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拙著《镇委书记》、《侧身官场》和《怪味沧桑》同时出版面世前，作者就像当年爱因斯坦试图将引力场、电磁场等统一在一个场内一样，也试图在三部书中找出某种联系，将三者定义为一个类别。但是，《镇委书记》写的是一个基层干部的历练作为，《侧身官场》写的是一群县级文秘人员的苦辣酸甜，而《怪味沧桑》写的则是当代四十多年时间里，科学技术的普及应用给部分农村人带来的生存忧患。从表面上看，这三部书的内容虽然不相及，却都是作者的自身经历和生活感悟，表现的是人生的坎坷和世事的变迁。

    作者是学理科出身，并没有系统地经过文学创作方面知识的学习与训练，在写作手法上也并不完全遵循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这一定让内行人感到不在套路，觉得这三部书有点“怪”。其实，说这三部书“怪”，并不是因为作者怪、作品怪，或者其中描写的人物怪、事件怪。因为这三部书反映的是当代人经历的社会真实、人生真实和生活真实，书中所有的人和事物，都发生在我们身边，内容并不怪，怪就怪在写作手法上。所以，河南出版集团管委会副主任李永臻先生曾经称之为“另类”，“怪”字的含义也就体现在其中了。

    生活像一个万花筒，随便摇一摇，就会变幻出各种图像。全世界有几十亿人，在这个小小寰球上，或爱或恨，或泣或歌，或息或作，或善或恶，每时每刻不知发生了多少故事。人生是漫长的，从达官贵人到凡夫俗子，无论怎么回顾和展望，人人都有自己的苦乐年华；人生又是极其短暂的，从伟人英烈到小虫豸，无不在历史的天空里瞬间划过，形成的是一阵又一阵的流星雨。所以作者又常常怀疑，自己感悟的生活到底有没有代表意义。

    就小说创作而言，生活就像一头大象，作家们其实是一群既傻得可爱又聪明伶俐的瞎子，他们都在摸这头大象，并通过自己的感知和思考，对生活进行认知和梳理。当他们摸到大象的肚皮时，就说大象如同门板；当他们摸到大象的一条腿时，就说大象像根柱子。我自己更说不清楚，所摸到的生活，到底是大象的哪个部位，也许是大象的尾巴，或者是拴大象用的绳子。当然，无论我们摸到大象的哪个部位，都会产生一些异于旁人的感悟。生活本身是一回事，而感悟与表述则是另一回事儿了。作家通过艰辛的劳作，表述出来了才是作品。作品出炉了，等于向世人惊呼一声：“瞧，原来大象就是这么一种怪东西！”

    我这三部作品一起推向市场了，不过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学作品洪流中几滴水珠。如同人生不可捉摸一样，难以预测它们到底有何影响，以及在文坛上有没有地位和贡献。作者并不打算虚假地宣称献给亲人和友人们，毫无疑问，他们自然会为作者的成果欣慰、自豪并祝贺。作者真正献给的是读者，作品就是写给他们看的。作者相信有自己的读者群体，但也不假装谦虚地请教读者，请他们指出作品的什么谬误和不足，因为作者并没有打算根据大家的评判去重新修订什么。如果碰到了执著的读者，他能从这些作品中，读出知识、哲理和趣味来，并且研究发掘出一些有益社会进步、有益人生求索的东西，那这位朋友肯定是作者的知音，这三部作品就是献给他的。

    作者的这份孤傲、自信和淡泊，可能是自己既不妄自菲薄，又不夜郎自大；既非追星一族，又不特别崇拜名人的性情所致。所以，作者不劳已经声名显赫的大作家们的大驾，拉大旗，作虎皮，请他们点评导引，而是自拉自唱，自己为自己作总序。

    河南文艺出版社的编辑方亚平和崔晓旭等同志，为三部书的出版倾注了心血，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谨向他们表示真诚的谢意。

    郝树声

    2006年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