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村的现任村长是贾祥。这时村子已发展成四百多口。贾祥与我同岁，小时候是个疙瘩头。记得在大荒坡割草，别人打架，他就会给人家看衣服；别人下河洗澡，他也给人家看衣服。没想到成人之后有了出息，当了村长。

    贾祥的父母我也很熟。他的爹我叫留大舅，他的妈我叫留大妗。留大舅爱放屁，一个长屁，能从村东拉到村西；留大妗说，夜里睡觉不敢给贾祥捂被头，怕呛死。留大好眼睛半明半暗，不识东西南北，但竟通晓历史，常用镰刀捣着土，坐在红薯地里给我们讲“伍云昭征西”。就是手脚有些毛糙。据贾祥说，一次一家人围着锅台吃饭，吃着吃着，留大舅竟吃出一个老鼠。贾祥二十岁那年，留大舅留大妗相继去世，留给贾祥一间破草房，一窝“咕咕”叫的老母鸡。院子里还有几棵楝树，被贾样创倒，给父母做了棺材。然后贾样开始跟人家学木工。学会了做小板凳，做方桌，做床，做窗棂子。干了五年木工，他背着家伙，进了一支农民建筑队，随人家到千里之外的天津塘沽盖房。春节回来神气不少，新衣新帽不说，腰里还别着个葫芦球似的收音机，走哪响哪。在建筑队混了两年，贾祥更加出息，葫芦似的收音机不见了，他自己也跟甲方签订了一个合同，开始回申村招兵买马，组成一支新建筑队。下分大工，小工，刀工，瓦工，泥工，木工，挺细。贾祥说：

    “人家是甲方，咱就是乙方！”

    村里人纷纷说：“贾祥成了乙方，贾祥成了乙方！”

    对他刮目相看。

    贾祥成了乙方，就有了乙方的样子。街上走过，过去爱袖手，现在不袖了，背在身后；头也不疙瘩了。村里人见他都点碗：

    “贾祥，这儿吃吧！”

    “贾祥，我这先偏了！”

    贾祥背着手说：“吃罢吃罢！”

    这时贾祥洗澡，别人给他看衣服。据说贾祥的乙方开到塘沽以后，先给甲方挖了一个晒盐池子，后盖了一溜工棚。不过这时贾祥不常在塘沽呆着，委托一个本家叔当副乙方，领工干活，他常一个人坐火车回来种地。不过这时他的地用不着他种，村里早有人替他种下；谁种的也不说，有点像当年新喜恩庆砍高粱做好事。贾祥也不大追究。两年乙方下来，贾祥不再要父母留下的草房，自己挨着村西支部办公室，一拉溜盖了七间大瓦房，瓦房上不用大梁，用了几根钢筋条子。上梁那天，大家都去看。贾祥还花几千块钱买了一架手扶拖拉机，和老婆孩子串亲戚，就开着它去。村里有人顺路搭车，贾祥也让搭，说：

    “从哪儿下，事先打招呼，好停机！”

    村里人都说：“看不出，贾祥这孩子有了出息，比当年宋家掌柜辽阔气！”

    这时村里没了五类分子。老孙、孬舅、宋家掌柜兄弟等一干老人，都死了。没死的给平了反。据说老孙临死前神志已不太清醒，临死前又唱起了讨饭的曲子；孬舅临死时恶狠狠甩下一句话：

    “照我年轻时的脾气，挖个坑埋了他！”

    把床前伺候他的人吓了一跳。但这个“他”到底指谁，谁也没猜出。

    孙、申、宋诸家留下的子弟，福印、三筐、八成、白眼之类，埋葬了老人，都加入了贾祥的农民建筑队，去了塘沽挖晒盐池子。宋家掌柜的一个女后代美兰，过去在支部办公室开喇叭，现在喇叭坏了，恩庆又患了肝硬化，在家无事做，也投奔贾祥，不过没去塘沽，就在贾祥家做饭。前支书新喜这时四十多岁，还不算太老，也加入了贾祥的建筑队去塘沽。由于他是党员，贾祥给他安排了一个监工，在工地拿个尺子跑来跑去量土方。不过据说到塘沽还是爱吃小公鸡，一次让他买菜，他克扣菜金，给自己买了只烧鸡，撕吃时被人发现，差点被三筐八成之类，推到晒盐池子里。这时恩庆已患了肝硬化，仍在村里当着他的支书。

    这时村里、公社要进行机构改革公社改叫做乡，大队改叫做村，支书改村长，地分给各家种。大家开始有些不习惯，觉得改来改去改不过口，叫起来有点解放前的味道，不过久而久之就习惯了，说：

    “还是叫村、乡合适！”

    接着村里要改选头人。这时恩庆已到了肝硬化后期，脸黄黄的，常披一个大袄，坐在支部办公室门前晒太阳，自己抱一个酒瓶喝酒。村里人人情太薄，地一分，没人再请恩庆吃兔子喝酒。恩庆打野兔子又没力气，只好不吃兔子光喝酒。大喇叭坏了，美兰不开大喇叭，也不来支部，恩庆也就搬回家住，只是晒太阳才来这里。倒是贾祥何时从塘沽回来，见到这位黄脸支书，把他请到家里，让炊事员美兰炖只兔子一块吃。兔子冒热气上来，美兰就红脸，恩庆只顾低头喝酒吃兔子。村里机构改革，本来还应恩庆当村长，可贾祥觉得老让一个肝炎病人拿着公章，一年一度往他乙方合同上盖，有点不合适，便在酒桌上对恩庆说：

    “庆叔，你岁数也不小了（这年四十八岁），身体又有病，甭操那么多心了，真不行我来替替你，你去郑州看病！要行呢，你就对乡里说说！”

    没想到黄脸恩庆一下将兔腿摔到地上：

    “xx巴！”

    走了。弄得贾祥挺尴尬。本来这事也就是商量商量，商量不成贾祥也不恼，仍当他的乙方。没想到乡里出了新点子，说这次选村长要搞差额，两个选一个。村里人一听就恼了：哪个龟孙想的这歪点子，两个选一个，自己不操心，推给了大家！从祖上到现在，没听说两个选一个！贾祥一听这办法倒喜欢，到处对人说：“咱们搞差额，咱们搞差额！”

    便站出来与恩庆差。差额选举本身并不复杂，大家的儿孙都是贾祥乙方的工人，恩庆有病不说，还喝过酒吃过兔子搞过人家闺女，一差就把思庆差了下去，贾祥被差上了。乡里看贾祥表现不错，曾捐款两千元修小学，恩庆又到了肝硬化后期，也同意贾祥当。

    贾祥从此成了村长。盖章不用再找恩庆。贾祥当村长以前，显得在村里呆的时间多；贾祥当村长以后，显得在塘沽呆的时间多。在村里大家仍叫他乙方；到塘沽大家反喊他村长。恩庆村长被差下来，小脸更黄，整日无事可做，更是整日蹲在家门口晒太阳。本来支部门口太阳更好，可他说什么不再到那里去。大家看他在家门口晒太阳，双手捂着肝腑，反觉得他可怜说：

    “恩庆以前也给村里办过好事！”

    又觉得将贾祥选上去有些愤愤，说：

    “这回可是通过咱们的手把他弄上去的！”

    “他他妈也不在塘沽干活，倒盖了七间大瓦房，现在当了村长，又不在村里呆着，合适全让他占了！”

    当然这话也就是背后说说，见了贾祥仍呼乙方。

    这时乡里的头人换了吴乡长。吴乡长爱骑嘉陵。一听街里“突突”响，就是吴乡长。吴乡长一来村里，就去找贾祥。吴乡长这人工作干得不错，一来村里就讲：

    “咱们可得发展商品生产！”

    讲过，与贾祥一起就着猪肚喝啤酒。吴乡长能喝四瓶，喝了就红脸；贾祥能喝三瓶，喝了就摸头。两人红脸摸头一阵，“嘿嘿”一笑，吴乡长骑着嘉陵就回去了。去年吴乡长家盖房，贾祥去帮过忙，给他弄了几根钢筋梁；贾祥老婆有病，贾祥不在家去了塘沽，大家都说：

    “去找吴乡长，去长吴乡长！”

    大家带贾祥老婆找了吴乡长，人家马上给批了个条，让贾祥老婆住进医院。大家说：

    “吴乡长这人仁义，对得住贾祥！”

    这时思庆肝硬化已经到了全硬，硬得像石头，不能再在街上晒太阳。贾样一次从塘沽回来，不计换届时差额的旧仇，亲自开着小手扶，把思庆拉到乡里看病，感动得恩庆躺到车厢里，捂着肝腑掉泪：

    “贾祥，知道这样，早让给了你，还差他娘的什么额！”

    贾祥例说：“该差还得差。”

    到了乡里，贾祥又去找吴乡长，批条让恩庆照了×光。照过×光，恩庆又撑了几天，终于死去。据说临死时手里还握着一个空酒瓶，嘴里喊着：

    “新喜，新喜。”

    可新喜这时在塘沽当监工，也不知他要对新喜说些什么。死后，全村老少都去送烧纸。以前的情妇美兰也去了，不过没哭，大家有些不满意。贾祥也去给恩庆送丧，祭到坟前一只煮熟的兔子。

    这时发生了一件不该发生的事。恩庆死后三个月，贾祥又一次从塘沽回来，突然在村里提出，他要与老婆离婚，与美兰结婚。美兰以前与恩庆看过大喇叭，现在大家都说贾祥这人不仁义，恩庆刚死三个月就闹这事，不仁义；人家美兰刚到你家做过几天饭，就想人家，不仁义。也有人说贾祥对不起老婆。可贾祥还是要离。众人劝他不住。这时村里的村务员新换成了小路，小路已经一把胡子，声音变得沙哑，一次也在猪圈捂着铜锣说；

    “祥弟，不能离，不说弟妹贤惠，只是这美兰，以前可是恩庆用过的！”

    贾祥大怒：“放你妈的狗屁！你住的房子你爹没用过？你不也照样住！”

    弄得五十多岁的小路很尴尬，捂着铜锣跳出猪圈，三天不敢到贾祥跟前，嘴里老念叨：

    “离就离，谁不让你离了？”

    贾祥离婚是真想离，就是贾祥他老婆不想离。掰扯几个月，贾祥说：

    “给你两万块，跟小孩过去吧！”

    老婆想了想，哭了一回，离了。

    离婚那天，大家都出来看。贾祥开着小手扶，拖斗里坐着老婆孩子，去乡里扯离婚证。扯完离婚证，小孩看着卖糖葫芦的老头伸手要糖葫芦，要不到就哭。贾祥停了机，就给小孩去买。老婆在车斗里还哄孩子：“小二小三别哭了，你爹去给你买糖葫芦了！”

    拖拉机开回村，七间瓦房老婆和孩子住了三间，另四间贾祥与美兰住。不过美兰结婚以后，表现比较好，仍和以前一样，一点不娇气，仍做饭，仍喂猪，该炖兔子仍炖兔子。出来进去，与贾祥又说又笑。大家看了，气愤过后，倒也满意，说：“这样也不错，美兰也有了着落。只苦了贾祥他老婆！”

    也有人说：“他老婆也不是东西，以前借她个芭斗都借不出！”

    村里有三间大砖瓦房，以前是大队支部办公室，现在改成了村办公室。贾祥从塘沽回来处理公务，也在村办公室。不过这时办公室干净许多，没了骚气，换了啤酒气。贾祥当了头人以后，不让人砍高粱，不坐飞机，统治村子就用一架录音机。到乡里开会，带个红灯牌录音机，把吴乡长往里边一录，带回来让小路打铜锣，将村里男女集合在一起，开录音机一放，不用他再传达。他躲到一边喝啤酒。三瓶喝过，录音机放完，他摸着头：“听清楚了？”

    大家说：“听清楚了！”

    会马上结束。大家满意；吴乡长听说申村放他的录音，也满意。

    这时村里照常出些案子。出些盗贼、破鞋、孤老一干杂事。贾祥一概不管，也不设案桌问案。村务员小路有些不满意，说：“贾祥，该问案儿！”

    贾祥却说：“出一两个孤老破鞋，不影响四化！”

    拔腿就去了塘沽。

    他一出发，村里更乱，申村成了破鞋、孤老、盗贼们的天地。一次，光天化日之下，一对男女在麦秸堆里睡觉，被人抓住。大家摇头叹息，对贸祥不满意，说他只会当个乙方，不会当村长，把个好端端的村子给弄乱了套。消息传到乡里，乡里吴乡长也不满意。一次贾祥从塘沽口来，吴乡长把他叫到乡里批评：

    “贾祥，你这样弄可是不行，村里都乱了。你以为一搞商品经济，就不要党的领导了？赶紧给我想法子治治！”

    贾祥摸着头听批评，听完也很恼火，说：

    “治治就治治，回去就治！治治这些龟孙！我让这些龟孙自由，这些龟孙却不会自由，回去就治！”

    但贾祥回到村里，却不会治。娘的，孤老破鞋盗贼，你怎么治？又不能天天看住他（她）们。这时村务员小路又在猪圈捂着铜锣劝他，建议重新实行祖上的染头与封并制度。小路说：

    “贾祥，用吧，一用就灵，重典治乱世！”

    贾祥这次没骂他，说：“好好好，咱染头，咱封井，渴死这些鬼男女！”

    果然，一染头，一封井，村里马上大治。贾祥封井还不封一般的井，封机井；除了不让喝水，还不让浇地。小路日日夜夜守在机井旁边，拿铁锹叉腰看着。村里三月不出孤老和破鞋，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纷纷说；

    “就得这样治！”

    八月里，老天下雨，一连下了三天。地里庄稼没淹，村里房屋没漏，大家放心。可这天天不下了，“咕咚”一声，村西头村办公室三间大瓦房塌了。大家吃了一惊，纷纷去看。一片浓烟中，已分不清屋梁门窗，成了一堆废墟。废墟中露出几根出头的椽子，黑黑的。消息传到乡里，吴乡长也吃了一惊，骑嘉陵来看过一次。说：

    “村里不能没个办公室，叫贾祥回来！”

    贾祥从塘沽口来，吴乡长叫他到乡上，说：“村里不能没个办公室，赶紧让群众集资再弄一个！”

    因为在申村更村西的一块地方，群众已经自动集资盖了三间土庙，里边用坯，外面包砖，出头的椽子还用油漆漆了漆，比祖上时代的旧庙还好。贾祥说：

    “好，再弄一个，集资集资！”

    可他从乡里回来，没有让大家集资，自己掏了几万块钱，在废墟上盖起一幢两层小楼，既是村里的办公室，又是他和美兰的新住处。举村皆大欢喜。各人没掏钱，又办成了事。大家都说贾祥村长当得仁义。以后贾祥办公务，偶尔给人断案，染头与封井，都在这幢小楼里。他到乡上开会，录回吴乡长，也让小路打铜锣叫人，集合众人来小楼听录音机。

    一九八八年一月四日，出了一件事。贾祥到乡里开过会，大家集合又来听录音机。这一天来的人特别多，楼底下盛不下，贾祥便叫美兰开了楼梯门，一村子人上楼去听录音机。谁知楼板看着是水泥的，挺结实，里边却是空心的。空心的水泥楼板，承受不了一个村庄的压力，大家正听到酣处，突然塌板，全村人坠楼。当场摔死三人，伤四十八人。美兰正在楼下火上炖兔子，也被塌下的楼板和众人砸死。村长贾祥正扶着录音机摸着头喝啤酒，也摔到楼底。小手扶将死者伤者拉到乡里，吴乡长批条子让大家住院，不过贾祥没有住，他只伤了一条胳膊，托着伤胳膊去了塘沽。

    今年春节，我回申村，塌楼事件已过去两个月，死的已经全埋了，伤的也已痊愈，塌下的楼板也已修好。贾祥也从塘沽回来，胳膊已能四下活动，虽然落下托胳膊走路的习惯，仍不误当村长。只是头上又出了疙瘩，走在街上红红绿绿的猪狗队伍中，后边跟着小路。一天我碰到他，谈起塌楼事件，我说：

    “这事多不凑巧。”

    小路在旁边说：“上去那么多人，就是人大会堂也给踩踏了！”

    贾祥叹息：“美兰死了。”

    我说：“你命大得很。”

    贾祥摸着头上的疙瘩没有说话，倒是小路在后边说：

    “吴乡长说了，贾祥不能死，贾祥一死，村子就乱，下一届还让他当村长。”

    贾祥瞪了小路一眼，又对我说：

    “老弟，这一群xx巴人，不是好弄的！”

    说着，就从我身边走了过去。

    1988，10，北京·十里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