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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 第七节

    在我离开前的最后一天刘国标才赶回,他到县二招接我,开着一辆黑色的奥迪,新的,锃亮,很有些牛气。

    刘国标开车七拐八拐,到了一条没有路灯的小路,看上去很偏。这是什么地方呢?车在上坡,路很小,没有任何标识。但我心里一动,脱口而出问:是不是旧县委会?

    是的呢。这个旧县委会,是我童年时代最感辽阔的地方,它有半个南流镇那么大,里面有县幼儿园,有好几片很大的树林,树林深处有几棵特别粗特别高大的杨梅树,有无数幢小楼,白色的房子,像蘑菇一样,还有好些大楼,有大厅,县文艺队也曾在这里排练。姚红果姚红旗她们,曾经住在其中的一幢小楼里。还有白小玲,高二的时候转学到我们班的女生,她爸爸是县武装部部长,也住这里,我们去过她家,我在她父亲的书架上翻到一本《红楼梦人物论》,翻到其中的一篇,是《晴雯论》,心里震惊,大开眼界。

    但这些,只是县委会带给我的过眼云烟的事物,偶尔想到,很快就会忘记。县委会,对我来说它不是县委会,无论它有多么辽阔,它始终就是一座幼儿园,以及树林深处那些高大的杨梅树。

    一座幼儿园,粉红橘黄的墙壁,秋千、滑梯、风琴声,疯跑、尖叫,它如同一座天堂,升起在县委会那片浓密的树林之上。从滑梯上滑下来的,是吕觉悟、张冬妮、赵菊花,而我们的老师,林园长、郑老师、潘阿姨,她们就站在旁边,她们笑眯眯的,仿佛全世界都是蜜糖。幼儿园就是蜜糖做的,吕觉悟、张冬妮、赵菊花都是蜜糖做的,一个一个的小人儿,多少年想起来,都是那么不可思议,吕觉悟剃着光头,张冬妮爱笑,我爱哭,赵菊花周末经常留校。风琴声响起,风琴说:请坐好,我们大声唱答:坐好了。这是崭新的事物,激动人心,意味着科学、文明、新的秩序。在南流镇,一排小小的椅子上坐着小小的我们,我们学会了刷牙洗脸做早操,小小的漱口杯排成一排放在脸盆架上。画画唱歌搭积木,午睡,游戏,每天晚饭后吃水果,排着队去上厕所,排着队,让保育员摸额头,排着队到田野散步,手拉着手,有春游和秋游。讲卫生、守纪律、懂礼貌,这是我们一生中受到的最正规的教育。

    那个潘阿姨呢?管我们洗澡的,大家光着身子站在屋子里,她一个个拖到她跟前,想起她我身上马上就感到滑溜溜的。她最漂亮,但最凶。庞婶婶是洗衣服的,她胖胖的身影在晾衣场一闪一闪,床单如同连绵的波浪,散发出肥皂和太阳洁净的芬芳。会计室里有一个伯伯,他笑眯眯的,家长每个月都要到他那里交钱。

    我们排练的节目可真是别出心裁啊,吕觉悟扮演坦克兵,她的坦克是小圆桌子的桌面做成的,画上履带和轮子,炮筒也是硬纸板。张冬妮当炊事员,她把锅勺敲得叮当响。我和赵菊花都是侦察兵,我们假装摸黑上路,踮着脚,左手在空气中抹一把,右手也在空气中抹一把,从这头到那头,从头到尾,只有一个动作。然后,正式的演出就开始了,我们涂上了红脸蛋,像一队苹果被带到了灯光球场,那里灯火明亮,有两排一百瓦的大灯泡,无比辉煌,半个南流镇都被照亮了呢!灯光之下,有我们的家长。

    明亮的天堂就像烟花,顷刻间消散,一九六六年迎面来到,它像一个穿着斗篷的巨人,从南流镇闪身而过,很快,张冬妮、赵菊花都不见了,她们去哪里了呢?只剩下了吕觉悟。在那之后的十多年里,我和吕觉悟常常念叨这两个名字,好像她们是两种难得见到的糖果,我们把她们藏在秘密的地方,有空时偷偷舔上一舔,以便记起早已忘却的甜味。

    张冬妮消失得无影无踪,赵菊花升到小学,跟我们同一个班,但她只呆了两个月就转学走了,去的是一个叫做遵义的地方。我们还没有学会写信,赵菊花哭着对我们说,一定要写信啊!我们互相发誓,一定写信,保持联系,将来长大了,我们到遵义看她,她回南流镇看我们。一九八三年,我只身漫游大西南,火车路过遵义,广播刚一报出站名,赵菊花这个名字立即应声而起,她大概在遵义等了二十多年吧,她一定记得有一个李飘扬,一个吕觉悟,在七岁那年,三个人挥泪告别。但她在遵义的哪个角落呢?我必须超越自己的能力才能找到她。我必须,化身为一名女巫,行走在遵义城的上空,手持一枚有透视功能的放大镜,一寸一寸地搜索,这时候,赵菊花就会被我找到。她跟我一样大,都二十四岁了,说不定还结了婚,有了一个小赵菊花。火车离开遵义,头也不回,我再也找不到她了,永远也找不到。

    现在我再次想起她,我想起她以便让自己在幼儿园多停留一会儿。赵菊花是一个经常留校的人,几乎每个周末她都留校。我们在园里全托,整整一星期回不了家,我们盼呀盼,终于盼到了星期六,我们兵分几路,排着队,手拉手,由老师带着,走出县委会的大门,走过自来水厂,然后西门口、东门口、龙桥街,一个个送回家。也有的时候由家长来接,我们在教室里等着,听着故事,心不在焉。有老师在门口说,某某某小朋友,家长来接了。某某某便变成了弹簧,一弹就到了门口。在星期六,全园的孩子都成了小鸟,只有赵菊花,成为石头。

    她是飞不走的,她说,我留校,我跟老师去看电影。这使我们特别羡慕她。她经常在周末跟黄老师去看电影,黄老师是外地人,周末也不回家,所以赵菊花由她负责。黄老师牵着她的手,走过自来水厂和西门口,走到公园路的电影院,她就像赵菊花的家长。赵菊花的家长跟所有人不同,不是她爸爸妈妈,也不是外公外婆,而是她的姐姐,叫赵兰花,已经读小学五年级了。她每周周末都会来看看赵菊花,给她捎点衣服,或者吃的,有时也跟着黄老师一块去看电影。但从来不接菊花回家。她难道没有家么?她的爸爸妈妈在哪里?为什么不来看她呢?这些问题在周末会像燕子一样飞来飞去,但是没有人说出来,它们一闪而过,因为大家的爸爸妈妈已经来了。赵菊花,她生来就是留校的,生来就该周末不回家。我们这样认为。

    那该有多难挨啊!有一些孩子,他们连一个星期都挨不了呢。星期一才来,星期二就想着逃跑,星期三就开始了行动。

    孩子真是智勇双全,知道从大门是出不去的,从教室走到大门,要经过开阔的操场呢,一眼就被发现了。孩子趁着上厕所,溜到了晾衣场,晾晒的衣物一排一排的,高过了头顶,跟电影里的青纱帐差不多,孩子往里一站,谁都看不见啦。中午时分,到处静悄悄的,人人都在打瞌睡,只有一两只蜻蜓在飞,好了,是时候了,孩子从晾衣场潜出,猫着腰,经过了走廊、洗澡间、厨房,就到了后门,后门虚掩着,一碰就开了,心里狂跳着,居然就到了园外,太顺利了!园外好像漫天都是知了,每一张树叶都站着一只似的,它们叫得震天响,炸雷似的齐声说:逃跑了!逃跑了!孩子听得心惊胆战,撒腿就跑,他气喘着跑下了坡,一抬头,却看到了县委会的大门,那里的门卫是解放军,腰上还别着驳壳枪。孩子就泄了气,不再往前走,他独自在大院的草丛里逮个蚂蚱,爬到树杈上坐一坐,到晚饭时间,肚子饿了,就回去了。也有孩子,愣头愣脑走到县委会大门的,他没到门口,门卫老远就看到了,门卫笑眯眯地看着,这孩子傻头傻脑的东张张西望望就到了大门口,一到大门,孩子就成了小鸡,门卫则成了老鹰,老鹰抓起了小鸡,一路叼到幼儿园的后门。

    也有一个胆识过人的孩子,他的壮举令老师们赞叹不已,她们说,不得了,这孩子不得了,他都走到自来水厂了。天知道他是怎么通过县委会大门的,那门口门卫森严,至少有三个人,传达室里一个,传达室外面的椅子上坐着一个,门口站岗的是解放军战士。他是怎么逃跑的?声东击西么?暗渡陈仓么?他居然知道战略战术么?或者是,仅仅侥幸。没有人能回答这些问题,门卫说不清楚孩子是怎样出去的,他自己,闭口不谈。

    这个孩子就是李海军。

    老师们私下里,纷纷表示佩服说,这个李海军,将来说不定能做成大事呢!到了课堂上,老师告诫我们,小朋友们不要想着逃跑,谁都逃不出去的,连李海军,到了自来水厂还被抓回来了呢。我和吕觉悟,我们都是好孩子,好孩子是喜欢幼儿园的,幼儿园有滑梯,家里有么?粉红橘黄的墙壁,全南流镇都没有,防疫站的黑屋子,潮湿阴暗,说不定藏着一个鬼!我宁愿像赵菊花那样,周末留校,跟黄老师去看电影。但我们也是喜欢园外的世界的,我和吕觉悟,一前一后,溜进了晾衣场,晾晒的衣服拍打在我们脸上,像虚拟的海浪,一浪又一浪。

    我们一前一后,猫着腰,越过了走廊、洗澡间、厨房,就来到了后门,轻轻一碰,门开了,我们像侦察兵,机警敏捷,侧身闪过,园外的世界,哗啦一声,骤然落到了我们头上。阳光明亮,树木青葱,抬头仰望,几棵尤加利树是如此高大!知了的千军万马,原来你们就藏在这里!我们脚一蹬地,顿时飞到了空中,我们不朝大门口飞,那是傻瓜蛋干的事情,我们朝里飞,里面的树林才是我们真正的天堂。大院是如此辽阔,不飞怎么行呢。园墙后面不远处,有一小块地,我们劳动课里种下了玉米,每个人,发到了五颗玉米种子,玉米叶子已经长出来了,瘦瘦的,像全班最瘦的张冬妮。我们又贴地飞行,草地上有一些小黄花,指甲盖那么大,三角形的,多么奇异!我们蹲下来,一人摘了一把,我们认定这就是全世界我们最喜欢的花,最喜欢,也最秘密,因为谁都不知道。我们又要给它取名字,一取就取成了鸡冠花,它跟真正的鸡冠花有天壤之别。从此,世界上就有了一种鸡冠花,只有我和吕觉悟两个人知道,它是如此奇异,除了南流的旧县委会大院,我没有在别的地方看到过它。

    看过了鸡冠花,隐藏在树林深处的杨梅就开始闪烁了,像星星一样,一样小,一样闪烁,一样布满天空似的布满了巨大的树盖,那是层层叠叠绿色的天空和小小的红色的杨梅。噗的一声,掉下来一颗,真让人惊喜啊!天上的东西掉到了地上。我们仰着脖子,等着它们继续掉下来,要知道,星星同时掉下来那就是流星雨啊。风从树间奔跑而过,树叶和杨梅阵阵摇曳,树叶追着杨梅,杨梅跑着跑着又掉过头。它们只在天上跑着,并不掉下来。我们仰酸了脖子,就想到要爬树,让我们追到天上去,看不把你捉住才怪!两个傻女孩,傻站在一棵大杨梅树下,她们光着脚,提着鞋,身上沾满了土,这样的画面浓缩了我童年时光的自由与幸福。

    每次回南流我都要去看幼儿园,我要到那里去找到多年前的吕觉悟、张冬妮、赵菊花,还有林园长、郑老师、黄老师。她们都不在园里了,但幼儿园就是她们。我要特意去看看操场上的滑梯,教室里的风琴,晾衣场、厕所、洗澡间、厨房,还有院子里的苦楝树和木棉树,看到它们我就踏实了。然后,我不会忘记去看望鸡冠花,那是我和吕觉悟两个人的鸡冠花,它们仍开着指甲盖大小的黄色小花,安静地等着我。除了我,全世界就不会有人知道它们是鸡冠花了。看过了一切,就如同看到了赵菊花张冬妮,它们是我失散已久的亲朋好友。

    一九###年,一九九三年,一九九八年,还有从前的一些年份。它一次旧一点点,但是很好,一幢房子都没有拆,一排新房子都没有盖,多少年来就是这样。树也没有砍,经过几十年的时间,它们长得很高了,枝繁叶茂,高高大大,树底下也没有铺上水泥,依然有蚂蚁窝。一九九八年,我在园子里的教师宿舍看到了郑老师,她来串门,她早就退休搬走了,她站在一家的门外说话。第一眼就认了出来,我们看着对方笑,她说:飘扬啊,你来了。她又说,都三十多年啦。三十多年过去,郑老师容颜不改,她老了些,但我感到她容颜未改,她像孩子那样笑,天真、纯洁、灿烂,这是真的,我并没有夸张。幼儿园就是这样一个奇异的地方,它留存着所有人的童年,从而抵挡了时间锋利的长矛。

    郑老师从提包里拿出了她的影集让我看。她让我选,我选了一张她坐在葡萄架下的,三十多年前,另一个老师,黄老师,曾经把她的半导体收音机放在这个葡萄架下面,让我们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滴答,小喇叭现在开始广播了。她时髦的半导体,时髦的裙子,在一九六六年不知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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