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想要开心，或忧愁，或悔恨，或沉思，或谦恭有礼，

    你只需表演出这些情绪的姿势就够了。

    ——派翠西亚·海史密斯《天才雷普利》

    曾经有一度，我想起二十六年前某个冬夜里，发生在我身上的一段灵魂出窍的经验，并在几篇专栏中略有提及。那大概是十或十二年前的事，确切的时间不记得了（这阵子我的记忆耗损得严重，而我手边的“秘密数据库”不幸又无法提供查阅），总之，写了这个题材之后，我收到一大堆读者来信。大部分的读者都很不高兴我写的并不是他们所期望的专栏（为什么我不讨论国家议题，为什么我不描述雨中的伊斯坦布尔街道的哀愁），但其中有一位读者在信中说，他“直觉感到”我和他对一个“极重要的主题”有着相同的看法。他说他将很快来拜访我，询问我一些“独特”而“深沉”的议题，他相信，对于这些疑问我们意见相符。

    一天下午正当我准备回信打发掉这位读者时，他却真的出现了——是一位理发师，这点已经够怪了。由于我没有时间跟他聊，而且我心想这位理发师一定会滔滔不绝地讲他个人的苦恼，缠着我不放，抱怨我在专栏里没有多提到他无穷无尽的烦忧。为了甩掉他，我叫他改天再来。他提醒我，他在信中早已预告过会来，更何况他也没有时间“改天再来”。他只有两个问题，都是我可以当场回答的。理发师如此开门见山地切入主题，正合我意，于是我便请他有话直说。

    “你会不会觉得做自己很难?”

    几个人围到了我桌边看热闹，期待有什么笑话可看——仿佛在等着一场好戏上演，可以作为日后茶余饭后的笑料。其中包括一些由我领入行的年轻后辈，还有肥胖聒噪的足球新闻特约记者。因此，面对这个冲着我来的问题，我依照通常在这种情况下众人期待我会有的反应，露了一手我的“机智妙语”作为回答。然而理发师却把我的讥讽当成是我真正的答案，听完之后，又问了第二个问题。

    “一个人有办法只做自己吗?”

    这一回，他问话的口气好像是在替别人发问，而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显然他早已把问题准备好，背了下来。这时，我第一个笑话的效果仍弥漫在空中，其他人听到了欢乐的气氛，也围了上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什么比准确地丢出第二个笑话还要自然不过的呢?难道要针对人类存在的本质问题发表长篇大论的演说吗?更何况，第二个笑话将能强化第一个的效果，把整件事变成一个精彩故事，让众人记忆深刻，津津乐道。破解问题的第二个笑话出口之后——我现在记不得内容了——理发师说：“我就知道!”接着转身离去。

    由于我们土耳其人只欣赏带有暗讽或暗贬意味的双关语，因此我毫不在意理发师的敏感脆弱。我甚至有点鄙视他，就好像我看不起某一位在公共厕所认出你们专栏作家的读者，他一面提起裤裆，一面兴冲冲地询问敝人有关生命的意义，或者我信不信真主。

    然而随着时间过去……读者如果看到这句没说完的句子，误以为我对自己的无礼心生悔意（以为理发师这悬而未决的问题困扰着我，甚或有天夜里我做了一个噩梦梦见他，醒来之后满心罪恶感），那么你们显然还不了解我。我根本再也没想起这位理发师，除了一次。即便那一次，我的思绪也不是因他而起。闪进我脑海的是多年前我就曾经思考过的一连串概念。事实上，一开始它几乎称不上是一个概念，更像是从小到大一直在我脑中萦绕不去的一段旋律，突然蹦进了我的耳中——不，像是从我的灵魂深处跳出来的：“我必须做自己。我必须做自己。我必须做自己。”

    经历了与人群相处，周旋于亲戚和同事之间的一整天，在一天结束之后半夜上床就寝前，我来到另一个房间，往旧扶手椅上坐下，双脚搁在矮凳上，瞪着天花板抽烟。整天下来我所听见的嘈杂人声，各种噪音纷扰，全部汇集成一股单一的音调，在我脑中不断地回响，仿佛一阵烦人的剧烈头痛，甚至是一阵酸涩的牙痛。这时，我不能称之为“概念”的旧日旋律便开始浮现，像是一段——怎么说呢——反调，对抗着那段嘈杂的回响。为了把我隔绝在鼎沸人声之外，它指引我一条路，让我体悟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的平静、我的快乐，甚至是我自己的气味：“你必须做自己。你必须做自己。你必须做自己。”

    就是在那个深夜我才明白，我多么庆幸自己能够独居于此，远离所有的人群，以及“他们”（星期五讲道的阿訇、老师、我姑姑、我父亲、政客，所有的人）视为“生活”的那一团恶心烂泥——他们期望我能沉溺其中，期望我们所有人都沉溺其中。我如此庆幸能够漫游于我自己的梦境花园，而不是跨入他们平淡无味的故事。我甚至怜爱地望着我的可怜双腿，从扶手椅伸直到矮凳上；我容忍地检视我丑陋的手，夹着香烟，来回送往我朝着天花板吞云吐雾的嘴边。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我终于能够做我自己!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我终于能够爱这个身为自己的我!如此的感觉，比那个乡下匹夫，沿着清真寺的石墙行走，嘴里重复着同样字眼的坚忍毅力，还要强烈得多；比那位老乘客，坐在飞驰的火车里数着窗外电线杆的全神贯注，还要浓稠得多。如此的感觉，转化成为一种蕴含愤怒与不耐的力量，不止包围了我，同时吞没了眼前这个悲哀的旧房间——笼罩了整个“真实世界”。我并非只是喃喃背诵“我必须做自己”的旋律，而是在这股力量的驱迫下，带着怒气反复吐出这些字眼。

    我必须做自己，我重复念着，我无须去在乎他们，他们的声音、气味、欲望、他们的爱与恨。倘若我不能做自己，我将成为他们要我做的人，而我无法忍受他们要我做的那种人。我心想，与其成为他们要我做的讨厌家伙，我宁可哪种人都不做，或者不要做人。

    年轻的时候，当我去叔叔婶婶家做客时，我变成人们眼中那个人——“干记者这行，真可惜，不过他很上进，假使继续这么努力，说不定有朝一日会成功。”为了摆脱这个身份而努力工作多年后，当成年的我再度跨进公寓大楼时——如今我父亲和他的新太太也搬了进来——我成为那个“辛苦多年终于小有成就”的人。更糟的是，我看不出自己还有可能拥有别种身份，只能让这个我不喜欢的家伙像一层丑陋的皮肤紧贴着我的肉身，不消多久，我便愕然发现自己说着这个家伙的语言，而非我自己的话。晚上回到家后，我会自我折磨地提醒自己，今天我嘴里吐出的是我讨厌的家伙的话，像是这些陈腐的句子：“我本星期的长篇论文中触及到这个议题”、“在我最新的周日专栏中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下星期二我将会在文章中探究这件事”。我把这些话语在脑中一再重复，直到让自己陷入无尽的沮丧深渊——直到这时，我才能够稍微接近我自己。

    我的一辈子充满了这种恐怖的回忆。我坐在扶手椅中伸直双腿，回想着那一次次身不由己的经验，好让自己更陶醉于此时全然自我的状态。

    我回忆起：只因为“军中同胞”在我入伍当兵的第一天，就已经认定我是哪种人，从此在我整段军旅生涯中，我一直扮演着“一个在任何危急情况下都能谈天说地的人”。以前我常去看一些二流电影——不是为了打发时间而只是想独自坐在黑暗里——那时，每当中场的五分钟休息时间，混在一群无所事事站着抽烟的人群中，我曾想像他们眼中的我看起来一定像是“一个前途无量的有为青年”，为了这个缘故，我记得我会故意表现成“一个心不在焉、满脑子深沉而神圣思想的年轻人”。过去那段计划军事政变的日子，我们认真地梦想着未来能成为国家的舵手，我记得当年的我行为举止就像一个爱国青年，深爱自己的同胞，以至于夜里辗转难眠，惟恐政变延宕而拖长了人民的痛苦。我回想起在我以前经常流连的妓院里，我假装自己是个失恋的伤心人，不久前才经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原因是妓女们通常都会特别照顾这类男人。行经警察局时（要是我没来得及察觉而赶紧走到对街），我会试着表现出一个平凡好市民的模样。在奶奶家玩宾果时，我会装成好像玩得很开心，虽然我之所以去那里只是因为我没有勇气一个人过除夕夜。我记得，当我跟美丽的女人聊天时，我会把自己隐藏起来，假装我是一个脑子里只想着婚姻和责任的男人（假定那是她们想要的），要不然我就是一个成天忧国忧民没时间想儿女私情的人，或者是一个敏感的浪子，受够了这片土地上普遍缺乏的体恤和同情，或者，俗气一点来说，我是一个不为人知的诗人。最后（是的，到了最后），我想起当我每两个月去一次理发师那里时，我都不是我自己，而是一个演员，扮演着我所有身份总和的一个角色。

    事实上，我去理发师那里是为了放松（当然，是另一位理发师，不是最开始来找我的那位）。然而，当理发师和我一起看着镜子时，我们看见的，除了即将要剪掉的头发外，是长着头发的这颗头、肩膀和躯干。当下我感觉到眼前镜子里坐在椅子上的人并不是“我”，而是别人。这颗被理发师捧在手里一边问“前面要剪多少?”的脑袋、支撑着脑袋的脖子、肩膀以及躯干，都不是我的，而是属于专栏作家耶拉先生。我与这个人毫无关联!事实如此明显，我以为理发师会注意到，但他却似乎没有察觉。不仅如此，仿佛要强迫我接受我不是我而是“那个专栏作家”的事实，他问了我许多一般专栏作家会被问到的问题，比如说：“如果战争爆发，我们能够痛宰希腊吗?”，“总理的老婆真的是个荡妇吗?”，“蔬菜商必须为物价上涨负责吗?”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神秘力量阻止我亲自回答这些问题，反倒是镜子里那位让我看得目瞪口呆的专栏作家，以他一贯的卖弄架子絮絮叨叨地替我回答了：“大家都希望和平。”或者，“这么说吧，就算把某些人吊死了，物价也不会下降。”

    我厌恶这位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专栏作家，不懂装懂，还自以为了不起地承认应该要接受自己的不足与过人之处。甚至我也厌恶这位理发师，他每问一个问题，就迫使我变得更像“专栏作家耶拉”……就是在这个时候，当我回忆着不愉快的过去时，我想起了另一位理发师，那位走进新闻编辑室提出奇怪问题的理发师。

    夜半时分，我坐在这张让我恢复了自我的扶手椅里，双腿伸到矮凳上，倾听着勾起我不愉快回忆的旧旋律中的新愤怒，我告诉自己：“是的，理发师先生，人们不允许一个人做自己。人们不让他这么做。人们绝不准。”我用与旧旋律相同的节奏和愤怒说出这句话，但这些字句却只让我陷入我所渴望的更深的宁静。此时此刻，我才意识到一种秩序，在之前的专栏中我曾经提及，而我最忠实的读者也必然能洞悉。那是某种意义，甚至我可以说是一种“神秘的对称”，存在于这整个故事里：通过某位理发师而回忆起另一位理发师造访报社的经过。它是一个象征，暗示着我的未来：经历了漫长的一天后，夜里，一个男人独自坐在他的扶手椅中，做他自己，就好像一个旅行者，在经历了漫长而崎岖的旅程后，终于回到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