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马寨所处的位置，是在高楼街的东边，所以，乡里把马寨划分为东管理区。全乡有二百多平方公里，面积特别大，为了便于指挥，共分了东西南北中五个管理区。

    这些年里，在我们乡有两个现象，值得骄傲。一是考上大学的年轻人很多；二是乡里的主要领导被提拔为县级领导干部的多，很出人才。当了祖师顶山上祖师庙道长的“静宇”道人，在恭维乡里领导们时，胡诌说，这五个管理区分得好啊，暗合了八卦方位，“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分别属金木水火，中央属土，这金木水火土占全了。一把手在高楼乡干，受到提拔重用是合乎天机的”。

    有道是“天机不可泄露”，泄露了就不灵了。在当时，道长说出这个论断时，说得我们那位书记心里美滋滋的，脸上自然有遮掩不住的笑容。后来，这位很信这一套的书记，竟然没有能够当上县级领导，只调到了一个重要局任局长，心里很不痛快。他曾经对自己那个爱好到庙里烧香的老婆说，别迷信这一套，道人们全他妈的胡说八道。

    乡里临时突击中心到来时，副乡长刘继昆分包的是我们东管理区。东管理区有七个行政村，刘乡长一般不回我们村，只是让别的干部前来督战。因为他妈兰秀娟对他说：“本地和尚不念经，咱们村的屎盆子你别搅，你庆典伯不是个好惹的。”刘乡长很以为然，就不进马寨。尽管没有深入实际，但他即使不听分包我们马寨村的干部汇报，心里照样明镜一般。

    可在这年春上，安排种烟叶的时候，工作阻力十分巨大，我们马寨的种烟叶面积最不好落实，刘庆典支书阳奉阴违，顶得厉害。刘乡长只得屈就，提着烟酒到三伯刘庆典家，亲自登门做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终于，刘庆典看在堂侄子和烟酒的分上，答应做群众的工作，安排落实种烟叶面积。

    其实，也不能全怪刘庆典要顶撞上级领导，而是群众越来越不听话，你叫他往东，他偏偏往西。这几年，安排落实种烟叶面积，年年都是乡里工作的突击中心。只要秋庄稼一放倒，村里几个干部，分包到村民组，负责把各家各户的种烟叶土地规划出来，严禁他们种上小麦及其他农作物。为了落实上级分配下来的种烟叶面积，这面积就得放大一倍以上。不然，等你村干部前边走，群众后边就把小麦种上了，弄得村干部没有脾气。现在当村干部的，对老百姓没有一点“拿法”，要抓的工作，尽是得罪人的事情。狼叔就当面骂过刘庆典，说你们这些当官的，啥也不会，只知道“要钱要命”！说来也怪，除了抓计划生育“要命”，收五粮三款“要钱”外，凡是上级推广的让群众发家致富的项目，几乎没有一项是成功的。

    发生这种情况，说来话长。

    自从出现卖粮难以后，乡亲们种粮食的积极性受到挫伤，纷纷转向了种植经济作物。上级也察觉到了这个苗头，知道群众的粮食已经够吃了，主要是缺钱花，因此号召调整种植业结构。上边的目的是要求群众，向有限的耕地要高产，要优质，要高效益。一个将军一个令，换一任主要领导，就产生一个新思路，今天叫种这种东西，明天叫种那种东西，老百姓跟着这个指挥棒转，种出来的东西不是卖不出去，就是不适合我们这里的土壤、气候条件，根本种不好。比如有一年，乡里让群众种植“蔬菜种子田”，说“卖原种比卖蔬菜赚钱”，他们安排乡农业技术推广站的人员，从山东引回了大葱、大白菜。农经站实行有偿服务，首先赚了种子钱。老百姓满怀挣钱的渴望，种了一季子，结果大葱长得如同香葶儿，大白菜抽出了穗儿，开了花，就是不会结子。谁家种植这种东西，谁家就倒霉，有人到乡政府骂大街，政府的领导和农业技术推广站的人员躲起来不见面。

    这两年，县里经过充分论证，根据全县的地域特点，提出了“东抓烟，西抓棉，南抓花生北抓蚕，全县建成林果园”的号召，要搞什么“农业行动计划”，打破“传统习惯”，推行“三改五化”，实行“深度开发”。老百姓实在不知道上级要他们干什么，上级的号召都是一些浓缩出来的新词汇。你要是想弄明白这些名堂，可以到当时家家户户的院墙前，看一看写得一层压一层的标语，兴许能够知道这些词汇意味着什么。

    我们高楼乡在县城东部，自然属于植烟区。本来我们乡就是一个农业大乡，经济小乡，工业弱乡，财政穷乡，只有抓烟叶种植，才是来钱最好最快的办法。这是因为烟叶特产税很高，领导们常说的一句口号是：“党政军民一齐抓，一切为了三十八”，“三十八”指的就是烟叶的特产税率为百分之三十八。有这么大甜头在里边，你要是当乡里的一把手，不狠狠地抓烟叶种植，才是“信”一个。（“信”是我们那里的土话，和“二蛋”一样，意思是傻瓜。）

    我们那里，早年并没有大面积种烟叶的习惯。七太爷在世的时候，吸的烟片儿，是那些爱吸烟的人，在一小片生荒地上种那么一点点儿，摘下来的烟叶，晒干了，揉碎了，就能抽了。这是生烟，不是炕烟，抽起来较“暴”，呛喉咙。为了增强味道，使烟味柔和一些，吸烟的瘾君子们，想出了不少办法，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往揉碎的烟片里边，拌少许的香油，吸起来，有一股香油味道。发旺哥说过：“吸了这号烟，放屁油裤裆。”

    到了80年代，上级号召种烟，高楼乡的领导们，才从“烟叶王国”河南省襄县引进了种烟叶的技术。

    种烟叶的主要技术是育苗、打畦儿，等烟叶上的烟筋发白了，就是成熟了，采摘下来，这个过程叫“打烟”。整架子车的青烟叶拉到火炕边上时，烟农们把青烟叶放在一根竹竿上，用麻经子编成一绺儿，叫做“上烟”。然后，烟农把上好的烟竿一竿竿、一层层地排在火炕里，进行烘烤，青叶子变成金黄的颜色，这个过程就是“炕烟”。

    炕烟才是烟草种植中最为核心的技术。一开始，我们那里谁也不知道怎样种烟叶，怎样建火炕，上级就从襄县那边请来烟师，指导我的乡亲们烧烟炕。经过一年的努力，炕烟的技术大家基本上掌握了，烟师们就不再来赚我们这里的技术费了。

    啥东西都不能赶浪头。市场是个怪物，我们老百姓的土脑袋瓜子捉摸不透。那年月，有一些人养长毛兔，很赚钱，大家一窝蜂一样，买了他们价格很贵的兔娃儿，养起了长毛兔，到了只能卖兔毛时，就不赚钱了。有人又引进了美国牛蛙、荷兰鼠等，谁占了先机，赚的都是昂贵的种钱，跟着闻风而上的人，最后的结局都像养长毛兔一样。

    种烟叶也是如此，开始的两年，确实是赚钱的。第一年赚回了建炕烟楼的本钱，第二年就有了效益，烟叶种植从此在我们这里扎下了根儿。全省到处都改种烟草，面积放大了数倍，种了几年以后，卷烟厂的烟叶积压了，烟草公司收购烟叶的积极性明显降低，要不是上级硬逼他们保护农民的利益，他们不停止收购才怪。虽说没有停止收购，但压级压价，群众很有意见。你想，从育苗开始，到大田移栽，施肥、打药，采摘、编绺儿上烟，装炕、烧火，在炎热的夏日里进到二三百摄氏度高温的火炕里出炕，放在外边，让新出的焦烟叶上点潮气，再到后来，还要分级拣选，打包出售。这一系列工序，非常繁杂，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忙了几个月，蜕了一层皮，没有赚到钱，白搭工夫，叫谁也不会愿意再种了。

    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乡亲们想不通，连支书刘庆典他们几个村干部也想不通。经过副乡长刘继昆反复做工作，刘庆典动了真劲儿，把已经成为马寨小学校长的堂弟刘庆立叫来，要他们组织宣传。刘庆立安排教师们，把各家各户墙上原来的标语铲掉，重新写上号召种烟的标语。刘乡长对刘庆立说：“庆立叔，治慢病要用猛药，你看能不能把声势再搞大一点？”刘庆立说：“乡长放心，没问题！”

    果然，乡亲们看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场面，学校的老师们带着学生，敲锣打鼓，举着彩色三角旗，到寨子各个角落游行示威，高呼着口号：

    热烈响应上级号召，坚决完成种烟任务！

    抵制种烟，死路一条！

    看着娃娃们的举动，听着他们喊着吓人的口号，寨子里的群众笑嘻嘻的，一点也不感到害怕，只觉得有点可笑。

    我的乡亲们不愿意种烟叶，问题的关键，是出在收购环节上。

    烟叶收购是烟草公司的经营行为，他们与政府和烟农不一条心。政府虽然没法干预，他们也不敢在明里得罪各级领导，但他们对老百姓就可以任意苛刻，刁难我们这些可怜巴巴的烟农。各个烟叶收购站点，天天都有烟农与收购人员吵架打架的事情发生。

    刘继县的脾气本来就倔，加上年轻气盛，他去卖烟叶，分明是“中二”的烟叶，硬是叫女验质员判为“下一”，差了两个等级，一斤少卖一块多钱，脑门子上开始蹿火星子，与验质员吵了一架。那个女验质员对他耐心地解释说，今年的等级普遍提高了，我没有办法。在场的其他卖烟叶的人，也纷纷抱怨自己的烟叶被压了等级。这虽然不是给那个小妮帮腔儿，竟让刘继县的心情稍微平衡了一些。

    在他去过磅时，那个男过磅员要扣他百分之十三的水分，再一次把他惹火了，粗鲁地说：“日他妈，扣这么多水分，老子不卖了！”那个过磅员也不是好说话的，冷冷地说：“你愿意卖了卖个，不愿意卖了去个！”刘继县就把三十多斤烟叶从磅上拽下来，掏出打火机把烟点了，边点边说：“我让你看看，这烟叶的水分到底大不大！”烟叶本来是冒烟的，点着了，竟然比干柴火着得厉害，火苗子蹿了很高。其余卖烟的群众，同样十分生气，立即与刘继县一道，同这个过磅员吵了起来。烟站站长亲自出面维持秩序，一看这阵势，感到众怒难犯，连忙把这个过磅员撤了，另换了一个过磅员，扣的水分和杂质少了一些，这才平息了事态。

    邻近的县，收购烟叶比我们宽松。他们的地方保护主义严重，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让他们的烟站，收购烟叶的级别比我们这里低，收购价格却比我们这里高，这就有了利润空间。到了收购季节，烟贩子们开始活跃起来。他们走村串户，把群众刚刚拣好的烟叶，用与我们烟站差不多的价格收购。种烟的人家乐意这么做，尽管没有卖上好价钱，毕竟少跑了一趟路。

    烟贩们翻山越岭，不辞劳苦，到邻县去赚差价。连高恩典他们几个收购破烂的小贩，也临时加入了烟贩子的行列。也有的人因为自己种的烟多，值得跑出去卖，就亲自把拣好的烟叶打包，运出境去。到了那里，卖烟人很受欢迎，烟叶能够卖上价钱不说，人家当地政府专门安排人员接待他们，管茶喝，管饭吃。我的乡亲们始终弄不明白，同是一个阳光照，同是一个党领导，为啥人家那里比我们这里收得好？“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谁不愿意把辛苦得到的成果卖个高价钱？所以，消息很快传遍了全乡，我们这里所有离外县近的村子，大量的烟叶外流，再也没有人到高楼街上的烟站去卖烟了。

    这情况被乡领导知道后，引起了高度重视。这还了得，跑掉了一捆烟，就等于几十块钱的烟税白白损失了！于是，乡领导快速反应，赶紧抽调精兵强将，组织了十几个小分队，同这些烟贩子展开了一场游击战争。

    刘继昆乡长包的是东管理区，自然责无旁贷，他带了几十个乡机关工作人员，分兵几路，把守在各个要道口，见到烟贩子，把他们所背的烟叶一律没收。没收到的烟叶，给小分队成员百分之二十提成，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大家逮烟贩子的积极性非常高。可是，烟贩子们与小分队就好像动画片《猫和老鼠》一样，你有你的打法，我有我的躲法，在青纱帐里与小分队捉起了迷藏。他们昼伏夜出，神出鬼没，看见小分队的人员，立刻机警地躲在苞谷棵里、高粱地里，迂回前进。到了山上，专拣没有路的地方走。小分队的人员了解到这个动向后，也赶紧改变战术，放开大路，占领两厢。那些狡猾的烟贩子，反而大摇大摆地从较好的路上向外飞奔，出了县界，你小分队就无可奈何了。可惜那个时候还没有传呼机、手机这些玩意儿，要是有这些，烟贩子们更能够如虎添翼，坚壁清野反扫荡，让你根本捉不到他们。就这样，能够让小分队逮住的烟贩子虽然不少，没收的烟叶也不少，到底没有流失的多，一季子下来，乡里少说也要损失百十万元的烟税。

    到了秋末，又一轮落实烟叶面积时，乡村干部遇到了更大的阻力。乡领导们开了几道会议，研究促使农民种烟的有效办法。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经过数次研究后，书记、乡长下了最大决心，想出了高招儿、奇招儿和妙招儿，要求各村跟群众签订种烟合同。分配给谁家的烟叶面积，如果不种，过罢年按亩产量折算成烟税，当做“违约金”上缴。书记向机关干部和村干部解释说：“实行区域化种植，调整种植业结构，是上级的明确要求。我们处在烟叶生产区，强调群众种烟是理所应当的。再说，乡里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如果放弃了种烟，干部、职工、教师的工资从哪里来？我们必须痛下决心，背水一战，坚决把种烟面积落到实处，实在不行，也要按面积把烟税收缴上来。”

    乡里印制了几十捆合同，分给各行政村，让村里对准千家万户签订。合同上注明，如果不种烟，应当上缴多少“种烟违约金”。这个办法，用现在的话说，显然是“霸王条款”，乡里和村里的干部本来就是霸王，让群众签这种合同，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命令一下，多数群众已经对种烟叶非常厌倦，乖乖地把“违约金”违心地缴了。谁知就在收缴到一多半时，有些烟农从中央文件中找到了依据，坚决顶着，不签合同，也不缴“违约金”。这事儿一直拖到了第二年春上育苗的时候，村里把这些群众逼急了，他们开着小拖拉机，拉上好多人，到乡政府去闹。政府领导吓唬他们，振振有词地说：“让你们签合同你们不签，是违背了区域化种植的政策。签了合同，合同是什么？合同是法律，不落实种烟面积，就是违法行为。违背了政策，违了法，还要聚众闹事儿，更是‘文革’遗风，是无政府主义表现！”

    烟农们不吃这一套，你不给解决问题，我们向上闹。于是又和其他村的烟农组成了几百人上访团，开进了县城，围住了县政府的大门。这其中，就有我们村的下台干部刘继先。

    县里领导出面，安抚了群众，让他们回去，等候处理结果。随后，县里的领导们狠狠地批评了我们乡领导的做法，责成他们尽快解决矛盾，稳定大局。

    已经缴过钱的群众听说官司打赢了，也纷纷找大队干部，要求退钱。村干部说，这钱都上缴了，我们上哪里去退？群众就到乡里要钱，乡里已经把这一笔钱，在年终时给干部、职工和教师们发了工资。吃过饭、拉过屎的事情，乡里又没有印票子机器，窑里倒不出柴火。这事情从此拖了下来，乡亲们知道，闹也是白闹，就没有继续鼓劲儿上访。但是，到了麦季，在村组收缴统筹提留款时，群众以此为理由，顶着不缴，留下了很高的工作茬子。乡干部们明显感到，从此以后，他们推行任何工作，都会遇上强大的阻力。现在的老百姓越来越不听话了，越来越难以管理了。乡村两级干部们，都盼望深化农村改革，强化“统”的功能，重新回到大集体的那个年代。

    大集体的回归显然是不可能了，孙丙豪夫妇却从台湾回归大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