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手擎太阳镇中建雕塑

    毛贼偷花菇灌河兴产业

    春亭是在4月底离开灌河的，直到次年3月份，县委才安排邓中坤来接任镇长。在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只得书记、镇长“一肩挑”了。一肩挑有一肩挑的好处，一是并不觉得更忙一些，二是独断专行、随心所欲时就没有了顾忌，不必要再做党政两个正职商量来商量去那种官样文章。“一肩挑”时，确实能够体现出党政领导团结得无比坚强。

    当头头的，干工作有时就像“猴子掰玉米”，夹着了这一个，把另一个给丢掉。灌河中学已经建成，我就没有再考虑还有什么善后的工作要做。一天，已经退休的老镇长周礼让和本地教育界德高望重的林恒昌老师几个人，又来找我。

    一见他们到来，我心里说，八成又是灌河中学的破事儿，脸上就有点烦。果然，“大炮”周镇长说：“贺书记，你曾经答应过，灌河中学建好以后，要刻石碑留念，好给集资的社会贤达、人民群众一个交代。这一年多了，你再也不提这事，我们有点着急，要是不办这件事情，你就是调走了，我也抱着你的腰，不叫你走！”我一想，是有这么一回事儿，看来不能再拖了，应该办一下。就让他们几个与教办室田万春主任一道拿方案，搞预算。

    不几天，他们一群人就要求汇报，我就召集几个副书记和副镇长鲁新慧听一下。不听则已，一听觉得一无是处。他们要在学校院子的正当中立上一块巨大的石碑，把所有参与集资的人员及数额都刻上去。

    我想一想，这不是墓地，又不是寺院，也不是道教圣地；集资人不是谁的后代，又不是善男信女，也不是为了烧香还愿。所以在学校院子里立一块石碑实在不伦不类，把青少年茁壮成长的地方搞得阴森森的，有点大煞风景。我说，咱们不能这么办，是否把捐资的人员按照贡献大小，分别刻在一块块小石板上，镶嵌在院墙周围？

    大家讨论了以后，觉得还可行，只是不太醒目。一说醒目，我计上心来，认真地思索了一番，下了话：“这样办，我们就在学校中心处，建一个标志性的雕塑。最下边，搞一个五花瓣花坛，像征祖国的花朵；花坛的中心处建一个四面体，象征着四个管理区的人民群众，四面体周边贴上红色大理石刻，前面刻一个集资重建灌河中学的由来、意义类的碑文，另三面就刻成捐资人的名单，万元以上的占东面，千元以上的占西面，其余放在后边。四面体的上方搞一双大手，大手托起一个鲜红的太阳，用这个雕塑寓意我们全镇的父老乡亲、社会贤达用双手托起明天的太阳。有了太阳，下边的五花瓣则象征我们的孩子向阳茁壮成长。”

    老实说，这个构思太直白了，没有什么奇巧之处，可大家仍然叫绝，又建议把旗杆座建在花坛前边，每周在这里搞一个升旗仪式。这样一来，可以把爱国主义教育和纪念建校的功臣们紧密结合起来。我点头说：“行，不错，不错。”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他们几个人和教办室几个秀才把碑文起草以后，报给我审阅，我一看那些半文半白的、没有一点现代气息的狗屁文章就来气，毫不客气地给“枪毙”了，亲自写了一个碑文，交给那个小镇书法家林老师：“书丹去吧。”

    落成以后，算了一下花费，用了差不多四万元，心里确实有点疼。因为，让那几个老头子跑到鸭阳，沿门托钵，一个多月才集了四万多元，一下子全部用在这个雕塑上了，怎不叫人心疼？后来想想，搞这个东西的社会意义还是大于经济价值，心疼这点钱有点小家子气，也就没有把这个意思顺嘴捅给这几个古道热肠的老同志。

    经过他们紧张筹备，又选了“黄道吉日”，以镇党委政府的名义发出请柬，把老灌河中学的学生、集资的带头人，北京的大画家梵清、云南省政协的副主席康廉和范城县第一任县长、鸭阳市政府退下来的副专员章世龙、武汉的省级离休老干部舒澧等一些德高望重的人，一个个请了回来，搞了一个隆重的揭幕典礼。

    这一伙老先生看到新的灌河中学，返老还童，热情洋溢，追思过去，遥想未来，心潮澎湃，禁不住书情大发，诗情大发，讲情大发，纷纷留字、留诗、留影，搞得热热闹闹。他们的自我感觉肯定是功德无量。毫无疑问，在充分肯定我的“巨大功劳”时，就更能肯定他们的至仁至善之举。于是我这个一把手，就成了大家的第一个吹捧对象。

    揭幕时，我讲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振兴灌河，教育为本；支柱产业，教育为本。不关心教育事业的领导不是一个明智的领导，不支持教育事业发展的群众也是一个糊涂的群众。我们一定要一如既往地支持和发展我们镇的教育事业”等一大篇云山雾罩的大话。在向大家发表玄妙、空泛的讲话前后，听到了会上会下劈头盖脸的赞扬话。心里想，可见还是当这个党委书记好，别人的功劳，都算到你的头上，也没有人敢争风吃醋。有了这个平淡的想法，脑袋就拒载了，谁唱颂歌都如同清风过耳，了无痕迹，一点也不像人们常说的，从左边进来，从右边出去。

    这事不必再提，真正装满我心里的还是搞食用菌这个支柱产业。种罢麦后，镇办香菇场以及单位办的香菇场，陆续长出了香菇。这一个过程，我几乎天天去看，兴奋得像孩子们春节拾炮。我看那些先是冒出菇蕾、后是长成菇朵的袋子，就像是心里发酵酿成的美酒，有种晕乎乎的感觉。各村来看的群众就更多了，天天都有一拨又一拨的人，边看边问，十几个“老转”不仅成了“专家”，还成了“教授”。

    我不能仅仅满足这些，究竟怎样才能把全镇群众搞这个产业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我觉得还要搞大动作。

    班子会上，大家集思广益，提出了不少好主意。其中关键的两条被采纳了，一条是在全镇各村的墙上写标语。我说，不要写那些空洞的大而无当、无用的大话、废话和屁话，要写就写一些朗朗上口、入脑入心的大实话。万通他们几个脑子转得快的同志，立即深刻地领会了我的意图，很快编出了一些脍炙人口的标语稿子。有几条特别精彩，如“一斤栗梢几分钱，种菇能赚好几元！”“搞木耳，种香菇，都是致富好门路！”等等，印发下去，各村都写了出去，声势就形成了。

    另一条是要求各村报上十来名愿意学习技术的人，男女不限，年龄不限，都可以来镇里的香菇场学习。同时要求村里给这些群众每人每天一元钱的生活补贴，村里纷纷叫苦说：“哎呀书记，我们干部工资都发不下来，哪里有钱往这里扔？”想一想，村里拿不起钱，镇里也拿不起钱，一个大钱憋死一个英雄汉，没有钱定这些规矩等于嘴上抹石灰，白说。于是定了一个变通的办法，看哪个村来学习的人多，最后统计，人来得最多的村，将来给予奖励。到最后，因为来的群众都不少，也没法统计，这个决定就随风逝去，再也没有人提起。

    是共产党就要开会，小会开了还要开大会。不开会精神怎么贯彻下去？不开会当官的整天干什么？所以一定要开一个像样的会议，把党委、政府搞食用菌支柱产业的决心贯彻下去、任务布置出去。我们研究决定，会议的开法要相当讲究，时间和人员都要有所创新。于是，今年正月十五元宵节要过得比任何一年都有意义，由镇里统一组织，各村干群能出动多少就出动多少，先去昆阳县参观。回来后再开一个动员大会，只是不再开什么“八个全体人员”大会，而是“八个全体”全部参加，同时扩大到全镇群众，即由各村干部组织，群众谁愿意来都可以参加这个会议，礼堂盛不下，就把大喇叭扯到外边。一切为了把会开大、开好，开成一个历史性的会议。

    正月十五是嫩春时节，我们决定在这一天组织干部群众去昆阳参观。原以为群众未必像我们要求的那样踊跃，只准备了八部大轿车，后来一看不足，连忙从县里又要来四部车，好在县客运公司的车辆正处在不太忙的时期，路也修好了，不到一个钟头，县客运公司又派来了四辆大客车。

    十二辆大轿车以及我们各单位、各部门的小车在灌河大街上排成长龙，这支干群的混合编队，热闹东京，煞是壮观。一路上，我们见到不少小拖拉机载着许多善男信女，打着黄色旗子，与我们相向而行，去山上烧香磕头，给“祖师爷”过生日，他们对我们这一行人好奇地打量观望，我猜灌河的群众看着这些烧香人的羡慕眼光，一定打心眼里感到骄傲，心说，比一比效果真的不错。

    天下的乡镇党委书记都是亲兄弟。因为事先联系过，所以当地的书记、乡长早已等候我们，一路奉陪我们到底，后来竟然把人家的姓名给忘了，真是惭愧。他们带我们看了人家的四五个村，也不过都是一个样子。

    我们这一行人，由开始时每一户必串，到最后浮光掠影，走马观花，兴奋度逐渐消退。我觉得目的已经达到，猜测这些灌河群众今天回去，肯定有人要做与参观香菇有联系的梦，不然，实在对不起人家昆阳的一个妇女又哭又闹的骂声——因为群众到底不如干部有组织、有纪律，七八百人乱哄哄的，啥事情都敢发生。

    在一个村里，我们听到一个妇女破口大骂：“你们这些外县来的不要脸东西，谁偷了俺的花菇，日你们八辈！一个花菇值十来块，俺算是大白天招贼了！”

    骂得最凶时，我们去的群众都过来看热闹，石楼村的支书米庆来气得脸都有点发白了，对我说：“贺书记，也不知哪个龟孙不争气，偷人家的花菇，尽给我们灌河人丢脸！”

    我却站在那里，越听越高兴，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一生听到的最动听的骂声了，对身边的几个支部书记说：“不错不错，骂得好！骂得好！”大家一时不解其意，忽然会意，都哈哈大笑起来。

    正月十六要开大会，主要是图个“六六大顺”的意思，果然真的很顺。老百姓竟然能够参加镇里的扩大干部会议，成了灌河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鲜事儿，与会的人比预想的还要多。会上，我的讲话中有两点值得一提，一点是大话，一点是实在话。

    大话是：“我们要在灌河掀起一场建立支柱产业的白色革命！”说“白色革命”也不是我的发明，已经有人把地膜覆盖技术称作是“农业生产的一次白色革命”了，我因为这生产香菇的塑料袋子是白颜色的，也就套用了这个新鲜得近乎反动的词语。这年头反正“黑色食品”、“绿色食品”都出来了，人们好用颜色表示一些事物，不足为怪。“白色革命”虽然与我党是红色的相抵触，与解放前的“白色恐怖”相类似，但只要响亮上口、煽动人心，也就顾及不了那么多了。

    实在话是，我对干部群众们讲，请大家不要认为，一旦种了香菇，就一定能够发家，市场是千变万化的，价格有涨有落，难以保证一种就赚大钱，有同行，没有同利，同样的种法，也存在效益上的差异。况且头一年种植，建棚建灶，买物购料，投入很大，技术又必然不过关，很难产生巨大的效益。我说，党委、政府号召动员全镇人民群众种香菇、木耳，首先是让大家学会一门实用技术，“家有万贯，不如薄技在身”，况且我们已经看到人家昆阳的群众家家户户都在搞香菇生产，可见学会技术并不是难事。其次是这个实用技术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价值，就是能够把我们山里的不能食用的资源转化成能够填肚子的东西。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假定到了荒年，我们总不能把满山遍野的栗树棒子砍下来当甘蔗嚼着吃，剁成块当红薯煮煮吃，磨成粉当白面蒸馍吃，因为它根本不能吃。可是要变成了香菇，那就不仅能吃了，还是高营养食品，你说这是不是一个重要的意义？

    大话鼓起了信心，实话说到了人们的心坎上，都是有作用的，全镇群众真的发动起来了。每个村都请了技术人员，签订了技术服务合同，整个春天，到处都在建棚建灶，买料打料，真的形成了一片白色。任何一种普及型的项目，往往在群众发财之前商人先发财。灌河街上有的是能人，镇里从来没有号召过，但生产香菇的辅助材料却应有尽有。真是一业兴百业旺，大家觉得当年建金属镁厂时灌河的繁华又回来了。

    在统计种植的数量时，由于我们规定，一季下来，每棚香菇要征收一百块钱的农林特产税，所以各村上报的种植棚数是一千二百多棚，差不多比实际少报一半以上，我们也不去细抠他们。

    这个产业安排得比较满意，我心里终于松了一口气。几个有名望的支部书记看我高兴，趁机说出平时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贺书记，由于你指挥得法，我们弟兄们干得卖力，这香菇产业你就等着看好吧。不过，你已经来了两年多了，我们也没有出去动动，你看是不是组织我们出去考察一下？”我欣然同意，就让新任镇长邓中坤带队上南方考察旅游。

    这批出过大力的支部书记，出去了一个星期，闹了两个笑话：一个是临出发时，人还不齐，大家等得焦急时，长胜寺的支书才赶到，邓中坤镇长叫办公室的王世贵主任清点一下人数，这家伙顺嘴冒出一句话：“别查了，死数！”大家一听，纷纷要下车，连说不吉利，不吉利，这家伙直打自己的臭嘴后才开始启程。另一个是他们到了张家界世界地质公园，说什么也不进去，大家说，咱都是山里人，谁稀罕这山，还是看大城市去。拗不过大家，邓镇长就带他们直奔长沙，进了“世界之窗”，据说里面有外国娘们儿露着肚皮的草裙舞蹈，大家看迷了，直看了两遍还觉得不过瘾。最后出门一点人数，差两个，原来这两个支书等着人家又演出了一遍才出来。邓镇长气得吹胡子瞪眼，也拿他们没有办法。

    邓镇长他们走后，我原打算休息一下。正要离开灌河，县检察院里来了几个同志，说是要查那辆军车的案子，因为有人告了井春跃、赵飞鸿他们几个的渎职罪，并且来势不善，凶神恶煞，把这几个小老弟顿时吓得够呛。我心里倒吸一口凉气：我日他个妈呀，这算个啥毬事哩。

    正是：喜气洋洋庆成绩，来势汹汹出怪事。

    毕竟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