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哈顿“上东区”的街道，如同某些人对纽约的印象：宛如一个濒临战争边缘的前站。公寓建筑就是要塞，二十四小时由叫做杰瑞或帕特或客格的保安人员负责巡逻。私人屋宇经过改装，以对抗入侵：三道锁铁门、林立的钢条、防盗系统、重到可以防弹的窗帘——除了家用火箭筒和具杀伤力的地雷之外，所有的安全措施都展示或标示出来。而这是该市最安全的区域。这些都市地堡乃是富裕与特权的大本营，位于寸土如金的地点，房地产的换手都在七位数以上。

    安德烈转离公园大街，沿着第六十三街驶去，他暗忖，存活在一个永久被围攻的状态下，会是什么样子。它会不会变成你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最后甚至连注意都不曾注意？想到这种监狱式的家，让他觉得相当可怕，然而对某些人而言，这很正常。譬如狄诺伊，不管是在法国或巴哈马，他的日子都是在壁垒之后度过的。从房子的外观看来，塞鲁斯-派因也是如此。

    那是一幢相当传统的四层楼褐砂屋，也许比大部分的同型房子宽一些，而且显然照顾得很好。门前阶梯洗刷得洁白无瑕，前门以及保护较低窗户的铁制品，都上着油亮的新鲜黑漆，黄铜门铃按钮在中午的阳光下，极为耀眼。门上无招牌显示该企业以营利为目的，不过它又几乎不是那种依赖“快速交易”或“冲动购买”的生意。

    安德烈按下门铃，透过对讲机表明身份。六十秒之后，门被一个像是刚从第五街疯狂血拼回来的人打开——一位苗条的年轻女子，看起来就好像她花了将近一整个早上以及她父亲大笔的金钱逛街，以购得当天所需的行头。一件喀什米尔毛衣、一条丝巾、一件窄短但华丽的法兰绒裙，还有那种以盎斯定价的鞋子一一跟以及薄如纸的鞋底。从她对安德烈微笑的方式看来，她可能已经等了安德烈有一辈子之久。“请跟我来。”她说。他愉快地听从她的指示，她领着他走过铺有黑白瓷砖的走廊，进入小书房。

    “派因先生马上下来。您要喝咖啡、茶或葡萄酒？”

    安德烈点了白酒，招待得如此周到，他觉得有些不安。他打电话给派因已经显得唐突；虽然他提到年轻画商的名字以及“塞尚”这个神奇字眼，但并没有详细说明造访的目的。派因一定是把他当作上门的顾客。他抚平夹克，低头看鞋子，在书房红棕色的镶木地板上，显得黯淡无光，于是以一脚站立，在自己的裤管上拭去鞋头的灰尘，就在此时，女孩回来了。

    “来。”她给他另一个微笑，还有一只凝结着水汽的水晶杯。“他刚讲完电话。请坐，不要拘束。”她走出去时把门带上，在空气中留下淡淡的香水味。

    安德烈放弃处理鞋子，开始打量房内的摆设。它很像是历史悠久的绅士俱乐部内安静的一角——护墙板、皮制扶手挎、一块细致但褪色的东方地毯、两张上等的十八世纪样式备而不用的桌子、蜂蜡的香味。安德烈惊讶地发现，四周并无画作；或是任何能够暗示派因职业的物品。房内推一的图画是两帧很大的黑白照片，井然挂在小壁炉的上方。他走过去瞧个仔细。

    照片因为年久而发黄的色调，跟上面的年轻人成了明显的对比。在左边，一群正要长成大人的男孩，穿着正式的黑外套以及浆过的高领衣，手插在口袋里，对着相机展示出各式装饰用背心。往后梳着油亮头发的脸庞，圆而严肃，近乎高傲，凝视着远方，仿佛摄影师不在那里。人物下方的文字说明是：伊顿，一九五四。

    另一张照片上是较不正式的一群。更多的年轻人，这次穿着打网球的衣服，毛衣垂挂在他们的肩膀上，老式的网球拍随意地被握在身前。他们有着晒黑的肤色，在灿烂的阳光中微笑着。哈佛，一九五八。正当安德烈从一幅望到另一幅，看看能否找出一张相同的脸孔时，门打开了。

    “我就是最左边那个自以为是的家伙，好像他的鼻子底下有气味。你好吗？凯利。抱歉让你久等。”安德烈转身看到塞鲁斯-派因满脸的笑容以及伸出来的手。

    他很高，有点驼背，满头银发往后梳在宽广的额头上方，一双犀利的眼睛和令人印象深刻的长眉。他着欧洲款式的灰色斜纹软呢西装、一件淡蓝色衬衫，还别着一个牛油色的丝质蝴蝶结。就像他的房子，他看起来保养得相当完善。安德烈估计他的年龄在六十左右。握手干涸而有力。

    “谢谢你接见，”安德烈说道。“我希望我没有浪费你宝贵的时间。”

    “哪里会。跟大卫的朋友会面，总是很有趣。非常聪明的年轻人，大卫。他父亲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大学时在一起。”

    安德烈对着照片点头。“你的学历很有意思。”

    派因大笑。“我有爱四处流浪的父母——从来都搞不清楚他们到底想要待在大西洋的哪一边。”他走向照片，指着其中一个网球员。“那是我在哈佛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的鼻子下面不再有气味存在。一定是留在伊顿了。”

    安德烈试着找出他的英语是哪个地方的腔调，一种迷人、高雅的混合腔，似乎介于波士顿和圣詹姆士之间。“不过你是英国人，对吧？”

    “这个嘛，护照我还留着。但是我已经四十年没住那里了。”他瞄瞄手表。“好了，我实在不想催你，不过我的生意都是用刀叉谈成的，恐怕半小时后，我就得去赴一场午餐。让我们坐下来吧。”

    安德烈在椅子上将身体往前倾。“我敢说你对塞尚的《女人与瓜》很熟。”

    派因点头。“其实我跟那位小姐并不熟，虽然我很想。这幅画已经至少有七十年没有出现在市场上了。”他咧嘴而笑，安德烈得以在一刹那之间看到照片里的那个年轻人。“你是要买还是卖？”

    安德烈也笑了，已经开始喜欢上他。“二者皆非，”他说。“虽然我很想。让我告诉你事情的经过。”

    派因坐着不动，他的下巴栖息在交合的双掌上，未曾打断安德烈的叙述。他从前听过类似的故事——不再流通的画作，之后跟随着无法证实的谣传，说它们在瑞士、在沙乌地阿拉伯、在加州、在日本。他自己曾经一两次协助别人以谨慎的方法，减低遗产税。价值以百万计的画作，往往贵得无法保留。在这段时间，你必须留意你何时、何地、如何死掉。安德烈说下去时，派因开始感兴趣起来。像这样诡异的小事件，在一个曾经被描述为“暗人兜售亮色”的行业中，理应严肃看待。

    安德烈说完后，拿起杯子。“派因先生，让我请教你一个问题。你认为这幅画值多少钱？猜猜就可。”

    “啊。你在说的时候，我也想到这个问题。让我们先谈谈我们知道的事情。”派因若有所思地抚摸着下巴。“一两年前，格帝博物馆用三千万美金买了一幅塞尚的画——《苹果静物》。那是被报导的价格。现在，要是先决条件完备，像是被证明是真的，还有画作的情况良好，那么我必须说，《女人与瓜》可以卖到同样的价位或是更多。当然，它曾经属于雷诺阿的这个事实，并不会伤害它的价值；即使长期消失在市场上，也不会。收藏家有时候发现，那些极度吸引人的东西很难定出一个价位。”他露出淘气的微笑，眉毛往上抽动。“虽然我想试试。但是让我们保守一点，就说它三千万好了。”

    “狗屁。”安德烈说道。

    “的确。”派因站起来。“让我记下你的电话。我会打听看看。作艺术买卖这门生意基本上就像是住在一个七嘴八舌的国际村里。我敢肯定有人知道些什么。”眉毛再度抽动。“要是真的有蹊跷的话。”

    有人在门上轻敲，“第五街小姐”出现了。“派因先生，你该走了。”

    “谢谢，寇特妮。我两点半以前回来。要确定那时候你的崇拜者都离开了，可以吗？”寇特妮一边咯咯地笑着，一边打开前门，她的脸颊泛着轻微的玫瑰色。

    两个男人离开房子，在他们步下门阶时，安德烈轻声赞美刚才那个女孩。派因扣上夹克的钮扣，将折起的袖口放下。“在一个外观占有重要地位的行业里，其中的好处之一就是，你可以毫无罪恶感地雇用美女。而且她们还能减税。我真的很喜欢美女，你呢？”

    “只要我有机会。”安德烈说道。

    他们在第六十三街和麦迪逊大道的转角处分手。由于是在住宅区，所以安德烈决定走路到《DQ》的办公室，看看能不能逮到卡米拉。上次他们交谈时，她将他打发掉，而且后续的电话也都没有获得回复。卡米拉的沉默让他有些困惑。这不像她的作风；从前安德烈为别家公司出任务时，她会不高兴，而且在正常的情况下，即使她没有工作上的事情跟他讨论，也会经常打电话来，只是想要使你感到温暖，甜心，她曾经这样对他表白。

    温和的天气带出麦迪逊大道一如往常丰富的多样性：身着牛仔裤和慢跑鞋、神情忧虑、担心即将被抢的观光客；在嘈杂声中对着行动电话大吼的生意人；精品店抢购者，拉皮、头发挑染、鼓鼓的购物袋；直排轮鞋玩家、按摩院拉客者、贩卖各种物品的小贩，从椒盐脆饼到五十块美金的劳力士脏物都有——另外，将交谈或甚至清晰的思绪淹没的永无止尽的叫嚣咒骂声，喇叭和警笛声、公车的气压咕喀声、轮胎的吱吱叫以及马达的加速声，全是一个城市在匆忙中所发出的机械噪音。

    当安德烈抵达《DQ》的建筑物时，刚好是中午“大逃亡”的最高峰，一波人潮正经过大厅，要出外用餐。他决定不搭电梯上办公室，因为他不想错过正要下来的卡米拉；于是他在楼下等待，看着数百人推挤过他的面前，争先恐后地抢出大门。为什么在纽约没人散步呢？不可能每一个人都迟到吧。

    另一扇电梯门滑了开来。当卡米拉踏出时，安德烈瞥到她那过大尺寸的墨镜以及亮丽、有弹性的秀发，身边围着一队飞奔的编辑人员。安德烈移向该群人，认出这是卡米拉的一个行动会议。这类会议经常发生在该杂志社，一部分是由于卡米拉坚信，紧急与兴奋的感觉，来自于站立时的思考，不过大部分是因为她根深蒂固的迟到习惯。据说会议会在送卡米拉前往午餐的地点或“巴格朵夫百货公司”的车子里继续开下去。这是她做秀的一部分：成功、辛劳过度的主编，不愿在杂志社的工作上浪费一秒钟。

    此外，如果卡米拉不想交谈的人正在接近她时，此时也可以被用来当作挡箭牌使用，而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她看到安德烈——她一定看到；他叫她时，他们只隔五尺距离——她瞧他一下，便把头扭开。然后，安全地由一道人墙保护着，她走过了他。当他转身跟随她时，她已经通过大门，进入车子的后座。

    在无法置信与加剧的不快交战之下，他看着她的车子通过麦迪逊大道的交通，往郊区的方向驶去。他跟卡米拉工作有两年以上的时间了。他们不是很好的朋友，以后也不会是，但他已经对她发展出好感来，而且他以为卡米拉也喜欢他。显然不是。最近打去的电话都石沉大海，还有现在这个故意、明显的怠慢。不过为什么呢？他哪里做错了？

    他在建筑物的入口处犹豫了一会，不清楚该不该上楼去找诺尔，他通常能够从卡米拉的信号中，解读出一些意义来。但是骄傲混合着愤怒从心头冒了上来：如果她想要避开他，那么他是死也不想在后面穷追她。去他的卡米拉，去他的《DQ》。有那么多家杂志社，谁怕谁？在去公园大街的路上，他钻进“雄鸭”酒吧，庆祝自己不因为有困难而向别人低声下气。但当他注视着顺手写在鸡尾酒餐巾上所显示的新器材花费时，他必须承认这个困难的确不小。要是保险公司没有照他的要求理赔——他们的举动在显示，他们很想把付费延到二十一世纪去——很快地他就会经济桔据。解决之道只有工作。他举起酒杯，默默地为下一个工作祝福。不久露西应该会带给他好消息。

    “OK，报酬是不够让你做完就退休，不过它至少比目前其他看得到的都好。”露西露出不解、稍稍防御的表情。“景气很不好。”她低头看一下记事簿。“除了水管工报纸，我每一家都试过了。而另外一个提议是拍目录。”她皱起鼻子。她不喜欢她的摄影师帮人家做目录，除非赡养费把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她耸耸肩。“事情很难讲。也许会很有意思。”

    这次任务是帮某家英国杂志工作，拿的是英国酬劳，比安德烈的美国酬劳低得很多。不过露西说得对。在宏伟的房子里拍挂毯，铁定比在矫柔做作的美术指导面前，拍摄数十个房间装潢这种苦差役好多了。安德烈刚入行时，曾经做过这类工作，他可不想重操旧业。

    “露露，老实说，我目前也没有太多选择。他们希望什么时候开始？”

    露西看看笔记。“昨天？是一个意外。他们都准备好了。摄影师也到了现场，结果他从马背上摔下来，跌断了手臂。”

    安德烈吃了一惊。“他们该不会要我骑马吧？老天，他在马背上做什么？”

    “我怎么知道？用脚把马夹紧，你没问题的。”

    “你是个铁石心肠的女人，露露。但愿你今天早上跟我在一块。”安德烈描述了他跟卡米拉的擦身而过。然后看到一个蹙眉出现在露西的脸上。“我就在那边，”他说，“像个connard站在大厅里——”

    “像个什么？”

    “像个大笨蛋——她装作没看到。但是她肯定看到了我，我敢肯定。”

    露西从办公桌前站起来。“安德烈，她是个怪胎。你总是说她人不坏，行径怪异，但是出版是她的专业，她杂志编得很好。你说得也许没错——”露西摇着一只手指警告，“——不过这不能改变她是个怪胎这个事实。她喜欢你的时候，就像场麻疹盖得你全身；她不喜欢你时，你就不存在。现在因为某个理由，她不喜欢你了。”露西将双手盘在胸前，头翘向一边。“你确定在法国时，你们没发生什么事情吗？”

    安德烈忆起金鸽饭店那个晚上，摇摇头。“没有，完全没有。”

    露西脸上的蹙眉被忽隐忽视的微笑所取代，一个相当会心的微笑。“也许这就是问题所在。”

    在细心维持对顾客欣赏、亲切、随和的扭力后面，塞鲁斯-派因是个相当不服输的人。自从就读伊顿中学以来，他的本性之中便有争强好胜的因素存在，当时他发现“名列前茅”——不管是在操场或课堂上——可以让他在严酷的公立学校生活中，获得些许的保障。就是在伊顿，他学会如何掩饰自己的才能，因为被别人看到太过努力，是不当之举。仿佛由于意外或运气所导致的成功，是可以被接受的；因为明显的决心与奋斗所达到的成就，则不能。到了他上哈佛之后，特定的模式已经被建立起来：他表现得就像是生命中的幸运玩家。这样的伪装也让他在生意上一帆风顺，不过事情的真相是，他认真得像个拼命三郎，而且跟别人一样，喜欢在商场上大获全胜。

    艺术界的交易——或是派因的精英艺术界的交易一一往往得依靠比别人快一步取得资料。数年的耐心耕耘之后，由旧合约所提供的长期服务报酬，自然会落在你的膝上。不过更常发生的情形是，你必须追踪及筛选大量流窜于该行业中的耳语与谣传，在此一领域里，常常有好几百万的美金追赶着区区几百帧的画作。塞鲁斯-派因平常喜欢开玩笑地说，理想的画商是一个把鼻子放在磨石上、耳朵贴在地上、眼睛凝视着大好机会的特技演员，对他而言，所有的耳语都有其来源而且值得追究。

    当塞鲁斯与一位经常宣称她自己已经厌倦毕沙罗和西斯莱收藏的长年顾客（但也经常改变她的心意）共享一顿高品味、无葡萄酒的午餐，返回办公室时，他让自己舒服地坐在电话旁边。安德烈这个年轻人的故事也许奇怪、不重要，不过事情很难说。在饮用干邑白兰地来驱走矿泉水的味道之后，他开始翻阅通讯簿，电话一通通地打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