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愿意让我的小女儿抛头露面，面对残酷

    的生活，她应该尽量呆在客厅里。

    ——弗洛伊德

    我坐在双层巴士的顶层一路摇晃着，穿过那些我无比熟悉的大街、高楼和树木，在虹口下了车。那幢22层楼高的住宅在阳光下很显眼，大楼外墙的淡黄色已被化学物质污染着略略显得脏了。我父母就住在楼房的顶层，从我家窗户看出去的街道、人群、楼房统统变小，鸟瞰下的城市微观而丰富多彩。但我家的海拔如此之高，使我父母的部分有恐高症的朋友不再经常造访。

    而我却很享受整幢建筑物随时会坍塌崩溃的感觉。上海不像日本的很多城市坐落在地震带上，上海只有几次轻轻摇晃的记忆。其中一次我记得是在与以前杂志社同事们在新乐路上聚餐的时候，那是秋天的晚上，刚摇第一下的时候我就扔下手里的大闸蟹，一个箭步首先跳下楼梯，等同事们都下来，我们在饭店门口轻声聊了一会儿天，摇晃过去了，我们重新回到楼上，我满怀着对生命的珍惜之情，很快吃完了碟里剩余的肥肥大大的蟹。

    电梯里永远是那个裹着件旧军装的老头子在负责揿按钮，我也总会想着电梯每上一层，城市脆弱的地表就断裂出一条细细的缝，电梯上上下下，上海就会以每秒钟0．0001毫米的速度向太平洋洋底沉陷。

    门开了，妈妈的脸上有高兴的表情，但她克制着，依旧淡淡地说，“说好10点半到的，又迟到了。”她的头发还精心焗了油，做了发式，应该就在楼下的理发小店里做的吧。

    爸爸应声而出，他胖胖的，穿着崭新的鳄鱼牌T恤，手里拿着一支“皇冠牌”雪茄，我几乎在一瞬间惊奇地发现，经过这么多年原来我的爸爸还是相当讨人喜欢的漂亮老头。

    我给他一个大拥抱，“生日快乐，倪教授。”他笑眯眯的，皱纹都舒展开来，今天是他的节日，双喜临门，既是53岁生日，又是他熬到头发发白熬到做正教授的一天。倪教授听上去可比“倪副教授”正点多了。

    朱砂从我的卧房里走出来，她暂时还借住在这里，新买的一套三居室的房子还在装修中。说来也很有意思，我父母坚决不收她的房租，好几次她偷偷塞在他们的包里或抽屉里都被他们责备了一番。他们的理由只有一条，“自己的亲戚，这样看重钱像什么样子。商品社会里也得讲亲情也得坚持某些原则是不是？”我爸爸说。

    朱砂就常送他们水果之类的小礼物，这次生日又买了一大盒雪茄，爸爸只抽国产的“皇冠”，使他得意的是系里的一些欧洲访问学者们在他的推荐下也都抽上了这种中国雪茄。

    我买了双袜子给老爸，一方面是因为在我眼里送给男性的最佳礼物就是袜子（我送给历任男友们的生日礼物就是一双又一双的袜子），另一方面我的存款已快用完，而指望新书赚钱也还有一段长长的时间，必须节约一点。

    来做客的还有爸爸的几个在读研究生弟子，妈妈照旧在厨房里嚓嚓嚓地炒菜，家里新雇的钟点工在一旁帮忙。爸爸的书房里是一片高谈阔论声，男人们都在谈一些又难懂又没有什么具体意义的话题。当初爸爸曾想把他弟子中的一个介绍给我做男朋友，我没答应，因为那个男孩身上的书生气使我反感，男性在知识渊博的同时，应该会解风情、知道女人的美、女人的好、女人的忧伤，至少会说些情话。要知道，女人的爱意首先经由耳朵，再到达心脏。

    我和朱砂坐在小房间里聊天，她的头发剪短了，按照最近一期EllE杂志上的发式剪的，所谓爱情使人旧貌换新颜，此话一点都不假。她看上去皮肤光洁（我宁可相信这种光来自于爱而不是她用的资生堂面霜），双眼湿亮，斜坐在雕花木椅上像古代仕女图。“你总是穿黑色。”朱砂说。

    我看看身上的毛衣和窄腿裤，“有什么不好吗？”我说，“黑色是我的幸运色，也使我显得漂亮有气质。”她笑起来，“不过也有别的漂亮颜色嘛——我正想送你一些衣服。”她站起来，就在一只衣橱里翻翻找找。

    我看着她的背影，心想她总是这么慷慨善良，但这次是不是想贿赂我，因为她与阿Dick的事与我有关，是我给了他们机会相识，而马当娜又是我的朋友。

    她真的拿着几件看上去一点都不旧的时装在我面前一一抖开，让我看一看。“你留着吧，我没有很多穿时装的机会，我总是穿着睡衣呆在家里写小说。”

    “可你要跟书商或者记者什么的见面，还要签名售书呢，相信我，你一定会成为很有名的公众人物。”她笑着恭维我。

    “说说你跟阿Dick吧。”我突然说，也许我的话缺少必要的铺垫，她愣了一愣，笑笑，“很好呀，我们蛮合得来。”

    他们在那次草地派对后就互留了地址电话，这一切是阿Dick主动挑起的。打电话约她出来也首先是阿Dick，第一次赴约前她还很费思量地犹豫着，要不要去赴一个小她8岁的男人的约会，更何况那个男人还与另一个做过妈咪的厉害女人有着暖昧关系。但她最后还是去了。

    说不出为什么，也许她厌倦了自己的谨慎，她不想总是做人们眼中干净但空无一物的淑女，良家妇女也会有突然想踏进另一个世界的欲望。正所谓“修女也疯狂”。

    在一家很不起眼的餐厅，他们在灯光下相对而坐，她故意没有任何修饰，衣服也很随意。可她还是在他眼里看到了燃烧的小火焰，就像《泰坦尼克号》里露丝在杰克眼里看到的那种让人心跳的光。

    当天晚上她去了阿Dick的住处，他们在艾拉·费资杰拉德的爵士咏叹调里做爱，做爱的感觉像一场淅淅沥沥的春雨。她从来没有过如此奇妙而温柔的感觉，仿佛可以爱到一个人的骨子里去，可以融化为水，像水般在他的肉身上流淌，随形赋影，随音抒情。她晕头了。

    “我是不是个坏女人？”她低声问年轻而疯狂的情人。他正一丝不挂倚在床头盯着她微笑。

    “是的，因为你让我爱上你。”年轻的情人回答说，“在生活中的好女人，在床上的坏女人，像你这样的女人哪里可以去找？”他把头埋在她怀里，“我想我是个Luckyguy。”

    她不知道他有多少可信度，但她已想过并已想穿了，不要多操心以后的发展，该怎样就怎样。她不想依靠谁，她有份好职业有聪明的头脑，在这城市里她代表新一代精神与物质上都自主而独立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

    “你们，会结婚吗？”我好奇地问，“我只是关心你……”我补充道。我觉得自己的职业病总像是建立在探听别人隐私上面的。朱砂刚离婚不久，认识阿Dick时间也不长，可我觉得朱砂是天生适合结婚成家的女人。她身上有母性也有责任心。

    “不知道，不过我们之间的确非常默契，”我心想这种默契应该是方方面面的，包括在床上，“喜欢吃一样的菜，听一样的音乐，看一样的电影，小时候我们都是左撇子，被大人逼着用右手，”她看看我，笑起来，“我一点都不觉得他比我小8岁。”

    “围棋美男常昊也是与一个大他8岁的女人幸福地结了婚。”我也笑起来，“情缘是最说不清的一种东西了。……我从来没有真正了解阿Dick，他其实很内敛的，你能把握住他吗？——年轻的艺术家往往能激起年长一点女人的母性，而艺术家本身则是不可确定的，游移的，他们东南西北找寻的只是艺术，而不是一个女人。”我说。几个月后报章都在大肆渲染的窦王离婚事件中，男主角窦唯的理由就是他更爱自己和音乐，太太即使是亚洲歌坛的天后也没有用啊。

    “你也是艺术家啊。”她淡淡一笑，一脸端庄，像清晨公园里沾着露珠的一尊玉雕，她站起来，走到窗前，眺望远处。“好吧，”她扭过头来一笑，“谈谈你的小说，谈谈你的天天吧。”她的笑容使我突然感到我有可能低估了她对生活的诠释力和那种女性特有的智慧。她绝对是上海中产阶级女性中有主见的典范一员。

    “最近马克怎么样？”我问。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系，我猜他正忙着享用与家人相聚的时光。

    “圣诞的假期刚过，公司里一下子很忙，有不少业务要赶做出来——马克是个令人挑不出毛病的老板，有判断力有组织力有头脑，除了有时太过严肃。”她摸着我的膝盖，坏坏地笑着，“你们俩在一起，可是我没想到的。”

    “我看上他翘翘的屁股和纳粹般的骨骼，至于他，可能看上我东方人的身体，光滑，没洋女人那么多的毛，黄金般的颜色，有柞绸般的神秘，还有——我有个不能做爱的男朋友，以及我是个写小说的女人。这就是我们彼此吸引的全部原因。”

    “他有妻室。”

    “放心，我能控制好自己，不会爱上他就不会有麻烦。”

    “你肯定，你不会爱上他吗？”

    “——我不想谈这个了。好像女人之间永远在谈论男人……该吃中饭了。”

    我们一起走出房间，朱砂记起什么，低声跟我说：下周六下午在浦东美国学校操场上有场德国商会组织的足球友谊赛，马克会参加，他是他们公司球队的前锋线射手。“我想去看看，”我低声说。“很可能你能见到他的太太和小孩。”她说。

    “好吧，可有好戏看了。”我耸耸肩。电影中描写到丈夫、妻子、情人同时碰面的情形总是很戏剧性的。我想导演就要把镜头摇到我身上了。

    “多吃点，”妈妈坐在我旁边，“这道花生猪手汤是我刚学会做的。”她的眼睛里盛满了母爱，正是这种东西使我温暖也使我倍感压力，使我想纵身跳进去在母性子宫里熨平所有成长后的焦虑和悲伤，也使我想拔腿逃出母爱筑成的天天的广场。死活都不用管我，也别来烦我。

    “还是在叫外卖吃吗？人瘦多了……那个男孩——天天怎么样，你们有什么打算？”妈妈继续小声问。我低头吃饭，故意把汤喝得哗哗响（我们家不允许喝汤大声）。爸爸和学生们还在谈论国际时事，好像他们亲自去过白宫或巴尔干半岛，对伊拉克或科索沃局势发展了如指掌，甚至能说出其中某些细节，比如其中的一个学生知道克林顿在面对第一次国会调查其丑闻发表讲话申明自己清白时，他脖子上挂着的就是莱温斯基送的ZOI牌领带，这是一个非常诡异的暗示性细节，他以此来请求莱温斯基与他站在同一战线，保持忠贞，不要背叛他。

    “妈妈，”我认真地看了一眼身边风韵犹存但总是忧心忡忡的中年女士，“你不用担心我，如果哪一天我有了解决不了的麻烦，我就会躲到家里来避难的——就这么说定了，好吗？”我抱抱她的肩膀。

    蛋糕端上来，是那几个学生合送的，插着六支蜡烛。爸爸情绪很好，一口气吹灭了蜡烛，像老小孩一样哈哈笑着，切蛋糕分给大家。“马上就会有笔基金到手了，课题研究会有新的进展，”他说。于是他的学生纷纷谈起那个课题，《唐代文官休假制度研究》（听上去这个话题就像手里捏了红球、绿球试问哪一个手里有黄球一样奇怪）。

    在我眼里，许多教授门下的弟子简直就是一群应声虫，或者奴隶，他们首先得附和导师的治学思路，藏起自己的疑问，然后在取得导师的垂青后跟随导师四处开研讨会，在导师推荐下在杂志上发论文，甚至在导师关怀下结婚生子，谋取职业，直到他地位稳固能发出自己声音的那一天。

    其中一个学生问起我的小说，我想肯定是爸爸告诉他的学生们我又在写作了，尽管他并不以有一个小说家女儿为荣，但还是在热心地替我宣传。一群人又聊了一会儿，我想回去了。

    “连一个晚上都不能住吗？我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说呢。”妈妈盯着我，伤心的眼神，恍然地穿过时间，像星际碎片飘在无尽的虚空里，“唉，我只是想上街走走，晚上我会留在这儿过的，和朱砂睡在一起。”我微笑着，把口袋里的钥匙弄出叮叮当当的声音，也是学会说谎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