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宁有点像《东游记》里的上仙吕洞宾。

    我猜想我的读者中看过这部电视连续剧的人不多，也许一个都没有。

    《东游记》是一部由大陆、台湾、新加坡三地演员联手的神怪片，说的是八仙归位大战妖怪的故事，除了八仙，还有孙悟空、二郎神、太上老君、王母娘娘、玉皇大帝、观音、如来佛，又有东海龙王，又有阎王，又有大小妖怪，人参精、椿树精、穿山甲，还有韩愈（他是韩湘子的叔叔），真是人神鬼妖动物植物样样齐全，一飞飞到天庭，一下下到地府，还有使人灰飞烟灭的天地之极，东海里的深海龙宫，这边刚刚历尽磨难成了仙（也有人成仙比较容易，如蓝采和，因他前世帮过孙悟空的忙，孙悟空送他五百年功力他就成了仙，韩湘子则最难，经历了七七四十九天的五雷轰顶，又被一万个鬼咬死，死后才转世成了韩湘子），那边却又中了血咒，血咒好不容易解掉了，却被吸到了众仙身上，中了血咒的神仙毛病百出，帮着妖魔打自己人，又有千年情劫，三角恋爱，真是热闹非凡，完全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神怪文化的浓缩。

    不料到了结尾竟出来一个川端康成式的画面，穿山甲（这时他的功力已到了顶级，只有如来佛能处死他）冒死上天去救何仙姑，结果何还是不爱他，穿山甲用一只尖镙旋纹的铁器（铁器里曾经装着他的灵魂）自刺身亡，在他消失的地方出现了一只黑黄相间的布质华盖，依依飘动，跟随着美人何仙姑，场面优美缓慢，凄艳哀绝，令人心碎。

    这一画面使我爱上了《东游记》。

    以我的教育和天性，我对打斗言情神怪深恶痛绝，一见刀飞棒打我就头晕，会在一秒钟之内换台，但我的女儿却喜欢。

    （这除了说明她比我更有生命活力之外，我怀疑是我的一次疏忽造成的。有一次报社分给我两张电影票，放映地点是中山公园音乐堂。当时正是春天，我的女儿一岁半，我觉得正好可以带她到中山公园看玉兰花，当我们把玉兰花瓣拾满两个口袋之后就到音乐堂去。上映的却是香港武打片，本来我马上就要退出，但我的女儿却瞪大着眼睛，脸上露出惊奇的神情。只好让她看了几分钟，从此不管何时何地，只要一提起电影，我女儿就抢着说：我知道，电影就是很多叔叔阿姨打架。

    这种误解延续至今。）

    《东游记》在北京电视台的红星剧场播出，每天晚上从七点半播到九点半，而我的女儿每晚八点半必须上床睡觉，她临睡前总是一再叮嘱我，一定要替她看《东游记》，第二天讲给她听，不然她就不睡觉。

    于是每天晚上八点半到九点半之间，我就老实坐在电视机跟前看这部神怪片，以便第二天回答"小人参精被谁吃掉的？""定山神针偷到没有？""何仙姑的灵魂从宝剑里出来了吗？"一类的问题。

    我发现这里面有无限广阔的空间，能够开拓我女儿的想象力。我对我女儿今后的希望比较笼统，就是做一个健康快乐的人，如此看来，以神怪片作底，方向是正确的，日后她即使只能扫大街，与神仙同在，也会另有一番我们看不见的瑰丽。

    现在《东游记》已经播完，我心里若有所失，但我昨天惊喜地发现，北京三台又在重播，时间变成了十点半到十二点半，我像一个吸毒上瘾的人一样，按耐不住，到时间又看上了。

    但我怀疑自己不是要开拓想象空间，而是看上了吕洞宾。吕本是天上的东华真人，为了引导八仙归位，扫除妖魔，自愿下凡转世为吕洞宾，他在凡间重新修炼成仙，经历了千年情劫，最后终成正果。天上有一个牡丹仙子，是王母娘娘手下的一个小仙，专司看管蟠桃园，蟠桃三千年才能熟，熟了才能开一次蟠桃大会。牡丹仙子实在是太寂寞了，寂寞思凡，爱上了吕洞宾，为吕偷出定山神针，结果被打下凡间，三世为娼。

    《东游记》里有不少这两人的离离合合，恩恩怨怨，吕洞宾作为男一号，总是在各种关键时刻飞来飞去，哪里有坏事就有他，哪里有好事也有他，他白衣飘飘，一身长袍雪白宽大，一头长发垂到腰，真是英俊飘逸。

    我喜欢电影里的男主角的时候很少，除了《乱世佳人》里的白瑞德，我一时还想不起来有谁。总之在深夜里观看吕洞宾这件事使我感到有些奇怪，最后我才明白，他跟我多年前的某一位男友有几分相像。

    这个男友就是泽宁。

    泽宁像神怪片里的人物那样白光一闪就出现在了我的眼前，但他没有齐腰长发，如果有，他就是一个疯子。

    当时他理的是寸头，风格上有点冷硬，不像一个搞艺术的人。八十年代的美术界青年不是剃光头就是披肩长发，而且统统穿黑色Ｔ恤，到中央美院一看，完全是一个光头黑衣党的世界，每个人长的都是一个样，不是十胞胎就是九胞胎，毫无个性，只有出了大门，他们才能从黑衣制服里复活，在头顶上闪出一点明晃晃的个性来。

    泽宁没有上过正规的美院，只上过师范学院的艺术系，听起来真是要多土就有多土，但他却经常口出狂言，认为北京最土，是一个大农村，全国的城市里只有上海勉强算一个城市，广西人比较喜欢说香港，他就说香港不过是一个自由市场，杂货铺。不过这些话都是在我们很熟之后说的。

    这些话使我感到一个人对世界的敌意。

    但我当时并不这样认为，反倒觉得此人甚有趣。

    那次集体去广州看苏联电影回顾展，坐大巴来回折腾，时间漫长，路途遥远，我一心盼望出现一个有趣的人，结果泽宁就出现了。泽宁是厂里的美工，虽是美工，却不积极争取上戏进组，反倒喜欢写影评，尤其擅长批判，无论是欧美片还是台港片，经他一评，立即就五马分尸，体无完肤。

    据说他也写小说，但从未发过。从广州回来后，他积极要求调进文学部，我们此后便成为了同事。

    有关王泽宁，我觉得还是要从头说起。

    某一日，在广州黄花岗住地，吃过了早饭，我们几人七零八落地走在冬青树的甬道上（该住地有点像宾馆，吃饭分好几号餐厅），泽宁问我：林蛛蛛，今天你去哪？我说：去看潘玉良画展。泽宁说：一块去吧。我说：好！

    当时我还不知道泽宁是否有趣，这一点对我比较重要，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不甚有趣的人，再跟一个不好玩的人呆着，肯定就会连连打呵欠。

    但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认路比有趣更重要，我有一个屡教不改的毛病，就是永远不认路。因此，一听泽宁说跟我一块去看画展，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下不用发愁认路了！

    （在南宁的时候，我常常到文化大院去，结果有一次竟在院子里迷了路，急出满头大汗还转不出来。到了北京，住在东四十条，到雍和宫旁边的戏楼胡同上班，骑车最多只需二十分钟，但每次只能走北新桥的街道，如果有一次走了胡同，一定就会在胡同里迷上四五十分钟，然后出现在东直门大街上，看过门牌号码，确认是东直门大街之后，才能找到雍和宫，已经试了两三遍，每次都是这样。）

    我的脸上绽开了欢欣的笑容，就像一朵盛开的鸡蛋花，既纯洁又由衷。

    我们到了中山四路，一看休馆，就决定就近去广州图书馆看我的大学同学，大学同学还在等签证去法国里昂，等得愁眉苦脸的。看过了同学出来，我掏出了地图，决定去六榕寺和光孝寺。

    光孝寺里很安静。

    我想起一个新近成为佛教徒的朋友说过的话，他说：佛教是所有宗教里最高级的，现代派根本不行（八十年代青年不论谈什么都要扯上现代派）。我觉得这个话题比较有趣，就问泽宁：佛教高级还是基督教高级？问过之后我又感到有点抱歉，觉得这样的问题实在是为难了本厂的美工，有点过份。

    不料泽宁却是水来土挡，不加思考就说出了一套又一套的，让我觉得他特别有道理。

    接着他就说起了《圣经》，他两岁的时候曾经背圣经得过奖，当时是在上海。他五岁时全家才从上海迁到广西，他父亲曾经留学德国，是心脑血管专家，母亲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他曾祖父的岳父是中国第一代传教士。

    我觉得这些东西甚奇怪，像一些看不见的饰物，挂在了泽宁的前胸后背，东闪一下，西又闪一下，使泽宁看起来像稀有动物一样新奇。

    他真的像稀有动物，只有在上海这样殖民化了的城市才会产生，两岁就背《圣经》得奖，在广西打死也找不出第二个，在全国也不会有很多，最大胆的估计也不会奖一百个，全国的大熊猫还有三千余只，可见泽宁比大熊猫珍贵多了。

    在后来我跟他谈恋爱的时候，我更多地把他当成一部百科全书。

    在八十年代我崇尚知识，对动物缺乏兴趣，泽宁正好就是那种从小就看了很多书，对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知道了皮毛的人。

    最令我吃惊的是当我告诉他我五岁就自慰的时候，他眼都不眨接口就说：我明白，那你是某某快感型的（某某快感是一科学用语，但它涉及了人体的隐秘部位，会让一些人看了受刺激，故以某某取代）。他又说：除了某某快感型还有某某快感型，幼年期自慰的比率是多少万分之多少（现在我完全记不住了）。

    这种从容的态度和精确的数字完全镇住了我，在我各个阶段的男友中，此前和此后，从未有任何一个人达到如此通透的程度，大多数人大吃一惊，感到不可思议不相信是真的，以为只是我的虚构。少数人则将信将疑。

    第一次发生在深夜。

    在深夜里我总是盼望有意外的事情发生，像戏剧一样冲突，又像戏剧一样发展。

    一切如愿以偿，雨水从天上落下，花朵张开了花瓣。

    某日晚上十二点，我们从明园酒吧喝了鲜桃汁出来，四周悄无声息，泽宁陪我一路骑车回图书馆宿舍（当时我尚未搬到电影厂招待所），明晃晃的月亮一路悬在我们的头顶，所以到了楼道就像到了地洞，一片漆黑。

    我们像猫一样在黑暗中走上了四楼。

    同住一个套间的学日语的女孩已经关门睡下，图书馆向来有早睡早起的好风气。此时已经是万物沉睡，我觉得开灯就像扔炸弹一样惊天动地。我把窗帘拉得大大的，让满窗的月光漏进屋。

    月光浓稠，质地优良。

    我让泽宁坐在我的藤椅上，我坐在床沿上，我的脸对着窗口，月光和阴影在我脸上交替浮动，泽宁的脸则是一团深灰，在深灰之中又有两粒黑亮，那是他的眼睛。此外他脸上是什么表情则完全看不见。

    在阴影中深灰说：蛛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