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讲托尔斯泰（1828—1910）的《复活》。写这本书，托尔斯泰共花了从1889年到1899年整整10年的时间。我们读起来会感到沉闷，它不是那种令人愉悦的读物。我们所看到的《复活》的电影，是把它的比较世俗化的一面，作为主要的部分，看起来自然比较好看。

    可是读这本书的时候，你会感到很累，它不像《巴黎圣母院》那么艳丽，欢乐，热闹，那么响亮，这东西看起来就有点闷了。我常常想一个问题，20世纪出现了许多文学流派，非常之多，它们都是以独特性取胜的，非常具有特征。而这种特征性其实大有问题，它们经不得别人来摹仿它，但它们又非常易于被摹仿，因为它们特点突出。一旦被摹仿，它们的特征性就被抹煞。然后大家就需要坐下来谈判，谁是第一个，好像价值就在于第一个。20世纪的艺术潮流都有这么个问题，好像思想和形式的地盘都被占领了，不得不独辟蹊径。于是我们便陷入这样一个困惑：什么才是我们的理想，究竟什么是艺术的理想。而我觉得像托尔斯泰，雨果他们是没有特点的，我觉得越好的作家越不具备特征性，至少，特征性在他们是极其不重要的。他不是以特征性取胜的，他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高度。我想托尔斯泰永远不会怕别人去摹仿他，也不用怕别人去挤他的地盘，因为他超出地面，站在高处。我看托尔斯泰的东西，特别感到激动，我觉得他站得那么高，可却像你人生的伙伴，在你最困难时他可以帮助你，他总是要告诉你一个理想，这个理想你很难达到，可有了它在，事情就不同了。我特别想告诉你们我读它的感想，但是今天我们不能感情化地议论它，我们的任务是要分析它。

    先把故事叙述一下，这故事也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电影，我看电影时觉得有一个场面是很好的，很有概括性的，表现了托尔斯泰《复活》的世界。这是一个怎样的场面呢？就是流放的人群在西伯利亚茫茫的天地之间，大风雪中行进的场面。这场面给我的感动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在这苍茫的天地之间，我们不知道哪是开始，哪是结束，我们那么茫然，盲目，那么痛苦，那么受折磨，但我们必须走下去，走下去靠什么呢？靠什么支持呢？这个故事的情节实际上很简单，大家都知道它的主人公有两个，一个是聂赫留多夫，还有一个是玛丝洛娃。我们依然像以前一样，故事发生的背景年代我们不谈它，直接切入内容。聂赫留多夫是个贵族，玛丝洛娃是在他的两个老姑姑家做使女的。他的两个姑姑是两个未出嫁的老姑娘，她们有庄园，是地主。玛丝洛娃的母亲是个女农奴，有许多私生子，父亲各不相同。玛丝洛娃的父亲是个茨冈人，也就是吉普赛人，所以她是个漂亮的混血儿，黑头发，黑眼睛。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她的东家，也就是两个老处女中的一个到佣人的房里来，看到这个漂亮的婴儿，动了恻隐之心，说我来做她教母。从此，她就有了个有钱的教母，渐渐地她长成一个活泼伶俐的少女，进了老处女的内室，做了贴身丫头。她的地位就处在佣人和养女之间。这种身份使她生出一种虚荣心，她习惯了过好日子，她在贵族的大房子里过的日子显然比农奴要好。她16岁时家里来了个客人，从大城市莫斯科来的，是两个老处女的侄子，那就是聂赫留多夫。一个大学生，年轻，英俊，善良，纯洁，信仰进步的英国社会学家赫伯斯。斯宾塞，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在土地问题上主张民主和平等，他的思想对年轻的聂赫留多夫留下很深的烙印，可说是他的信徒。他就怀着这样的信仰和感情到了庄园，生活了一个月，和玛丝洛娃产生了爱情。度完暑假他回了莫斯科，三年以后才又来到庄园。这时他已是个军官，一个王室的军官，马上要去打仗，路过姑姑家，就住了几天。三年后的聂赫留多夫完全变了，从前的信仰在他看来非常可笑。他年少时曾经从他父亲名下继承很小的几块土地，在斯宾塞的信仰下，他把土地还给农民了。三年后他回想这一举动则觉得非常幼稚。他学会玩女人，也学会喝酒，他在兵团里沾染了所有军官都有的坏习气。这些军官的生活是怎样的呢？他们都是贵族，专门有人侍候他们，帮他们刷马，擦武器，他们只是喝酒，玩笑，他在这环境里已变得荒唐了。当他见到玛丝洛娃时，他年轻时的感情一下子扑面而来，但情形却憋得复杂了。一方面那种纯洁性使他感觉非常愉快，另一方面又觉得爱情如果是这么纯洁的活简直是一无所得，因此在他离开庄园的前一天晚上，他就和玛丝洛娃发生了肉体关系。就在这一晚，玛丝洛娃怀上了他的孩子，而聂赫留多夫一去不回。有一天，她听她的养母说这个侄子可能要路过这儿，她日夜等着这一天，好告诉他怀孕的事情。可到了这天，他却来电报，说他有紧急事情不能不车了。这天晚上她跑到了车站，找到了这列车，她甚至看到了聂赫留多夫坐在非常温暖的车厢里，在喝着酒。外面下着雨，地上是泥泞，她喊他，可他没听见，最后车开走了。从此后她陷于绝望，她不能好好干活，总发脾气，她的身孕也一天天显出来了，最后她就被两个老处女赶出来了。她离开了她东家，也是她养母的家里，到处流浪。这女孩长得非常漂亮，地位却很卑微，于是她到哪里都有一种同样的命运等着她，就是引起男主人的邪念，然后把男主人或女主人得罪了，最终被赶出来，她总是逃不了这样的命运。最后她用聂赫留多夫留给她的一百卢布在一个农户住下来生下了孩子，孩子一下地就死了，她自己也得了产褥热，在死亡线上挣扎，终于熬了过来，身无分文地再去找工作。还是那样的结果，被男主人占有，被女主人赶出来。无奈中到了城里，投奔她的一个姨母粉。她姨母过着城市贫民的生活，自己开了个小洗衣作坊，希望玛丝洛娃能当个洗衣女工。可是玛丝洛娃已沾染了贵族习气，她不习惯做工，不习惯贫苦的生活，所以她又去做女佣人，又重复以前的遭遇。几次三番后她遇到一位太太，其实是个皮条客，去给有钱人找情人的。她最初的情人是一个作家，作家很忙，经常把她独自个儿丢在小公寓里，她便和院子里的一个邻居好上了，产生了近乎是爱情的情感，结果这个小职员却把她给甩了。她的命运总是这样：男人迷上她，又把她抛弃了。但经过这一系列风月场上的经历，她变成了一个时髦女郎，喜欢穿好衣服，吃好东西，喜欢喝酒，喜欢抽烟。她姨母的生活显然不能适应她，她能做什么呢？这时她能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去做妓女，于是她就到了一个很大的妓院里做了妓女，成为一个风月场上非常老练的女性。

    附近有一个旅店和她们妓院有生意上的关系，客人需要妓女，这旅馆就到她们妓院里来找人。这个旅馆的茶房和她挺熟的。有一天来妓院找她，说我们今天来了个客人挺有钱的，你来陪他吧。她去了，这个客人已经半醉，该做的一切都做好之后，就回到妓院。半夜里却被鸨母叫醒，老鸨说这个客人又从旅馆跑到了妓院，喝酒，打闹，酒喝到什么程度？喝到身边钱都没有了，可他还要喝。老鸨就对冯丝洛娃说，你去过他旅馆的房间，现在你去他的房间把酒钱拿来，他已经醉得走不动了。她到了旅馆从他钱包里拿了酒钱，回到妓院。想不到这客人非要把她再带回他的旅馆，她真是被搞得疲劳透顶。这时两个茶房，一男一女，就给她出主意，要不要给他吃点药？我这儿有安眠药，你给他吃点药让他睡觉吧。玛丝洛娃一听挺好，就把安眠药放在他的酒杯里让他喝了，想不到这是毒药，客人喝下去就死了，死后警方发现钱包里的钱都没了，其实是被两个茶房拿走了。但药是她放的，她也独自动过钱包，没有话说，就上了法庭。

    很意外的，聂赫留多夫是这个案子的陪审团成员，在法庭上他看见了这个女人。他忽然想起很多年以前他和这个女孩子之间发生的事情，这事情对于他很遥远，后来的生活又很丰富，所以他根本不可能记得这么一个乡下丫头。其时他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生活里呢？他已经成年，他开始考虑结婚，成了这个城里正当婚龄的贵族小姐的目标。

    因为他有很多田产，他母亲去世后，他继承了大批大批的田地、庄园，而他已不再是当年那个英国无政府主义者的信徒，他不会再把土地还给农民了。他过着非常舒适的生活，他的形象也日益具备成熟的魅力。

    他正卷人一场男女关系的纠葛之中。完全是因为羞怯，引起了一个无聊的贵族夫人的好奇心，贵族夫人把他勾引上手，而且紧紧抓住，不放他去。他几次提出和她中断关系，她都不干，甚至以自杀相威胁。

    他心里面很受道德谴责，因为他每年都要到贵族夫人封地所在的县里去参加选纲，尽贵族该尽的责任，这夫人的丈夫是这县里的首席贵族，他难免要和他打交道，一打交道就觉得内疚和肮脏。这事缠着他，使他非常苦恼。其时又有一个公爵小姐，对他追求得很厉害，他不觉得她有什么不好，也不觉得她有什么好，他只是觉得她作为一个结婚的对象是可以接受的。她的身份、门第、教养都合乎规矩，合乎他的规范。但是他明白如果他要和公爵小姐结婚的话，他必须要了结和贵族夫人的关系。就是在他纠缠于这么一堆乱七八糟的男女关系中，在这种情形下，他看到了玛丝洛娃。她使他回想起他纯洁的年轻时代了，那时候他那么年轻，那么纯洁。这种回忆使他非常触动，更使他触动的是，他感觉到这女孩子的堕落是与他有关的，这使他自责。从此后他就开始为她奔走。

    在陪审过程中他知道她的案情是冤枉的。然而因为陪审团的一个忽略，这个忽略是由很多无聊的原因造成的，一个小小的忽略，就决定了她将终身成为苦役犯，流放西伯利亚。他对她的内疚更是雪上加霜，由此他产生了很多忏悔。他决定做两件事：一件是把他的土地还给他的农民。另一件是把玛丝洛娃拯救出来。这本书分三卷，第一卷迅速地把所有这些过节交代完毕，然后进入拯救玛丝洛娃的运作过程。

    他首先去找律师，又去找副省长开特许探望证，然后和玛丝洛娃见面，再和有关官僚打交道，争取到上诉权，玛丝洛娃的案子终于上诉到了枢密院。第二卷是从聂赫留多夫到彼得堡开始的。他到枢密院去活动，在活动当中，接触了很多官僚，贵族，深入到权力机构的心脏里去。

    他看到这架国家机器是怎样运作，在运作过程中犯下怎样的罪过，看到了这案子因为怎样的无聊小事而受到阻碍，最后还是决定维持原判不变。无奈之中他告了御状，就是把这案子告到了皇帝那里。在此同时流放队伍就要出发上西伯利亚了，他还不时地要去监狱探望。他这个贵族出现在监狱里，引起了犯人的注意。因为他在监狱里的特殊地位，就有很多犯人托玛丝洛娃：我这案子你托你的贵族朋友去问问看，甚至连政治犯都通过看守递条子给他请他提供帮助。所以他就不仅为玛丝洛娃，而是为很多犯人很多案子在奔跑。他到彼得堡去时，身上是带了好几个案子的。第二卷结束时，玛丝洛娃已经走上了去西伯利亚的道路。第三卷，按照我们普遍对长篇小说的界定看是非常累赘的一卷。这一卷里基本上都是聂赫留多夫和犯人，尤其是和政治犯的接触的描述。这一卷有许多人都看不下去，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卷。这一卷很简单，没有情节了，情节已经基本完成，聂赫留多夫上了去西伯利亚的道路，坐着马车，跟随着流放的队伍。每天晚上他都去看玛丝洛娃，为了替她改善待遇，将她调到政治犯的队伍里，因此他接触到了很多政治犯。在流放途中，他郑重向玛丝洛娃求婚。同时，一个叫西蒙松的政治犯，爱上了玛丝洛娃。这两个男人都很崇高，等待着玛丝洛娃的选择。玛丝洛娃最终选择了西蒙松，为什么？因为她心里明白，实际上聂赫留多夫是在为她作牺牲，他已经为她做得太多了。最后的情节是玛丝洛娃和西蒙松结婚，御状批下来了，依然是判有罪，但不幸中之大幸，把玛丝洛娃的苦役刑改成了流刑。苦役刑要做苦工，流刑则可以选择在西伯利亚任何地方安居下来。然后聂赫留多夫一个人从西伯利亚回来，与玛丝洛娃最终分了手。大体上就是这样一个情节线索。

    我还是像以前一样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复活》是怎样一个心灵世界：它的世界是一个赎罪的世界，罪人的世界。关于原罪的概念，我想是基督教的概念，人生到这世上就是带着罪恶的。那么，托尔斯泰的罪人世界与此又有什么区别，有什么更高的价值呢？让我们站在这个观点的立场上再次审视托尔斯泰的《复活》。托尔斯泰是把这个罪人世界作了非常仔细的分析和描述，相比之下，原罪的概念便太抽象空泛了。但让我们暂且借用一下“原罪”这个概念，就是说这世上生来就有，或者说是从聂赫留多夫生来已规定好了的罪人的世界，这个世界由两类人组成：一类是贵族，另一类是相对于它而存在的农奴的群体。聂赫留多夫和玛丝洛娃的纠葛可说是集中了这两类人的罪过。

    但在《复活》所展开的辽阔的罪人世界背景上，还有一些派生的情节。

    发生在贵族的群体，一是公爵小姐对聂赫留多夫的追求，这件事情总起来说是一句话：吃饱了饭没事做，极其无聊。他们有足够的田地供他们做一些荒唐的男女游戏。这些游戏做得像真的一样，其实里面充满了虚伪，可是却真的投入了他们的一生在做。公爵小姐很有心机，她把聂赫留多夫看成她的猎物，用尽一切手腕。还有就是聂赫留多夫和那有夫之妇的一段男女之情，也是集荒唐，无聊，卑鄙，虚伪为一身的。再有卡明斯基决斗案。在第二卷里，聂赫留多夫带了玛丝洛娃及好几个案子到彼得堡枢密院，上下活动。他走到哪里都听到，这城里刚发生一个决斗案，轰动了彼得堡，所有的贵族和上层官僚都在谈论这件事情。卡明斯基是个年轻军官，一次在酒吧里和几个军官聚在一起聊天，所属另一个军团的军官开始攻击卡明斯基所在军团怎么怎么不行，为了维护自己的军团，卡明斯基起来就给了那人几个耳刮子，那人便提出决斗。决斗的结果是，卡明斯基死了，但他为他的军团争得了光荣。凶手拘留两周后，活动活动，就得到释放。当时的彼得堡，宫廷里，办公室里，客厅里，都被这案子激动了起来。这一群吃饱了饭没事干的人，在世上创造一些荒唐的业绩，而无论罪孽有多大，都是不被指责的。当聂赫留多夫在彼得堡活动玛丝洛娃的案子时，他家族的一个伯爵夫人对他说，这事你一定要去求玛丽叶特，她丈夫管这事，你和她说了就行了。这玛丽叶特是个败落贵族家的女儿，嫁给一个官运亨通的官僚，由于生活寂寞，非常渴望与人调情。为了替玛丝洛娃翻案，聂赫留多夫只得和她百般周旋。

    农民群体中的派生情节是这样一些：因为玛丝洛娃的原因，聂赫留多夫进入到监狱这么个充满罪恶与惩罚的地方，他接触到了许多平民的罪人，那都是些劳苦的民众，无钱无势。有一个明肖夫，是个农民，年轻农民，他的故事是几千年来从未断绝的故事。他的新婚老婆被地主勾引，他就到地主家里去索讨他的妻子，他把妻子带回家，那边又把他妻子带回去。几次反复后，他就跑到地主家大闹，闹得非常厉害，结果是他被地主狠狠揍了一顿。当天晚上地主的家被烧了，很自然就怀疑到是明肖夫和他母亲干的，尽管他有非常有利的证人，当天晚上他确实是在他教父家里，教父可以做证，而事实上这地主却有着很大的嫌疑，因为他刚刚把他的房子投了保险，很可能是想骗取保险费。就这么个案子，明肖夫母子被判西伯利亚流放。玛丝洛娃把这案子托给聂赫留多夫，她说你帮他这个案子也争取重新审理一下。聂赫留多夫和明肖夫谈了话，他觉得这完全是一个无辜的人，当然也是个不很开窍的人，有点愚蠢，有点迟钝，但完全够不上判罪。还有一个费多霞，是个年轻漂亮的姑娘，有双蓝眼睛，头发是淡黄色的。她16岁时就结婚，结婚的晚上她非常恨她丈夫，她还是个孩子，根本不知道结婚是怎么回事，她给她丈夫吓住了，居然想害她丈夫，给他吃了毒药，幸好没死，但法院以公诉罪，把她抓起来了。在取得候审的8个月里，她依然生活在丈夫家，和丈夫朝夕相处，一起劳动，吃饭，睡觉，她居然深深地爱上她丈夫。可是8个月过去了，她的案子要审了，又把她抓起来，而且定了罪。家里人苦苦哀求，想把这案子撤掉，人也没死，感情也很好，家里又很缺劳力，可是不行。最后是她丈夫和她一同踏上流放之路。还有一个教派信使案，也是玛丝洛娃托给聂赫留多夫的。在一个小村庄里，一群人常在一起读圣经，读祈祷书，官员认为他们没按东正教的方式解释圣经，便定他们是邪教。他们作了很多解释，但也不行，他们所有的罪证就是一本祈祷书，是个证据很不确凿的案子。这一个群体全是由于麻木和愚昧犯有过失的人，生活在没有教育、没有开化的野蛮境地中，犯罪几乎不可避免。

    这两个“原罪”集团可说是相辅相成而存在，是由于压迫和被压迫，剥夺和被剥夺而形成。聂赫留多夫与玛丝洛娃分别是这两个集团的代表人物和觉悟者，这在以后我还将谈到。我所以要借用“原罪”这一概念，是因为至少在《复活》的世界里，它们已是被规定好的，是一切罪行的基础。然后，在前者的权威和后者的过失之下，一个惩罚人的集团产生了，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国家机器，一个官僚集团，它是由一些什么样的人组成呢？托尔斯泰花了很大的篇幅去写他们，非常仔细地描绘了他们。当他一走上法庭，意识到玛丝洛娃的案件他所负有的责任后，就开始进入了线索。最初进入的是法庭的陪审团。这天，玛丝洛娃的案子审理排在几个案子后面，等挨到玛丝洛娃时，陪审团已相当疲惫，他们的公正心，良心，正直心都处在一种麻木的需要休息的状态。于是，他们开始瞎聊天了。聂赫留多夫很着急，他盼着陪审团能达成一个比较公正的意见，因为陪审团的意见很重要。但他又感到心虚，觉得自己好像与这个女犯人有什么关系，自己出来说话不妥当，因此他只能焦虑地等待着他们走上正题。他们终于扯到这上面了，并且总算是认为玛丝洛娃无罪，可当他们起草意见书的时候，却留下一个重要的疏漏，他们认定玛丝洛娃没有谋财，窃财的用心，他们却忘记了写下玛丝洛娃自然也就没有杀人的用心。这么一来好像是她杀了人，可她没拿钱。这完全是个逻辑上的技术疏漏。陪审团的意见一送上去嘛，好了，你反正是杀了人，我管你为什么不为什么杀人，就判她有罪。以前聂赫留多夫参加陪审团从来不动感情的，可是这次不同，他动了感情。因为他和这法庭上的人有着种私人的关系，有着种使他去留心去关心的理由，他开始发现陪审团的麻本没有同情心，可是却掌握了决定别人命运的权利。这是惩罚人的集团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国家机器转动起来的一个有力的部件，他们的工作可说是第一次推动。然后聂赫留多夫开始奔走，他首先去见了玛丝洛娃。

    他去见她也是一个触目惊心的场赴，他从没有进过监狱，从来不知道那里的人是生活在怎样一种情形之下。两道铁丝网，中间是狱卒在走来走去，他们在这边，犯人在那边，隔着铁丝网喊来喊去，原来这就是探监。当他从这么个地狱般的地方回到公爵小姐的客厅里，他忽然发现了这种高尚生活的伪善。然而等他终于和玛丝洛娃面对面坐在一起的时候，却没有料到，他心目中那个惹人怜爱的好姑娘已变得矫揉造作，风情毕露，即使在这种场赶里还没忘记向他卖弄风情，他不由感到深深的失望。即便是这么个受迫害，受剥夺的弱者的集团，托尔斯泰也并不为他们开脱，他决不滥施同情心。玛丝洛娃是个女罪人，托尔斯泰不是从社会和司法的立场，而是从人性的立场判定。她任何时候都想着要向男人卖弄风情，任何男人，警察也好，犯人也好，或者像聂赫留多夫这样一个曾经和她有过纯洁感情的人。有那么一个片刻，聂赫留多夫怀疑自己这样做是不是对，可他还是克制了厌恶的心情，继续为她奔走，要为她找个好律师。他找到了莫斯科最大的律师，叫法纳林。他进入了法纳林家的客厅。法纳林住着一幢非常豪华的房子，宫殿一样，种着高大的植物，有着暴发户的气味，在他办公室门口，坐了很多很多人，排队等待接见。聂赫留多夫把他的名片递交进去，于是没经过排队，律师就接见他了。法纳林一见他就指着前一个访客的背影说，你看那个人，钱多得不得了，可是他居然说上天无门。

    他就这样议论他的主顾，其实也是一种暗示：你只要有钱，什么都能得到。聂赫留多夫对法纳林再反感，也得求他，别无他法。法纳林看了玛丝洛娃的案宗，觉得案子确实很棘手，陪审团的意见写得清清楚楚，你这等于要把整个陪审团意见推翻，重新来过，但我们当然要帮你办啦，我们先上诉，上诉不行再告御状，但我也事先告诉你，上诉如果不行的话，事情就大局已定了，告御状一般是告不出什么结果的。

    接着，就指导聂赫留多夫，每一步骤内所应该去拜见的人物。临了，聂赫留多夫又请教他如何取得特许证，能在任何时候探视玛丝洛娃。

    他说你这个事情，我可以告诉你找谁去办，找谁去敲这个图章，找一个副省长，名叫马斯连尼科夫。这人倒和聂赫留多夫是老朋友了，他们曾在一个军团共过事。他是个怎样的人呢？他应该说是个厚道人，而且他奉公守法，没什么歪门邪道，一个规规矩矩的军团会计官，可是他兴趣狭隘，没有个性，他的一切都是按部就班，没什么幻想，但他确实不是坏人不会去算计别人，他甚至可称得上是个好人。他娶了个老婆，很有钱，很精明。这个精明的老婆，设计了他的前途，那就是辞掉宫廷职务到地方上当官。在地方上他果然升得挺快，当上了副省长。聂赫留多夫到他家去，觉得非常受罪，夫妇俩都是那么乏味，没个性，一个典型的官僚生活面貌。但马斯连尼科夫确实很帮忙，他的特许证很快就开出来了。后来，这个马斯连尼科夫还帮了他一个忙，有个政治犯托他办事的同时也给他提了个建议，说监狱其实是个大染缸，到处是刑事犯，好人都要变坏的，我建议你通过路子把玛丝洛娃弄到医院里去工作，医院很缺看护，那儿环境比较好，比较有秩序，人也比较正派，对女性比较好。聂赫留多夫就去求了马斯连尼科夫，马斯连尼科夫也在规定的许可下满足了他。于是，玛丝洛娃调到医院里去了，在那里玛丝洛娃学会了一点技能，而且在这一个较为正派的环境里，开始认识到取悦男人的无聊和罪恶，这是玛丝洛娃新生的一个契机，聂赫留多夫为她创造的契机。他们两个人的复活和新生，就是这样在一种相互作用里面。这些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他们两人都不断地积累着认识和觉悟的准备。在律师法纳林的指导下，聂赫留多夫到了彼得堡，在枢密院开始活动。他首先找的一个枢密官是专门管上诉的，直接针对他这个案子，叫沃尔夫。沃尔夫也是个正派人，并且他很以正直为自豪，他所谓的正直是他从不受贿赂，可他从来不以为他拿到的薪水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他没有头脑去怀疑自己。他不受贿，而且对受贿的人非常厌恶。他也娶了个很有钱的老婆，老婆带给他每年一万八千卢布的收人，所以他并不缺钱。他的官位是因为努力工作得到的，是一个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官。他为政府办事尽心尽意，而且合情合理，他也同样没有头脑去怀疑他的忠诚与勤恳所造成的恶果。那是在一架向着错误方向运作的机器上的有力的部分。他有个儿子，非常厌恶自己的家庭，这是个很苦闷的家庭，家里的人都没有人性，说的都不是人话，于是孩子很小便开始酗酒，欠了许多酒债，沃尔夫为他儿子偿还了两笔债务后，就和儿子断绝了父子关系，从此儿子就离开了家庭。这个官僚是要参加终审玛丝洛娃上诉案子的一个重要成员。终审小组里面还有个重要成员，是一个副检察长，叫谢烈宁。

    这倒是个非常有性格的人，他长得很漂亮，很潇洒，是聂赫留多夫的大学同学，又是朋友，他很聪明，有理想，对社会有责任感。他不是那种庸庸碌碌的官僚。他有信仰，对人民也有感情，而且他自信自己还是有才能的。但事与愿违。他以为要为社会工作最好的方式就是进人国家机器，进入国家机关，这样才能直接为社会工作。然而一旦进入国家机关，他发现什么都不对头，都是些事务性的工作，这些事务在他看来那么无聊，徒劳无益，充满了文牍气，官僚气。他在这环境里非常不适应，和上下级关系也不好，他不断调动工作，每到一个新环境，就决心要好好工作。他认为这么做是对的，可是心里面又觉得不对头，总有一股抗拒的力量，他却没有勇气正视这股力量，所以他还是这样顺其常规的去做他所谓应该做的事。他的婚姻也是这种不对头的婚姻，和他的妻子结婚他也认为很正常，好像如果不和这么一个富有的、聪明的、有身份有容貌的人结婚是不可以的，简直是太不正常了。一切行为都要符合这个社会的正常规范，可他心里的抗拒力量始终在唱反调，始终使他痛苦。后来有了个女儿，女儿的举止、打扮、气质也是和他内心的愿望不一样，好像这孩子不是他的。他在家庭里也是感到很隔膜，又不晓得一切错在什么地方，他的一切都按照这个社会的常规去做，可就是觉得不对头，职业不对头，家庭不对头，而最不对头的是在宗教上。他在年轻时和聂赫留多夫一样，有叛逆精神，是愤怒的反抗的青年。他们渴望把现有的一切砸碎，使社会变得更好，他们难免有时会是盲目的，可却充满了真实的热情。他们把宗教信仰砸得粉碎，他们怀疑宗教，他们在怀疑一切的年纪里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可当他成为一个成熟的人，走进社会，感到不对劲，需要精神上的支援的时候，他发现他没有宗教了。宗教是一种可支持大多数人正常生活，走入人群的东西，可他没有了。他就是这样一种断裂层里的人，生活分裂了他。大家终于坐下来谈这案子了，翻案的理由是很充分的，而且还有大律师到场，为玛丝洛娃作出种种辩护。沃尔夫和谢烈宁的态度还算是明朗的，只是一个很微妙的原因，使得有一部分枢密官很反感这个案子。反感的原因是一个贵族去为一个妓女这么奔走，他们觉得这里面一定有些什么私情，是一种暧昧的、不光彩的事。他们坚持原判，理由也非常充分，要尊重地方的法庭判决，尊重陪审团的意见，最后还是维持原判。

    还有一个人物，叫托波洛夫，他也是彼得堡上诉局的，专门管宗教案子。聂赫留多夫所以去找他，是为前面说过的那个教派信使案。

    托波洛夫看到这案子心里就一跳，这案子其实他知道，曾经有一度是要翻过来的，那么鸡毛蒜皮，而且没什么证据的一个案子，可就是有那么些热心的主教在奔走，如若翻过来还会惊动皇上，皇上就会对他们上诉局不满，怎么你们办了个冤案呢？他们的工作就将受到皇上的怀疑。他感到很为难。托波洛夫的工作是个非常矛盾的工作，首先他好像是宗教的化身，是执行上帝的不可动摇的意志，但事实上他却运用人为的，包括暴力的方式来管理教会。但他是个老练的官员，他知道这案子非常棘手，他和聂赫留多夫说：好了，这我管，你别问了，这事由我来负责了。打发聂赫留多夫心存希望地走了。这个惩罚人的团体就是由这些人组成的。在惩罚罪行的同时，又犯下了新的罪行，于是便加入了罪人的行列。

    这里还有一个特别的人物，当流放队伍终于到达西伯利亚边城时才出场，他就是城防司令，一个将军。其时，聂赫留多夫收到了谢烈宁的信，告诉他告御状有结果了，把玛丝洛娃的苦役刑改成流刑。这是个很好的消息，聂赫留多夫很兴奋，马上跑去监狱要求放人，监狱里的人对他讲我们没收到文件之前，不能乱放人，看到文件，一分钟也不会多留，马上放人。他就跑到城防司令家，请求将军注意文件，有了文件尽轨通知监狱放人。在将军家他感受到一种非常特别的气氛。

    这将军是个很聪明的，很有正直心的人，他实际上很明白他周围发生的一切事情，他看得非常清楚，而且是个自由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

    他曾经有种幻想：认为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和他的职业是能够调和的，他年轻时这么相信，绝对以为他们的工作是在实行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但到老年后，他不相信了，怀疑了。他天性聪明、善良、而且很有学识，当他意识到这不可改变时，他就借酒浇愁，他是一个酗酒的人。可他酗酒从不至于使他太胡来，所以不妨碍他升到一个高位，在高位上坐得还挺稳固的。聂赫留多夫对将军很有好感，他看到他花了那么多力气，走过那么艰苦的路途所看到的一切，这将军基本上都看到了，而且总结得非常清楚明白。将军对他说，你会不会英语，我晚上要接待个英国客人，是个旅行者，传教士这样的人物，他对监狱感兴趣，他要参观全世界的监狱，于是就来到西伯利亚，你会英语的话，今晚就来参加我家的Party，大家在一起聊天，你也可作作翻译。一这天晚上的Party也使他深感安慰，经过这么多月的辛劳跋涉，老是在监狱里和犯人在一起，看到的都是最肮脏最可怕最折磨的景象，来到将军的客厅里，他感到往昔的生活在向他招手，这往昔的生活是剥去了伪善的外衣的，不是公爵小姐家的那种，而是单纯、清洁、温暖的本质。在这个遥远的边城，居然还有这么一种文雅的、温柔的、宁静；生活。尤其是将军的女儿和女婿，那么热情那么纯洁，真是有种世外桃源的感觉。在宴会将要结束，他准备告辞的时候，那位女儿很羞怯但又很勇敢地对他说：“先生你能不能去看看我的孩子。”她幸福地把他引到两个睡着的婴儿那里，婴儿睡得那么安详，那么甜蜜，他忽然之间就感受到一种很平易，很真实的幸福。他明白和玛丝洛娃去度过她的流刑期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牺牲不禁带有着虚假的成分。

    而将军的生活有一种温和的折衷，在以前那种无聊的，荒诞无度的生活和玛丝洛娃的艰辛，折磨的生活之间，还能找到一种比较人道的，比较道德的，不犯罪的，可爱的生活。于是，很多尖锐矛盾就在将军家得到一种缓和。他从将军家出来后，他对玛丝洛娃的心情有点变化，他以前迫不及待希望玛丝洛娃接受他的求婚，而现在，听到玛丝洛娃说她选择了西蒙松时，他感到一种很温暖很充满爱意的释放，他终于被她的谴责释放了。这对玛丝洛娃也是灵魂的脱生，她放开聂赫留多夫，也就是决心承担和负责自己的命运，这使她感到安宁。而聂赫留多夫在感激的同时也深感到自己确实及不上西家松。

    现在我们开始谈西蒙松这一个群体，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我想托尔斯泰最大的感情和希望是放在他们身上的，那就是政治犯。在这一个罪人的世界上，唯有这群政治犯是有自救倾向的人，他们是渴望自救的人。当聂赫留多夫走完了流放西伯利亚的路程，参观了监狱，走出了监狱，回到住所，开始回想，开始分析思考，到最后他发现无路可走，只有一条自救的路。你也救不了我，我也救不了你，就像他救不了玛丝洛娃，玛丝洛娃也救不了他，他们最终的分手其实是分别走上自救的道路。而这群政治犯则是自救的榜样，是最崇高的人。他最初接触的政治犯是一个叫维拉的女人，一见面才发现这维拉他是认识的。他曾经到某处去打猎，当地一个平民女教师要求见他，求他资助她上教育学院，这就是维拉。其时，她在狱中，她托聂赫留多夫去营救一个女孩子，名叫苏斯托娃，和革命政治根本没关系，她只是帮助她的姨母收藏了一些书籍，然后就被抓了起来，是个很年轻很年轻的女孩子。维拉说，听说你到彼得堡去为玛丝洛娃的案子奔走，你是不是能把这案子过问一下，把苏斯托娃放出来，因为这女孩实在太无辜了。他们自己也很内疚，完全是因为他们这些革命者行为的失误，使这小姑娘受了罪。维拉给他的印象不是很好，他觉得她思想非常激烈，又很糊涂，她思想的锋芒射向四面八方，却不晓得目标是什么。

    他一向对政治犯不以为然，觉得他们制造恐怖主义气氛，无端激烈而且相当狭隘，他所接触到的第一个政治犯维拉且又是个神经质的人，激烈的思想像一只困兽，需要冲出去，可是没有方向。但她确实给了他某种刺激，使他贴切地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群人在这么生活。他真正认识政治犯，是在第三卷，即我所说最重要的一卷里。就是维拉建议把玛丝洛娃弄到监狱医院里去的，她还建议让玛丝洛娃和政治犯呆在一起，因政治犯待遇比较好些。在流放途中，政治犯是可以坐车的，刑事犯必须走路，但因为车上位子不够，玛丝洛娃还得走路，可不管怎么她每天和他们食宿在一起。有两个政治犯和她一起走路，一个就是西蒙松。他放弃坐车，是因为他觉得这是不平等的。这是个民粹党人，他是什么背景呢？他是个军需官的儿子，上大学时接受了民粹思想，然后就到农村去做教员。他的行为还根据他的宗教性的世界观，这是他在农村教书形成了一种世界观，他认为世界上万物都是活的，我们认为是死的或无机的东西，其实是我们不能够理解的，它们也是一个宏大的有机体的某一部分，所以这世界是一个一元世界，人作为这有机体的一部分，必须维护有机体的生命，他的宗教观使他觉得每个人对这世界都是有责任的，就是不能使这世界死下去，而是活下来，每一个人都必须使他的活力起作用。其实这是个很宏伟的世界观，是经过很认真的实践和深刻的玄思而形成的。他在爱情上则持柏拉图观点，他不结婚，也不赞成性爱，他认为最最崇高的是精神。后来他所以向玛丝洛娃求婚，是他认为他能解除玛丝洛娃的厄运，他觉得这女人太不幸了。这女人吸引他的最重要原因，是她太苦难了，是个受苦的人，而他有责任去解救她的苦难。实际上他对玛丝洛娃的女性的魅力，绝对是受到影响的，可他自己不愿承认。这是个可尊敬的人，他身上没有一点卑鄙的东西。另外一个步行的政治犯是位女性，叫玛丽亚，聂赫留多夫在监狱里就见过她，在心里六留下深刻印象。她长得很漂亮，有双羊羔一样的眼睛，气质非常高尚。她把她在车上的座位让给了一个怀孕的女刑事犯，此外，她手里还抱着个流刑犯的小女儿。

    这流刑犯戴着手铐，所以不能抱自己的女儿，玛丽亚就抱着他女儿走在去西伯利亚的路上。她出生在一个将军的富裕家庭，受到过很好的教育，会三国外语，但她从小竿喜欢和贫苦人在一起，喜欢在佣人的房间里，这是使她成为革命者的重要条件。她19岁就离开家庭去做女工，然后去农村，再度回到城里，她的住处就成了一个秘密印刷所。

    有一次她的寓所在活动时遭到搜查，她们的一个同志很不谨慎地开了枪，结果她站出来说是她开的枪，其实她连枪都没摸过，她就是这么一个具有牺牲精神的人物。他们都有很崇高的信仰，都是俄国民粹派成员。她也同西蒙松一样，反对婚姻爱情，觉得任何说得好听的婚姻爱情都是建立在欲念上的，而欲念是不纯洁的。但她有一次居然也准备结婚，是为了挽救另一个政治犯，克雷里佐夫，他得了很重的结核病。玛丽亚就写信给聂赫留多夫，希望他帮助活动使克雷里佐夫留在当地看病，而她作为他的妻子留下来照顾他。西蒙松和玛丽亚是这政治犯团体，也就是人类的精英团体里的典范。他们集中了可以自救的人们的最完美最可贵的品质，是聂赫留多夫在这罪人和赎罪的世界里所看到的一线光明。当他跟随玛丝洛娃走上去西伯利亚的流放道路时，他认识了这个团体里的许多人，比如玛丽亚准备与其结婚的年轻的克雷里佐夫。他是南方大地主的独生子，大学里，有几个同学向他为某项公共事业募捐，他知道那是有关革命的，并不引起他的兴趣，只是出于同学情谊和面子观点，捐了些钱，不想却因此受牵连被捕。狱中的经历教育了他，使他成了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出狱后，他加人了民意党，担任一个小组的领导人，进行恐怖活动，然后再次人狱，被判了终身苦役。还有艾米丽雅。兰采娃，她是由于爱情而走上革命者的道路。她16岁时，爱上彼得堡大学的学生兰采夫，19岁结婚。丈夫卷入学潮，被逐出了彼得堡，她便也放弃学业，同他一起出走。在政治犯中，有两位平民出身的革命者引起了聂赫留多夫的兴趣，一位是纳巴托夫，一位是玛尔凯尔。康德拉契耶夫。前者是一位农民，在乡村学校受的初级教育，然后半教书半读书地完成中等学业，获金质奖章，七年级时却决定回到乡村去，身体力行“从人民中间来，回人民中间去”的民粹派口号。他在村子里做文书员，在农民中办生产消费合作社，朗读一些非法油印的小册子，经历过数次被捕、释放、判刑、逃跑的过程。他是一个朴素的唯物主义者，注重实际和行动，对任何玄恩性的理论不感兴趣。在流放途中，就是他发现前面过去的流放犯留在一堵墙上的字迹，告诉后来者，一个重要的革命者涅维罗夫在喀山疯人院里自尽的消息。玛尔凯尔。康德拉契耶夫是一名工人，15岁就进厂做工，深感阶级的不平等，20岁时，有位著名的女革命者来工厂做女工，对他进行了教育，于是，他在35岁的时候参加了革命。他是在领导工人大罢工中被捕的，流放西伯利亚。这是一个狭隘的，偏激的阶级观念者，在流放途中，认识了诺沃德沃罗夫，继而成为他的信徒。诺沃德沃罗夫是一个有着过人智力的知识者，所以在组织里占据高位，但实际上他却是一个自私的人，将革命看作实现虚荣心的手段，为了标新立异可以改变观点，并没有坚定的信仰，因此他便推崇暴力，急于推出自己的纲领，而确定位置。这是政治犯里的低级人物，同样等级的还有女政治犯格拉别茨。她是高等女校的青年学生，并无突出的头脑，对革命也十分冷漠，然而由于时尚的影响，牵连进某个事件，被判流刑。即便是在这么一个革命者的群体之中，她生活的主要兴趣也只是在男性方面取得成功。托尔斯泰非常详细地分析和描绘这个他认为是具备自救倾向的集团，分出它其中的优中劣等。他不像法国的浪漫的雨果，可以为他的理想创造一个神界，托尔斯泰是严谨的、苛求的，他特别特别要求甚至强调他所使用的现实世界材料的真实性和全面性，所以他的困难也就格外巨大，那就是要用如此具象的材料去创造一个不真实存在的世界，其间的幅度是多么大啊！也就因为此，托尔斯泰历来被无可争辩地定位在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位置上，凡是无法以现实主义理论作解释的部分全称作是他的局限性。其实我们犯了大错误，我们把它的手段看作它的目的，把它的材料看作它最终的建筑了。托尔斯泰是从相距最远的此岸和彼岸过渡，所以他的心灵世界是最遥远，尽管貌似接近。而他建筑心灵世界的材料也是巨大的结实的坚固的，因此他的心灵世界也是广阔和宏伟的。