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没想谈，我以为您——”

    “是，我写过诗。”所长的嗓音像他的沙眼一样。

    所长的水杯干了，要喝水，下地有点费劲，我赶快起身拿起热水瓶给所长倒上。所长喝一种很香的茶，几乎有种芳香烃的味道，以致我觉得也有点渴了。所长给了我一些项目说明书，介绍了所里正在开展的一些项目，我看到有入户储蓄调查，市场分析问卷，这些都太专业，所长自己就先否了，最后推荐我去《北京餐饮指南》项目组。

    我大致听明白了，《指南》看上去是一个权威机构的餐饮市场调查，实际上是编纂一本收费的工具书，也就是书业广告。社会调查所的调查员以市场调查为切入点，到北京各个餐馆调查经营状况，收集经营理念，汇编成册，刊登地址电话，法人介绍，经营特色，凡收入《指南》的餐馆按字或页收费，少则五百元，多者不限。调查员每拉到一家餐馆，按10%比例提成。

    “这个策划非常好，北京有不少于十万家餐饮，市场非常大，这事对你应该没什么难的，就是辛苦点，得去一家一家跑，但是收益也大，拉一家餐馆你就至少能挣五十元，两家就是一百元，你要是”

    所长算了一笔帐，沙眼慢慢充血，变得猩红。

    “没有别的吗？”

    “你还想干什么？你说你能干什么？”

    接受这份工作差不多是在过了一个多月之后，第一个星期忘得一干二净，然后想了三个星期，慢慢的说服了自己。这以后我认为人没有什么不能适应的，人什么都能适应。这一天在街上的标牌证件制做部订制了工作证，加急，我希望快点，结果当天就做好了。回所里盖章，还是钢印，字迹清晰，挺正规的。我挑了最好的皮质，深棕色的，是我想象中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某个所的工作证模样，事实最初我认为它们还真的有某种关系，我相信别人也会这么想。又印了最便宜的名片，在项目经理与调查员之间犹豫再三，最后我选择了后者。工作证名片这两项花去了我九十多块钱，心挺疼的，不过我还是挺高兴的，毕竟我碰到谁都可以说有工作了，而且是在中国社会商务调查所工作，听上去层次还可以，一点也不比编辑记者差，甚至更具有种高高在上的学术色彩，只是“商务”二字不太喜欢。

    交了三百元押金。这是我一直最不能接受的。没有工资我想通了，跑餐馆我也想通了，还要交押金真是想不通，这辈子我是不会对别人说这件事的。所长把我领到《指南》项目部，交待了两句就走了。项目经理是个胖子，懒洋洋的，给了我项目说明书，调查表，合同单，没说两句话就开始打电话。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我只能插空问些问题，最后实在忍不住了，就大声问：我在哪个办公室办公？办公桌在哪儿？经理举着电话愣了片刻，一歪头嘟囔了一句什么，我没听太清，可能是傻X。

    经理放下电话，一本正经对我说：“这房子是我租的，你是不是也想租间房子？”我不明白经理的意思，就问：“那我的东西放在哪儿？”经理“操”了一声，笑了，大声说：“我这儿有五十多个业务员，都来我这儿办公我预备得起吗？你在家办公，来结帐就是了！行了，行了，我忙着呢，你还有问题吗？”

    我愣愣地看着经理，经理一边拨电话一边对我说，“我没时间跟你废话，你找所长去吧，让他给你办公桌，喂，喂，我，王小京！你他妈那儿怎么样了？什么？我操你大爷！我怎么跟你丫说的，你丫怎么能说实话！完了完了，全完了，回头我剥你他丫的皮！”

    电话挂上了，非常响亮。那时我已走出房间但是没离开房门，留了一道门缝儿向里看，经理就算看见我把电话扔过来也不可能砸到我。我无处可去，站在过道里，四周都是打电话的声音，板房不隔音，吵得像电话局。我想继续听经理打电话，我想或许能听到什么对我有所帮助，我想知道更多情况。比如别人是怎样成功的，经理有什么秘密，我觉得经理在向我封锁一些我应该知道的东西。可能是我的影子投在磨砂玻璃上，我正聚睛会神听着，突然听到里面怒吼一声，同时什么东西摔过来，当的一声砸在门上，我立刻逃之夭夭。

    没地方可去，只好去了接待室。坐了良久，不断有来来往往的人，甚至不少外地人，有民工模样的人，有冻得通红的乡村女孩，都带着被窝卷儿和鼓鼓囊囊的大编织袋。有人向接待小姐出示证件，材料，很激动，大声说话，居然也有当过记者的，显然是没人介绍自己找来。我习惯地带了茶，玻璃丝水杯。我以为还像过去一样，先泡上一杯茶，看会儿报纸，然后慢慢进入工作状态。我什么都接受了，可是无论如何应该给我个办公桌让我有一个上班的样子呀？上班怎么也得先喝杯茶吧？否则怎么算上班呢？我固执地拿出杯子，把皮包放椅子上，穿过人丛，向接待小姐要开水。小姐还认得我，看过我的条子，百忙之中给我倒开水，微笑服务，让我感到某种特别的温暖。我端着热水，回到角落的椅子，放进茶叶。水不太开，但叶片还是慢慢地张开，一个个沉落，像夜晚的睡眠。

    不知何时外面下雪了。雪花飘舞，雪落无声，雪给院子里的汽车残骸穿上了单薄的衣裳。院子只有一行杂踏脚印，十分寂静。自行车上一层薄雪花，我扫也没扫就骑上了车。雪花落在脸上像一种抚摸，很快覆盖了头发，眉毛，以至视线。我喜欢雪。餐馆不断在雪野中闪过，我对自己说，不，今天不，我承认从今天起我与餐馆有了某种关系，与雪中招揽生意的姑娘有了关系，但是今天不，今天我不关心餐馆，不关心人类。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

    姐姐，我今夜只有戈壁

    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

    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

    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

    除了那些路过的和居住的

    今夜青稞只属于她自己

    一切都在生长

    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空空

    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

    我的作者海子走在铁路上，火车来了，他吃下最后两瓣桔子，然后静静躺在铁轨上等待火四。火车来了，我的作者海子被切为两半，切成两半的海子人很干净，据说血流得都不多，两片桔子瓣从胃里流出来，还没有消化。我没参加葬礼，但还是听说了海子去餐馆的故事。一次海子去了昌平一家餐馆，身无分文，海子对老板说他想要朗诵一首诗换一杯啤酒，老板说，可以给你啤酒，但是不能朗诵诗。人们都说那个老板不懂诗，我觉得不是这样。我觉得如果不懂诗或许会允许朗诵。

    到了万寿路口，餐馆多起来，雪中女孩们摇着手巾，好像扑打雪花，显然已经站很久了，差不多站成了白色。我下了车，我想我总要吃饭，嗯，这是个很的理由。但是今天我不关心餐馆，我只有美丽的雪花。我被冰凉的女孩牵进餐馆，在屋里跺脚，掸落身上的雪。女孩帮我掸，叫我大哥，是个东北妹妹。餐馆冷清，没一个人。

    要了一碟泡菜，一瓶啤酒，一碗面，女孩说，大冷天喝点白酒吧。我没说话。我没打算喝酒，也不会喝酒，但还是要了。我认为我是为海子喝一杯，但后来才发现并不是，至少不完全是。事实是我希望有一种酒力，一种试探，今天我不想餐馆，可是我已来到餐馆。女孩给我倒酒，一口一个大哥。我喝了一口啤酒，透心的凉，又喝了一大口，感觉有点像低温超导，骨头缝儿咝咝冒凉气，几乎可以发电了。不过很快脑袋开始松动，好像听见冰层下的流水声。我不知女孩是否识字，现在应该都识些字，乡村女孩也都上学，那么要不要把《指南》给她看看？

    喝酒。喝得很急。为了海子。为了《指南》。不，今天我不关心餐馆，今天我只想你！我狼吞虎咽，吃得飞快，泡菜面条全部吃光，一点都不剩。我决定了，不，今天不！

    小姐，买单！我听见我大声说。

    要了我十一块钱，让我感到愤怒：你干什么来了！

    大哥您慢走，下次还来俺家。啥，大哥，您说啥

    我还是嗫嚅地说了句什么，但逃离了餐馆。

    酒不能增添我任何勇气，相反使我越发慌张，倒是外面的大雪让我清醒了许多，好像大雪在问我：你到底怕什么呢？

    怕什么？不知道，张不开口。

    可是你已经花了十一块钱就这么离开了？你还办了工作证，印了名片，交了押金，这些都为了啥？这场雪是天赐良机，餐馆门可罗雀，你有什么张不开口的？你还在报纸干过，还是记者，连采访提问都不会了？你不是还带着记者证吗？你是记者不是拉广告的，难道你不能先采访一下吗？笨死了，你这人就次饿死!

    另一家餐馆。另一个雪中的小姐。我坐下，小姐向我推荐水煮鱼，麻辣烫，烤羊腿，我出示了记者证。非常从容。我过去曾跑过一年采访，后来才到了副刊部，还记得记者是怎么回事，比如说无冕之王，任何时候都具有提问甚至盘问的权力，特别是日报晚报记者。到哪儿都不亚天警察。

    一切都理所当然，非常顺利，老板被请出来。一个非常胖大的家伙，眼光不善。显然见过世面，北京口音，油腔滑调，看了看我的记者证，有点不屑地问我采访什么。我模仿着日报记者的口气，说现在餐饮营不景气，我们想推一下，请一些业内人士谈谈，找出对策。我是善意的。老板叹了口气，显然听进去了，招呼服务员上茶，掏出烟来，自己点上，然后把烟推给我。老板向我提起一个人，问我认识不认识，他说记不清是哪个报的，找了一会名片没找到，并不十分熟悉新闻界，显然以为是记者就都是一家的，同时也表明见过记者。

    茶端上来，老板问我吃过饭没有，要不要炒两个菜，只是适度的客气，并不认真。我说刚在那边吃过了，聊了半天，意在那边刚请完我，我为自己如此表现感到惊讶。记者角色是多么好，撒谎成为习惯，自己都不知道，张口就说。我几乎换了一个人，或者穿上了什么衣裳。那是过去的我，曾经的我，不论到哪都有接待，都待为上宾。让我没想到是有一天我会冒充自己，表演自己，现在我对过去是多么的一往情深，我爱那份报纸，哪怕是在地下室办公。

    老板毕竟是北京人，见多识广，差不多有点儿流气地说：“你也甭报道我，不过我可以跟你说说。”老板长长吐了口烟，喷到我脸上：“你问我经营状况，我告诉你，我这气儿正不打一处来呢！我去年三月开的这饭馆，这不快一年了，也赶上我倒霉，你说没事我开什么饭馆，钱都扔进来了，赶上兵荒马乱，枪子乱飞，就这一年我赔大了。现在谁有心思吃饭，都他妈家呆着，谁出来呀！从早到晚我就这儿盯着，根本不上人，一天的流水有时不到五十块钱你信吗？不信你看看，这都什么点儿了，有人吗？到现在就来了你这么一位，还是记者，我操！我说话你别不爱听，你们记者整天胡吹八扯，人五人六，你们也是一害知道吗？我没说你呵，你还不错，没让我招待饭吃。你说什么？我想办法？我没少想办法！优惠、打折、降价、啤酒免费，什么招儿没使过，我全使了，宫爆鸡丁我卖五块钱，赔着卖，嘿，就是不上人！怎么弄都不行，你不能上街拉去拽去吧？我跟你说还真有这样的，还不少呢！你瞧瞧那街上，哪家不急！”

    我始终点头，表示同情，见老板说的差不多了，就开始往宣传上引。我建议老板想点其它办法，我说大家都想一种招就都没用。我东绕西绕，竟然无师自通地谈起品牌效应，谈到越是不景气越是机会，一旦情况转好，名声在外人就都到你这来了。我那天简直是超水平发挥，是我一生最有智慧的一天，只最后谈到《北京餐馆指南》才稍稍有一点口吃，而且一下脸红了，结果功亏一篑。现在我回想起来，那天老板真是狡猾，当时并没表示出疑心，而是藏着，引蛇出洞。我觉得不太妙，迟疑了一下，还是把材料拿了出来递给了老板。

    老板接过《指南》宣传单看了一会，很内行地问：

    “要收费吧？”

    我的心几乎跳出来，承认了，但竟没说出话来，十分羞涩，好像处女第一次接客。

    “你到我这儿干什么来了？你说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