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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上海

    我十五岁时就有志于做学问,三十岁时已自立了,四十岁时不再为种种事情而迷惑,五十岁时知晓了天命,六十岁听到什么话都不会生气,到了七十岁我则随心所欲地生活了,――当然不会超越法度。

    ――孔夫子

    光是一个人呆在房间里,就已经超过了我的忍耐力的最大限度。

    ――凯蒂·布拉佛

    从纽约回到上海的那几天,我头昏脑涨,筋疲力尽,在夜晚无法入睡,在白天却又无法醒来。

    我不知道在接下去的日子里我是否会快乐,前行的方向在哪里,是否已有一双智慧而无惧的眼睛面对这个世界,我不知道MUJU是否还爱我,我是否还愿意跟他生一个孩子,我不知道深深的苔藓是否覆盖了记忆中的小径,以至我再也不能回头。

    是啊,我对这些都很不确定。

    上海没有变,还是那样地雄心勃勃,快速而疯狂地在资本化的轨道上奔跑。它的喧闹远超过纽约,这里才是世界上最吵闹最令人迷失的地方。这个城市早先以浮华与浪漫出名,现在则更多地显示了实际而粗糙的一面。人人似乎都有机会一夜暴富,人人都在赶发财或出名的末班车。在这里,一切都是晃动的,变化的,未知的,在幻觉中狂奔着的。

    这一切既令人兴奋,又令人头晕。

    在回来的第二个星期,我又开始抽烟、喝酒、在浴室里吞吃一片片的安眠药。这些在纽约时MUJU帮助我排掉的毒又回来了,又进入我的身体。它们并没有带来预期中的安全感与舒适,但却能让我在麻醉的空白中得到片刻的喘息

    回到原来的城市,也回到原来的习惯中。

    似乎又成了一朵被麻醉的水仙。

    整整一周,我把自己锁在我那法式老公寓里。饭店的外卖每天会准时送到,电话答录机开着,正在新加坡讲学的父亲与随行的母亲打来过电话,朋友喜珥,表姐朱砂,我的经纪人,还有其他一些我认识或不认识的人也都打来过电话。

    就是没有MUJU。我一直在等他的电话。

    当我脑子偶尔清醒的时候,我不由也会惊奇于自己对MUJU的那一份不同寻常的执着。那可以说是“爱”,同时更是一种“救赎”。

    喜珥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给我。“嗨,上海公主,今晚有个派对,叫sexInthecity,所有的人都想在那儿见到你。”

    “嗨,想不想去Shopping?恒隆正在打折。”

    “Coco,这可是我最后一次打电话给你了,――快拿起电话。”

    “天哪,你一点都没变。不,事实上你的脾气更臭了。玩什么幽闭症!!今晚一起吃饭啦。我7点开车来你楼下等着,过时不候。”

    喜珥的性格有点像我的老友马当娜,但比马当娜可爱许多。

    马当娜在我离开上海后因为勾结海关与市府官员走私奔驰、宝马(Mercedes-Benz、BMW)等境外名车而被通缉,她逃跑了,像个汽泡一样蒸发得无影无踪,据说至今还没她的下落。

    从妓女到富有的遗孀到上海社交界的名女人再到如今的通缉犯,马当娜在我记忆中带着阴沉的美丽存在着,像一道伤疤。

    而喜珥,10年前我就认识,那时她还是一个身材纤瘦,脸色苍白的小男孩,被不时冒出来的青春痘与两腿间的男性生殖器折磨得神经紧张,随时都能崩溃。

    而3年前我再遇到她的时候,她早已像从茧里飞出来的蝴蝶得到了重生。她脸上的青春痘与腿间的男性器官消失了,她有了一个圆满隆起的胸,Rx房的形状有着完美的流向手掌的形状,灵动的,浪漫的,在地球重力下显示出成熟水果般的诱惑。

    而且感谢上天,她天生就没有明显的喉结,她服用着雌性激素,化着精心的妆,走在马路上或游曳在CLUB里,她吸引的男人的目光甚至超过我。

    她准时开着那辆绿色小甲壳虫来接我。

    我终于换下一身脏兮兮的睡衣,洗过澡后穿上白色的无袖裙装,没有化妆,素着一张脸走下楼。

    她尖叫着抱住我,“你这个可恨的家伙,要是没有我,你可怎么活得下去。”

    我吸了一口气。她是对的,没有善解人意的朋友,像我这种孤僻脆弱的家伙准保活不下去。“我想你。”我说。

    然后两个人站在那里,嘻嘻哈哈,拍拍打打,仔细地打量着对方,开始说起“你越来越好看了”之类的恭维话。

    女友们见面时,时光似乎就停止了转动。我们露齿傻笑,身体变得软绵绵的,象布丁果糖。这跟与男人约会的情形很不同。

    晚饭在她的饭店里吃。

    这家叫“上海1933”的饭店同时也是茶室,装饰着翠绿竹枝、宣纸灯笼、精致的鸟笼,从中国各地及东南亚淘来的古董家具恰到好处地摆放着,还有幽然飘动的纱质帷帘,从老式唱机里低低唱出的30年代上海的老歌。主人那唯美而略带病态的气息弥漫于整个空间,无处不在。

    就连洗手间用的纸巾上,都画着中国的水墨画,由她亲手绘制。

    在开饭店前她是画家,画卖得还不错。倒不是她的画好到哪里,而是由于她那“新中国变性手术第一人”的名声,纽约时报,朝日新闻,STERN,BBC都采访过她,她因为在解放后的中国第一个公开地做变性手术而有名,然后她因为有名而有名,她能卖画赚不少钱,能买华美奢侈的衣服首饰出入上海一个个热门的俱乐部。

    等她厌倦了绘画,便开了这个昂贵的饭店。一碗上海馄饨要卖125块钱,一杯绿茶要卖150块。在上海没有人敢这样做生意,但她做了,而且每晚都有一些来不及订位的顾客在店外排队。

    这就是上海,什么都是有可能的。来得快,之后呢,也许去的也快。

    她每天盛妆华服出现在店里,在客人、厨房与收银台间穿梭,敏捷、精明而令人目炫神迷,不久她有了一个外号,人称“快刀妖姬”。

    在一个清静的角落坐下来,我拿出从纽约带给喜珥的礼物,几本登有裸男的色情杂志。喜珥大笑,给我一个吻,现在上海什么都有,但此类杂志还是属于非法的。

    我点了烤鲑鱼、鸭卷、煮豆腐与蔬菜汤,喜珥让侍者拿来一瓶红酒。

    “想不到一年过去,我们还是两个人吃饭。”我说,点了一枝烟,上海所有的餐馆都能抽烟,不像纽约。

    “这有什么不好?没男人倒清净。”喜珥指挥着侍者把酒倒进一个大肚玻璃瓶,先放在一边让酒先氧化(breathe)一些。“上海的单身女人也越来越多了,她们很有消费力。来我店里的人,不是一大群单身女人,就是一大群GAY。当然,还有不少秃顶的大肚子老妖怪,专门坐在角落里揉捏年轻女伴的小Rx房。”

    我哈哈大笑,与喜珥在一起,我们总会笑个不停。

    当然不总是笑。有时她会半夜闯进我家,扑在客厅的沙发上痛哭流涕,哭得象一堆烂桃子,她为没有一个男人真心地爱她而哭。她差一点死在手术台上,她的父母现在还不愿见她,但是,为什么变成女人后,她对男人突然失去了信心?

    我们像姐姐与妹妹那样相爱,有时这种爱超过我们的理解,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喜欢对方,也许是因为对方的存在,我们感到了某种安全,可以有理由原谅自己的缺陷,因为竟然有人比自己还脆弱还糊涂。

    我们也会吵架,一个月不理对方。我们从未真正地喜欢过对方的男朋友,“他根本配不上你,你在一头猪面前穿丝绸戴珍珠,真不值得。”我们经常这样警告对方。但没有用,有的时候,女人跟一头猪做爱是为了惩罚自己,然后如火中凤凰涅槃再生。这是女性自我提高的一种途径。

    大笑,喝好酒,抽淡烟,吃美食,一顿饭吃得很愉快。我们没谈对方生活中的男人。

    从我给她的最近一封E——MAIL,她显然已知道了我与MUJU走入了一个困境。至于她,我知道她一直都很寂寞,在中国她因为变性而有名,很少有男人愿意与她哪怕只是做一夜情那样的性游戏。半年前,自从她与那个瑞典男人FRED分了手,似乎就再没有男人了。

    吃完饭,我还不想回家,她提议去一家她常去的足部按摩店,在复兴路上。

    “别开你那辆小甲壳虫了,叫出租车吧,你都醉成那样子了。”我咬着嘴唇笑,感觉有些睁不开眼睛,我也醉了。

    我们并肩坐在出租车里。我拿着两个酒杯,她抱着一瓶90年产的好酒。她的经验是一边享受足部按摩,一边享受红酒,简直比性高xdx潮还要过瘾10倍。这是她在性饥渴时安慰自己的方法。屡试不爽。

    埋在按摩院松软的沙发里,灯光迷离,音乐幽然,依稀可以听到某位顾客轻轻的打鼾声。

    喜珥很慷慨地把她常用的一个年纪很轻的男按摩师让给我,让我试试他出色的手艺。她自己则找了一个女孩子。

    我们并排而坐,轮流给对方的杯子倒红酒。我们没有再像在餐馆时哈哈大笑,变得沉默,温和,酥软。在泡过10分钟的中药汤后,双脚被轻轻地擦干,一个脚用毛巾包好,放在小凳上,另一个脚被搁在按摩师温暖的双膝上。

    按摩师的手摸在脚底的各个穴位上,捏,推,压,揉,变换着动作。我喜欢被人摸脚和摸头时那种妙不可言的感觉,有时心情压抑时去美发沙龙或鞋店,只是为了让人摸摸我的头和脚,那给我莫名的安慰。不是用男人或香烟可以替代的。

    随着按摩师手势与所按穴位的变化,一股股热流微微弹跳着逆向上流,沿着腿部的经脉涌向腹部。

    品质绝佳的红酒对这种愉快的感觉推波助澜着。想想喜珥的评论:足部按摩加红酒,比性高xdx潮还过瘾10倍。

    我们一口口地喝着酒,闭着眼睛,被脚底那双手控制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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