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庸的日子里，有时会突然听见一串乐句，像风在哪里摇动了一株异样的树枝。它与众不同，不是一般常说的悦耳。它也不同于古典的庄严、流行的疯狂。我至今还没有找到概括它的语汇。我只是霎时若有所思，一瞬感觉到了心魂被牵扯，有时当场站住，痴痴地听下去。而它却多是似是又非；一阵风飘了过去，就再也追不上。迟钝的失聪的日子又淹没而来，又将久久地不能和它相遇了。

    何止没有听出谱子歌词，即便感觉和滋味也再不能分辨。哪怕固执地寻访，但是已经追问不清——已经与它永远地失之交臂了。

    这样的体验一旦被自己意识清晰，以后再听人议论歌曲音乐，就会觉得难以插嘴。人不会喜欢自己的沉默；可是怎么说得请呢，那种夺魂的神秘和亲切，那种迷人的坦白和浪漫！

    我很少和人谈论歌曲。哪怕是当人们谈到一些受到知识界和青年强烈支持的著名音乐家；更不用说对那些充斥电视的老鼠腔狐狸眼、对那些厕所苍蝇一般嗡嗡繁殖的“伪歌”了。

    渐渐地我必须习惯一个“偏激”的名声。因为这个莫须有的结论，我在漫长的、差不多走遍了北方的过程里，无数次地审查着自己的感觉。不管手里忙着什么，我的双耳总是在倾听。我用触觉留意，处处盼着与我念盼的歌子相遇。迎着那些清风般吹拂而来的、使我爱恋的歌，我再三地看到了——在这人间和大地上，存在着洗炼的诗句、特定的和鬼斧天工的旋律、还有导致着一种音乐类型的、几乎无可概述的神秘气质。

    它们是真实存在的。

    无论谁，在他活一世的路上，都会与音乐——主要是歌，发生若干关系，虽然质类深浅不同。我也一样，我可以用一连串的歌子，把自己的履历编写一遍。

    我回忆起伴奏着各种歌声的过去。追忆中我不住地咀嚼着其中的意味。我不禁吃惊地发现，我居然长久地独自涉水，逆溯着冲腾的水流。那些在往日漫不经心地哼过的小调，正滚滚淹没而来。它们至今仍在强劲地冲刷着我，继续着对我的改造。

    （一）

    1968年夏天，当我和两个同班同学扒车插队，混迹在正式被批准的知识青年队伍里，翻越了张家口大境门一线的长城，紧紧抓牢解放牌卡车的木拦板，奔向苍苍茫茫的蒙古大草原的时候，我们嘴里哼的是清华老团的《井冈山的道路》，是还没改词的《长征组歌》，和被大小三军宣传队唱红的、谱曲不同的两套《毛主席诗词》。

    在那条剧烈颠簸的，蜿蜿蜒蜒通向大草原的路上，我们没有察觉：自己唱着的歌，和自己将要迎送的生活，其实各自属于极其相异的文化。

    时代的伪装，相当全面地隐蔽了这种区别。

    那时的草原，正在席卷着红色歌曲大潮。只不过，没有谁指出过它其实是“汉式”的。那时不仅人人都在唱《毛主席的著作闪金光》和《大海航行靠舵手》，而且还正在一个小节或一拍之间，拼命地塞进好几个蒙语单词。虽然已经住进这片将要安身立命的草地，知识青年们却没有怎么担心自己的蒙古知识缺乏。我们只是兴致勃勃地在那轰鸣的大一统主旋律之中，和贫下中牧们一起大喊大唱。

    ——只是，非常不同的是，在这种大喊大唱时使用的，是一种非常新鲜的语言。

    最初的蒙语学习，最初的对异质文化的接触和喜爱，居然就在简直说是最不自然的方式中，自然而然地开始了。今天我才懂得：多少人永远不能接近的一步质变，被我们跨越得简单至极。此刻回想，只觉得不可思议。

    时代的野性也鼓励了在这个方向上的兴趣。因为，突兀地加于我们的，还不仅是压抑的政治和干瘪的“艺术”，更有亘古沿袭的——骑马游牧生活。

    青春的欲望和活力，在骑马的生活方式中，被释放和平衡了。

    随着第一件袍子穿破，随着对牧人生计的熟悉，以及在生产队（今天叫嘎查）的家族和人群众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昔日的北京中学生们闯过了蒙古语言的第一道关口。应当说，在这道关口里的一片空地上，很多人都停步了。生活总算有了秩序，余下的只是谋生，他们不打算再费力改变。

    而且，谁也没要求过谁什么。

    可是，在另外一部分北京学生的内里深处，却不易察觉地滋生出了一个细胞。

    起伏的牧草，合理的饮食尤其是奶茶，鲜艳的袍服，骏马和忠实的狗，慷慨而不道谢的作风，引诱着启发着他们。追逐牧群作息，观望水草迁徙的日复一日，使他们的身心渐渐熏染上了一层蒙古牧民的、难以形容的气质。

    压迫人的政治空气，并不能阻挡敏锐起来的蒙语听力。那么人就会向着魅力倾倒。对于我，就是向着蒙古旧歌的倾倒。

    是有生第一次吗？当我初次从一种异族语言中接触了那样的表达时，我有些不知所措。只是，几乎就是在感到兴奋的同一个瞬间，我就明白了——我不能和这些歌不发生关系。

    “十两黄金打成的摔跤服，在后背的上面闪着光。”而在草原上听的时候，它的蒙语原词不仅比汉译更富画面感，而且韵律间还有悠悠的赞叹：

    “ArbanLang—ginaltanJodag

    Ar—inedegurgilalJinahoi

    和汉语是多么不一样呵，它居然是首句押韵！a对a，阿勒巴(+)对阿楞（后背）！年轻的我叼着草棍，躺在牧场上想入非非了。真绝呀，接着：“二十两丝线绣的花护腿，在护腰的下面闪着金光”：

    Horinlang-ginholgaitoxiu

    Hormuicdogurgilajinahoi

    从十两到二十两，从穿戴到籍贯，传奇的摔跤手独龙章被咏吟了一遍。最后，“百两重的一头走骡子，在场子中央小走着出现了”——Jo对Jo，召(一百)对召西（Josin，摔跤场）。当然，还要懂得什么叫走马的“走”（Joro），否则想象不出那头走骡上场时又稳又摇的神态。

    牧民们非常耐心地解释说：走骡，据说是古来角斗场上最高级奖赏。低一级的奖赏是全鞍马；再低一级是马，然后是牛羊。我究根问底：那么为什么骡子重一百两呢？牧民们哈哈大笑。

    躺在草地上的我，捉摸着这种奇特的性格。这些旧歌子，对词汇的使用简练得几乎吝啬，比如动词“闪光”就只是重复而不替换。而名词则是全套的蒙古话；排着队一样，滚滚而来。最新鲜的是，从来枯燥的数词在这个队列中无拘无束，活泼又可爱。

    就这样，我接触了韵脚、音节、词首和句尾。也是这样，我第一次见识了朴素而有趣的比喻、排比和比兴的艺术。对于一个在一所重理轻文的工科大学附中里，几乎从未接触过文学的中学生来说；对于除了小人书和语文课本，再也没有谁为自己开阔视野的普通北京孩子来说，这异样又对仗的蒙古词儿，是一次新奇的启蒙。它们像灌顶的雪水，像开窍的一击，弄得正在草原上寻寻觅觅，精力过剩的，刚刚满了二十岁的我满心欢喜。

    第一首学会的旧歌是什么？是《乃林呼和》还是《独龙章》？时至今天记忆已经模糊了。记不清我那时是用汉字记的音呢，还是用别字连篇的“准蒙文”加上俄文字母和汉语拼音。我耳朵竖直地听，右手急速地写，把老人们好不容易才吐露的一句半句，不求甚解，先记下来。

    恐怖的政治，从来直接压迫人的歌唱。阿爸额吉们没有忘记谨慎，他们往往唱了几句就后悔了，生怕因为宣扬古旧而招祸。他们在教了几句之后，往往就神色不安，渐渐坐不住了。“拜！都是旧东西，拜！”他们连连挥手，坚决不教了。但是，我大多已经胜利地记了下来。

    由于蒙古长调的用语的朴素和口语化，诸如“大海喇嘛的祭会上，它七十三次跑第一”那样的奇句，往往让人一听即熟，过耳不忘。这种朴素成全了我，使我不至因为没听懂、没记住，而落得过多地得而复失。这种朴素不仅使我感慨，而且至今使我体会不尽。

    歌词因人而异，古歌在每一个歌手那里都被随意增删。我忍住烦，费劲地一个人一个人地反复打听。后来我懂了，确认一种介乎民间流传和传世古典之间的旧歌，是一件不易的大业，歌子的生命也表现在就在于它的衍变。但我的要求不高，我的愿望只是大体学会立即上口；只是用这些异色的歌强化自己身上的、那些被我满心喜欢的牧人味儿。

    那是我的最初求学。

    我在马背上游荡，琢磨着远近的老人。歌子成了我的心事，我用一切办法引诱和启发他们开口。一般在羊群安稳的时候我就去串包，然后端着茶碗哼出半句，他们大多不可能憋住，大都会接下去。当然求学不能只靠这些小伎俩；在严酷的草原，人之间的关系在随人的品质改变。记得在我教游牧小学的那个冬天，有一次刮着凶狠的白毛风，放学时刮得更猛，四顾天昏地暗。我把布德的小女儿抱在胸前，踏着雪把她送回了家。那一晚，布德似乎为了报答，他拉起了四胡，唱了一个晚上——我记词又记谱，手臂都写累了。

    那一夜在我的经历中相当重要。许久以来我一直认为，那一夜使我突破了向着底层的人的防线。近来，我又总是想，是那一夜使我靠近了真实的音乐。

    蒙古民歌启发了愚钝的我。似乎心里有一丝灵性在生成。几年时光如白驹过隙，终于，我遇上了那首神奇古歌，当然，它就是长调《黑骏马》。

    至今我依然对这首歌咀嚼未尽。你愈是深入草原，你就逾觉得它概括了北亚草原的一切。茫茫的风景、异样的风俗、男女的方式、话语的思路、道路和水井、燃料和道程、牧人的日日生计、生为牧人的前途，还有成为憧憬的骏马。我震惊不已，它居然能似有似无地、平淡至极而又如镂如刻地、描画出了我们每年每日的生活，描画出了我那么熟悉的普通牧民，他们的风尘远影，他们难言的心境。特别是，他们中使年轻的我入迷凝神的女性。

    这只伟大的古歌无可替代。顺便说一句，小说《黑骏马》在改编成电影以后，我一直觉得不好过多议论。如果只说一句，我觉得电影对那首古歌勾勒的基本游牧世界的画面，以及它叙述的那种古朴的生活方式，缺乏神会和深究。自然，耳朵和眼睛都随人而异；也许那古歌能给人不同的印象。它给予我的，是一种异彩的诱惑。多少年了，它总是给我不尽的感叹和启迪。已经不能计算有多少次，我从完全不同的角度，一再地对它惊奇不已。

    不错，我已经和它结成了一种神秘的授受关系，好比芨芨草丛生的雨季洼地，它常年浸泡般地，徐缓地改变着我。而我，每当我听见了它遥远的流音，我就想竭尽全力喊出一响回声；我总想以它象征的生活本质，批评傲慢而空虚的文化。

    歌子促进着语言。岁月推移带来的语言的熟悉，又使我学会了更多的歌子。我没有对证过别的朋友，也许我学的并不算多；不过是，我一直在吟味而已。

    至于旋律和曲调，至于蒙古民歌为什么找到了这种音乐，对我还是一个深邃的迷。我常对它依仗着那么简单的因素就能保持的、那么持久的生命力，反复地暗叹不已。

    唱蒙古民歌的诀窍是必须骑马。

    若是不骑马，无论如何也不会唱得自在。而且一旦马儿奔驰起来，身随马，声随蹄，那么无论是谁，都能倾吐出一串又一串自由至极的、颠簸滑下的长音。歌唱在这个火候上，其实是无所谓好听不好听的；只有这么唱，才能骑姿和唱势都舒畅，才能使人马世界还有心情，都达到和谐。

    在驰骋和呼喊的纵欲中，人痴醉了，有时我真地觉得自己化成了雨点般的蹄音。歌声只是在奔跑中的随意抛洒。盈溢胸膛的，都是日复一日的心事和渴望。在马鞍上，耳边风急急呼响，欲望被鼓舞了。旋律话语都不用改变，那种呼啸颠簸之间的心情，和古歌里唱过的毫无两样。

    四蹄的敲击密如雨点，体重一压住鞍子，歌声就被颠得破碎，坠跳闪滑着脱口而出。一霎间歌手不敢相信这是自己的声音——唱惯了我就胡乱总结：著名的蒙古长调的自由滑落部分，也许就是这样诞生的。只是，尽管有闪跳而滑落，它的定义仍然只能是“长调”。

    什么叫典型草原呢？也许，只有古歌里的描述才最传神。蒙古草原的地理，几乎原封不动地进入了这种歌曲。

    和其他民族比较，比如高山牧场上的突厥游牧民族的音乐比较时，可以看到平坦草原给予古歌的特性。峻峭的森林和冰峰山谷，使得突厥人的弹拨乐就像密集的马蹄。而绵延起伏的地理特点，却夺取了蒙古古歌的主调，赋予了它长慢的旋律、舒缓的节拍。因为，只有辽远地尽着喉咙和呼吸的极限，延伸再延伸，才能够得上这坦荡世界的无限。加上华彩装饰一般的、激烈的跌化，它描述和抒发了——这无论怎样疾奔驰骤也走不出去的、草之大海里的伤感和崇拜。

    当我二十来岁的时候，在世界的一隅，我学会了在六合八方汹涌的草海里，匹马独行，心高气远地歌唱。那时曾是多么痛快啊，我记得那分分刻刻的愉悦，甚至是狂喜和兴奋。

    记得那时我得到了著名的白音塔拉的竿子马，它的颜色叫“切普德拉”，即通身红艳，但有银色的鬃尾和白蹄白唇的的马。它非常快，飞一样地下坡时人会失重。一夜，我在从一道山梁向下过瘾时身子失重了，霎时心如开花一样甜甜地醉了，长调脱口而出。我忘情地在高高的音阶上扬落跳转，随着马儿冲下长长的草原。颠簸的、妙不可言的歌唱感觉，伴了我一路。

    还有一次，但却是另一匹马；我在同样的发疯般的飞驰放歌中马失前蹄，连人带马翻了几圈。正是初春，满地湿雪，我摔了个头晕眼花。但是坐了起来，呆了半晌，用雪胡乱擦着脸上的血迹，第一个念头是——唉！我还没唱完呢。突然我忍不住独自笑了起来。回到家里，和兄嫂额吉们一说，大家又是一阵捧腹大笑。

    后来弹指二十几年。

    身不由己地，我几次重返过草原。也许，我的目的，就是要把这感觉“放生”么？1985年夏天的一夜，我在蒙古哥哥的长子巴特尔的陪同下串包做客。回家时，抬头看见，正是月上中天的时分。月儿姣好，真的像半个静静的银盘。繁星璀璨，夏夜的草原在暗暗引诱。

    我要放纵了。借着满肚子的酒劲，我半是醉了半是有意地，剧烈地在马背上东倾西歪，肆情地把当年的古歌一一吐了出来。马儿冲过呼屏·乌拉，驰过汗敖包西侧的丘陵，巴特儿无奈地紧贴着我，他紧张地随时准备救护，几次企图夺过我的马笼头。而那时他甚至还不算儿童，只是一个虚岁才两岁的婴儿。他把xx子叫“乎”而不叫“苏”，光屁股只穿一件连裤的羊皮“格登”。

    那是实实在在的、美丽的夜草原，墨蓝色的天穹下，只有我们俩骑马飞驰着，穿过一座座毡包，顺着倾斜的山坡，飞奔向家。

    马儿驰下山麓，唱调激越起来，尖锐的拖音在高扬处还能三折三叠。我兴奋得想哭。在北京，平日里，我哪能这么痛快地大吼大唱呢？后来，巴特儿说我那一夜是完全地烂醉，“aimor！（吓人）”，他说。而我明白，我是清醒的。原来自古牧人一旦有了心事，就在马背鞍上，把它缓急轻重地卸掉。我要用草原的夜歌，把心中的堵噎酒尽吐净。

    到了1996年，从我插队数的第二十八个年头，我又一次回到草原。因为额吉逝世了。二十八年过去，世事沧桑，牧区富裕了。家家都端出健力宝和啤酒，我穿着团花的崭新缎子长袍。依然是巴特尔陪着我四处转悠；只不过他不是骑兵护卫而是驾驶员，我坐在他的嘉陵牌摩托后座上，听凭这小子驮着我，以八十公里的时速危险地从山顶笔直冲下。

    我忆起十几年前，老人六十一岁的“jil”（本命年）时，我们就在这里，在炉火熊熊的烘烤前，围着她此起彼伏地唱起《乃林谷和》的情景。嫂子的破长袍拖到地面，她搅着铁锅里翻滚的奶茶，铜勺不断地朝铁锅流下棕色的小小瀑布。她带头唱起了那首歌唱母亲的古歌，调子起得又高又陡。大家应和着，不知怎么都有些羞涩；因为当着老人动了感情。歌声高锐地拔地而起，久久地缭绕不散。我当然使出丹田之气紧跟。我唱着，也舍不得地注视着。那一夜多么难忘，我们复习古歌和往事，炉火照红了脸庞，长调从半圆的蒙古包天窗扶摇而去。

    老人在应该离开的时候离开了，没有拖累和病痛。我虽然因她的逝去而长途奔来，但是我懂得，牧民的习俗中并没有吊孝。我还是只休息身心，半躺着喝奶茶，用蒙语扯家常，在巴特尔陪同下出游。

    我和哥哥的话题依旧：孩子，燃料，畜群，羊毛价钱。我们都觉得，彼此谁也没有变。我们避免过多涉及母亲的话题，尽管我们非常清楚，我们都在想着她。

    我们都喜欢一面散漫地谈着，一面在硬盘左近散步。辽阔的草浪方圆之中，少了的只有一个人，那位生养了他和影响了我的蒙古母亲。草浪在靴子上摩擦，历史就在眼前。一股无声的气氛，莫名地在四周升起，又轻悄悄地四散落下。我感到了古歌在走近，就是它，那音乐和汗乌拉的草海一样浩渺苍茫，它逼近着，我简直就在与它对岸相望。《二十八年的额吉》，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题目。

    那一夜我失眠了。以前的我从未在草原上失眠过，那一夜我满心都是句子、单词、排比和比兴，都是骑手们烂醉地纵马驰过，高喊着我写的歌词的幻境。

    一夜过去了，我编成了几个半截的句子，几个想用的关键词，几个……一个野心突兀地出现在我的心头。我的心思被它俘获了，我一下子沉浸在对久疏的蒙语的寻词摘句之中。

    次日我用笔写着想，又多了几个半截句子，几个比喻，几个想法的表达。

    次年，我还在对着它发愁。尽管心中反复涌起着一团强烈的堵噎，尽管旋律有时已经轰击和裹挟得自己不能忍受；歌子没有出现，纸上的它，依然还只是一些句子、几个段落、一行行蒙文。

    一直到了今年，到了写这篇散文之前我还没有放弃幻想。我想在这一节收尾时使用它。但是歌没有写成。我绝望了：我缺乏足够的修养和才力。

    二十八年变成了三十年。尽管我真地从对一种古歌的喜爱，神差鬼使地走到企图写一首如此的歌；但是，万能的造物平衡着人的成败，限制着人的野望。

    绝望并不痛苦，它是温暖和深沉的。在计划以后写的散文《二十八年的额吉》里，我会把那几个零散小节和半截句子整理一下，但是我已经不会强求了。

    也许可以说，在蒙古草原上的日子里，我听见过自己这条生命的、可能的和最好听的歌唱。马和歌，我发觉“这一个我”正合我意。如此一种感觉，决定了此生的我做人与处世，惠予了我以幸福和成功，也带来了我要接受的一些麻烦。无论如何，感激草原，它使我远离了另一种——我想是可怕的存活方式。如今回顾，何止单单是一时横行的“红文化”；游牧乌珠穆沁和蒙古古歌的履历，托拽得我如同坠落一般，剧烈地倾斜了自己的选择。

    我开始朝着一个魅力世界坠去。一个幽灵已经潜入了我的肌骨筋络。它在我的深处凸动着，催化着血肉的一次次蜕变。直到今天它还在鸣响着、挣跳着、不可控制、重现不已。我不知道这是祸是福，我不敢判断究竟该骄傲还是该自省。我只知道它使我此生再无法回头。反正它不会全是坏的；至少，平庸顺从的人生，猥琐噤声的人生，与它赋与我的气质，已经不能协调。

    （二）

    随着一个个的变化，后来我从一个职业牧民变成了一个职业写作者。裹挟着我的时代也从六十年代来到了蜕变更新的八十年代。现代正冲淘而来，带着炫目的色彩和轰鸣般的声响。

    忆起八十年代的文学环境，可能不少人会有多少的惜春感觉。时值百废俱兴，现代艺术如强劲的风，使我们都陶醉在它的沐浴之中。穿着磨破的靴子、冻疤尚未褪尽的我，那时对自己教养中的欠缺有一种很强的补足愿望。回到都市我觉得力气单薄，我希望捕捉住“现代”，以求获得新的坐骑。那时对形式、对手法和语言特别关心；虽然我一边弄着也一直在琢磨，这些技术和概念的玩艺究竟是不是真有意味的现代主义。

    文学领域，特别是小说领域的故作玄虚和暧昧怪奥，使我浅尝辄止和心里疲倦。一个朋友的介绍，使我偶然地碰上了冈林信康的歌曲。初听时虽然有振聋发聩的新鲜感，但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遭遇，对于我见识“现代派”有多么重要。

    关于日本歌手冈林信康，我已经写过三篇小文，还有他的一张CD解说词。此外用日文发表的，还有我和他在《朝日Journal》上发表的对谈《从两个边境看到的文化》；以及论文《绝望的前卫》。我不愿写得更多；我曾表示，就对冈林信康的分析和介绍而言，以上的文字已经够了。

    但是在我的音乐履历中，这一格如同学历：一个被蒙古草原的古乐涂抹过耳朵、但还不能掌握它的含义的现代人，或许需要一个类似学院的阶段。谁也不能拒绝现代。如果歌声和音乐真的与人的进步息息相关，那么音乐的路上必须有一个究及现代的阶段。

    对于我，那是离经叛道德、极其新鲜的体验。我久久地不能分辨，它的声音，是肉体？还是一种质地的美？好长一段时间，我的听觉和思路，在这些念头中间被撕来扯去。

    过分清晰的，带着喘息和胸腔震鸣的原样的肉声，给了我异样的、首先是生理的感觉。有一个评论家说，他听冈林的音乐会时，像被铁锤猛砸着后脑。那种过度的刺激，把人几乎是一阵风般掳掠而去，使人完全不能抵抗。

    不用说我们听腻了赝品和恶心的作假，这种嗓音当然因人而异。只是他不同，十几年听着，不管我怎样审视和挑剔，我还是一次次地肯定了他。他的音质很难形容，哪怕在震耳欲聋的喧嚣声浪中，也藏着那一丝特质。他的声音比常人高出一阶，这不单使他在嘶吼中游刃有余，尤其在低唱时，带有一种透明的男性质感。

    这个质感很特别。我发现由于这个质地，他和别人区别得很清楚。在录音带或唱片里，尤其是在音乐会的现场，只有那一丝本质任他回避而不能掩饰。它时隐时现深藏又闪耀，如隐现的磁场，悄悄地抓着听众。是的，哪怕他在唱得最放纵最疯的摇滚时期，那些怪诞野蛮的话语里仍然挟着一股神圣的因素，使人不断地联想到歌手的牧师家庭，和歌手的唱赞美诗的幼年。

    与歌声共存的，是歌唱者的脸庞。那样的歌，要求着与歌手彻底一致的形象。后来冈林信康曾经对我开玩笑说，他可能有俄罗斯血统。装帧者曾利用他的形象，在一张唱片广告上把他画成一个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有一双低垂的眼睛，长发蓄须，在日本人中罕见地拔群。变幻的灯光照射之下的他，回荡的声浪浮托之下的他，给了默默听着的人们一个美男子的确认。

    这些是视听中的现象。只是他的现象特别诱人思索。谁都知道，缺乏内容的表层，是不会达到美的。如果从1983年开始算，我追踪和倾听了他十几年，渐渐地我明白了他始终在竭力调动着自己复杂的经历，顺遂着自己的天赋。

    他立志做一名牧师的少年时代，他练习拳击以感受痛苦的故事，他的考入同志社大学神社部又退学放弃教会的选择，他的著名的在山谷贫民窟出卖体力、当雇用工人的体验，他买了一把劣质吉他一鸣惊人的传奇，他的作为六十年代左翼青年的“民谣之神”、大红大紫的记录，以及又突然遁入乡间自耕自食的行为，他的被人牢记不忘的名曲《山谷布鲁斯》——，他不仅极尽了歌星的风流，更积蓄了宝贵的体验。

    三十年一弹指而过。其实如果缺乏底蕴，那么过了中年以后，明星的能力就大多衰竭了。对于艺术和思想来说，时间的含义是严峻的。

    在日本，六十年代的群星纷纷凋落以后，唯有他，不仅能成功地重返舞台，而且还能再三地掀起波澜、保持着自己的存在价值——我想，他的异乎群类的特殊体验，是关键的原因。这种向自身经历强求力量的努力，有时甚至使人觉得难过。他在1986年9月和我的对话中，突然说过这样的一段话：“还是最近，借着老父亲做手术临死的时候，才终于写出来一首。可是结果呢，老头还是没为我死掉。”在场的人一片哄笑。他指的是抒情的《’84冬》，一首凝视着病床上的父亲的歌。日后我几次重读那本《朝日Journal》，总是不由得盯住这段话，心里不是滋味。

    只有开一代风气的鲍勃·迪兰（BobDylan）才擅长的写诗才能，在这个日本歌手身上同样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的诗句不定不羁，人们很难猜出他的念头由来。这种自由的才能在早期就已经显现，他能在凶狠粗重的摇滚和呓语中，突然插入非常直接的轻柔抒情。比如《Hobitto》。他编了一个自己在“Hobitto”（咖啡馆）里遇上一伙要去示威的左翼学生，由于那些女大学生娇声邀请，就决定和他们一块去跟警察干。半路上碰上一个唱他的《朋友啊》（此曲一度被当成小国际歌使用）的青年，捉弄了那害羞的青年后继续前进。看了警察后他抡起武斗棒，对准警察的脑门一劈而下——而警察也在同一瞬间掏出了手枪。冈林信康唱得又疯又痴，节奏快得如同快板书。两段相接的当儿，他居然还对唱片外的的听众说：“您受累了”。而“究竟武斗棒劈开了警察的天灵盖还是没有劈开，警察的手枪里是打出了子弹还是没有打”，他的结尾句是“请听下回分解”。

    而在一堆如此的乱暴合集中，他又突然用单调的口琴声和吉他和弦伴奏，唱起秋天的红叶，风中的芦草；叙述“姐姐已经有了，已经有了第二个孩子。前面的小五月子，已经成了，已经成了小姐姐”——表露他宁静的另一面，表达他比普通人还要平易的感情了。

    我又开始有了一种模糊的触觉般的感受。

    那是继草原以后，对一种语言滋味的不确切把握。冈林信康的歌曲使我对又一种语言有了体会，日语的语汇限度和暧昧、它的特用形式，使得这种语言常常含有更重的语感。他的歌词则在这一点上更突出；时而有入木三分或使人受袭击般的刺激。而我并没有太留意：我正在双语的路上增加记录。

    我觉得这都是为着躲避；为着躲避人们要求他暴露真心的逼迫。一切都是依仗才能，当然伴随着捕捉旋律的作曲才能。艺术的残酷说明着社会的残酷，人好像是享受艺术，而实际上是在享用艺术家本人。这个道理，经过中国的政治空气滤出以后，一分分显得令人心悸。

    冈林信康的作曲由于涉及了广泛的形式，其实应该受到更充分的评价。从早期的FolkSong，到大潮大流中的摇滚，到电吉他以及大音响效果，再回头到日本的演歌。“演歌”其实是“艳歌”的一个变称，顾名思义，日本流行的大多数演歌都相当俗气。可冈林的几首还是有一股清纯，作曲也地道至极。其中有两首，是他为盛名经久不衰的演歌女王美空Hibari（有人译成美空云雀）写的，但美空当然不可能反映冈林信康在农村自耕自作的意境，所以她唱得并没有冈林的男声唱得好。美空与他之间的合作，大概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明星行为。

    但是，左翼之星的政治标签，不管他怎么撕，还是牢牢贴在他的脸上。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就连我这样一个中国人，也不知几次地目睹了听众强求他重唱抗议歌曲的场面。而他似乎毫无礼貌，在乐器谱架之间和台下的听众争吵，脸上是满不在乎和恶作剧的表情。只有少数朋友才能透过那种表情，看出一种受伤的野兽般的绝望。对政治的恐怖，居然能迅速变成对眼前观众、对围着自己的人们的恐怖，这种苦味，他不知早于我多少年就尝够了。

    而当他刚刚宣布要用类似中国的“呼而嘿呀”的“en—ya—to—to”做主旋律时，我完全没有相信。关于艺术的诺言常不可信；不敢断定哪一招是真心，哪一招是招揽。即便是被环境逼迫吧，艺术家常会有冷静的狡一面。

    但他看来决意已定。整个九十年代他没有再做改弦更张，每一首歌都使用最传统的日本民谣号子做旋律和节奏的基调。包括《虽然没有成为JamesDing》和不久前他刚刚寄给我的、纪念早逝母亲的《风歌》；即便在这类最适合他本意的心底抒情中，他仍然放弃folksong唱法，放弃微微欧化的修饰，放弃现代派的习惯，把心情纳入大鼓和竹子的单调打击。我记得那时已是1992年，我已经自以为对他做到了掌握，就在为他写的CD《信康》的解说词中藏入一点微词。后来在北京，又在为周刊《AERA》使用的一篇文字（只用于采访者引文，没有原样发表）里，委婉地对他的寻根表示了不同意见。我第一次用文字建议他回到依靠诗作、进行独自一人、一把吉他的路上去。

    可是出乎我意料的是，他的态度居然在私人的书信之间也那么坚决。他读了我给《AERA》的原文后回信说：“我明白一把吉他弹唱是我的一部分才能。但是以它作为音乐活动的中心，会不会变成对寻求三十年前政治歌的人的迎合？我有这样的恐怖心。因此，不能那样。”

    我建议的，其实是他的“无拳套的演出”（BareKnuckleRevue）方式。而他却早留意了我对政治的拒绝，因此他干脆断言抒情与政治之间的危险关系。只是话里行间，还有更多的难言之隐。我几遍地读着，这封信，应该说是他的一次尖锐的内心暴露。我暗暗感到震动。

    八十年代中期，他在一连几张“成人pop”里嘲男笑女和糊涂乱抹之后，终于走上了“无拳套的演出”。他考证说，在1867年规定拳击必须戴上皮制手套之前，拳手门是用精拳搏斗的。音乐在没有电气设备音响伴奏之前，歌手们也是用肉声唱的，因此，Bareknucklerevue就是扔掉歌手的电拳套，放弃一切音响和工业化手段，放弃如今的歌已经离不开的电气化粉饰和掩护，像古时那样精拳上阵的斗士一样，以真的“歌”面对人们。不用说，这样的观点使我深深赞叹。这样的歌，和我在蒙古草原上朦胧跟随过的的歌，似乎有着一丝维系。

    那是我真正明白冈林信康不同凡响的一次。他依然是前卫，如兄长一般又走在前面。如同一个暗示一样，我已经觉察出，我的文学也在走近同样的路口；我早晚也要走向类似的抉择。

    已经不是七千人拥挤在日比谷野外音乐堂欢呼的时代了；他一把吉他，独自一人，在各种馆舍、庙宇、结婚式场、青年会，农协、酒馆饭店——发动听众鼓着掌给他伴奏，让歌声和淋漓的汗水面对面地迎着他的听众。他的“无拳套的演出”遍布日本每个角落，几年里，一共进行过近三百场。后来到了九十年代我们又在日本重逢，他告诉我，1984年6月9日，我在东京EggMan听过的那场如醉如痴的演唱，原来就是Bareknucklerevue的大规模实行的开始。我总觉得，只有他，只有回到独自一人的无拳套的英雄路，才使这个BobDylan的日本复制品终于在一步之上超过了BobDylan。因为那种合唱逼近了歌唱的原初，它造就冈林信康达到了一生艺术的顶峰。

    但是冈林信康显然并不像我这么重视“无拳套演出”的意味。他的悲剧在于，他今天对日本号子的宣传，和昨天对“无拳套”、前天对演歌、更以前对回归农村的宣传是那么类似。在日本他的听众已经很少，他在试着接近亚洲。而亚洲是歌舞的渊薮，不仅有能力问题，他的常识是否够用也日益严峻。1993年的CD里有两首蒙古题材的创作，那简直是败笔，令人不敢听完。

    日本的六十年代人，包括他，如今都进入了五十岁。前几年在东京，我问过他对“以后”的考虑。他说：我除了唱什么也不会。最近在《风歌》的附信中，他主动提到他的五十岁，但他说他要做“新的出发了”。在歌词以外，他还是只传达自信。我没有读出一丁点伤感，他的笔迹依然草率轻松，用语漫不经意。我读着有些难受，旋即又觉得多余。

    寄来的《风歌》还是试听带，依然使用号子的底色。其中的题目曲《风歌》一首，是冈林信康头一次涉及他早逝的母亲的歌。

    也就是说，他的决心是真的。他决心把自己一切最宝贵的，都在这激烈、单调、有些古怪的竹木笛鼓之间孤注一掷。

    茫然地听着一阵阵的号子变音，我猛地想起《虽然没有成为JamesDing》。那大约是在1992年，他在受到尾奇慧之死的刺激后，写出的一首堪称最真挚的自叙传的歌。歌手尾奇慧死于年轻的二十六岁，他的歌尤其他的死赢得了成千上万的青年。电视上接连几天一直播着痛哭的年轻人吊唁的镜头。冈林信康对尾奇的死，用《虽然没有成为JamesDing》进行了发言。詹姆斯·丁（JamesDing）是个流星般的演员，几乎是与成名同时就死了，也正因为他活得短暂，他在死后就更加出名。人人都爱看他的电影，他成了年轻地走上艺术祭坛的象征。冈林信康的这首歌在东京的首次演唱时，是在日清大厦里一个可以边吃边喝的场所。再不是冲破警察维持的秩序、跳墙挤入大海、数千人共同狂吼狂欢的年代了；如今他的会场首先要满足客人胃口的品尝，然后再给客人添加音乐的品尝。

    一个歌手死去了

    只有二十六岁那么年轻

    他被人们捧上了祭坛

    从此变成了詹姆斯·丁

    我曾经被歌累得疲惫到了尽头

    一直逃到了深山野村

    那年刚好也是二十六岁

    而且至今又是二十年

    记得唱到这首歌时，没有太多的听众注意他的表情。隔着变幻色彩的照明，我记得他如同一尊雕像，棱角锋利，目光冷漠。这首歌的配乐如同竹子的鸣啸，丝丝凄厉。在激烈萧杀的竹木伴奏正中，他抱着吉他，反复唱着这样的副歌：

    虽然没有成为——詹姆斯·丁

    但是能够活了下来，还是该说，真好

    我不知道，使用母语听人如此表白时，听者会不会感觉舒服；我更不知道，使用着母语，对着人唱如此坦白私心事的歌时，歌手的感觉会是怎样。但是无论我有过怎样复杂的心境，当时我并没有留意——《虽然没有成为JamesDing》的作曲，用的就是传统的号子变调！他的小乐队汗流满面，重重地打击着竹筒、三弦还有震耳欲聋的大鼓。特别是竹子；他的乐队头目是忠实的平野，一个人负责编曲、旋律吉他、电子琴、以及最主要的击竹。他把砍来的竹子挑出不同质地的几节，制成一个打击竹乐器。我一直暗想这么干不如干脆打梆子，但是那一次——我突然听到了一排竹筒发出的，无可比拟的凄厉倾诉和逼人的效果。

    像农民号子一般晃动的、古拙的节奏单调的音乐，淹没了冈林的吉他。一派不易形容的声浪，使得手持吉他的他，完全抽象成了他的形象。我想，当年，他仅仅二十几岁的当年，在万众欢呼中紧握吉他，唱着震撼了一个国度和一个时代的《山谷布鲁斯》时，他的形象一定就是这样。毫无疑问，因为我清楚地看见了一种永远不变的、人的质地。

    追忆起来，居然一直听了他十八年。我不仅觉得珍惜，而且意识到这已是我经历的一部分。以他为入口，我接触了现代形式的歌曲。这种学习和蒙古草原和长调不停地撞击，催我总是在一个念头上捉摸不完：究竟什么才是歌。当然，概括一个深刻的结论不是我的事；我只是觉得，流水般的悦耳音声流入心里，人的内里不再僵老枯硬。音乐的流水直接滋养着我的文字，若不是几条小溪分别注着活泼的水，我早就在那些呆傻的干瘪作文里死掉了。

    我的体验常常被他唱出，多少次我惊奇和感到亲切。我愈来愈习惯了以他为参考，对一个蹒跚在严格控制里的作家来说，对世界的参考是极为重要的；只是大多数人只参考文字，而我喜欢听歌。

    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对冈林信康所下的功夫，已经使不少日本人觉得过度。可是我想，他们不懂得在艺术悬崖的边缘上站着的个人，需要的心境是什么。时间积压太久了，我自己也追究不清，到底我为什么那么长久地听他的歌。我无法摆脱一种辨别后的美感。他的歌被我比较过、判断过多次，我不能否定自己的听觉和感动。我总想作证，他的歌里确实有着美的质感。

    后来孩子也开始听他的歌了。女儿经常边听音乐边做功课，以减轻沉重作业的压迫。但她说：“不能一边做作业一边听冈林叔叔的歌。你根本就做不下去。不用说他的词，单说那嗓子吧——太好听了！”我这才敢信任了听觉。或者孩子的感觉更可靠；由嗓音传达的气质，还有人的某种不易解释的内涵，当然还有直接反映思想的歌词，区别着现代的歌潮歌海中的真伪。

    他的男声独诉在房间里传荡。又是最后扔开手里的笔，干脆一听到底。一张张唱片走着自然而曲折的路，如今我抽出任何一首，都如同电影的切入，看见他那时的形象。是的，歌子未必曲曲经典，偶尔败笔甚至一个时期的迷茫确有存在；但那形象的美从来没有消失，尽管，我也开始看见他的衰老。

    十数年的岁月里，听冈林信康成了我的休息，也成了我的功课。后来他对我不再是什么现代主义的参考，而只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兄长。我们有了淡淡的、但是彼此相敬相远的私交。他是我因游学和打工而结识的众多日本人中惟一的名人，但却是这众多中最平易的一个。

    和他在一起时我经常想，其实成为明星并不难，只有获得美的质地最难。若是具备这种本质，旋律和流畅的作曲会来到，有力而富有灵性的文章也会来到。它们都不是欺世文艺的花屁股。

    在接触本人与听他的歌之间，存在着奇异的距离感，也感受到巨大的原因。就是这样，一面觉得不可理喻，不能相信这风暴般的摇滚居然从词到曲都出自他的笔下，也不能相信那排山倒海的音响是源于他的口齿之间；另一方面，又觉得道理简单至极，从来如此，最棒的一个才最朴素。

    我还在听他。虽然他目前坚持的“en－ya－to－to”形式使我多少有些担心，但是我对他的倾听已经是我的个人行为。他的声音依然高人一阶，但是已经失去着引而不发的余裕，和令人艳羡的那种丰满。他的声音在不易察觉之间带着一种嘶哑。这更使我凝思屏息，听得紧张而集中。不，不要紧，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在他随着他喜爱的大自然逐步远去的时候，歌声并没有失美。在我听来，他清清楚楚地在那些旋律节拍之间，在高亢凄烈的竹子击打中挣跳，高傲而孤单。他依然与众不同，一如旧日地闪烁不已。是的，仍是他人不能企及的独特光芒。

    确实，无论是歌，无论是文，决定的因素从来没有变，最终决定的还是有血有肉的东西，还是人的真挚、拔群的气质，还是血肉的美。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日译本《北方的河》正好在日本出版。出版社居然找到了他，而他，这前任“folksong之神”的冈林信康，居然为《北方的河》写了封套环带上的一段话：

    大约十年前，读了张在日本杂志上发表的冈林信康论，我从心底里流出了眼泪。他是“红卫兵”这个留在世界史上的词汇的命名者；在沉重的前红卫兵标签之下，持续着实现自己的严峻旅途。我想，正因此，他理解了在民谣之神的标签下痛苦的我。人都是为了成为自己、为了实现自己而活着。在如此之深的的题目下的这个故事，我只能祈愿，它能够在日本被尽量多的人读到。

    他提及的冈林信康论，指的是我写的论文《绝望的前卫》。我是在拿到书之前听说他为我写围带的事的，我有些震惊。因为这一段话将随着每一本书，在大大小小的书店里为我促销——在书滞销时更会与书一同被冷落。他是在为了我破例。我心里掠过强烈的不安，如果我在东京也许我会阻止这件事。但是，看到他的名字印在封面汹涌的黄河浪头上，我又觉出一种莫名的安慰。也许对一个日本歌手来说，靠近伟大的黄河，并非是一件小事。此外，他讲及的话题，于今天的我更非无所谓。我不知道，此刻在我心里涌起的，是否也是流泪的感觉。

    我还会继续听下去的，怀着善意的关心、学习的姿态和严肃的质疑，直到或是他或是我先一步离开。已经不是简单的爱恶赞否，冈林信康，这个存在给了我一个完整的现代主义艺术家的例证。他使我觉得亲切，也使我在双语寻求的路上更有信心了。

    （三）

    我是在很久之后才觉察到，我爱听的歌，大多不是由汉语表达的。已经有人非难，我自己也暗暗吃惊。

    有一阵我主动补习西洋正统，托朋友买了一大批磁带，也去听音乐厅和朋友的演奏。那些缥缈的演奏确实使人如梦如幻，我也自觉很喜欢。但在请教时我总有一句话说不出来，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听着，我沉默。行家的解释好像周密，但原因是暧昧的。他们说的不是被袭击时的感受，而是一种秩序般的诠释体系。人不能在听觉上也随波逐流。我委屈地想，该有一针见血的、本质的解说，在我找到它之前，我宁肯应声而去吧。

    宿命的是，汉语之外的启发还刚刚开头。

    是的，语言几乎不能更替。回忆蒙古古歌和冈林信康的时候，我只须十数一二。喜爱的歌，会使人对一部分外语记得烂熟，并且使人悄悄进入他的语感和分寸之中。然而真是学无涯；后来我多少次对朋友说过——临死前若是问我有什么憾事，我就说，此生没有掌握哈萨克语，此恨绵绵！再后来，随着我对塔里木南缘的文明开始了解，更对维吾尔浑如天成的文化构造禁不住地惊叹；我又斟酌好久，最后把这句遗言里的语种，改成了维吾尔语。

    在老城旧街的深巷里，若是彷徨良久，而并没有一个了解你的维吾尔家庭，人会觉得难忍的孤单。我听说过叶文福（他才算得上是诗人）的一个故事。他从喀什到乌鲁木齐的长途车上，和满满一车维吾尔人同路。维吾尔人唱了一路，照例唱得疯疯癫癫。而叶没有言语，也不熟悉他们。他枯坐一路，那时的喀什路要走六天。车到乌鲁木齐，满车的维吾尔人心满意足地下车了，没有人理睬他。等到叶踉跄下了车，他抱住一棵树，号啕大哭起来。

    这个传闻使我感动不已。他能够为这样的事而哭，这是诗人的记号。

    和叶难过的一样，我的命运也仅是旁听。听见了，爱上了，心里发烫了，又无法深入，被拒之于外——那真是可怕的折磨。为了挣脱叶文福的厄运，我在喀什到乌鲁木齐的路上拼命跟上他们；我跟着大声哼曲子，喊伴唱的吆声，迅速地大致模仿哪怕一句，使劲地加入进去。他们露出了有名的微笑，不断回过头，向我瞟着鼓励的眼神。邻座的胖大嫂干脆唱一个副歌是“郎呀郎，亲爱的郎，你要找上一个好对象”的怪里怪气的知青歌来安慰我。

    后来不再那么惨。我多少学了几段，多少进入过他们的环境。在果园子里，在朋友们欢聚饮宴，在长途灼热戈壁路上。但我虽然努力加入还是停在表面，摆脱外人的遗恨是那么难。这使我不能容忍，我几乎打算撤退回头。只是，在每一次的离别之后，那快活的耳音，那亚洲腹地的气息，又挑逗一般不依不饶地追上来，又一阵阵不由分说地摩挲充灌！

    它使人迷乱，它一阵阵诱得人不由得把双肩着了魔似的渐渐端起，两脚蠢蠢地寻找节拍。它被它的环境发酵得愈加浓烈，眼神都乜斜了，嘴角闭着微笑，白杨叶子也哗哗地响着切分音。一头撞上了它，我怎么不晕眩，我只想一个劲地沉入进去，向着它红艳或漆黑的神秘洞底。

    这可是不折不扣地听音乐。由于不懂歌词，我听的是单纯的音乐，就像都会里那些古典西洋大曲的崇拜者一样。只是它可不那么大雅大器，它不需要解释，它新鲜明艳，它给人悦耳和心动的时刻，它不是“皇帝的新衣”——但是，它究竟是一种什么音乐呢？

    他们在尘土飞扬的广场上唱，在烈日炎炎的沙漠路上唱，在新娘子害羞地不抬头的婚礼上唱，肥胖的大师傅在在油烟弥漫的灶台旁唱，蒙面的穷苦女人和伤残的乞丐，在清真寺的尖塔下唱。我被它引着领略悦耳和心动，可是我哪里敢解释。

    所以在这篇随感里，前两节我能依仗经久的体验，而笔行至此，我只能大致追着直觉和感觉。我无法弥补这个缺陷了；谁叫我多少次犹豫，没有决心攻下这么美的语言。我惟有的侥幸心理是，歌毕竟是音乐而不仅是歌词；也许，歌声可以用直觉和感觉来判断？

    为了确认再次西行。而一旦再次踏进，感觉如封存后的发酵，它深沉了。它不再那么明丽，又一次在心中掀起的，是又似无形又在涌起的重重大潮。

    绝望其实往往也是希望，我最终不能容忍自己与它无缘。

    在帕米尔的高原，那年夏天可怕的暴晒就象世道，地皮被晒焦了厚厚一层，踏上去立刻升起一股白烟。听说有一个婚礼正在举行，我赶快跑了去。院落里积着一尺厚的黄土粉末。即便那样他们跳得滋味浓足。他们一个个深眉俊目，锐利的眼睛在挑着尘土的舞步中柔和了，嘴角挂着优雅的微笑。两个男子吹着鹰翅骨制成的骨笛，两个女人击着大张的皮鼓。就那样两支笛、两张鼓，他们不间断地奏出撩人的曲子，那异样的旋律不可思议。我目不转睛地听到天色昏黑，没有歌，只有单调的四件乐器里流出的魅人乐曲。

    我绝望于捕捉和记忆。那一刻我明白了，做什么都是徒劳的，此刻就只该这样与他们同在，加入这肆情流意的中亚情调。背后是近在咫尺的冰峰，在尘埃中，它若隐若现，如秘如谶，强大地吸引着渺小的我。

    一个白皙的少妇接过了手鼓。它仍然击打着那个节拍，只是一举手一侧目，明眸瞟过或淡淡一笑，都使我阵阵受伤。她简直不是此界的人物；我猜，一定在只有最古老的两大文明混合时，才会有如此的美女诞生。是哪两大文明呢，突厥和土火罗？或者是印度和波斯？谁也再不可能猜测了，只有她的鼓点伴着鹰笛的婉转，汇成世人不知但魔力无垠的音乐。舞步在凸凹的土地上轻挑慢踏，长长的睫毛在肩头上面垂下。险峭的高原也被晕染了，我被蒙裹在色彩里。这种歌，这种音乐——它是一个魔女，不留一丝残剩地，专门掠夺和俘虏人心。它又是一副甜甜的毒药，谁饮下去谁就再不得脱离。

    不能看着美逃跑。我在想办法，总会还有一些办法。

    漫长的日子里我魂不守舍，中了魔症般一次次进入秘境。哪怕在最严谨的学习中，感觉也是无法推翻的：这是一个文明林中的魔区。除了咬着牙一次次反复奔波着靠近，除了多少学几句话几首歌，除了做些微的语言急救之外，我使出了吃奶的劲，从其他方面补充。也就是说，阅读、学习、考古、旅途，反正追着它，不舍弃。我读着，听着，一点一点地了解着它。渐渐地我的视野不再那么朦胧，音乐开始显现一点轮廓。

    它不是一道支流，它是一个枢纽或者核心。这和亘古的、我熟识的那种牧民的长啸不同。绿洲像串起的文明珍珠，这里本身就是一个发达的文明中心。远古的伊兰人（这个概念准确么，反正是一种印欧人）、粟特人在这里大规模活动过，虽然在史料上无声无息。

    后来突厥南下的浪头重重滚来，突厥化使得牧人的长调得到了质变。直到蒙古铁蹄激起的狼烟散尽以后，西方和东方在一个扭结上再生了。

    很久以后的突兀一天，人们才猛醒般悟到，伊斯兰是新文明响亮的名字。所有古伊斯兰的、土火罗的、印度的、突厥的和回鹘、阿拉伯的和波斯的一切，都响起了魅力十足的鲜艳旋律。当知道了这些以后再转过眼睛：它正如醉如痴地唱着，它和它更富魔力的音乐形象遥遥微笑着，望着目瞪口呆的我。

    第一次，这回是我独自笑了。因为恰巧我新配了一把钥匙。

    秋天，秘密地带着我的钥匙，我又一次奔向沙漠南缘，奔向我已经对它刮目相看的喀什葛儿和叶儿羌。

    英吉沙古城的这个夏天依然酷热。白杨树和葡萄架的叶子在肆虐的日晒下，已经不再绿闪闪地抖擞。夹道的馕坑铺子，沙哑的歌声琴响，这情调任世道变迁不改底色。女人长裙，男子花帽，满街都是神秘异域的眼神。眼中是熟悉的中亚小城风景。心里示翻卷的波澜。渺小的我，终于在一群维吾尔人中间，被他们紧握着，簇拥着，走过他们的风情街道，走进他们的干净庭院。二十年后，终于有了一个改变。在那个炎热的正午，我获得了和“它”关系的改变。

    我也许已经累得衰老，但我怀着的，还是那年喀什路上的那颗心。那年我不会一句，而今天——我掌握了几个关键词。

    我跟着节拍，踏上了维吾尔人的、圆圈般的打伊尔。如今我们用音乐和舞步，来畅谈我们心中的迪尼。依着门框的女人和那年帕米尔见到的一样漂亮。她惊异这个东干，居然流畅地和男人们一道唱着即克尔。一个穿袷袢的人居然当场进入了费那，他的脸颊上流下了幸福的泪水。

    上述词语的注解是多余的。一切都只不过是气氛中的因子。重要的是终于有了我们的话语。当然，其实语言也是次要的，充溢一切的是音乐。

    望着这情景我不由笑了。忽然我想到了叶，若是坚持下来他也会笑的。胖胖的母亲满面笑容，忙着在桌单的上面换上更多的食物。那个粗壮的汉子则着急地准备给客人的礼物，我已经看见了英吉沙特产的镶嵌刀子。四壁的挂毯图案酷似波斯，也像音乐一样难以捉摸。放下刚喝了半碗的奶茶，顾不上吃一颗晶莹的葡萄。打伊尔上，人们已经开始旋转。

    那是人一生中难得几次的、短暂的点悟时刻。因为我不仅见识了传奇中听说已久的舞蹈祈念；还结识了第一个apiz。只有这个词需要解释一下：维语中需要阿拉伯语汇借词时，通常省略词首的送气音h。所以，apiz（阿皮兹），就是阿语中的harfiz。解释它很复杂；在这里，它指专司伴唱的苏菲世界的歌手。

    他是一个绿衣的中年男人，眼睛里含着忧郁。他总是叹息般地望着我，一件暗绿的长衫上绣有绿丝线的花纹，对扣的襟口也缝着银绿的花边。看来，他在激动的时候不外现，神色严肃。不像比比皆是的巴扎摊和饭铺子歌手，不是那种粗鲁的莫合烟嗓子，他有着一副颤抖的、圆润的职业歌喉。

    歌声如怨如诉，踏着使人摇晃的节拍。正是这个调子，你使我痴迷了半生。现在你正为我响起，阿皮兹就站在我的身旁，从他那儿，歌声流水般不住地汩汩淌入打伊尔。都陶醉了，但阿皮兹没有一刻间歇，他边唱边轻轻地摇着头，象是体会着自己的歌唱。我尽心地投入陶醉，随着拍子在在圈子上旋转。我要抓住难逢的机会，和我尊重的他们一共度良辰。微醺之中，我勉强地分出一念确认着葡萄、馕，还有和田壁毯，我提醒自己说：记住幸福。

    如今问题就有趣了，究竟是这片世界的音乐底色，使得统一它的信仰沾染了浓重的音乐味道呢；还是信仰输入时也一路送来了音乐？是阿拉伯、波斯，还有印度都溶成一道道源流灌溉了这片古老的绿洲呢，还是这秘境的风土使得伊斯兰唱起了丰饶快乐的歌？

    追究也许可有可无，总之此刻他们是浑然一体。它们早就再也难分难辨，宛如一首歌中的曲和词，一种歌中的情调和内容。阿皮兹，如果远息的古文化里没有它，那么它随着强劲的文明之风吹来时被催生了。如果它本初就是生活中的水，那么它已经被兑上洁白的乳和香醇的酒了。重要的是阿皮兹的存在，还有他胸中无穷无尽的歌。

    走下打伊尔的时候，我们已经成了朋友。刚才哭了的男子久久拉着我的手，难受地说“难道胡大真的要我们马上分开么”。领袖般的老者翘首朝着天空，自语着感谢上苍。只有阿皮兹没有表达，他抚抚青绿的长衫，默默地目送着我，他已经在咏歌时表达过了。

    那一天，绿洲的暮色从来没有那么温柔。高空的白杨长梢，在沉重地摇来拽去。我只能离开；推辞水珠滚动的大串葡萄，推辞满是金黄的粘稠汁液无花果。我实践着又一次的离别，就像我经常非要离开美好的时候一样。我甚至没有顾上伤感；因为对我来说，阿皮兹——的发现席卷了并充斥了我的心。

    我紧紧抓着他。淡绿的绣花袖口，遮住了我们紧握的手。舍不得，我想着。抬头望去，毒日头还在骄横地施虐。还是不要久留吧，我做出了决定。阿皮兹不眨眼地注视着我，象是在审视我追求真知的程度。我觉得他的双眼那么美，那么深陷的眸子，就像深藏的夜星。

    也许，传说中的木卡姆，喧嚣中的木卡姆，其实就是缘于阿皮兹的苏菲之歌？我想着，又觉察到自己的不安分。但是我更判断着学术和逻辑，是不安分么？我突然心花怒放，我笑了，一边把阿皮兹的手握得更紧。

    最后的感觉，是欣慰呢还是难过？你在为无法更深入而难过的同时，也在最后辩出了它的本相。最后的时光我默默无语。你也许是一个失败者，但你毕竟向往过、甚至两脚尘沙地探寻过——所谓天籁。不必强求做到更多了，我想，你已经耗尽了一生，不该奢望过度。不仅如此，当失助的文明被歧视和欺侮时，你留下了你的判断与正义的辩解。你已经成为了一个美好绝唱的、哪怕是蹩脚的介绍者。那么，在剩下的时间里，你不妨悠闲地走走，做一个享受者和欣赏者吧。

    怀着这样的心情，我常在古迹上散步。

    在近郊，在仅仅隔了一步就和都市离开的冷清野地里，矗立着泥涂表面的迪尼麻扎。

    我走近时，看见那里独自跪着一个农民，破旧褐衫的枯瘦老人。他拨弄着一小堆点燃的枯树枝，把手指直接插进火堆里。篝火很小，不过是熄了又亮的，一小簇枯树枝架起的火苗。褐布的袷袢和土地混为一色。他的靴子满粘着红褐的泥巴。他痴痴凝视着微弱的轻烟，漫声哼着一些句子。那身四郊最普通的褐色袷袢和也晒成了土褐色的圆帽，与几天前结交的、洁净绿衣的阿皮兹恰好成了一对。而歌声却一模一样；他独自地低唱着，若有所思地摇着肩头。他不时把手伸进火苗拨着枯枝，好像火苗一点也不灼手。

    我在寂静的空旷中走近。间或他浊重地咳嗽，他的曲调时有时无。但是声音慢慢散开，原野如同被点化着，浮现了情调。我那时靠得很紧，听着那些滑落的音节和沙哑的喘息，远处的暮霭一层层次第苍凉了。我要溶入，我捧起了双手。我摹仿着，追随着空中的旋律，开口吟唱起来。开了头，当吟到《阿叶提·库勒西》时，褐衣的老人礼貌地对我欠起了身。

    他浊哑地问道：

    Siz…Diniuxunma？

    （您是……为了迪尼吗？）

    Man…birApizboldem.

    （我是……一个阿皮兹。）

    我轻声地回答。

    剩下的傍晚时光，都是音乐的低诉。无论一身土褐散漫坐着的维吾尔老农，还是满脚尘沙的我。我们各自吟叹，时间就在身边流过，旷野里只有我和他。我抬起头来，看见喀什噶尔大地上，荡漾着暮霭的黄色。

    我觉察到了难以言说的和谐。我信服了，人间的音乐，确实起源于神授。我记忆着心灵的洗涤，记忆着这个永恒的边缘。我紧靠着它，它温暖着我，一直到黑蓝晶莹的夜幕完全垂落。

    ***

    我迷恋着各种异族的音乐，心里却想着母语和故土。从远古的礼乐时代开始，其实我双脚踏着的这块土地，也是一个音乐的源头。只是旋律随时间而僵硬，和声之律变成了铁序。不知为了什么，气质和真情一丝丝被排斥，鼓乐衍化成了统治的礼教，音乐可哀地异化了。

    只剩下边缘死角。只剩下贫瘠不毛的旱渴之地，还残存着几丝炽热和苦涩，还缭绕着一响扰人的呼叫。

    当植被和绿色都破坏净尽，当世界已是一派荒漠的黄色，人的心事更重了。年复一年，我徘徊在黄土的塬坪峡谷之间，寻寻觅觅，山东山西地找着新的《三十里铺》，高山空谷地听着《花儿》和《少年》。但是，封建主义是一个无处不在的主宰；他使人呐喊着又要矜持，渴盼之中又要规矩。它总使每一股鲜活的情感，都依附在另一股强大的束缚之上。

    于是我便步不可收，急剧地滑下了深渊。忆起来如同前世的定然，三十年过去了，留下脚印般的履历。在漫野的美声魅惑中，我如中魔症，如被夺魂，离官俸利益、大势时潮步步远了。猛然觉醒时，才发现自己像是初次做人，刚刚尝到一点人性的滋味。

    有一些纠缠我半生的命题，诸如木卡姆与苏菲的关系，诸如不同语言的乐感、它们与曲调的承载谐调……，要承认自己已经很难深入了。不用说更使我倾心的那个题目——关于那个覆盖着广袤欧亚内大陆的音乐之海，究竟是从印度起源还是从波斯起源——不，已经不是此生可以穷究的领域了。

    但是更多的依然是满足的感觉。因为我毕竟听见了，我没有完全坠入失聪，这是一件使我悄悄喜悦的事。

    怀着感激，我不断地学习，一次次踏上长旅。我和深爱的人们时散时聚，分享和分忧着文学和生计。流年之中，我总是听见耳际充斥着一脉歌声；是的，就是它，是它在陪伴着我，生息度世。

    1998.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