卡想到了法院的走廊、足球体育馆的大门，还有长途汽车站。但这儿也有在充满碘酒味的医院里感觉到的那种恐怖和死亡的味道。在附近某个地方正在对某个人施刑的想法纠缠着他充满罪恶感和恐惧感的内心。

    当他又走在昨天傍晚和穆赫塔尔一起走过的台阶时，他想努力自然地做出一种这里的主人才有的那种态度和坦然。他听到了从大门敞开的房间里传来的打字机快捷的键盘声，听到了有人通过对讲机喊叫的声音，听到了有人站在楼梯上叫茶。他看到一些年轻人坐在门前的长凳上，被用手铐铐在了一起，衣衫不整，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在这里等候审讯。他尽量避免和他们的目光碰到一起。

    他被带进了一个房间，这个房间与昨天他和穆赫塔尔一起进去过的那个很像。尽管卡已经说过没看见凶手的脸，但他们说昨天没有从照片中认出来杀死教育学院院长的凶手，但也许在楼下，在这些被捕的宗教学校学生中能够辨认出来。卡明白了,“革命”之后，警察受到了国家情报局的监督检查，并且两者之间还有矛盾。

    一个圆脸的情报官员问卡昨天四点钟在哪里。

    刹那间，卡的脸变成了死灰色。“他们说我最好见一下教长萨德亭老爷，”他正说着，圆脸打断了他的话。“不，这之前!”他说。

    他看到卡不吭气了，就提醒卡是和“神蓝”会面。实际上他们什么都清楚，这么做纯粹是为了让卡难堪，他还做出了一副难过的样子。卡还是努力把这朝好的方面想。如果是一般的警察，他们会断言卡隐瞒了这次会面，骄傲地说他们已掌握了所有情况，然后粗鲁地挥拳揍他的脸。

    圆脸情报官员用一种宽慰的语气告诉卡,“神蓝”是个多么可怕的恐怖分子，多大的阴谋家，并且还是由伊朗培养的共和国的死敌。就是“神蓝”杀死了电视节目主持人，因而他正遭通缉。他在整个土耳其流窜，建立极端宗教组织。“是谁安排您和他见面的?”

    “一个我不知道姓名的宗教学校学生。”卡说。

    “请您现在去辨认一下，”圆脸情报官说。“请仔细看，您通过牢房门上的观察孔看。别担心，他们认不出您。”

    他们带着卡走下了一段很宽的楼梯。这个上百年的细长建筑，曾经是亚美尼亚基金会筹建的一所医院，这个地下室当时则被用作存放劈柴的仓库和杂役们的宿舍。再后来，20世纪40年代，整座楼成了国立高中，院墙也被拆了，这儿成了食堂。再后来，60年代的时候，许多卡尔斯年轻人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与西方为敌，他们童年时就是在这儿喝下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送来的用奶粉做成的酸奶，吞下了他们一生中第一次吃到的腥味十足、令人反胃的鱼肝油片。这个原来宽敞的地下室现在变成了一条走廊和沿着走廊的十四间小牢房。

    一个警察认真地给卡戴上了一顶军官帽子，从他的动作可以看出之前他也常这么做。把卡从旅馆接来的鹰钩鼻子——一个国家情报局官员，用一种无所不知的语气说:“这些家伙非常害怕军官帽子。”

    接近右边的第一个门时，警察生硬地拉开了铁牢门上观察孔的小窗，声嘶力竭地喊道:“立正，长官好!”卡从巴掌大的小窗向里看去。

    卡看见一张大床那么大的牢房里有五个人。也许还要多：因为他们都站在了一堆。所有人都挤在了对面那堵脏兮兮的墙跟前，因为没服过兵役，立正的姿势有些散漫，照之前威胁着教给他们的那样，他们都闭上了眼睛。（卡感觉到有些人半睁着眼睛在看自己。）尽管“革命”才过了十一个小时，但所有人的头发都已经被剃光，而且都被揍得鼻青脸肿。牢房里比走廊亮，可是卡觉得他们之间很像。他变傻了，痛苦、恐惧和羞愧缠绕着他的心。同时又有些窃喜，因为在他们当中没有看见奈吉甫。

    鹰钩鼻子见卡在第二、第三个牢房都没能辨认出谁来，便说:“没什么可怕的，本来路通了以后您就要离开这儿的。”

    “可我一个也不认识。”卡稍有些矜持地说。

    再后来有几个人他是认识的：有一个他记得很清楚，这家伙不停地讥讽台上的冯妲?艾塞尔；还有一个是不断喊着口号的学生。有一刻，他想，如果出卖他们，可以表现出自己是跟警察合作的，这样的话再见到奈吉甫时可以装着不认识他（不管怎么说这些年轻人犯的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但他谁也没有出卖。在一个牢房他看见有个年轻人满脸是血，年轻人央求卡:“长官，别让我母亲知道。”

    极有可能是因为革命之后，由于胜利之初的喜悦，他们没用什么刑具，而是用拳头和靴子收拾了这个年轻人。在最后一个牢房卡也没有看到长得像杀害教育学院院长凶手的人，奈吉甫也不在惊慌的年轻人中，他松了一口气。

    到了上面，卡明白了圆脸和他的上司们坚定地想要尽快找到杀害教育学院院长的凶手，以便向卡尔斯人展示他们革命胜利的成果，也许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把他绞死。房间里这时还有一个退休的少校。尽管有不准上街的禁令，他还是想办法来到警察局，请求放了他侄子。他请求让他这个年轻的亲戚尽量少受些罪，以免这个年轻人以后“仇视社会”。他还说，因为家境贫穷，孩子母亲是听信了政府会免费发给学生棉衣和外套的谎言，才让孩子上的宗教学校，实际上一家人都是共和主义者和阿塔图尔克主义者。圆脸打断了退休少校的话。

    他说,“少校，在这儿谁也没有受到虐待。”他把卡拉到一边：凶手和“神蓝”的人（卡觉得他猜想这两人是同一个人）也许在被抓起来的兽医学院的人当中。

    这样卡和接他来这儿的鹰钩鼻子又乘上同一辆军用卡车。一路上他感到很高兴，看着空荡美丽的街道，怀着最终能从警察局出来的喜悦，痛快地吸着烟。潜意识中他又因为军人政变使国家没有落到宗教分子手中而暗自高兴。但为了让良心得到安宁，他发誓不跟警察和军人合作。突然一首新诗在一种奇异的乐观之中如此强烈地出现在了他的脑海里，以至于他问鹰钩鼻:“可以找个茶馆稍停一会儿喝点茶吗?”。

    市里的茶馆很多，走两步就能碰到一个，大都生意不好，现在大部分都关着门，但是在不起眼的卡纳尔街他们发现有个茶馆还开着门。里面除了有个在等禁令取消的小伙计外，在另外一个角落里还坐着三个年轻人。看见一个戴着军官帽子、一个穿着便衣的两个人走进来，这几个人紧张了起来。

    鹰钩鼻马上从大衣里掏出了手枪，用一种让卡佩服的很专业的语气命令年轻人们趴在挂着大幅瑞士风景画的那面墙上，搜了他们的身，拿了他们的身份证。卡觉得这不会引发什么重要的事情，便在熄灭了的炉子旁边的那张桌旁坐下，自如地写起诗来。

    后来他将这首诗命名为“梦幻街道”，在这三十六行诗里，他从大雪覆盖的卡尔斯街道写起，联想到了伊斯坦布尔的古老街道、亚美尼亚人留下来的魔幻之城亚尼，还有卡在梦中所见的那空荡、恐怖和神奇城市的许多东西。

    卡写完诗之后，看见黑白电视上早晨那位民歌手的位置已经被民族剧院的革命之夜取代。守门员乌拉尔刚开始说他的爱情故事和丢球经过，这样一算，再过二十分钟他就能在电视上看到自己朗诵诗了。他想记住还没来得及写到本上就已经忘记了的这首诗。

    又有四个人从后门进到茶馆，鹰钩鼻同样拿着枪让他们趴在了墙上。经营茶馆的库尔德人称这位国家情报局的官员为“长官”，他解释说，这些人没有违反不许上街的禁令，他们是从院子里过来的。

    国家情报局的官员很警觉，他决定要验证一下这句话的真实性。他们中有个人没有身份证，他早已吓得瑟瑟发抖。情报官让这人按原路把他带回家。趴在墙上的年轻人们被交给了他叫来的司机。卡把本子装进口袋，跟在了他们后面。从茶馆后门来到积着雪的冰冷的院子，翻过一堵低墙，上了结了冰的三级台阶，在一条拴着铁链的狗的狂吠中，下到一座楼里的地下室。这座楼和卡尔斯的大部分楼一样，是浇铸而成的，没有粉刷。这里有股煤烟味，还有睡觉时发出的浊气。走在前面的那个人走近一个用空纸箱围起来的角落，这里挨着发出呜呜声的暖气锅炉。卡看见了一个脸色雪白、异常美貌的少妇睡在一张胡乱拼凑起来的床上，出于本能，他又回过头看了她几眼。这时没有身份证的那人拿出护照递给了鹰钩鼻。由于锅炉的呜呜声，卡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昏暗中他看见那人又拿出了一本护照。

    他们是从格鲁吉亚来土耳其找活做的一对夫妇。回到茶馆，情报官把身份证还给了那些趴在墙上的失业的年轻人，这些人立刻抱怨起了这对夫妇：女人挺勤快，可现在也干起卖淫的勾当，她和到市里来的农场主和皮革商们睡觉。她丈夫也和其他格鲁吉亚人一样，别人出一半价钱他就同意干，劳务市场四十年才有一件活，可也被他从土耳其公民的手里夺走了。他们没钱，而且吝啬，不交旅馆费，每个月塞给供水公司杂工五美元，就住在这锅炉房里。但据说他们回国以后要买房子，而且下半辈子根本就不用干活了。箱子里装满了他们在这儿买的便宜皮货，回到第比利斯后就可以卖掉。他们曾两次被驱逐出境，可每次都想办法成功地回到了锅炉房这个“他们的家”。受贿的警察怎么也没能清除这些垃圾，但卡尔斯在军人统治下必须要清除他们。

    这么一来，这些失业的年轻人心满意足地喝着茶馆老板奉送的茶水，在鹰钩鼻情报官的鼓励下，他们畏畏缩缩地坐到了桌旁，七嘴八舌地说起了他们对军事政变的期待、他们的愿望、对腐败政客们的抱怨，以及类似于告密的一些传言：私自屠宰牲口，专卖仓库里的把戏，有些包工头图便宜，从亚美尼亚用装肉的货车偷渡工人过来，让他们睡在棚屋里，有些包工头整天让人干活却不给报酬……这些失业的年轻人好像根本不知道军事政变是为了阻止“宗教分子”和库尔德民族主义者赢得政府选举，好像昨晚以来所发生的一切就是为了结束城市的失业和伤风败俗，就是为了给他们找到一份工作。

    军用卡车上，卡不经意发现鹰钩鼻翻开那个格鲁吉亚女人的护照看她的照片。对此卡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激动和羞愧。

    卡一进到楼里就感觉到，兽医学院的情况比他们在警察局看到的还要糟糕。走在这冰冷的走廊里，根本无暇同情他人。库尔德民族主义者，时不时扔个炸弹散发传单的左翼恐怖分子，还有更多的是被国家情报局列在黑名单上的所谓的支持者，都被带到了这里。对参与这两种力量共同行动的人，帮助库尔德游击队从山上渗透到城市里的人，还有与他们有联系的嫌疑人，警察、军人和法官们用比对伊斯兰宗教分子更残酷无情的手段来对进行审讯。

    一个高个子、大块头的警察挽着卡的胳膊，就像温柔地搀扶一个行动困难的老人，他带卡看了三个恐怖的教室。和我朋友后来在本上记的一样，我也尽量不提他在这些屋子里看到的情景。

    进到第一个教室，只看了三五秒疑犯们的样子，卡首先想到的就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的旅途是多么的短暂。看到那些遭审讯过的疑犯，卡对另外一个时代、原始文明和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国家的想像，像在梦中似的呈现在了他的眼前。卡和房间里的这些人都深深地感到，自己的生命像是一支快烧完了的蜡烛一样，已经快到头了。卡在本子上称这个房间为黄色房间。

    在第二个房间，卡有了一种想尽量在这儿少待一些时间的感觉。在这儿他看到了一双双眼睛，他想起来昨天在市里转时，在一个茶馆里见到过他们，他带着一种罪恶感躲避着他们的目光。现在，他感觉他们像是身处于一个非常遥远的梦的国度。

    在第三个房间，在呻吟、眼泪和在灵魂中变得深寥的寂静中，卡感觉到了一种全知的力量，这种力量不告诉我们它所知的一切，而会出乎意料地把这个世界上的生活变成一种煎熬。在这个房间他成功地没有和任何人对视。他还是看了，但他看到的不是眼前的这一切，而是他头脑中的一种颜色。这种颜色非常接近红色，所以后来他把这个房间称为红色房间。他在前两个教室里感受到的生命之短暂、人类之罪恶在这里融合了起来。尽管看到的情景令人触目，但卡感到了平静。

    卡感觉到，在兽医学院也没能指认出任何人，让他们对自己产生了怀疑和不信任。没见到奈吉甫，让他感到如此宽慰，以至于鹰钩鼻让他最后去辨认国立医院太平间的尸体时，他甚至还有些迫不及待。

    在国立医院地下室的太平间里，他们首先让卡看了最可疑的尸体。这是士兵们第二次开火时，当时正喊着口号的伊斯兰斗士，随后他被三颗子弹击中倒地。但卡根本不认识他。他小心翼翼地靠近尸体，像是在表达一种问候似的带着一丝敬意紧张地看着。第二具是个身材瘦小的老人的尸体，躺在大理石上，样子好像感到了冷似的蜷缩着。左眼被子弹打破之后，就成了一个黑乎乎的洞。警察没能查清楚他是从特拉布松来看他服兵役的孙子的，他们怀疑他矮小的身材，所以让卡来辨认。在靠近第三具尸体的时候，他还乐观地想着一会儿就可以见到伊珂了。这具尸体的一只眼睛也被打破了。开始他还以为太平间里所有的尸体都是这样的。当他凑近看清楚年轻死者白皙的面孔后，他内心中有一些东西彻底崩溃了。

    是奈吉甫。还是同一张孩子气的脸。像个问问题的小孩子一样嘴唇向前伸着。卡感觉到了医院的冰冷和寂静。还是那些青春痘。还是那弓状的鼻子。还是那件脏兮兮的学生夹克。卡以为自己马上就要哭出来了，他不安了起来。这种不安阻止了他的泪水。十二个小时前他用手掌按着的那个额头的正中有个弹孔。表明奈吉甫确实已经死了的，不是他脸上那苍白中带些微蓝的颜色，而是他像木板一样直挺挺的躯体。因为自己还健康地活着，卡内心掠过了一丝感激。这使他远离了奈吉甫。卡弯下腰，松开背在身后的双手，扶着奈吉甫的双肩，亲了亲他的双颊。双颊冰冷，但不僵硬。那一只半张开的绿色的眼睛望着卡。卡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对鹰钩鼻说是这个“朋友”昨天在路上拦住了他，说自己是科幻作家，然后带他去见了“神蓝”。之所以亲他，是因为这个“年轻人”有一颗非常纯洁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