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看这部怪书的朋友们，你可能有点着急。你这个作家算是奇了怪了，很多作家写小说，都是通过事件来描写人物的，而这部书却是通过穿插人物来写事件的，有点不在套路。你要是这么想，我得感谢你。你真是高法眼，把我的意图看透了。我其实就是想通过我们那里传统的民风、民俗，体现某些农业社会的历史真实。多少人讨论过，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在当代，这些很民族的东西，有些由于失去了它的实用价值，很快就要失传了，我能把它记载和表述出来，多少带有一点抢救的性质。这种愚蠢的念头，有点像生物学家们一样，为濒危或者正在灭绝的物种唱挽歌。

    后来，在唐都市成为大款的孙二孬对杜小宝说：“日他妈，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叫人紧追慢赶也跟不上趟儿。我回到老家去，好多东西都见不到了。小宝，你在政界混，认识的能人多，我出钱，你找人，赶紧把它们写下来。要不然，咱们的后代，不要说根本不知道咱们是怎么混出来的，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不需要从娘肚子里爬出来了。”杜小宝觉得，想不到这个经常为了生意，陪客人出入高级宾馆，玩高档手机、玩进口小汽车、玩自动麻将、玩漂亮小姐，把都市里令人眼花缭乱的玩法，玩了个遍的主儿，竟然和自己一样，有一股深沉的怀旧情结。

    是啊，这个世界就像装上了哪吒太子的风火轮子，变化实在太快了。16世纪末、17世纪初，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了，科学技术随之发展了。英国的瓦特在1769年，发明了蒸汽机，成为人类进入工业社会的标志。珍妮纺纱机的产品，用机动远洋货轮运载着，伴着洋枪、洋炮，轰开了整个世界。从那以后，全世界延续了几千年的农业社会消失了，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习惯打破了。特别是近百年，微电子学和光学的发展，计算机的普及应用，带动人类进入了信息时代，科学家们还预测，人们还要进入生物时代、纳米时代、太空时代。科学技术转变成生产力，产业革命一浪高过一浪地前进。经济形式也由农业经济转变成工业经济，现在又成了知识经济。人的头脑也快速进化，小小年纪的学生，也都能够操电脑写玄幻小说了。这样看来，我写的这个东西就显得很笨，很拙劣，是在知识经济时代最不经济的知识。

    打住，打住。还回到马寨。还回到七太爷失踪的那个年代。

    “洞中才数月，世上已千年”。我们马寨在这个年代，基本上还处于石器和铁器并存的时代。

    前面已经说了石磨，其实还有石磙、石碾、石臼，家用的物品，磨刀用的磨石不说，捣蒜汁、捣辣椒泥用的也是石头擂臼。

    石磙是用来打场的，一到麦天，我们八队的几盘石磙一个月也闲不下来，第一遍先把子粒碾下来，就得十几天。一场新割下来的小麦，堆得半人高，被太阳烘晒以后，牛把们就套上牲口，拉着石磙，奋勇地冲了上去。碾轧一遍后，体积降下来很多，劳力们把场翻上一遍。再经过太阳暴晒，牛把们再次套上石磙碾压。在这个过程中，石磙后边还要加上一条穿孔的月牙形比较粗糙的石板，称作“捞石”，通过它在麦草上拖过去，对麦穗产生揉搓的作用。

    牛把们的工作任务完成以后，青壮年劳力们把麦草擞去，留下麦糠、麦子，顺着风向，拢成一嶙，把粮食扬出来。嶙好后，在有一定强度的风中，有人扬场，有人在下边用扫帚“打劣”，把“麦余子”（没有碾透的麦穗）扫在一边，新鲜的粮食就干净起来。

    打麦的第二遍比较简单，主要是用石磙把已经脱过子粒的麦草重新碾轧一遍。这样做，可以把麦草打软，给大牲畜做饲料。同时，也是一次复收，把里边尚存的小麦继续收打起来。这一遍碾后的麦草上垛后，整个麦收才算完结。

    正因为如此之慢，麦收天气突出一个“抢”字。八队生产队长贵亭叔，只要到了焦麦炸豆的时候，几乎睡不了几个囫囵觉，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上，怕就怕天下雨。不过群众并不慌，反正都是集体的事情，天塌砸的是大家。

    到了麦天，大约是在阳历五月底、六月初的天气，本来天长夜短，贵亭叔只要听到“吃杯儿茶”的叫声，大约是凌晨四点钟左右，就开始敲钟，把生产队里男女老少叫起来，人人抄着一把在头天晚上已经磨得锋利的镰刀下地了。为了调动大家割麦的积极性，按割下来的遭数记工分，手快的人可以比手慢的人多出一倍以上的活儿。特别是妇女们，割麦速度比男劳力们快，“拱起垄子”来，只听“刷刷”的一片声响。因为壮劳力还要装车、还要到场里干活儿，割麦真正的主力军就是妇女们，她们把麦子割了下来，就算完成了任务。

    下边的农活儿，是牛把们用牛车拉麦。一挂大车跟一个壮劳力装车。装车是一桩有技巧的活儿，所有装上去的麦子，麦穗都是朝里边排放，把麦茬朝外边。装满车的麦子，重心必须落在车轴上。不然，太靠前了，压牛的脖子，叫做“辕沉”；太靠后了，能够把牛脖子吊起来，叫做“辕轻”。（“辕轻”和“辕沉”的辕字，被我的乡亲们把音读转味了，说成“檐”字的读音，你也可以用“檐”字的读音念“辕”字，更能体现出我们那里土话的韵味儿。）装车时，牛把和一个壮劳力把一铺铺的麦子，一杈杈地从地上挑起来，往车上从头至尾排放，上边用一个妇女踩车。三个人协同作战，把车子装得四棱四正，再用一挂长绳煞着，无论走多么坏的土路，也不会翻车。拉到场里后，壮劳力们拿着桑杈，把麦子抖乱，打成铺儿，一杈杈叉起来，堆成大垛。生产队里的小麦全部割下来，垛成垛后，贵亭叔悬着的心才能够放下来。因为有句老话说，“麦上垛，谷上场，豌豆扛在脊梁上”。除了豌豆这种作物必须及时收打以外，其余的粮食只要垛在场里，等等再打也不迟。

    再说一说石磨的故事。

    我们八队仅有两盘石磨。有一盘石磨，还是生产队长老婆贵亭婶的陪嫁物。贵亭婶的娘家，住在河南省襄县那个产磨石的石山下。娶她来的时候，贵亭叔的堂兄、堂嫂和堂弟，套了一辆戴着红花的牛车，跑了四个对时（四天四夜），不仅把贵亭婶拉了回来，也拉回了一盘石磨。那时候，我们马寨刚刚解放不久，老百姓分了地，过单干日子。谁家有了一盘石磨，好处很多，邻居来磨面以后，余下的麸皮，可以养猪、喂牛，春荒时，人也可以吃。一头毛驴蒙上眼睛，在磨道里整天转，麸皮却轮不到它享用。捣蛋的毛驴就会在曳磨时，冷不防地把嘴伸向磨盘，馕上一嘴。对这种贪吃的毛驴，就要用一根木棍儿，把它的嘴巴与磨盘间撑开，免得它偷嘴吃。

    磨面的屋子叫“磨坊”，石磨的周围叫“磨道”，在磨道里负重奋进的是毛驴。有人形容全能的人说是“会曳磨就会拉碾”，其实不然。比如拉油碾的活儿太重，瘦小的毛驴干不动，往往用马或骡子干。马与驴可以交配，生出来的竟是无性有力的骡子。马、毛驴和骡子，这三种可以用作动力使役的牲口，都是单蹄牲口，它们不同于牛、猪、羊，属于偶蹄动物。它们被人们蒙上眼睛，在磨道或者碾道里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行走，蹄子容易磨坏。磨坏了，可以由钉掌的匠人，在它们的蹄子上钉上铁掌。钉有铁掌的毛驴，转起圈子来，蹄子敲打着路面，会发出“嘚嘚”的响声，和着磨盘呼呼噜噜的声音，女人罗面时“哐嘡哐嘡”的声音，以及女人和毛驴不时打出的喷嚏声，构成了四个声部的交响乐章。

    浑身冒汗的毛驴，可能自以为走了十万八千里，其实只在一处打转转儿。长此以往，磨道被毛驴走出了一圈儿沟槽。我们那里的乡亲们，很有丰富的想像力，他们生动地形容喜欢整人的大小队干部，说他们挑人的毛病，就像“在磨道里找驴蹄”一样容易，找你的事儿就有事儿。这要是被宋朝的奸相秦桧知道了，肯定不至于用“莫须有”的罪名诬陷岳飞，用那么不负责任的口气，来搪塞世人了。

    石磨就这么天天呼噜呼噜地转，磨面的娘儿们，不停地罗了又罗，把粮食子粒加工成面粉，再变成食品。石磨终有磨钝的时候，锻磨的石匠就有了营生。他们背着锤子和錾(ｚàｎ)子，专门找有石磨的人家蹭活干。背着锤子和錾子，是锻磨匠的招牌，我们马寨人过去经常说那些不懂装懂的人，用的一句歇后语，“你不要背驴下山——强充锻磨哩”，就是从锻磨匠的招牌这里借来的。

    常来马寨的石匠崔大头，是瓦房店人，手艺好，脾气却古怪，到了主儿家，招待得好，活就做得精细，锻过的磨锋利耐用。招待得不好，他就耍个小心眼儿，让你摸门当窗户。贵亭婶不知道这家伙有这个毛病，就让崔大头扎扎实实地耍弄过一回。

    有一天，这个崔大头正在锻磨，听见贵亭叔和贵亭婶小声嘀咕。贵亭婶问：“中午叫崔石匠吃啥？”贵亭叔说：“咱不是还有糖糕吗？”贵亭婶说：“就那几块糖糕，他舅大老远来了，还不够吃。”贵亭叔说：“那就烙点饼子吧。”崔大头听了，心里很不高兴，做的活儿有意让石磨的中间少打一点，周边剔得多了一点。

    下午试试新锻过的磨时，这盘磨摇摇晃晃，侧侧歪歪。贵亭叔和贵亭婶说：“崔师傅，这一次锻得有点膛高吧？”崔大头说：“不要紧，糖糕叫他舅吃吧。”贵亭叔两口子闹了个大红脸，立刻知道得罪了这个石匠，连忙赔不是，承诺好好招待他，崔大头才把磨重新锻了一遍。事后，贵亭婶一提起崔大头，不说什么原因，只骂他是个“缺德鬼”。

    大石磨只有生产队里才有，一部分农户还有一种小石磨，叫做“花磨”。有的地方叫“晃磨”，可能更形象一些。这种小“花磨”，口径一般一尺左右，下扇固定，上扇边上揳进去一个木耳朵，木耳朵上有一个圆孔。使用的时候，用一只木拐子，木拐子的一头插入木耳朵内。一个人手持木拐的木柄，往怀里时猛拉，向外送时猛推，一拉一送，靠惯性让磨扇不停转动。拐这种花磨，用的是巧劲儿，推拐的人，身子有节律地耸动，很好看。

    小宝家就有一盘花磨，主要做两种食品，一种叫“懒豆腐”。做“懒豆腐”时，先把黄豆浸泡成又大又白的湿豆，和清水一起放入花磨上扇的孔中，一个人添，一个人拐，配合默契，磨出豆浆来，与萝卜叶子或者其他菜叶子掺和在一起煮，加上食盐就是一顿饭了。

    吃这种饭，可以节约粮食，在那个年代，人们想出了许多粗粮细做、节约主食的好办法，这就是其中的一种。还有一种只有我们那一带才有的“粉浆面条”。做这种“粉浆面条”，也要用小花磨，是把浸泡好的豌豆，加上花椒叶子拐出来的。拐成的浆经过过滤、沉淀，下面澄出的是豌豆淀粉（又叫豌豆芡），上边留下少量淀粉的浆水，放在锅里烧开再下面条，就是所谓的“粉浆面条”，与用其他方式做成的浆面条，味道是不一样的。这种汤面条非常好喝，能够吃两碗饭的人，可以加倍地吃上几碗。所以做“粉浆面条”，就不是为了节约，而是带有节约性质的改善生活。隔上一段时间，小宝奶奶说：“拐一顿浆面条膨膨肚儿。”一家人就非常高兴，能够吃上一顿上等的好饭。

    再说一种石器，这种石器叫石碾。

    八队社员刘八爷的父亲，解放前开香坊，就是专门做香客们对各路神仙敬拜时，用的香火的作坊。任何一种产业的兴起，都有与之相适应的需求配套。刘八爷家的香坊，在我们马寨一带，能够一枝独秀，有着独特的区位优势、特定的历史渊源和相应的市场需求。

    在我们马寨的东边群山中，有一个山头，长得很像一座老式瓦房，巍巍峨峨，峻峭挺拔。背阴的一面，形如斧劈刀削，自上而下，几十丈深，不可攀越。朝阳的一面，景色优美，山上巨石奇诡，泉水丁冬。有土壤的地方，长了几万株百年以上的苍松翠柏，四季常青。从山脚到山顶，盛产山楂、酸枣，还有苍术、丹参、柴胡等多种中草药，生长繁茂。数不清的山花，烂漫怒放，俯拾皆是，点缀得山间道路生机盎然，植被远远好于其他山头。小宝他们就读的马寨小学，一到了春季，老师们组织学生旅游，就要带上干粮，爬这一座山头。这是孩子们的盛大节日，一路上，唧唧喳喳、奔跑跳跃的孩子们，兴奋异常，欢快无比，吃着干粮，喝着泉水，登石爬树，无视老师们不断的怒喝。到了山顶，站在山巅，孩子们就会突然肃静，用一双双好奇的眼睛，饱览祖国壮美的山河，体验出生命的珍贵，不知不觉间萌生出远大的志向。

    老一辈人传说，这座山顶上曾经多次出现过佛光，很有些灵气。又传说张三丰在上面修炼过数载，老百姓就因此给这座山起了个响亮的名字叫祖师顶。祖师顶上边盖了一座祖师庙，用泥巴塑了祖师爷，还有财神、送子娘娘等几个生产生活离不开的神仙。有几个道士，常年住在上边修炼，摆设道场，抽签打卦，收集香客们的捐赠俸赐。附近有一些虔诚的妇女，时不时地也到山上，陪着这几个道士修炼。住上一段时日，面色红润，神清气爽。每逢初一、十五，附近的信男善女们，都要去上香。所以，这里的香火曾经有过鼎盛时期。上边的香火鼎盛了，刘八爷父亲的香房自然生意很旺。

    做香的原料，主要是用榆树皮当做黏合剂，再用沉香木粉、柏树木粉、辛夷、香附子、苍术等当做香味剂，火硝当做助燃剂。把这些东西分别研磨成面，按一定比例把各种料混合，拌成一定湿度，反复碾轧，这种混合物就黏结起来。通过简单机械挤压成条状，再用手工擀成香棍棍儿。用刀截成一定长短，晾干扎把。磨香粉用的是大石碾，一匹骡子整天在碾盘的碾道里转悠。这种碾的碾盘是石头，碾磙当然也是石头。不同的是，这种碾盘和碾磙都不光滑，必须锻造出深深的纹路，起到砸、搓、碾、轧的作用。如此反复磨皱，才把做香的原料磨成粉剂，再用硝水混合碾轧成油泥一样的香坯。

    解放后，不时兴迷信了，好逸恶劳的道士们没了踪迹。刘八爷家的香坊没了市场，石碾也失去了碾香料的作用。通过石匠的重新改锻，变成了普通的石碾，邻居们用来轧红薯干、碾苞谷。后来，马寨三队开了油坊，刘八爷二十块钱把石碾卖给了三队。三队请来的做油师傅，把这盘石碾改造成了碾芝麻子的油碾。

    油碾、炒锅和打油床，是开油坊必用的设备。

    油匠们先是在大铁锅里把芝麻子炒熟。炒芝麻子是个技术活儿，火不能太旺，锅内必须用油铲不停地翻动，芝麻子炒得以发黄偏黑为最好，这种状态出油率最高。这些炒熟的芝麻子，放在油碾上磙轧。刚开始时，芝麻子是松散的，不多久，就变成了近似油泥的片片儿。这些油片片儿，还要放在蒸锅里蒸上一个时辰。蒸好了以后，油匠们再用麻绳，把油泥包成磨盘大的厚厚的圆饼，一层层地叠放着，竖着排在打油的油床里。这些圆盘的两端，用厚厚的硬木板夹着，一端是固定的，一端是用特制的四个楔孔板顶着。打油时，这四个楔孔，有规律地轮流塞进去四个不同厚度的楔子，一个打紧了，其余三个再换更厚一点的继续打。

    打油是一个很重的力气活儿。油匠们一站在油床边上开始打油，就几乎一丝不挂，甚至裸体干活儿。他们挥动十几斤重的大锤，朝着镶有钢箍的楔子击打，边打边更换楔子。开始的一段时间，击打楔子的力度不用太大，更换楔子的频率却很快，随着油盘的渐进，形势越来越紧张了，换楔子的频度就低了，大锤的劲道就要升上去。油匠们喊着号子：“杀咿咿呀……得咿咿呀……”一锤比一锤狠地轮流击打四个楔子。金黄色的香油，就从麻绳的缝中渗了出来，形成了淙淙的油流，顺着凹槽流向了油缸。这种油就是所谓的“大槽油”，与全靠热碱水烫浸的小磨油有所区别。

    油坊里弥散着喷香的油味儿，所有器械上都浸润了食油。油匠们在蒸汽腾腾的油坊内干活儿，就是不吃油，只闻这油气，也能上膘。一槽油打下来，光光的身子上，全是油汗。换衣服时，就得用黄豆秆灰，在身上抹上一遍，跳进热水缸里洗才能洗净。

    打油后的下脚料是油饼，干干的圆圆的好像薄磨扇。三队里留下一些作为种瓜的肥料，其余的分给群众。用这种原始的方式打油，到底不可能把油全部浸取，掰开油饼，还有不少的芝麻子粒，吃起来有点碜，但是很香。三队的孩子们，上学时往往带上一小块，与其他队的同学分享。伙伴们很羡慕他们有这么多美味的零食。其实，这些美食，差不多都是孩子们偷偷地拿出来，眼热别的小朋友们。因为他们的父母，对这些分到的少量油饼很珍惜，砸碎了，与蔬菜一同熬煮，与“懒豆腐”一样，可以当饭吃。小宝妈有一次哄嫉妒的小宝说：“傻孩子，别眼热他们，三队的人一年要吃下一个石磙！”

    三队的油坊，一天只能打出百十斤油，竟然满足了方圆二十来里的供应。因为那时，群众家里分得的芝麻少得可怜，只有到了临近春节时，才有许多群众，兜着芝麻，掂着油罐，二斤半换一斤香油，过上一个好年。

    国家由于连年偿还解放初期欠下前苏联的债务，对农副产品的征收一直卡得很紧，土地的产出率又比较低，人民的生活没有多大好转。吃穿住用，一直得不到大的改善。特别是过了天灾人祸的1960年，人们对食品有着痴迷的神往，为了在生产队里分到一点牛肉，孙二孬的爹爹把一条命都搭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