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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七

    三年的时间,一分一秒地熬过去了,回过头看看,又好似只有一眨眼功夫。公公婆婆老了一些;端丽转正了;文影作为病退知青分在街道幼儿园做老师;来来中学毕业分在隔壁弄堂口小烟纸店站柜台;咪咪升了中学;多多终于赖下来,进了街道一爿做洋娃娃的生产组,交了一个男朋友,人品模样都好,出身工人阶级。虽总难免有屈就之感,但想到多多的孩子可不必从此再戴资产阶级帽子,也就心安了。独有文耀、文光两兄弟,依然如旧,一个在家里睡睡懒觉,逛逛马路,发发呆,不想前也不想后,得过且过;另一个省心省力地捧着国家铁饭碗,碗里饭不多也没少,六十元,倒是一点没有显老。

    到了1976年底,世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反映到张家的,首先是知识青年的回沪,文光立即抖擞起来,跑回黑龙江,把户口办了回来。然后,政策落实了,退回了抄家物资,实际上只是幸存的一小部份,十年里停发的定息和工资补发了,存折还了,三楼的房间启封了,楼下那两户,也受到了房管处的催促。他们趁机向房管处提出条件,当房管处给予满足时,那条件忽又提高了,水涨船高,不知何时能解决。这是他们改善自己居住条件的最难得的机会,确实不能轻易放过。而张家惨淡十年能有今天,只认为是天赐洪福,千恩万谢,心满意足,并不要求百分之一百的偿还。

    一家人,个个欢欣鼓舞,公公婆婆象是年轻了几十年,容光焕发。孙子孙女也是欢天喜地。他们中间除了文耀,都是在最低级的小集体单位,看不到前景,加工资轮不上,找对象也难排上号。如今,就是不工作也能过的舒舒服服,十年的艰辛终于得到了补偿。

    父亲拿到了十年强制储蓄起来的一大笔钱,豁达地说:“我老了,钱是带不到棺材里去的。”他将钱分给了每个子女一份。另外,又给了端丽一份。他说:

    “端丽在这十年里,很辛苦。这个家全靠她撑持着。在文光、文影身上花的心血是不可用钱计算的。”

    “爹爹,我不要!”端丽说。这半年来的迅疾变化,使她觉得象在做梦。如今,这一厚沓钞票放在面前,日光灯下,票面上每一道细巧的花纹都清清楚楚,她才感到真切。然而,这么厚的一沓拾元票面的钞票,又叫她有点莫名其妙地骇怕,“十年里兵荒马乱,我就算是有心也无力,并没有做什么。我不能拿这钱。况且孩子都大了,我也有了工作,我们不缺钱用。”

    “爹爹既然已经讲了,你就不要客气了。”婆婆说。

    端丽还想推辞,却感觉到文耀在轻轻地踢她的脚,又把话咽了下去。可心里却定了主意,决不收那钱,她认为多拿了钱会难做人的。

    回到三楼—三楼归还,他们住上去,公公婆婆独自住二楼。关上房门,文耀立即就说:

    “你的主意真大,也不和我商量,当场就回脱爹爹的钞票。”

    “是爹爹给我的,当然由我做主。”

    “我是你的什么人啊?是你丈夫,是一家之主,总要听听我的意见。”当家难的时候,他引退,如今倒要索回家长的权利了。

    “那么现在我对你讲,我不要那钱,要这么多钱干吗?”

    “你别发傻好吗?这钱又不是我们去讨来的,有什么好客气的?”

    “我不想……”

    “为啥不想要?你的那个工作倒可以辞掉了,好好享享福吧!”

    “不工作了?”端丽没想过这个,有点茫然。

    “好象你已经工作过几十年似的。”文耀讥讽地笑道。

    端丽发火了:“是没有几十年,只有几年。不过要不是这个工作,把家当光了也过不来。”

    “是的是的,”文耀歉疚地说,“你变得多么厉害呀!过去你那么温柔,小鸟依人似的,过马路都不敢一个人……”

    他那惋惜的神气使得端丽不由得难过起来,她惆怅地喃喃自语道:“我是变了。这么样过十年,谁能不变?”

    文耀温柔地将端丽一绺夹着银丝的额发撩上去:“你太苦了,老了许多。我是个没用场的人,只有爹爹的钱,可以报答你。”

    端丽不响,慢慢转过脸,对着五斗橱上的镜子。很久没有细细地打量自己,镜子里的形象生疏了—头发的样式俗而老气。眼睛下面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地垂下了两个泪囊,嘴角鼻凹又是什么时候刻下了细而深长的纹路?面颊的皮肤粗了,汗毛孔肆无忌弹地扩张开来,她情不自禁地抬起手抚摸了一下脸庞。这时,她看见了自己的手,皮肤皱缩了,指关节突出了,手指头的肉难看地翻过来顶住又平又秃的指甲,指甲周围长满了肉刺。

    “我是老了。”她沮丧地垂下手,呆呆地看着镜子里那个丑陋而陌生的形象,那确定无疑的正是自己。

    文耀走到她身后,抚摸着妻子的头发,轻声说:“别难过。这十年,我们要赎回来。”

    端丽从镜子里端详着丈夫,她似乎又看到了十多年前那个风流倜傥的丈夫,他潇洒自如,谈吐风趣而机智,浑身洋溢着一种永不消逝的活力。她爱他。

    当天夜里,他们把钱存进了银行的通宵服务处,让它毫不耽搁地生利、生息、变本、再生利、生息……可是,工作她没舍得退。这是不容易争取来的,再说,天有不测风云,说不定哪一天……一切都是不可靠的,唯有职业是铁打的,这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她考虑了一下,决定请病假,工资全扣完了不要紧,只要保留这个职业。这些年的辛苦,她得了轻度的腰椎间盘突出症。里弄里的合作医疗,很容易开出病假,只要你自己舍得钱。

    她去送病假条时,梁阿姨看都没看,就爽快地说:“你休息吧!这种生活本不是你做得长远的。”

    也许梁阿姨确有弦外之音,也许只是她自己多心了,端丽涨红了脸,急忙解释说:“其实不休息也可以,不过就是想治疗得彻底一点。好了以后,我还是要来做的。”

    “可以,可以,你啥时候想来就啥时候来。”梁阿姨说。

    旁边的小矮个子阿姨插嘴道:“你也是有福不会享,叫我是你,真不来做这种短命生活,每日里不歇一口气地做,也只有一块六角。”

    大块头阿姨说:“张家媳妇,想穿点,有钞票不吃不用,真是‘阿木林’了。”

    “靠工场间这点工钿不会发财的……”

    “不不,话不能这样讲。毛病好了我还是要来做的。”端丽红着脸说,赶紧出来了。走出石库门,穿出弄堂,到了马路上,一阵风迎面吹来,她才感觉背心出了一层汗,衬衫都湿了。她出了一口长气,往家走去。走到路口,看见金花阿姨迎面走来。

    “张家媳妇!”金花阿姨叫她。

    “哎,金花阿姨,这一向还好吗?”

    “蛮好,昨日碰到你家先生了,他说你们家要找个阿姨。你们要半日的?全日的?还是洗洗衣服或者买小菜的啊?”

    端丽忽然窘迫起来了。这事虽是这几天家里商量的,她也觉得有必要找个保姆,可是她坚决不同意请金花阿姨推荐。不知为什么,她认为拜托金花阿姨帮这个忙是极不合适,极不应该的。为了这,还和文耀吵了嘴。他为她不服从自己很觉气愤,很是怀念十几年前不敢过马路的端丽。

    “我倒认识一个人,五十多岁,人蛮清爽,蛮老实。不过就是临时户口,你们要看看人吗?”

    “究竟用不用人也还没说定呢!”端丽支吾着。

    “你回去和你家先生商量商量好吧?不要想不穿,有钱就过过惬意日子嘛!”金花阿姨开导她。

    “好的,我回去商量商量。过几天给你回音,让咪咪到你那里去。”

    “我来,我来。”

    “咪咪去,咪咪去。”

    她们客气着,然后分手了。端丽背心上又出了一层汗。

    以后的几天里,端丽就跟着文耀一起跑商店:添置家具,买电视机,电冰箱,电风扇,买衣料、衣服、皮鞋;买种种护肤、护发的面霜,还有染发水、洗发精……端丽烫了头发。

    她坐在理发店的镜子前,心别别地跳着,想象不出自己会变成什么模样。当头发一绺一绺地卷起,放下,做好,吹号,整理完毕以后,她对着镜子出了好一会儿神。镜子里的形象,她既感到陌生,又感到熟悉。她欣慰地发现,自己还没老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蛮好,蛮好!”文耀站在她身后,满意地说,把她从迷茫中唤醒了。她羞涩地一笑,站了起来,下意识地挺直了腰。无意中瞥见橱窗里自己的影子,她很满意。自我感觉变了,变得十分良好。她想,还可以再好好地生活一番呢!

    南京路上,人来人往,十分拥挤。人们象排成队似的慢慢行走着,绝不可能快步如飞,也无必要快步如飞。在这里,人们就只是为了走走,看看,买买东西。这是一条没有目的的道路,或者说,这道路的本身就是目的地。端丽在人群中,耐着性子慢慢挪着,手不能甩,腿不能迈,不觉有些急躁起来,总想快点穿过人群向前走。难免挤着了几个人,于是人们便都回头看她,皱眉,撇嘴。

    “你干嘛这么快?难道去赶火车?”文耀拉住了她。

    “这么慢吞吞,肚肠根都痒了。”她说。

    “急什么!家里有什么事,有阿姨在,又不要你回去淘米烧饭。”

    “我晓得。不过,我们也没什么事呀!”

    “没有事慢慢逛逛玩玩呀!你看,这块料子很雅致。”

    “我穿太嫩气,多多穿又有点老气。走吧!”她极力往前走。

    “难道非要买才可以看吗?欣赏欣赏玩玩嘛!”文耀极力挽住她的脚步。

    “这皮鞋也挺好,后跟还有点样子。”

    端丽细细瞧了一回,说:“要三十张专用券呢,真辣手!”

    “看看嘛!”

    好久好久没有来南京路了,她感到路上行人比十几年前多出好几倍,每个店里都挤得满满腾腾,头都发昏了。从东走到西,一边走,一边不时地需要吃点东西增加动力。这么走着吃着,就只为了看看。挤来挤去,好不容易挤到柜台前,也就为了更贴近

    “随便。”

    端丽不高兴了:“你怎么这样随便?”

    “是随便嘛!戴什么表不一样?要紧的是考上大学。”他埋下头,不再搭理妈妈。

    端丽默默地看着来来,这孩子如今变得又瘦又高,跟小时候完全不一样了。对吃食的热心转移到了学习上面,但仍然是那么一副急,饥不可待的神气。每天在小烟纸店站了八小时柜台,晚上还要用功到十一二点。端丽让他请半天病假复习功课,不要开夜车了,错过子夜睡觉是很伤身体的。来来听从了,请了半天假,却比平日更加拼命。端丽以为还不如上班轻松呢!站柜台虽是“站”,但无须用脑子。因此也不再劝他请假了。

    “何苦呢!”端丽自言自语,“‘文化大革命’苦了十年,现在还不享点福,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妈妈,你真是!”来来不耐烦地抬起头,“‘文化大革命’,我们这种人拼死了也上不了大学,现在好不容易一律对待择优录取,你又来烦。”

    “大学?大学有什么意思?妈妈正正式式大学毕业,‘文化大革命’当中,又怎么样?给人当保姆,工场间当学徒,什么没干过?我想来想去也想穿了,只要有钞票,什么都有了。”端丽想起这些年身无分文的窘迫,她想起为了挣每一分钱所付出的辛苦和委屈,眼圈红了。

    十年的苦难,留给每个人的经验都是很不一样的,而在一个人的每一个时期也都是很不一样的。这会儿,端丽从这十年的体验中吸取的只是一种实惠精神。她决心好好生活,象文耀所说的,赎回十年。她以为那十年是白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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