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次相遇，他也很高兴。她友好，娇媚，令人愉快，尽管四十来岁了，却还依然美丽。但是他却根本不知道她是谁。向某个人承认自己想不起来他是谁是件颇尴尬的事，而这次是尴尬加尴尬，也许他并没有忘记这么个女人，只是没有认出她来。跟一位女士直说这事，太没礼貌，他做不到。而且他很快就意识到不管自己有没有认出她来，这个女人都不会追问的，跟她聊聊再简单不过了。可是，当他们约定再见面，她还想把电话留给他时，他感到为难：他连一个人的姓名都不知道，怎么打电话给他？于是他也不多做解释，告诉那个女人，希望她能给自己打电话，并且让她记下了自己在外省准备住的那家旅馆的电话。

    在布拉格机场，他们分了手。约瑟夫租了辆车，先上了高速公路，然后再走省际公路。一到城里，就直奔墓地。可白费力气。那里已经变成了一个城市新区，身边是一式高楼，他迷路了。他看到一个十来岁的男孩，便停下车，问怎么去墓地。男孩只是看着他，却不回答。约瑟夫以为他没听明白，便加大声音，慢慢地、一字一顿地重复了一遍，就像一个外国人在尽量把自己想说的说清楚。男孩最后回答说不知道。真见鬼，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个城里惟一的墓地在哪儿呢？他只好继续开车，又问了些路人，但觉得他们说的都不太清楚。最后，约瑟夫终于找到了！如今这块墓地缩在一座新建的高架桥后面，看起来很简陋，而且比过去小很多。

    他停好车，穿过一条长满了椴树的小路，来到一座坟墓前。三十来年前，就在这里，他看着装着母亲遗体的棺材被放入地下。在去国外以前，他常来这里，每次回故乡都来。一个月前，他准备回波希米亚时就知道自己首先就会来这里。他看了看墓碑；大理石上刻着许多名字：显然，他在国外的这些年里，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庞大的亡人集体宿舍。在小路和墓碑之间，只有一小块草坪，修剪的很好，而且还带了个花坛；他试图去想像地下的那些棺材：应该是一个个紧挨着，三个一层，一层叠一层，有好几层。妈妈在最下面。爸爸在哪里呢？他比妈妈晚去世十五年，与妈妈之间至少隔着一层棺材。

    他又看到了母亲下葬时的情形。那时，地下还只有两个人：他父亲的父母。在他看来，母亲下去与公婆在一起是很自然的，他甚至想都没有想过母亲会不会更喜欢到自己的父母身边去。很久以后他才明白：把他们家族里的人葬在一起是早就定了的，是由家族的力量决定的——他父亲的家族要比母亲的家族有影响。

    那些在墓碑上新出现的名字令他头脑一片混乱。离开几年，他才知道伯伯、婶婶和父亲相继去世了。他开始仔细地看墓碑上的名字，其中有些人他以为还一直活着，他感到很震惊。不是因为他们的死去（谁执意要永远离开自己的故乡，就应该心甘情愿不再见到家人），而是因为自己没有收到一封讣告。共产党的警察一直在监控写给流亡国外的人的信。他们是不是害怕给他写信？他仔细看了看墓碑上的日期：最后两个人的下葬时间是在1989年之后。这说明他们并不是出于谨慎才不给他写信。事实更糟：对他们来说，他根本就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