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就是在那个风雪交加的冬天里，有一颗怪异的种子播下了。因为１９８８年是北大建校九十周年，我可以算出那是十六年前的冬季。但是，恍如它世的感觉模糊了手中的笔——在那个白雪茫茫人苦马瘦的下午，当我听说招生的来到东乌旗的传闻时，我是正在把毡靴踏住冻硬的马镫、用马竿子撑助雪地跃上马背呢，还是正在勒勒车辕上裹紧皮袍子、咬紧牙关顶着如割的烈风迁徙呢？那时有一顶巡回小学的灰旧毡包。我那时有一群寻寻觅觅的羊。当我如同听着耳际疾流的风声一样，听着一些招大学生的朦胧消息时，我究竟是在牧人的马背上徘徊呢，还是在草原巡回小学的牛车上徘徊？

    马镫清脆的撞击，车辕上冻成黄褐色的冰壳——我辨别不清了。细节越尖锐清晰地复苏，回忆就愈迟钝而混沌。

    后来，北京大学就古怪地成了我的母校。再后来，北京大学又移动着远我而去。再再后来，仿佛听见过人们议论我们的一些是非优劣——而我反应很差。我有一种不相干的感觉。我一直没有摆脱那种游魂般的幻境。对于我来说，不但有母校而且有母队，还有被我扩张了母乡，甚至有已经失去的母语。北大给我的印象不是那么固定的；未名湖水一直在流动，砖塔和我们亲手建造的图书馆都如一帧剪影——他们都潜入了我的心路历程，与我一起继续着那个不尽的徘徊。

    三十多个来自北国草地乌珠穆沁的、颊上带着冻疮、裤腿遮着舍不得脱掉的马靴筒的青年，那年就像进了圈的羊一样，乖乖地被拴进了一个个个草原蒙语难以翻译的专业。低温物理、无线电、哲学……我因为说了一句“爱好？到处逛”而被编入历史系考古专业（现在已经是考古学系），从而开始了漫长的所谓学问之路。

    现在看来这个专业的选择（是它选择我）也似有深意。对于我来说，我需要完成一个由学科而科学、由知识而认识、由历史而心史的追求。我需要一种职业的不安宁和酷烈以适应自己。虽然十六年前的我完全不理解这个自己；但是，流水的兵一般的频频上路，十余个省那么大的视野徐徐打开，加上恐怖的政治气氛和艰苦的田野发掘，今天回忆起来都是极富意味的淬火般的成人训练。

    在为另一所母校，中学的清华写的一篇散文中，我写过一所高等学校的关键，在于它具备不具备Keramati的可能。这个词汇是一个苏菲主义的伊斯兰概念，指一种神示的奇迹和感应的能力。同样，不仅仅是一所学校的好坏，其实一个学生的优劣的标准，也只看那学生是否遭逢校园中无影无形的启示。醒悟、抓住、感受并吸收母校为伟大灵气的学生，能使自己母校成为人生Keramati实现的契机的学生，就是母校的优秀教子。北京大学从来负责民族兴亡的重任，如这样的大学从来不在一时一事计得失，也更不仅仅是一些专科干匠的培训处。问题是，十六年前骑着自行车的鞍子，用说过草地蒙话的嘴巴学着叙述标型学地层学术语的我，究竟有多少可能去感悟校园的那一方风土呢？

    那时的校园——“没有一张安静书桌了”。

    那时的校园是徘徊游荡的校园。

    有一些词再记一记：开门办学、以社会为工厂、上管改——不是为了让今天风采全异的师弟妹们考据，而是为了让那些今天又在言必称这个，言必称那个的人们回忆。我倒不埋怨他们那时闹得偌大北大安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我只是觉得他们压制和阻碍了一种Keramati。对于母校，对于北大风土，对于许多重要体现的感悟，我似的离开学校许多年之后才逐渐获得的。如果他们闭闭嘴，我想我会获得的早一些。

    那么一切有意味的东西都要在不安定的徘徊中寻找了。好在我在内蒙古草原上养成了游牧的习惯，不安定的日子对于我永远是亲切的。

    在洛阳深夜的街路上，我和后日的北大教授、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老师谈过一次。那个夜晚又是一个萌生和苏醒的时辰。我满心沉重而感觉新奇。随着夜路在延伸和街灯的远近，我们细致地谈到了政治、人生、学问、历史、将来。那一夜对于俞老师不过是他多难生涯中的一瞬；而于我，一次的启发便使我唤醒了心底埋着的种子——以后我便本能地判断学问的真伪以至生存的高低，以后我便再不犹豫。我从那一夜开始挣开学府和学科的束缚，懵懂地踏上了我独自的求学道路。

    我当然是夸大地评价了我和俞老师的那一夕谈。但是夸张也是为了加强自己对启发的感受能力。为着新的发现，为着真正的启示以及神示，我暗自感激洛阳那暂驻一次的校园，感激我度过的奔波无定的大学生活。

    琉璃河、盘龙城、柳湾、河北、河南、长江、青海——我们总是只用一个小时便捆起行装上了火车。日出走上工地，入夜探访农家，草原的昔日在不知不觉中重复着。任何历史都能使人珍惜；我在北大那广袤半个中国的校园里，为自己铸下的人生一环像个圆圆的马蹄。我们可以主观地把我的大学生活判断为游牧的继续，而这一点，无论是对于一个学者还是对于一个作家，它的意义哪里是外类人可能理解的呢？

    关于关键时刻，关于真正有益的震动和启示，关于苏菲神秘论者式的感悟，其实不可能在学生时代遭遇和实现。北京大学之于我，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使我受到了高等教育，粗知了一门学科（我并没有讲科学）。而这是极其宝贵的，因为当一个人真的一天天向一个纯粹牧人沉没下去时，他的可能性也就单纯得只是一个牧人了。我至今记得十六年前那个冬雪的荒原，记得铁镫撞擦着马鞯时的清脆响动，以及牛车前杠上那块冻成淡黄色的冰壳。它们交替地争抢着我脑海里的空白，使我实实在在地又回到了当年那混沌散漫的牧人心境。而北京大学拉开了那张迷茫的大幕，使牧人和草原从此与现实对峙。有一支无形的巨手在冥冥中推动了一下，于是闹剧般的政治校园便为了我变成了一个移动牧场，当我再次从这亲爱的驻营地上马出发，遍历了研究生、留学生、研究所，乃至赫赫有名的汉学中心——日本东洋文库，又回忆起十六年前的那个冬日的下午时，我突然吃惊地发现：牧人真的正立马城市，默默地与这世界对峙着。

    这一次没有夸张。

    我愿我的缘如流水的母校，愿我的早就对我严厉惯了的恩师们，能宽容这些偏离了专业的呓语。哪怕我并没有实现你们的期望就扑倒坠地也要宽容。因为我坚信，你们对北京大学也有近似的理解。

    １９８８年１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