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书记是一个言行一致的好党员和好干部，这不仅表现在工作上，也表现在对待爱情和家庭的态度上。自从和史部长结婚后，从来没有动过“脱旧换新”的歪念，对史翠娥的感情始终如一，而史部长对谢书记也是忠贞节不二，因此他们曾一次又一次被县直机关评为模范夫妻。他们的感情不仅表现在平时的夫唱妻随这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经受住了那埸被称之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血与火的考验。当“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所谓的革命的大风暴刮遍神州大地的时侯，谢书记自然也难逃厄运，很快这被北京的南下学生和临江本地区的“造反派”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揪”了出来，并被送进了监狱。开始，史翠娥还被“无产阶级造反派”作为“争取、团结和改造”的对象，被送进“斗私批修学习班”。“造反派”们指望能从她的口里挖出有关谢书记的种种“罪行”，谁知史翠娥不但不站在“革命”立埸上，反而大放獗词，说什么“如果谢书记是反革命分子，那么中国就不会有真正的革命者”。史翠娥也可能是在一种极其气愤的情况下才讲出这样的话来，却完全没有想到在当时那种气侯下，会遭到那帮阶级斗争的斗士们的无限上纲上线。在造反派看来，这简直是反动透顶的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语言，且不说谢东山就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就算他是一个革命者，怎么可以说他不是革命者，中国就不会有真正的革命者？难道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么？难道我们“最最敬爱的林副统帅”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么？难道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么？于是，史翠娥在经过一次又一次批斗后被“戴上”了一顶“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后，由单位的造反派送进监狱。对这种下埸，我们的史翠娥副部长并不感到意外也不感到惧怕，相反还感到庆幸，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的丈夫关在一起。但她想错了，造反派们又是何等人物，为了避免她和丈夫串通一气，不但不将她和丈夫关在一起，反而将她送到与她丈夫相隔得很远很远一个劳改农埸监督劳动改造，而且一去也是六七年。当谢书记得知妻子的表现后，自然感到十分满意，庆幸自己找到了一个好伴侣。经过几年的牢狱之苦后，他们终于等到了被“解放”的这一天。当上级组织部门前来落实政策的领导当着他的面宣布那些强加在他头上一切罪名都是不实之词后，他没有当着领导的面表示感谢，而他的第一句话竟然是“老婆还是自己的好”，弄得那位领导还以为他犯了神经病呢！当然，他的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后来也成了临江县的干部群众广为传诵的各种政治笑话中的经典之作。

    只有了解谢书记的历史的人才知道他的这句话出处，也才知道这是“老婆是别人的好，儿子是自己的好”的反弹。既然在他的眼里老婆的自己的好，那么儿女又是不是自己的好呢？

    不，他对自己的儿女们的表现是非常不满意的。至少在他和史翠娥被“解放”之前是如此。他对自己的儿女（除小儿子谢困难外），是十分厌恶的。因为他们在这埸历史性的大灾难中，一直都站在所谓的无产阶级的立埸上，不但揭发自己的父母的诸多“反革命罪行”，而且用书面形式宣布同自己的父母脱离关系，并将自己的谢姓改为毛姓，表示永生永世要跟着毛主席于革命。他们的行为，就象一把把尖刀在他们最困难的时侯插进他们的心脏，令他们悲痛难忍。直到1977年被官复原职时，他们才痛哭流涕地向他们下跪认错。自然，“爸爸”、“妈妈”叫得也很甜蜜和顺口。虽然他们也都知道儿女们的所作所为也是出于无奈，是形势所逼，但是从心灵深处仍感到不是滋味。特别是当谢书记听说别人的孩子在他们的父母在受苦受难时，仍然“站不稳立埸”，“划不清界线”，对自己的被打成“反革命”、“叛徒”、“特务”的父母关怀备至，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为父母鸣冤叫屈，频繁奔走省城和北京之间上访申诉的种种感人肺腑的事迹后，不由喟然长叹：“他奶奶的，是不是我给孩子们的名字没有起好，要不然为什么我的孩子都象他们的名字一样，让人细想不得，一细想就让人有一种象吞服了无数斤硝盐和硫磺似的，让人直感到烧心。看来，孩子并不一定是自己的好！”

    话虽然是这么说，但人毕竟是一种有感情的动物，何况当他从牢房被“解放”出来时，已是进入知命之年的老人，有道是，猫老吃崽，人老护犊，他焉能无怜子之情？他曾多次在我面前提到过，他们谢家同晋代谢安、谢石、谢玄叔侄连着一根祖脉，作为这些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的伟大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后人，他不能在教育子女问题上给先人丢脸。最为他津津乐道的是谢安在戒约子侄时所提的“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的问题以及谢玄的“譬如芝兰玉树，生于庭阶耳”的回答。一次，他问我：“你作为文教局长，不知读没读过唐代诗人王勃的《滕王阁序》？”见我点头后，他接着说，“《滕王阁序》里所说的‘谢家宝树’就是指象谢玄这样的有出息的子弟，在我参加革命之前，我父亲老是不厌其烦地要我拼命读书，将来能混出个人样来，也要象谢玄老祖宗那样成为我们谢家的‘宝树’，我虽然不是他所期待的谢家宝树，但也没有太给老祖宗丢脸，但我的这些孩子们是不是会给先人丢脸那就难说了。所以，我希望你能通过学校的老师，对我的孩子要严加管教，使他们不致给我们谢家的老祖宗太丢脸。”也许正是这种家族的传统情结，使他尽管对自己的几个子女极为不满，但仍未对他们失去希望。当他和史翠娥要被“解放”的消息传来时，他们的几个儿女担心过去的所作所为太伤父母的心，因此害怕父母不会认他们，所以便跑来找我，要我到他们的父母暂住的招待所去为他们求情，请求父母原谅。尽管我知道谢书记和史部长绝不会真的不认这些曾宣布同他们划清界线的儿女们，但为了避免他们同子女见面时太过于尴尬，我还是先去见了谢书记和史部长一面。我告诉他们，他们的儿女本来想来见他们一面，但因在运动期间做了对不住他们的事，又不好意思来见他们，所以让我来征求他们的意见，要不要让他们来。谢书记朝史部长见了一眼，然后“唉”地一声长叹，说道：“怎么办呢？既然生了他们，作为我们做父母的，只能象谢玄老祖宗说的那样，既然植了树种了草，当然会希望树木和花草能茁壮成长。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教育子女不但是个人的私事，更是一种社会责任。只要他们不再坚持同我们划清界线，并能认识自己的错误，我们是没有理由把他们拒之门外的。”

    史部长接着说道：“老田，你去告诉这几个不争气的小东西，我们不会生他们的气，当年他们年纪还小，一是没有分辨能力，二是迫于形势的压力，不能怪他们。”

    当我将谢书记和史部长的话告诉土改和他的几个弟妹后，他们竟高兴得跳了起来，立即从外公家结队赶到县委招待所，将“爸爸”、“妈妈”叫得嘣嘣响，而且充满了甜情蜜意。而谢书记和史部长在听到这种久违的亲情的呼唤，自然也前嫌尽释，同儿女们高高兴兴地回到被退还给他们的原来的老房子，共享天伦之乐。

    后来，谢书记被安排到一座大型水利工程担指挥长兼党委书记，史部长则被安排在临江县担任人事局局长，他们的几个孩子纷纷被送进大学念书。对组织将自己的儿女送进大学的这种安排他们夫妻当然是感激的，并由此而对将来能否出一两个谢家宝树”充满了希望。照说，他们夫妻都恢复了工作，七个儿女中有六个都上了大学，应该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再也没有什么牵挂了。但是，正因为这一切都来得突然，反倒使他们对小儿子谢困难更加牵肠挂肚。

    在他们的七个子女中，谢困难不仅年龄最小，而且也只有他没有揭发他们的“反革命罪行”，更没有宣布同他们断绝关系，更无改姓毛的这种天大笑话出现。谢书记和史部长自然对他多了一份与其他孩子不一样的关爱之情。谢书记甚至说，他们谢家将来若真的有“宝树”，那么这个“宝树”就应该是谢困难。史部长倒不在乎小儿子是不是能象谢书记说的成为“谢家宝树”，她只希望能尽快见到他，儿子不管年龄是大是小，都是从娘身上掉下来的肉，跟娘牵着肠挂着肚，自从自己和老谢书记被关进监狱后，他们已经整整十个年头没有见面了，儿子现在情况到底如何，她能不关心吗？自从她们夫妻双双被关进监狱后，她最为牵挂的就是小儿子谢困难。一个才五六岁小孩，失去了父母的关爱和照料，其前景堪忧呀！尽管有自己的父母照顾，但父母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一下子要照料六七个小萝卜头，能照顾得过来吗？后来听到困难被谢书记当年的一个老碉堡户带到山西省吕梁地区的一个叫小神头堡的小山村去了的消息后，她更是魂不守舍，为儿子的命运提心吊胆。一个才几岁的小孩子，在那种落后而又贫穷的地方，能健康成长吗？这种对小儿子的思念对于她来说，比在劳改农埸所受到身体上的折磨更让她难以忍受。所以，当她恢复工作的第一天起，她就不断地催促谢书记要赶快想办法将小儿子从山西接回来，因为她实在受不了对困难的日思夜想的精神折磨。

    本来，史部长一接到临江县人事局长的任命通知后，就准备请假带大儿子土改到山西去将小儿子谢困难接回来。但谢书记却不同意，他对史部长说：“慌啥？儿子放在吕梁山老区，既跑不了，也变不坏，等等再说吧。我们现在刚刚恢复工作，应该将全部精力放在工作上。现在是百废待新，千万不能掉以轻心，等到工作走上正规以后，我陪你一道到吕梁地区的小神头堡去把儿子接回来。我还可以借机到我曾经流过鲜血的老区去看看，看看那里的乡亲，特别是去看看陈榆树大哥，他不但对我有救命之恩，而且当我们在“文化大革命”遭难的时侯，他又千里迢迢从山西吕梁地区的小神头堡来到临江，将才满六岁的困难接去抚养，这样的大恩大德不好好报答一下，于天地良心也说不过去呀！如果我不亲自去一趟，只会在小神头堡的乡亲中留下千古骂名。我同样思念这个小家伙，但也不在乎再等些时日吧？”

    对丈夫从来都是言听计从的史部长，当然也只好暂时打消了立即去接儿子的念头。但对儿子的思念之情却无法从她心中抹去，所以不时给儿子写信询问情况，要儿子一定在学习之余给家里来信，以免自己和父亲挂念。当然，为了表示对陈榆树大哥的感激之情，她也忘不了给陈榆树大哥寄钱寄物。但是，令她不解的是，尽管给儿子和陈大哥寄信、寄钱和寄物，却一直不见回复。难道小儿子也象他的哥哥姐姐们一样，不愿认她们夫妻？当她将自己的担心告诉谢书记的时侯，谢书记说：“你真是杞人忧天。陈大哥之所以要将困难接到小神头堡，并不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儿子，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老区人民出于对本人的一种感情而替我们分忧，因为他和所有的小神头堡的乡亲都相信我是好人，绝对不可能成为反党反毛主席的所谓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所以我们要绝对相信，我们的儿子在革命老区一定能茁壮成长。而且我敢保证，在小神头堡成长起来的小儿子绝对不会象在城里成长起来的哥哥姐姐们那样势利，绝对不会不认我这个爹和你这个娘，而且我相信，到时侯你见到儿子一定会笑得合不拢嘴，因为你见到的将是一个身体健康、勤俭朴实和知书识礼好小伙子。说实在话，我在我们的这些孩子中真正寄予厚望的就是困难。如果我们谢家在他们这一代能出一个‘谢家宝树’，那就只能是困难了！”

    听了丈夫的这一席话，史部长总算将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半年后，当他们夫妻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经过“拨乱反正”后，一切工作都逐步走上了正轨，正当他们决定利用年关的一段间歇时间一道到吕梁山地区去接小儿子的时侯，却突然接到省委组织部的调谢东山任临江地区地委书记兼行署专员的调令，而且要他即刻上任。史部长虽然急切想见到儿子，但她是知道轻重缓急的，不得不将北上的计划暂时搁置下来。到了第二年春节期间，当他们再次计划北上时，谢书记又突然接到参加省委常委会议的通知，不得不再次将计划延期。后来，史翠娥又接到调临江地委组织部任副部长的调令，为了工作，只好将思子之情暂时埋在心里。就在这一年，我也被调到地区担任文教局局长。有一次，在同史部长闲聊时，她谈到她为无时间接小儿子以至到现在仍不能同儿子见面而苦恼时，我说：“你们也真是的，为什么非要亲自去接呢？写封信，给你们所说的陈大哥寄些钱去，让他陪同困难一道到临江不就行了？这样儿子也回来了，谢书记又可以和陈大哥见面叙旧，岂不是一举两得？”

    她说：“你不知道，老谢还想借此机会亲自到小神头堡去看看，他可是将小神头当成他的第二故乡呢！若不借这个机会，以后要满足他的这个愿望恐怕就难了。他的这种愿望在他的心里已经埋藏很久了……”

    我说：“他的这种愿望并不难实现。等他离休后，他要到哪里就到哪里，哪在乎再等个几年时间？”

    史部长觉得我说的在理，回去跟谢书记商量后，便立即给陈大哥又写信又寄钱，要他同小儿子困难一道到临江来。

    一个月之后，陈大哥来信了。信中除了对谢书记和史翠娥双双升迁表示祝贺外，还向他们报告了一个好消息：他们的小儿子谢困难已经成长为人高树大的、人见人爱的“捧小伙子”和“壮劳力”。还说，由于谢困难的在当地“知名度”极高，所以引得周围三乡五镇前来上门介绍对象的媒人都快把他们家的门槛踩塌了。要不是考虑到困难的婚事必须由他的身生父母拿主意，困难也许早就当“娃他爸”了，因为在他们那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当“娃他爸”是非常平常的事情。在信里，陈大哥还告诉他们，本来，一接到他们的信之后就应该立马将困难给他们送回来，但现在农村正是种山药蛋（马铃薯）的时侯，季节不等人，所以必须等把山药蛋种到地里去之后才能离得开身。等山药蛋一种完，就立即带困难“下江南”。动身之前一定会给他们打电报，好让他们到车站接。接到陈大哥的信之后，史部长立即给我打电话，将马上就要见到小儿子的好消息告诉我。我当然也为他们高兴，在电话里一再向她表示祝贺：“祝贺你们即将见到你们的‘谢家宝树’！”

    不想我话音刚落，史部长就“唉”地一声长叹，说道：“什么‘谢家宝树’哟，我真担心小家伙可能会是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莽汉呢！”

    我一听，忙说：“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她便将陈大哥在信里写的“壮劳力”这样的话告诉我。虽然我一听也感到不是滋味，但仍然劝她不要太钻牛角尖，我说：“农村人实在，一个能被称之为‘壮劳力’的，在农村可是一个人的最了不起的评价，不要以城里人的眼光对待这个名词。”

    她笑了，说：“托你这个‘媒婆’（这是她们夫妻对我的谑称）的吉言，但愿如此。喂，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是先给你打声招呼，到时侯陈大哥和困难来了，可能还要麻烦你帮忙找个车子去接一下，价钱照付。”

    我知道，她之所以事先给我打这个招呼，一是因为谢书记和她本人都对自己有严格要求，绝不因私事动用公车；二是要她们自己临时去弄一辆车，虽然没有任何问题，却有损他们的面子，而且还可能有以权谋私之嫌。我不仅是他们的“媒婆”，也是他们可以信赖的朋友，求我给他们帮忙，既不伤他们的自尊心，而且也不会让他们失望。不要说她已经向我开口了，就是不开口，到时我也会替他们想办法的。所以，我不等她继续讲下去便立即回答道：“你放心好了，到时侯只要打个招呼，我给你弄辆车就是了，还提什么钱不钱的！”

    她说：“钱是一定要付的，否则，以后谁敢求你？”

    我笑道：“你用公车接儿子是私事，而我用公车接地委书记的儿子却是公事，还要你付什么车费？说起来都让人笑话！”

    史部长一听，也没有再就这个问题纠缠下去，说了一声“那好，到时侯你等我的电话就是了”之后便在一声“再见”声中放下了电话。

    大概是一个礼拜后的一天上午，史部长来电话告诉我，已经收到陈大哥从太原打来的电报，说已经买了火车票，下午就可以上车。从电报发出的时间推测，估计火车应该在今天下午到达临江。为此，要我带上司机把车子开到他们家，在他们家吃过午饭后一起到火车站去接人。我立即通知在待命的中巴司机，同我一道到谢书记家里。吃过午饭后，大家便商量如何接人的问题。由于谢书记要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不能陪大家到车站，这样一来，问题便来了，当年陈大哥将困难接走时，困难才是一个六岁的小孩，十几年过去了，现在长得是什么样子，谁也不清楚，而对于陈大哥，虽然土改当年曾见过他，但印象已经很模糊了，恐怕就是当了面也不一定会认识。我见他们为这么一个小问题发愁，觉得好笑，便对大家说：“你们都是知识分子，怎么被这么个小小的问题困住了？这有什么难的！找几个硬纸牌来，在上面写上谢困难的名字，然后举着牌子在出站口等不就行了？只要困难能认得自己的名字，他丢自然会主动上来相认的。”

    大家一听，都拍手叫好。红旗还调侃道：“白局长真不愧是我们家的‘刁参谋长’。”

    到了火车站，史部长的组织部长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她坐在副司的位子上，回头对后面的子女们调兵遣将：“我估计这次你们的陈大伯肯定会带来不少农副产品，下车后行动可能不很方便。所以，土改，你带援朝和合作买月票到车站里去，陈大伯和困难一定带了不少的土特产，你们一看到他们从车上下来，就赶上前去接。我可得警告你们，你们一见到他们，一定要热情，要有礼貌，不许当甩手掌柜！”

    土改三弟兄互相扮了一个怪脸，同声对史部长说道：“是！组织部长大人。”接着便嘻嘻哈哈地下车去了。

    等土改下车后，史部长又对抗美、反右和红旗吩咐道：“你们姐弟三个就到出站口迎接。你们一定要把纸牌举得高高的，发现有一老一少两个人朝纸牌张望，就上前去有礼貌地寻问，免得当面错过相认的机会。”

    抗美三姐弟离去后，史部长又对我说：“老白，你就坐守‘大本营’，等他们出来后就叫司机将车子开过去。我先下去转转，就怕土改兄妹们粗心大意，让陈大哥和困难遭罪。”

    出乎意料的是，出站的旅客逐渐稀少了，土改兄弟三人也从车站里面出来了，抗美、反右和红旗也举着纸牌子回到“大本营”，可是就是不见陈大哥和困难的影子。不一会，史部长也回来了，对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呢？按推算，他们应该是这趟车呀……”

    我说：“也许坐的不是这趟车吧，要不明天再来？”

    史部长仍不甘心，说：“不，我们还是再找一找。”说罢，便对土改、援朝和合作说道：“你们三个再到车站里面去转一转，直到里面确实没有人了，你们再出来。”说罢，又对抗美、反右和红旗三姐弟吩咐道，“你们再举着纸牌子随我和白局长到车站四处转一转！”

    我虽然认为陈大哥和困难很可能不是乘这趟车，但见史部长思子心切，不想扫她的兴，只好陪同她和援朝姐弟一道向车站出站口走去。来到出站口，只见栅栏门外，有一个剃着光头的小伙子正坐在一个鼓囊囊的大麻袋上，怀里抱着一个已经褪色草绿色的军用帆布包，一条腿压在面前的一个用麻绳捆扎的拉链已经失灵的人造革行李包上，脸朝着栅栏门，不时侧身向里面张望，象是在等什么人似的，显得焦急不安。此时正值初秋时节，小伙子上身穿着一件白色对襟布扣的粗布上衣，下着藏青色大筒裤管的粗布长裤。他人高马大，健壮如牛。从他的这一身打扮和黝黑色的肤色来看，可以断定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村青年。史部长走上前去，从不同的角度打量着这个小伙子。小伙子本来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栅栏门里面的行人，偶一回头，见史部长在自己的四周转悠，眼里陡然升起一股警惕和敌视的光芒，仿佛我和史部长就是两个人贩子似的，用一口地道的山西腔调朝我们吼道：“你们要干什么？”

    史部长没有立即回答，而是朝抗美、反右和红旗将手一招，抗美三姐弟马上跑上前来，会意地将手中的纸牌子对着这个小伙子晃荡，可是，小伙子朝纸牌子扫了一眼，竟毫无反应。我对史部长轻声说道：“不是困难……”

    史部长也轻声对我说道：“我觉得他跟老谢年轻的时候的模样非常相象。”

    她的话提醒了我，我不由仔细朝小伙子打量起来。真的，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个小伙子跟年轻时的谢书记简直就象是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似的，太象了！但是，令人十分费解的是，当援朝姐弟对着他晃动着写有“陈榆树大伯、谢困难兄弟，我们来迎接你们了”的字样的纸牌子时，他竟然没有丝毫反应。难道他根本就不是谢困难？否则，他看到自己的的名字怎么会毫无反应？若他不是谢困难，又为何长得同谢书记如此相象？就在这时，史部长又凑近我的耳朵说道：“你看，他跟反右长得多象！”

    我听了她的话，情不自禁地朝反右看了一眼，觉得两人长得确实非常相象。于是，我决定主动同这个小伙子打招呼。我走到他的面前，蹲下身子，问道：“小伙子，你的名字是不是叫谢困难？”

    不想他满怀敌意地将头一扭，根本不予理睬。见此情景，抗美姐弟又将纸牌在他面前晃动起来。她们的这一行动，立即惹怒了小伙子，他猛然站了起来，握着拳头吼道：“你们到底要干啥？”

    史部长大概是太相信自己的判断了，所以对小伙子的这一举动并不十分在意，竟激动地对小伙子说道：“儿呀，我就是你妈呀……”

    不想她话音未落，小伙子竟然怒目相向，回击道：“俺是你爹！”

    史部长讨了个没趣，尴尬地看了我一眼，说道：“是我们认错人了，走吧……”

    正当我们准备离开时，小伙子突然朝栅栏门里喊叫起来：“爹——”

    我们一行都情不自禁地回头望去，只见一位头上裹着已经变黄发黑的白色毛巾，身着土粗布的夹衣夹裤的老汉正朝出站口缓慢走来。他手拄拐棍，步履蹒跚。他到了出站口，对小伙子说道：“怕是没有人来接了……”

    不想就在此时，土改兄弟三个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跑了过来，对史部长将双手一摊，一句“没有发现他们”尚未出口，便对史部长将手一摇，情不自禁地朝那位老汉仔细打量起来。就在此时，那个小伙子忽然对老汉说道：“爹，这个‘洋女人’带着一大帮人老缠着俺……”

    小伙子的话，使我和史部长的儿女们都不由“噗哧”一声笑一起来，而史部长虽然对小伙子送给自己的“洋女人”的雅号难以消受，难免有些狼狈，但也不至于为此而生气。就在她准备带大家离开时，土改忽然对那位老汉问道：“你老人家就是陈榆树陈大伯吧？”

    他的一声询问，立即将我们所有人的目光都扭了回来。大家都等待着老人的回答。

    老人揉了揉眼睛，激动地问道：“你是土改？”

    土改点头道：“是的，我就是土改。”

    陈大伯立即上前握着土改的手，说道：“你今年该有二十好几了吧？我还以为你们不会来接呢……”

    确定老汉就是陈榆树后，史部长不由大喜，忙走上前去同陈大哥握手，异常激动地说道：“你就是老谢经常提起的陈榆树大哥呀！我们全家都非常感激你。我和老谢本来打算亲自到吕梁地区去一趟，一是对你以及小神头堡的乡亲表示感谢；二是将困难接回来，可是由于任务重，时间紧，无法分身，所以才麻烦你将困难送过来……”说着，她停顿了一下，扭头朝那个小伙子看了看，接着对陈榆树大哥问道，“他就是我们的苕儿子困难吧？”

    陈大哥连声说道：“是呀，是呀，他就是你们的小相公……”说罢，便对小伙子说道，“铁柱，快叫你娘！”

    小伙子满眼疑虑地望了望史部长，又看了看陈榆树大伯，说道：“她就是俺娘？”

    我忙插话道：“娘是北方地区对母亲的称呼，我们这里都是将娘喊作妈。”

    陈榆树大伯忙对小伙子说道：“那就喊妈——”

    不想小伙子这才站了起来，一边摸着青光青光的脑袋，一边说道：“这还差不多，俺娘在小神头堡。俺不能喊她娘，只能喊妈……”

    大家对他的这种没头没脑的话都感到吃惊，他这是什么逻辑？难道‘娘’比‘妈’要高一个等级？是东宫娘娘，而妈则是西宫的妃子？史部长听了她所说的“苕儿子”的“苕话”后，显得非常尴尬，从她脸上那一掠而过的愁云中不难猜想她内心的痛苦。是呀，自己亲生的儿子，却将那遥远的吕梁地区的一个农妇当作自己的真正母亲，而将她当作继母和后娘，她能好受么？就在这时，谢困难走到她的面前，朝她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重重地喊了一声“妈”。听到日思夜想的小儿子的这一声喊，史部长适才的尴尬、适才的一种莫明的失落，立即被一种浓浓的母爱消释得干干净净。她本能地扑向儿子，抱住他的双肩，泣不成声地说道：“儿呀，你让妈想得好苦啊……”

    谢困难虽然显得有点拘束但在母亲的威力无穷的眼泪的感化下，初见面时的那种警惕和防范意识早已化为乌有。他的眼泪也象断了串的珍珠一样潸然而下。

    看到他们母子俩哭成一团的样子，困难的哥哥姐姐们也都嘘唏一片。我虽然只是他们家中的“编外”成员，但看到这种情景后，眼泪也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令我想不通的是，为什么刚才抗美她们举着写有谢困难和陈榆树的名字的牌子在困难的面前晃动时，困难却没有任何反应？为什么当我问他是不是叫谢困难时，他也没有任何反应？仅仅是因为语言障碍或者是因为他已经改名的缘故？会不会还有其他原因？但值得庆幸的是，他们母子终于相认了。过了很久，史部长才慢慢从感情的波澜中回到现实中来，非常理智地走到陈榆树老汉的面前，握住他的双手，激动地说道：“陈大哥，真得该好好地感谢你呀，要不是你当年将困难接到你们小神头堡去，他还不知道要跟着我们吃多少苦呢……”

    陈榆树老汉说道：“别这样说了，我也是受小神头堡的乡亲所托，想把谢书记接到我们那里去‘躲反’，哪想你们夫妻都被卷进大牢里去了。照我的意思是将你们的几个小的孩子都带回去，帮你们养，要不是你的父母不同意……”

    原来，1967年的那埸“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所谓的革命的狂风暴雨席卷全国时，身在吕梁山区的一个名叫小神头堡的偏远山村的陈榆树估计谢东山也会在劫难逃，为此深感不安。解放以后，他和谢书记虽然再未见过面，但是谢东山却从未忘记他这个农民朋友，也没有忘记小神头的乡亲们。他除了不时去信致以问侯外，还隔三差五地寄些钱物周济自己一家和村里其他几家困难的农户以及孤寡老人。且不说谢东山在解放小神头堡的战斗中负过伤，流过血，就是凭他心里仍然装着他陈榆树和小神头堡和乡亲们的这份情意，他也会惦念着这位昔日的解放军营长、如今的县委书记的。现在，这埸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的“革命”来得如此突然，来得如此迅猛和疯狂，过去的功臣一夜之间都成了“牛鬼蛇神”，他猜想谢东山也难逃厄运，正是这种担心和忧虑，使他断然决定到临江县来看一看。他想得很简单，以为只要谢书记在哪个坎子上过不去，他就要想方设法将他接到小神头堡去避难。不管是在大革命时期还是在抗日战争年代，小神头堡可都是“躲反”的好去处。就算现在的“造反派”的鼻子比狗还灵，也休想找到他的下落！为此，他卖掉了两头肉猪和几只山羊，筹措了一笔费用，来到临江。到了临江之后，他才知道情况比他预料的要严重得多，谢东山和他的妻子不但被打成“牛鬼蛇神”，而且被双双关进了监狱。他们的七个子女也都被“造反派”来了个所谓的扫地出门，只好同外公外婆挤在一起，仅靠公家发的每月120元生活费维持生活。由于缺少照顾，一个个长得又黑又瘦，连山里娃都不如，他看到这种情况，十分难受，便同孩子们的外公外婆商量，想将几个年纪较小的带回吕梁扶养，以减轻他们的负担。但是孩子们的外公外婆既是很要强的人，又担心孩子们到了遥远的外省的穷乡僻壤受苦受难，所以最后只同意将最小的困难让他带走。当时土改已经十五岁，是他领着其他的弟妹送陈大伯和小弟弟上路的……

    史部长听了陈大哥的话后，再次握住他的手表示感谢。接着她又让困难同他的六个哥哥姐姐相认，然后兴高彩烈地让土改兄妹帮困难将带来的麻袋搬上汽车，而她则搀扶着陈榆树老汉上车，亲切地对他说：“老谢因为有个重要的会议不能到车站来接你们，请你不要见怪。我想现在会议应该结束了，他一定在家中等待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