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离开前的最后一天刘国标才赶回，他到县二招接我，开着一辆黑色的奥迪，新的，锃亮，很有些牛气。

    刘国标开车七拐八拐，到了一条没有路灯的小路，看上去很偏。这是什么地方呢？车在上坡，路很小，没有任何标识。但我心里一动，脱口而出问：是不是旧县委会？

    是的呢。这个旧县委会，是我童年时代最感辽阔的地方，它有半个南流镇那么大，里面有县幼儿园，有好几片很大的树林，树林深处有几棵特别粗特别高大的杨梅树，有无数幢小楼，白色的房子，像蘑菇一样，还有好些大楼，有大厅，县文艺队也曾在这里排练。姚红果姚红旗她们，曾经住在其中的一幢小楼里。还有白小玲，高二的时候转学到我们班的女生，她爸爸是县武装部部长，也住这里，我们去过她家，我在她父亲的书架上翻到一本《红楼梦人物论》，翻到其中的一篇，是《晴雯论》，心里震惊，大开眼界。

    但这些，只是县委会带给我的过眼云烟的事物，偶尔想到，很快就会忘记。县委会，对我来说它不是县委会，无论它有多么辽阔，它始终就是一座幼儿园，以及树林深处那些高大的杨梅树。

    一座幼儿园，粉红橘黄的墙壁，秋千、滑梯、风琴声，疯跑、尖叫，它如同一座天堂，升起在县委会那片浓密的树林之上。从滑梯上滑下来的，是吕觉悟、张冬妮、赵菊花，而我们的老师，林园长、郑老师、潘阿姨，她们就站在旁边，她们笑眯眯的，仿佛全世界都是蜜糖。幼儿园就是蜜糖做的，吕觉悟、张冬妮、赵菊花都是蜜糖做的，一个一个的小人儿，多少年想起来，都是那么不可思议，吕觉悟剃着光头，张冬妮爱笑，我爱哭，赵菊花周末经常留校。风琴声响起，风琴说：请坐好，我们大声唱答：坐好了。这是崭新的事物，激动人心，意味着科学、文明、新的秩序。在南流镇，一排小小的椅子上坐着小小的我们，我们学会了刷牙洗脸做早操，小小的漱口杯排成一排放在脸盆架上。画画唱歌搭积木，午睡，游戏，每天晚饭后吃水果，排着队去上厕所，排着队，让保育员摸额头，排着队到田野散步，手拉着手，有春游和秋游。讲卫生、守纪律、懂礼貌，这是我们一生中受到的最正规的教育。

    那个潘阿姨呢？管我们洗澡的，大家光着身子站在屋子里，她一个个拖到她跟前，想起她我身上马上就感到滑溜溜的。她最漂亮，但最凶。庞婶婶是洗衣服的，她胖胖的身影在晾衣场一闪一闪，床单如同连绵的波浪，散发出肥皂和太阳洁净的芬芳。会计室里有一个伯伯，他笑眯眯的，家长每个月都要到他那里交钱。

    我们排练的节目可真是别出心裁啊，吕觉悟扮演坦克兵，她的坦克是小圆桌子的桌面做成的，画上履带和轮子，炮筒也是硬纸板。张冬妮当炊事员，她把锅勺敲得叮当响。我和赵菊花都是侦察兵，我们假装摸黑上路，踮着脚，左手在空气中抹一把，右手也在空气中抹一把，从这头到那头，从头到尾，只有一个动作。然后，正式的演出就开始了，我们涂上了红脸蛋，像一队苹果被带到了灯光球场，那里灯火明亮，有两排一百瓦的大灯泡，无比辉煌，半个南流镇都被照亮了呢！灯光之下，有我们的家长。

    明亮的天堂就像烟花，顷刻间消散，一九六六年迎面来到，它像一个穿着斗篷的巨人，从南流镇闪身而过，很快，张冬妮、赵菊花都不见了，她们去哪里了呢？只剩下了吕觉悟。在那之后的十多年里，我和吕觉悟常常念叨这两个名字，好像她们是两种难得见到的糖果，我们把她们藏在秘密的地方，有空时偷偷舔上一舔，以便记起早已忘却的甜味。

    张冬妮消失得无影无踪，赵菊花升到小学，跟我们同一个班，但她只呆了两个月就转学走了，去的是一个叫做遵义的地方。我们还没有学会写信，赵菊花哭着对我们说，一定要写信啊！我们互相发誓，一定写信，保持联系，将来长大了，我们到遵义看她，她回南流镇看我们。一九八三年，我只身漫游大西南，火车路过遵义，广播刚一报出站名，赵菊花这个名字立即应声而起，她大概在遵义等了二十多年吧，她一定记得有一个李飘扬，一个吕觉悟，在七岁那年，三个人挥泪告别。但她在遵义的哪个角落呢？我必须超越自己的能力才能找到她。我必须，化身为一名女巫，行走在遵义城的上空，手持一枚有透视功能的放大镜，一寸一寸地搜索，这时候，赵菊花就会被我找到。她跟我一样大，都二十四岁了，说不定还结了婚，有了一个小赵菊花。火车离开遵义，头也不回，我再也找不到她了，永远也找不到。

    现在我再次想起她，我想起她以便让自己在幼儿园多停留一会儿。赵菊花是一个经常留校的人，几乎每个周末她都留校。我们在园里全托，整整一星期回不了家，我们盼呀盼，终于盼到了星期六，我们兵分几路，排着队，手拉手，由老师带着，走出县委会的大门，走过自来水厂，然后西门口、东门口、龙桥街，一个个送回家。也有的时候由家长来接，我们在教室里等着，听着故事，心不在焉。有老师在门口说，某某某小朋友，家长来接了。某某某便变成了弹簧，一弹就到了门口。在星期六，全园的孩子都成了小鸟，只有赵菊花，成为石头。

    她是飞不走的，她说，我留校，我跟老师去看电影。这使我们特别羡慕她。她经常在周末跟黄老师去看电影，黄老师是外地人，周末也不回家，所以赵菊花由她负责。黄老师牵着她的手，走过自来水厂和西门口，走到公园路的电影院，她就像赵菊花的家长。赵菊花的家长跟所有人不同，不是她爸爸妈妈，也不是外公外婆，而是她的姐姐，叫赵兰花，已经读小学五年级了。她每周周末都会来看看赵菊花，给她捎点衣服，或者吃的，有时也跟着黄老师一块去看电影。但从来不接菊花回家。她难道没有家么？她的爸爸妈妈在哪里？为什么不来看她呢？这些问题在周末会像燕子一样飞来飞去，但是没有人说出来，它们一闪而过，因为大家的爸爸妈妈已经来了。赵菊花，她生来就是留校的，生来就该周末不回家。我们这样认为。

    那该有多难挨啊！有一些孩子，他们连一个星期都挨不了呢。星期一才来，星期二就想着逃跑，星期三就开始了行动。

    孩子真是智勇双全，知道从大门是出不去的，从教室走到大门，要经过开阔的操场呢，一眼就被发现了。孩子趁着上厕所，溜到了晾衣场，晾晒的衣物一排一排的，高过了头顶，跟电影里的青纱帐差不多，孩子往里一站，谁都看不见啦。中午时分，到处静悄悄的，人人都在打瞌睡，只有一两只蜻蜓在飞，好了，是时候了，孩子从晾衣场潜出，猫着腰，经过了走廊、洗澡间、厨房，就到了后门，后门虚掩着，一碰就开了，心里狂跳着，居然就到了园外，太顺利了！园外好像漫天都是知了，每一张树叶都站着一只似的，它们叫得震天响，炸雷似的齐声说：逃跑了！逃跑了！孩子听得心惊胆战，撒腿就跑，他气喘着跑下了坡，一抬头，却看到了县委会的大门，那里的门卫是解放军，腰上还别着驳壳枪。孩子就泄了气，不再往前走，他独自在大院的草丛里逮个蚂蚱，爬到树杈上坐一坐，到晚饭时间，肚子饿了，就回去了。也有孩子，愣头愣脑走到县委会大门的，他没到门口，门卫老远就看到了，门卫笑眯眯地看着，这孩子傻头傻脑的东张张西望望就到了大门口，一到大门，孩子就成了小鸡，门卫则成了老鹰，老鹰抓起了小鸡，一路叼到幼儿园的后门。

    也有一个胆识过人的孩子，他的壮举令老师们赞叹不已，她们说，不得了，这孩子不得了，他都走到自来水厂了。天知道他是怎么通过县委会大门的，那门口门卫森严，至少有三个人，传达室里一个，传达室外面的椅子上坐着一个，门口站岗的是解放军战士。他是怎么逃跑的？声东击西么？暗渡陈仓么？他居然知道战略战术么？或者是，仅仅侥幸。没有人能回答这些问题，门卫说不清楚孩子是怎样出去的，他自己，闭口不谈。

    这个孩子就是李海军。

    老师们私下里，纷纷表示佩服说，这个李海军，将来说不定能做成大事呢！到了课堂上，老师告诫我们，小朋友们不要想着逃跑，谁都逃不出去的，连李海军，到了自来水厂还被抓回来了呢。我和吕觉悟，我们都是好孩子，好孩子是喜欢幼儿园的，幼儿园有滑梯，家里有么？粉红橘黄的墙壁，全南流镇都没有，防疫站的黑屋子，潮湿阴暗，说不定藏着一个鬼！我宁愿像赵菊花那样，周末留校，跟黄老师去看电影。但我们也是喜欢园外的世界的，我和吕觉悟，一前一后，溜进了晾衣场，晾晒的衣服拍打在我们脸上，像虚拟的海浪，一浪又一浪。

    我们一前一后，猫着腰，越过了走廊、洗澡间、厨房，就来到了后门，轻轻一碰，门开了，我们像侦察兵，机警敏捷，侧身闪过，园外的世界，哗啦一声，骤然落到了我们头上。阳光明亮，树木青葱，抬头仰望，几棵尤加利树是如此高大！知了的千军万马，原来你们就藏在这里！我们脚一蹬地，顿时飞到了空中，我们不朝大门口飞，那是傻瓜蛋干的事情，我们朝里飞，里面的树林才是我们真正的天堂。大院是如此辽阔，不飞怎么行呢。园墙后面不远处，有一小块地，我们劳动课里种下了玉米，每个人，发到了五颗玉米种子，玉米叶子已经长出来了，瘦瘦的，像全班最瘦的张冬妮。我们又贴地飞行，草地上有一些小黄花，指甲盖那么大，三角形的，多么奇异！我们蹲下来，一人摘了一把，我们认定这就是全世界我们最喜欢的花，最喜欢，也最秘密，因为谁都不知道。我们又要给它取名字，一取就取成了鸡冠花，它跟真正的鸡冠花有天壤之别。从此，世界上就有了一种鸡冠花，只有我和吕觉悟两个人知道，它是如此奇异，除了南流的旧县委会大院，我没有在别的地方看到过它。

    看过了鸡冠花，隐藏在树林深处的杨梅就开始闪烁了，像星星一样，一样小，一样闪烁，一样布满天空似的布满了巨大的树盖，那是层层叠叠绿色的天空和小小的红色的杨梅。噗的一声，掉下来一颗，真让人惊喜啊！天上的东西掉到了地上。我们仰着脖子，等着它们继续掉下来，要知道，星星同时掉下来那就是流星雨啊。风从树间奔跑而过，树叶和杨梅阵阵摇曳，树叶追着杨梅，杨梅跑着跑着又掉过头。它们只在天上跑着，并不掉下来。我们仰酸了脖子，就想到要爬树，让我们追到天上去，看不把你捉住才怪！两个傻女孩，傻站在一棵大杨梅树下，她们光着脚，提着鞋，身上沾满了土，这样的画面浓缩了我童年时光的自由与幸福。

    每次回南流我都要去看幼儿园，我要到那里去找到多年前的吕觉悟、张冬妮、赵菊花，还有林园长、郑老师、黄老师。她们都不在园里了，但幼儿园就是她们。我要特意去看看操场上的滑梯，教室里的风琴，晾衣场、厕所、洗澡间、厨房，还有院子里的苦楝树和木棉树，看到它们我就踏实了。然后，我不会忘记去看望鸡冠花，那是我和吕觉悟两个人的鸡冠花，它们仍开着指甲盖大小的黄色小花，安静地等着我。除了我，全世界就不会有人知道它们是鸡冠花了。看过了一切，就如同看到了赵菊花张冬妮，它们是我失散已久的亲朋好友。

    一九###年，一九九三年，一九九八年，还有从前的一些年份。它一次旧一点点，但是很好，一幢房子都没有拆，一排新房子都没有盖，多少年来就是这样。树也没有砍，经过几十年的时间，它们长得很高了，枝繁叶茂，高高大大，树底下也没有铺上水泥，依然有蚂蚁窝。一九九八年，我在园子里的教师宿舍看到了郑老师，她来串门，她早就退休搬走了，她站在一家的门外说话。第一眼就认了出来，我们看着对方笑，她说：飘扬啊，你来了。她又说，都三十多年啦。三十多年过去，郑老师容颜不改，她老了些，但我感到她容颜未改，她像孩子那样笑，天真、纯洁、灿烂，这是真的，我并没有夸张。幼儿园就是这样一个奇异的地方，它留存着所有人的童年，从而抵挡了时间锋利的长矛。

    郑老师从提包里拿出了她的影集让我看。她让我选，我选了一张她坐在葡萄架下的，三十多年前，另一个老师，黄老师，曾经把她的半导体收音机放在这个葡萄架下面，让我们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滴答，小喇叭现在开始广播了。她时髦的半导体，时髦的裙子，在一九六六年不知去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