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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天，杜念基推辞了所有不必要的应酬，几乎每天下班都早早地到家，陪着陆婷和儿子吃饭、看电视。经过了检察院的一次遭遇，杜念基好像更珍视平静安稳的工作和家庭生活了。其实，作为主管商贸银行主要业务的副行长，杜念基以往也曾经多次跟检察院、公安局打过交道，甚至也有一两次被他们传过去了解情况。但是这一次却给他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也产生了最大的触动。虽然事情发生的前前后后跟他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但是他好像是一只惊弓之鸟一样感到了自身的危机，仿佛觉得自己身边有一颗随时都有可能爆炸的定时炸弹。在深刻地反省几年来方方面面的工作之后，他排除了工作上存在重大隐患的可能，但是这仍然不能消除他那不知从何处而来的危机感和恐惧感。这种感觉在促使他工作上更加谨小慎微的同时，也使他更加留恋家庭生活的安宁、平静和祥和的氛围。

    今天晚上，他和陆婷约好下班一起去学校接儿子，然后去父母家吃晚饭。陆婷已经几次跟杜念基说过，儿子的学习成绩连续下降，估计就是跟缺少辅导有关。杜念基整天不在家，陆婷下班回来一个人忙着做饭，洗洗涮涮，哪里有时间辅导孩子的功课。妻子看着杜念基整天忙碌疲劳的样子，很少跟他唠叨家里的事情。可越是这样，就越增加了杜念基心里的内疚。

    母亲已经包了杜念基爱吃的饺子，还炒了四样小菜。父亲每天晚上都要喝上二两白酒，今天儿子回来，就多喝了两杯，父子俩有一句没一句地闲扯着金融系统的事情。母亲显得心事重重，只吃了几口饭，就放下筷子怜惜地看着儿子不说话了。杜念基猜想，母亲大概也是因为对前一阶段自己的事情仍然心有余悸，但是今天晚上家人团聚，也不好多说些什么。

    贤惠的陆婷猜到了婆婆的心事，为了活跃气氛，硬要陪着婆婆喝一点儿葡萄酒。在杜念基的怂恿下，母亲终于喝了酒，脸上红润起来，露出了笑容。杜念基这才说：“我的事情你们不要管，也不要为我操心，我自己的事自己会处理好的，你们操心也没有用。”

    父亲杜仲仁借着酒劲感慨地说：“俗话说得好：儿大不由人啊。你把工作干好，不犯什么错误，平平安安地过一辈子，这就是我和你妈的福分啦。”

    杜念基说：“我也是四十多岁的人了，这些道理还不懂？”

    母亲说：“儿啊，妈就怕你……”

    “你说那些话也没有用。”父亲打断了母亲的话，“他成天跟钱打交道，又身居要职，能没有个闪失的地方么？能没有个看着他眼红的人么？但是不管出了什么事情，只要问心无愧，对得起国家，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家人就成了，哪能有那么多十全十美的事情呢？”

    陆婷说：“说实在的，那天检察院来抄家，真把我吓坏了。但是我冷静地想一想，我跟念基这么些年，知道他不贪不占，不会做什么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所以心里也就不害怕了。这不，现在事情搞清楚了，二老也不要再担心了。如果他有什么不良动机，别说你们，就是在我这里，他就过不去。”

    父亲说：“也许到了我和你妈这个年龄，你们才会真正明白什么叫‘平安是福’，什么职务、收入、荣誉、地位，都是次要的东西了。”

    杜念基说：“话虽这么说，可是眼看着一些人整天摇头晃脑、得意洋洋的样子，我心里真是不服。所以要跟他们争个高低——凭什么我能力比他们强，成绩比他们突出，却要甘居人下呢？”

    “职务上的事情也要顺其自然，水到渠成，不能勉强而为。否则强弄到手里的，毕竟不会牢靠。”杜仲仁说，“我相信该做的工作你黄叔都会替你做到位的，同时自身也要过得硬，然后剩下的事情，也就要看天意了。”

    杜念基没有说什么，其实他心里对父亲的话并不以为然。父亲的一辈子就是这样老老实实地生活和工作，尽管自己的能力、素质都够得上相当级别的领导，但就是因为为人过于老实、过于本分而错过了许多升迁的机会。他身边的很多人都是一手向下面的人要，一手给上边的人送，虽然银行业务非常一般，虽然公家的银行管理得很差，但是个人的小算盘却打得噼啪响，在获得了丰厚的经济收入的同时，也为自己捞到了相当的政治资本。而那时父亲却本分地守着自己那一点儿微薄的收入，甚至还从这些收入里抽出相当一部分去资助比他更贫穷的同事。每当杜念基看见父亲那因为风湿病折磨而变形的手指，他就发誓绝不能再走父亲的老路——毕竟时代不同了，在商品经济环境下，只有不停地向上爬，不断地为自己捞到更多的资本，才能更好地维持自己的生活，抚育自己的子女，赡养自己的父母。

    这时杜念基忽然想起了一件事，说：“过几天，我们总行的蔺明蛰行长要来省分行视察工作。这个人您熟悉不熟悉？”

    “蔺明蛰？”杜仲仁回忆着，“恐怕我记得他，他却不一定能想起我了。七六年底刚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金融系统从各地抽调业务人员组成了一个‘救火队’，专门处理全国各地出现的混乱的金融秩序。当时蔺明蛰是副队长，才三十一岁就是正处级的干部了。七七年二月份我也被人民银行总行抽调去北京工作了七个月，跟他打过几次交道，当时我已经四十九岁了，还是个一般干部，他见面就谦虚地叫我‘老前辈’。这已经是将近二十年前的事情了。”

    “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背景呢？”杜念基问。

    “听说他的父亲是总后勤部相当高级别的领导，也是个财务通。文革中受到排挤，曾经被调到我们省军区任副司令员，七七年后又回到总后，八五年就病逝了。”

    “哦？他父亲还在我们省工作过？”

    “是的，跟省军区张司令员还很熟呢。”

    “哦……”杜念基沉吟着。

    一家人吃完晚饭，母亲在厨房里忙着洗洗涮涮，陆婷给儿子辅导功课。杜念基就陪着父亲看《新闻联播》，商量了去从化温泉疗养的事情，告诉他黄可凡也要一同去。老人听了点点头，没有说什么，慢慢地瞌睡就上来了。

    杜念基决定晚上不回家睡了，自己刚结婚时用的小屋里仍然是原来的摆设，他惬意地躺在床上想着事情。陆婷安顿儿子和爷爷奶奶一起睡了，走进小屋，说：“一看见这里的摆设，就想起我们俩刚结婚时的情景，那时候多温馨，多浪漫啊。”

    “得了吧你，要是现在还住在这间十平方米的小屋里，你还不得把我骂死？”杜念基笑着说。

    “难道我们真的对物质利益有那么多的奢望吗？”陆婷温柔地用手指梳理着杜念基的头发说，“这些年跟着你，我和儿子虽然没有享受到什么荣华富贵，但总算是衣食无忧了。其实一个人吃能吃多少？穿能穿多少？只要生活得舒心一些就满足了，别的还有什么奢求呢？”

    杜念基说：“可是有的时候，舒心是建立在物质利益基础之上的啊。”

    “我想起了一个很老的故事：一天，一个富翁悠闲地去河边钓鱼，看见一个流浪汉手里拿着钓鱼杆在一只破船上睡懒觉，就生气地问：你为什么不去工作？流浪汉说，为什么要工作？富翁说，工作可以使你变得有钱。有钱又有什么用呢？流浪汉问。富翁理直气壮地说：有了钱，你可以买房子，买汽车，可以娶到漂亮的媳妇，可以在晴朗的天气里一个人悠闲地在河边钓鱼，舒适地在船里睡上一觉！流浪汉立刻问富翁：那么我现在在干什么呢？他的话使富翁哑口无言。其实，一个人一辈子的需要只是那么一点点，但是却往往像迷途的羔羊一样绕了很大的圈子，回过头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些什么。”

    听了妻子的话，杜念基茫然若失，沉默了一会儿才轻轻地说：“有的时候，人做事情并不一定会有明确的目的，往往是由于惯性才那样做的：流浪汉懒惰地睡觉，富翁拼命地赚钱，都是由于惯性使他们一发而不可收。我所处的位置已经使我浑身充满了惯性，注定是停不下来的了。如果一旦停下来，那么杜念基也就不是杜念基了。那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有时我真不明白，男人们终生所为之奋斗的事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是终生奔波操劳？是夫妻无法团聚？是子女学业荒废？是父母殚精竭虑？”陆婷哀怨地看着杜念基，眼泪就流下来了，“其实我心里对你的担心并不比你妈妈少，可是看见老人们担心的样子，也只好强做笑脸，免得给他们添了更多的忧愁。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啊。”

    杜念基没有说话，默默地把妻子揽进自己的怀里，为她擦去眼泪：“有的时候我也觉得很累，也很想停下来歇一歇。可是往往因为所处的环境已经不允许我停下来了。官场虽然比不上战场，但是也有你死我活的利益纷争，在这样的紧要关头，如果因为把握不住战机而形成败局，那我是不能原谅自己的——其实我也并不指望什么加官晋爵，也不奢望什么荣华富贵，但是我就是要争一口气，要做得比别人强——我尤其不能忍受的是败在那些比我的能力差的人的手里——这也许就是一个男人的事业和志气吧。”

    陆婷擦干了眼泪，爱惜地抚摩着杜念基的脸颊：“这一点我理解你，也支持你。你去干吧，只要你觉得顺心如意，只要你正正经经干工作、做人，不管你能不能当上这个行长，我都一如既往地站在你的背后，做你坚强的盾牌！”

    杜念基动情地吻着妻子，用无限的爱意表达着自己对这个心爱的女人的感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