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比弟弟大三岁，天经地义的，哥哥应该照顾弟弟。但那年夏天哥哥交了几个不三不四的朋友，人像水一样地往低处流。他的喇叭裤勒紧了屁股，看上去随时会绽线，他的军帽歪着戴，帽檐下滋出几簇长头发，油腻腻的，抹过发乳，散发着一丝堕落的香气。他天天带着象棋到铁路桥下的公厕去，一边方便一边和人下棋，是赌残局的。这个哥哥，你还让他照顾谁去？人不学好的另一个标志就是懒惰，而哥哥的懒惰正在损害弟弟的利益。就说去白铁铺取水壶的事，早晨母亲出门前把它写在厨房的小黑板上了，注明是哥哥做的事，注明要带上五毛钱，还写了一句：别忘了盛上水试试。弟弟在厨房吃早饭的时候看得清清楚楚的，可等他去了一趟公共厕所回来，发现黑板上母鸡变了鸭，春风的名字已经改成了春生，是弟弟的名字了。弟弟知道是哥哥做的手脚，他想也没想，随手就把那个“生”字擦掉，又把名字改回去了。

    整个夏天弟弟看上去都愁眉不展，不为别的，是为了游泳的事。母亲有一天路过护城河的酒厂码头，亲眼看见有人从那里捞起了一个溺水的男孩，母亲在那儿看了会儿，突然产生了许多不必要的联想，看见河对岸一群孩子还在水里打闹，母亲便春风春生地狂叫起来，对岸有人呼应道，春生刚刚还看见的，春风没看见！母亲就慌慌张张地往家赶。还好，路上看见了春风，春风和他的朋友坐在菜场卖豆制品的架子上，鬼头鬼脑的，不知道在干什么。母亲没心思去调查他们在干什么，她问大儿子，你弟弟呢？哥哥先说不知道，马上改口说，在家呢。母亲骑着车赶到家门口，一眼看见门口的晾衣竿上挂着弟弟的游泳裤，是两条红领巾改制的，还滴着水，母亲才松了口气。弟弟迎出来为母亲例行公事似的拿饭盒，母亲脸上仍然是一副劫后余生的表情，她看着弟弟头发上残留的水滴，说，好，上来了就好。但她的脸还是白着的，不得了啦，酒厂码头又淹死一个，肚子胀得那么高！她向弟弟描述了那个男孩膨胀的孕妇似的腹部，还说男孩的嘴里塞满了泥沙，泥沙里还长了一堆水草。弟弟不相信什么泥沙什么水草的事，那只是母亲在吓唬人，为她下达禁令添油加醋罢了。

    弟弟愁眉不展。他再也不能下护城河游泳了，这道禁令，弟弟知道违抗不得。但他不能不游泳，去年夏天他刚刚在护城河里学会了游泳。弟弟偷偷地跑到工人文化宫的游泳池去游，游了没几天，不巧，得了红眼病，一双眼睛躲避着光线和别人的目光，依然红得令人心痛。母亲大怒，一口咬定是游泳池传染的红眼病。怎么能不传染？她说，你难道不知道，有人在游泳池里小便的！红眼病也来和弟弟作对，这样一来，母亲连游泳池都不准兄弟俩去了。

    禁令对哥哥没什么影响，他对游泳不感兴趣，他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其他事都偷懒，这么热的天，哥哥洗澡也偷懒，拿水在身上胡乱抹两下，就骗母亲说是洗过了。弟弟夜里闻得到哥哥身上强烈的汗臭，像熏醋的气味，弟弟埋怨哥哥比猪还臭，但他不敢嚷嚷，许多事情上他也要哥哥替他打埋伏。比如游泳的事，弟弟红眼病一好就违抗了禁令，偷偷去阀门厂游泳，母亲不知情，但哥哥知道弟弟藏游泳裤的地方，瞒不了他。就像一个山头的强盗和土匪，他们谁也不能要挟谁，弟弟也捏着哥哥的把柄，哥哥和冯青他们在家里赌博，赌香烟，赌光屁股，赌吃牙膏，还赌钱，好几次都被弟弟撞见了。

    下午弟弟去阀门厂游泳时路过了白铁铺子，一顶草草搭制的遮阳棚从门檐上挑出半米多远，没有挡住多少毒辣的阳光，他经过那儿的时候觉得四周翻腾着一股热浪。那五个老头坐在闷热的铺子里，叮叮当当地敲着白铁，一台破旧的台式电扇坐在地上，摇晃着脑袋，向五个老头公平地分配着热风。好多铁皮桶、花洒、烧水壶堆在地上，有的挂在墙上。弟弟不认识他们家的水壶，认识他也不拿，那不是他的事，是哥哥的事。五个老头在炎热的午后集体劳动的景象倒是有趣，弟弟看见瘦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刚刚修好了一只铝盆，他用油漆在盆底写着什么字，其他几个都在敲，胖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在补弄谁的铝饭盒，他的脸热得通红，白背心被汗弄湿了，紧贴在身上，透出两个像妇女一样的Rx房。逃亡地主背对着街道，他在用锤子敲一块圆形的白铁皮，弟弟只能看见他的裸露的后背上贴着一张膏药，他穿着长裤，却把长裤挽成了一条短裤，由于严重的静脉曲张，他的小腿看上去好像爬满了蚯蚓，让人反胃。资本家看上去最年轻，他戴眼镜，头发还是黑的，身上的军用衬衫不知从哪儿弄的，这么热也不肯脱。他还模仿炼钢工人，在脖子上系了一条白毛巾，好像这么一打扮别人就忘了他是资本家了。他们四个人都埋着头劳动，没有注意弟弟，只有门边的老特务抬起花白的脑袋，疑惑地看了他一眼。他的眼睛让弟弟吃惊，左眼角有一块淤青，好像被人打的，肿着，睁不开的样子，右眼安然无恙，但弟弟清晰地看见眼眶里盛满了莫名其妙的泪水。弟弟说了一句，又不枪毙你们，哭什么？说完他就走了。

    七月炎热的天气把人都赶到阀门厂的游泳池来了。游泳池不正规，长度宽度都不够，水有点发绿，也许好几天没消过毒了。来的人大多成双成对，男男女女的年轻人在一起，男的看上去便很骄傲，也不管他带来的女朋友是美是丑。女孩子不一样，有的害羞，像个木桩似的插在水里不动，有的就一点不害羞，靠在池边上东张西望搔首弄姿的。他们都不怎么游，好像是来泡冷水降温的。弟弟不甘心，在人堆里钻来钻去地游，结果不小心撞到了几个人，其中一个是烫头发的姑娘，撞她撞的部位不巧，那姑娘竟然尖叫起来，小流氓，小流氓！她骂人弟弟不在乎，弟弟不怕女的。他回敬一句你是女流氓就继续游，但有个家伙突然冲过来拎住弟弟的耳朵，瞪着眼珠子吼，你活腻了？你敢调戏我的女朋友？那家伙手劲好大，弟弟好不容易才挣脱了他的手，觉得耳朵很疼，疼得快从脑袋上掉下来了。他懂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没有盲目地与那个家伙正面交锋，回头去寻找那个烫头发的姑娘，她靠在池边上，一边咬着指甲一边冲着弟弟这里笑，看上去很自豪的样子，把弟弟气坏了。弟弟从小嘴不干净，一张嘴就骂了句最脏的，姑娘听没听见他不知道，反正那个家伙一定听见了，他后来发疯似的，一手继续揪住弟弟的耳朵，另一只手掐住弟弟的脖子，把他往游泳池外推。就那样当着游泳池里那么多人的面，好像小偷被警察当场捉拿一样，弟弟被一个力大无比的家伙推出了游泳池。

    弟弟捂着耳朵。剧烈的疼痛使他丧失了任何报复的念头，他很想找到一面镜子看看耳朵的情况。他自觉颜面扫地，也没勇气再跳回游泳池了，所以他向那个家伙匆匆喊了一声我认得你，然后就跑了。

    弟弟回到更衣室时发现他的拖鞋没有了。进来的时候他没有租到小箱子，只好把拖鞋、毛巾、肥皂放在角落里，好多没租上箱子的人都把东西放在角落里，可他的拖鞋失踪了。不知让谁穿走了。弟弟气冲冲地跑去质问那个女管理员，那女人一点也不肯承担责任，她说，告诉你人满了别进，你非要进，鞋子丢了怪谁？你倒是教教我，我一双眼睛怎么照看三十几双鞋子？女人一边发牢骚一边嚼着一块糍饭糕，弟弟怨恨地瞪着她的嘴，忽然想起母亲描述的那个溺死的男孩，弟弟浮想联翩，就冲女人骂了那句没头没脑的话，嘴里全是泥，嘴里还长草！

    只好回家去。弟弟后来用一块毛巾和一条裤头裹着脚，穿过阀门厂外面那条长长的砂石路，向香椿树街走。七月毒辣的阳光不仅把路上的砂石烤得滚烫，折磨着他的双脚，它还像无数针尖戳着他受创的耳朵。弟弟的心中充满了受辱后尖锐的仇恨。仇恨主要针对游泳池里的那对男女，也有针对空中的太阳的，还有针对一些不明事物的，比如那个不负责任的女管理员，那个穿了他拖鞋的人，无论是偷鞋还是错穿都令他痛恨，还有东风他叔叔，他恰好骑着自行车经过那条砂石路，经过他身边，弟弟拉住他的自行车后架，想搭坐着回家，没想到他反应敏捷，后腿一蹬，倒踹了弟弟一脚。弟弟追着他跑了几步，他头也不回，说，滚！全世界的混账东西都让弟弟碰上了，怎么能让弟弟再讲文明礼貌？弟弟一张嘴又骂了起来，李三年，你强xx过幼女，东风说的！东风他叔叔还是不回头，他很冷静地回击了弟弟一句，我强xx过你妈妈！弟弟没捞到什么便宜，只能怀着满腔的仇恨在滚烫的路上走，他一跳一蹦地走，突然想起来街上是曾经出过一个强xx幼女的人，不是李三年，是谁呢，就住在化工厂旁边的，他的名字，弟弟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其实搭不上自行车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弟弟走了没多久就看见了桥。走过桥头他就得救了，街上开始有树荫，路面是青石板的，光脚走路也不怕。弟弟在桥头拆下了脚上的裤头和毛巾，突然听见哥哥的声音。他在喊弟弟的名字，准确地说是喊他的绰号，粉皮，粉皮，你下来。粉皮这种绰号起得没什么水平，不过就是影射弟弟拖鼻涕的历史，谁小时候不拖点鼻涕呢？弟弟本来不和哥哥计较这些事，但那天下午哥哥一喊弟弟的绰号，他觉得好像一支冷箭射来了，射的不是别处，是他的耳朵，他的耳朵一阵剧痛。弟弟抓着自己的耳朵，寻找哥哥的影子，四周都没有，原来在下面。弟弟看见哥哥和黄瓜正坐在阴凉的桥洞下面下军棋。粉皮你跑哪儿去了？哥哥仰着头说，妈让你去白铁铺取水壶，怎么还不去？还不快去，铺子快关门了！

    弟弟对他这一套并不意外，他说，放屁。

    你说谁放屁？哥哥说，你说妈放屁？吃豹子胆了？

    你放屁！我说你放屁。

    黄瓜他们在桥下面都笑起来，哥哥手里攥着一只棋子从下面冲上来，铁青着脸在弟弟头上刷了一下，你敢在外面拆我的台？小心我揍你。他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塞给弟弟，说，别废话，你没看见小黑板？快去白铁铺子取水壶，否则妈今天就烧不了开水了！

    烧不了也不关我的事。弟弟说，那是你的事。

    什么你的事我的事，是家里的事。哥哥瞪着眼睛说，你比猪还懒，吃得比谁都多，还不肯干事，你要不去拿水壶，以后就不准喝开水！

    不喝就不喝，反正我从来不喝开水。弟弟说，我喝冷水的。

    你是猪脑子，冷水是用开水凉出来的，你不知道？好像是弟弟的智商激怒了哥哥，弟弟看见哥哥的脑袋开始斜过来，目光直直地盯着自己的脸部——主要是耳朵，哥哥开始抖动手腕，弟弟知道他的目标和游泳池那家伙是一样的，目标是他的耳朵。这个夏天哥哥不知道拧过多少次弟弟的耳朵了。弟弟下意识地大叫一声，滚开。弟弟来不及思考，身体首先后退了一步，双手拢紧了他的耳朵。哥哥的目光好奇地在弟弟全身上上下下地跳了几下，你慌慌张张的，又去游泳了？还干什么坏事了？他瞪着弟弟的耳朵，说，你耳朵怎么啦？松手，让我看看，你的耳朵怎么啦？好呀，你还光着脚，你的鞋怎么也没了？！

    不知道是缘于耳朵还是脚，还是一种手足无措的慌乱，或者是从游泳池归来后的辛酸，弟弟差点哭出来，幸好他把眼泪忍住了。他垂着头，看见父亲从上海捎来的新拖鞋在哥哥脚上闪烁着宝蓝色的光芒。弟弟决定向哥哥妥协。弟弟说，我替你去拿水壶，可以，那你把你的拖鞋给我。哥哥说，你穿我的鞋我穿什么回家呢？你还没说清楚呢，怎么把鞋弄没了？难以解释的事情用不着解释，弟弟没有多嘴，弯下腰去把哥哥的两只脚从人字拖鞋里强行搬了出来。哥哥毕竟大了三岁，任弟弟扒走了自己的拖鞋，你要是把拖鞋弄坏了，我敲死你。他推了弟弟一把，快点，快点去，妈回家以前一定要把水壶取回来。

    弟弟穿上了哥哥的蓝色人字拖鞋，好像穿着两条船下了桥。一种响亮的声音从他的脚下传出，回荡在午后的香椿树街上，嗒，嗒，嗒。节奏清晰明快，听上去类似宣传队敲小竹板的声音。蓝色人字拖鞋带给弟弟一丝莫名其妙的快乐。弟弟一路跑着，一路看着脚上的拖鞋，他的心情被脚上的一小片蓝色照亮了。弟弟不知道自己是否微笑了，只知道他看着脚走路时耳朵不那么疼了。但他走过诊所旁边的向阳院时，他的同学金桥看见了他的微笑。金桥倚着门怪叫起来，你这个傻货，穿人字拖有什么了不起的？走路还看着它，走路还在笑！弟弟站住了，他说，谁在笑？你才是傻货，小心我敲你！他们一个倚着门，一个在路边站着，两个人的眼睛都骨碌碌转着，一边对峙一边思忖着什么。金桥先骂起来，谁敲谁？你敢敲我？弟弟说，那你敢敲我？你来，来敲，我就站在这里，你有种来呀。金桥朝身后的向阳院里瞟了一眼，看见一个男人在收晾衣竿上的衣服，金桥就改口说，你有种我们约地方，明天下午三点，酒厂码头见，你不来就不是人！弟弟也向院子里瞥了一眼，他认出那个收衣服的男人是金桥的父亲，弟弟鼻孔里哼了一声，说，码头见就码头见，你不来的话，我以后看见你就不叫你金桥，叫你大便！弟弟骂得有点得意，走了几步，仿佛看见金桥正浑身紫胀，挺着孕妇般的大肚子躺在酒厂码头上。于是他又回过头，一脸神秘地对金桥喊道，嘴里塞满泥，嘴里长满草！

    离开了向阳院，弟弟才发现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有三个刚刚下班的女人各自提着一个网袋在他前面走，无意中做成一排人墙挡着道，网袋里的饭盒让弟弟一下想起了水壶的事。他从三个女人的缝隙中穿过去，把女人手里的饭盒撞得都当当响起来。女人们在后面骂，弟弟头也不回，向白铁铺的方向一路奔跑过去。

    弟弟正好赶上白铁铺关门的时间，敲白铁的声音早已平息，弟弟远远地看见一个瘦老头在用叉杆把凉棚上的塑料布收下来，抱着那堆东西进去了。

    白铁铺的排门已经依次上好，只剩下最后一片了，五个敲白铁的反动老头，也只剩下了老特务一个人。弟弟看见老特务抱着一片门板，正从狭窄的门缝里挤出来。弟弟堵在了他身前，掏出那张纸条，高喊了一声，取水壶！老特务缓缓地移动了一下身子，脑袋从门板后面探了出来，他眼角的青肿在暮色中看起来就像一条黑色的虫子在蠕动，他的另一只眼睛睁开着，仍然泪汪汪的。他就用那只泪汪汪的眼睛瞟了一眼纸条，瞟一眼又闭上了，弟弟注意到他抬起胳膊擦了下眼睛，还是抱着门板不放。

    明天来取。他说，我们下班了，你没看我在上门板了吗？

    不行。弟弟说，明天取，我们今天拿什么烧开水？

    那我管不了。他说，我不负责取货。取货要找老孙。老孙已经走了。

    放屁。弟弟说，取个水壶哪有这么多规矩？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他说，我这把年纪了，我七十多岁的人了，犯得上跟你一个孩子斗气吗？

    那你就把我家的水壶给我。弟弟说，要不我自己进去找，我认得我家的水壶。

    我们这儿也有规章制度的。他说，取货是老孙负责的，他不在，我们就不能把壶给你，这是我们的制度。

    你们牛鬼蛇神还讲什么制度？弟弟的脑袋探进门去，四处搜寻着，他说，我不管你们那一套，我得把水壶拿回家去。

    是牛鬼蛇神就更加要守制度了，你是孩子，还不懂。他摇了摇头，取水壶也要讲制度，破坏制度就犯错误，你们小孩子，不懂里面的道理的。

    不懂就不懂，你把水壶给我就行了。弟弟不耐烦了，整整一天的失败让他对最后这件事情认真起来，他把老特务往旁边推了一把，一猫腰钻进了白铁铺。铺子里没有灯，弟弟看见许多的桶、盆、壶和花洒，或者堆在地上，或者吊在空中，一时找不到他家的那只水壶。弟弟说，老特务，你把我们家的水壶放哪儿了？

    可是弟弟的行为把老特务惹恼了。滚出去！老特务抱着那块门板，对着地面撞了好几下，滚出去，他对弟弟叫喊着，你再不出去我就不客气了。

    弟弟没想到老特务会如此愤怒，即使在幽暗的白铁铺里，他也能看到老头的烂眼睛里迸发出愤怒的火花。老头怀里的门板也调整了方向，老头抱着门板好像抱着一件武器。弟弟有点慌，但弟弟的嘴不饶人，你对我不客气？你个老特务也敢来惹我！弟弟说，你吃了豹子胆了，看我不收拾你？弟弟从来没有和一个老人干仗的经验，老特务到底还有多大的力气，心里没底，他就试着去拍拍那块门板。这一拍把老特务彻底惹毛了，老头突然把门板抡到了半空，弟弟感觉到一股风，他迅速地向后跳了跳，蹲了下来，弟弟说，你干什么，用门板砸我？你吃豹子胆啦？老特务说，我就吃豹子胆了，今天就砸死你这个小兔崽子，本来就活腻了，砸死你我偿命，我还赚一命！弟弟这时候意识到了某种危险，他抱着脑袋向门那边退，退到门边他觉得安全了，正想说句什么，脖子上突然被一个人啪啪扇了两下，原来是哥哥来了。

    哥哥怒气冲冲的，哥哥的脚上穿的不知道是谁的鞋，是一双破了口的解放鞋。我就知道你什么事也做不成，取个水壶也不会，哥哥几乎是吼着问，妈已经到家了，让你取的壶呢？

    不怪我。弟弟闪避着哥哥的手，他指着里面的老头说，你问他去，是他不让我取。

    哥哥向里面扫了一眼，看见老特务正把门板放下来，靠到墙上。哥哥很冷静地说，他为什么不让取，你不跟他说清楚，妈等着壶烧开水洗澡呢！

    你问他去！弟弟尖叫起来，他说什么也不让取，还用门板拍我！

    哥哥的眉头皱了起来。哥哥把弟弟向外面一推，自己闯了进去。你用门板拍我弟弟？哥哥问老特务。老特务冷笑了一声，似乎是表示不屑，也似乎是表示否定，他不吭声。哥哥说，你不让我弟弟取水壶，还用门板拍他？你这种人，还敢欺负小孩子？哥哥逼到了老特务面前，在一片幽暗中与老头脸对着脸，你这把年纪活到狗身上去了？哥哥在老特务的肩上戳了一下，你个四类分子，也敢欺负小孩子？老特务还是沉默不语，不过他的手开始行动，他去抓门板，哥哥傲慢地让开一条路，说，我让你抓。哥哥让他抓，老特务偏偏又把门板扔掉了，站在门边的弟弟看见老特务突然向哥哥身上扑去，然后他们就扭打在一起了。

    滚出去，滚出去！弟弟听见老头一迭声地怒吼着，他的声音听上去已经变调了，比女声更加尖厉更加单薄。他的声音让弟弟体会到一种模糊的快感，弟弟凑上去，看见哥哥强壮的身体把老头压在墙角，很像一块岩石压着一段枯木，在这次真实的格斗中弟弟发现了哥哥惊人的青春的力量。力量对比很悬殊，老头其实没有什么力气了，只剩下一只手颤抖着，顽强地在空中抓挠着什么，弟弟意识到那只手袭击的目标，于是他大声提醒哥哥，小心，他要抓你的耳朵！哥哥喘着粗气对弟弟喊，你去找我们家的壶，赶紧送回家去！弟弟只当没听见，他瞪着老头的手，突然一下，按住了它。我让你揪耳朵！弟弟愤愤地说着，自己的手抓到了老头的耳朵，老头的耳朵很薄很大，也很柔软。我让你抓耳朵！弟弟说着将手里的耳朵拧了一圈。我让你揪耳朵！弟弟说着又把老头的耳朵转了一圈，这次他听见了老特务的一声尖叫，那尖叫声凄厉得令人心惊，哥哥和弟弟一下都愣住了。哥哥猛地松开手，有点慌乱，问弟弟，你干什么了？我让你别在这儿，去拿水壶！弟弟说，我没干什么，就揪他耳朵了，他是装死吧。

    老特务跌坐在地上，他的脑袋顺着一只水桶向右下方倾斜，然后枕在一只花洒上。他的喉咙里先是发出了含糊痛苦的呻吟，随后呻吟声完全变成了另外一种声音，哥哥和弟弟听得很清楚，是笑声。老头竟然笑了，尽管笑声嘶哑而短促，但仍然是笑声。哥哥和弟弟一时不知所措，哥哥问弟弟，他怎么啦？弟弟说，他疯了，肯定是装疯。然后他们听见老特务开始说话，由于端着粗气，声音也微弱，听不清楚。哥哥和弟弟都弯着腰凑上去听，总算听清了，老头其实没说什么，他说，我这把年纪是活在狗身上了。老特务仰着头，望着白铁铺低矮的顶棚说，我这把年纪是白活了，我怎么活的？我和小孩子打起架来了！

    兄弟俩看见一张扭曲的老人的脸浸在白铁铺幽暗的角落里，一动不动。除了三个人的喘息声，铺子里静下来了，剪切过的白铁皮凌乱地扔在地上，长条形的、圆的、方的，都保持安静，修理好的器具大多挂在墙上，没有修理的都堆在墙角，脸盆、洗脚盆、水桶、花洒，都闪着淡淡的白光，保持安静。哥哥和弟弟弯着腰研究老头的脸，没有得出什么结论，他们无法确定那是一张笑脸，还是一张哭泣的脸，老头看上去是笑着的，但泪水正像泉水一样从他的眼睛里涌出来，涌出来。

    外面却有动静了，有人从外面探头向白铁铺里面张望，探了探又走了。一定是察觉到白铁铺的异常，那个人走过去又返回来，敲了敲白铁铺的门。老孙，你还没走？老孙不知道是谁，兄弟俩不知道老特务的姓名，只知道他是个特务。敲门的是个女人，弟弟以为是母亲跑来了，弟弟说，不好，妈来了。哥哥立刻用手盖住了弟弟的嘴。但女人只是嘀咕了一声就走了，说明不是母亲。兄弟俩都松了口气，然后他们开始在满地的杂物中寻找他们家的那把水壶。他们找到了，水壶的壶底已经换过，哥哥用手摸了摸，弟弟也伸手上去摸，摸到的是一块平滑崭新的铝皮。弟弟说，妈关照要盛上水试试，要不要试？哥哥摇头，向老头那边歪了歪嘴，低声命令弟弟，拿上壶，赶紧走！

    他们挤出白铁铺狭窄的门洞时，听见老头喉咙里喀地响了一下，然后是一阵寂静，然后便是一阵急促而奔放的恸哭声在白铁铺里炸响了。

    我至今还记得我们家的那把烧水壶，现在各地的铝制品厂不再生产这么大的水壶了，一壶水烧开了，能够灌满三个热水瓶，你想想它有多么实用吧。我记得那把水壶的提手上缠着红布条，壶身平时是黑糊糊的，但到了逢年过节前我母亲会用粗盐把它擦得干干净净的，一擦就像新的了。壶底却是个例外，由于让白铁铺子的老家伙们换过，补上去的白铁皮多少有点让人放心不下，我母亲害怕会把壶底擦薄了，只能让它黑着。

    他们都骂我懒。我母亲说我懒，我哥哥自己那么懒，他居然也口口声声骂我懒。我不是懒，我只是怕烧开水，他们偏偏最喜欢让我去烧开水。我不能告诉他们我为什么怕烧开水，告诉他们他们也不相信的。当我提上水壶去自来水龙头上接水，听见水柱落入壶底的喷溅声，我会想起白铁铺的老头们敲白铁的声音，咚咚咚，哐哐哐，我的耳膜受不了。等我再把壶提到炉子上，听见火苗吞噬壶底的水迹时发出咝咝的声音，一切就更令人难以忍受了，我会耳朵疼，火苗会蹿进我的耳朵，我会感到一种细微而尖锐的灼痛袭来，那灼痛感发生于壶底的圆形白铁皮，终止于我的耳朵。

    壶里的水，壶里的日子，好多冷水烧成了开水，日子也一天天过去了。我们街上的白铁铺有一天关门大吉，据说是给里面的老头们落实政策了。就我的理解，这对于白铁铺里的五个老头是一种解放；对于我母亲这样节俭成性的家庭妇女却是一种不公，那五个老头不敲白铁，苦了街上所有勤俭持家的妇女，后来她们只好把坏了的盆啊桶啊都拿到河对面的小柳树街去，那条街上的人倒是敲白铁的世家，手艺比老特务他们要好得多，但是带着那些东西走那么多路，毕竟是不方便的。

    我最后一次见到老特务是在体育场旁边的街心花园里，大约是八十年代的一个春天。有一群老人在街心花园里打纸牌，我看见一个戴耳朵套子的老头坐在人群里，格外醒目。那是一对紫红色的绒布做的耳朵套子，这稀奇的东西逼你向他的主人多看两眼，我认出了他。老头气色不错，模样没有变得更老，当然也没有变年轻，我认出他以后就下意识地躲开了。多少年来我一直害怕撞见这个老人，但是他的那副耳朵套子确实太滑稽太招惹人了，我走过去又退回来，假装看他们打纸牌，目光忍不住地落在那副耳朵套子上。我在猜老头为什么要戴这么个玩意儿，春天了，天气一点也不冷，别人的耳朵都大大方方地沐浴着阳光和春风，他为什么非要戴着这个怪模怪样的东西？

    我对老头的耳朵套子很敏感，敏感了就会多虑，会不会我们兄弟俩当初把他的耳朵揪坏了呢？这份疑虑使我的心情沉重起来。我和我哥哥曾经谈起老特务和他的耳朵套子，他居然是一副惘然不解的样子。我是记得那老头，他敲白铁嘛，手艺不错。我哥哥瞪着我，眼神中充满了被羞辱后的恼怒，你说我打他，打过他的耳朵？造什么谣？我什么时候扁过老头的？我以前是好打架，可怎么打也打不到个糟老头身上，怎么打也不会去打人家的耳朵呀！

    我不敢确定我哥哥是健忘还是故意抵赖。往事都一样蒙着岁月的灰尘，有的部分清晰，有的部分模糊，就看风吹过后灰尘是越积越厚还是悄然消失了。我哥哥的态度起初让我吃惊，最终却是令我感到轻松的。既然他已经把那年夏天在白铁铺发生的事情忘了个精光，我何苦非要对一次青少年时代的恶行耿耿于怀呢？我们兄弟俩的感情一直很好，不仅如此，在许多事情上我们是同盟，比如对待家里的那些破烂，母亲怎么也不舍得扔，谁扔就要跟谁拼命的样子，而我们兄弟俩经常在一起密谋，如何让那些破烂自然而必要地消失，又不伤害母亲的感情。

    消灭旧水壶的事情是我干的。有一天我在厨房里帮母亲准备未婚妻第一次登门的晚餐，我母亲的目光落在那把水壶上。春生，去烧点水。在母亲的命令发出之前，我突然感到了一种极度的冲动。我冲出门去，骑上车到百货商店买了一把新上市的不锈钢水壶。回家后我就把那把黑糊糊的旧水壶沉到了护城河里，母亲追在后面骂我，我不管，我蹲在河边的石阶上，看见沉重的旧水壶坠入深水时泛出了无数的水泡，我感到自己沉浸在某种残酷的享受中。说起来奇怪，人们对特定事物的恐惧其实可以找到解决的途径，有时只是举手之劳，自此以后我再也不怕水壶烧开水的声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